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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届:多层面认识佛教(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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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面认识佛教

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副秘书长 刘威

(2007年7月20日下午于文殊阁)
 
经过二千五百多年的锤炼,佛教成为人类伟大的精神传统之一。佛教影响了人类历史上广泛的人群,对人类历史的塑造产生了巨大的作用,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这一精神传统,庞大方广,包罗万象,在历史的长河中,对她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文本,有各种各样的理解诠释。我们可以在书店里找到许多这方面的教科书,有从哲学角度讲的,有从文化角度讲的,有从社会学角度讲的,有从文学艺术角度讲的。从作者看,有佛教界的,有哲学教授,有文学工作者。这是一个学问的、信仰的海洋,有时感到望洋兴叹。

大家参加生活禅夏令营,对禅法、对佛教都会有切身的体验,所闻所见也会引起大家思考一些问题。这里我就提出三个问题,让我们共同来思考。

1、佛教的魅力在哪里?

2、佛教给我们留下了哪些资源?

3、佛教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佛教的魅力在哪里?

三大世界性宗教里,佛教的历史最长,影响了世界上三至五亿的人口。就中国的情况来说,佛教信仰人数实在不好统计,但数量应该不在少数,周恩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就说,中国有一亿多佛教徒。佛教徒在中国宗教徒人口比例中,应该是最多的。从书本上我们知道佛教是从印度传过来的,但在老百姓心目中,却往往把佛教当作中国固有的、土生土长的,没有把它当作外来的宗教来看,这一点是很有说服力的,说明佛教已经融进了中国文化和信仰的血脉里。

如果是这样,紧跟着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即一个外来的宗教竟然能够在中国扎下根来,开花结果,似乎比亲生的好像还要亲,她的魅力何在?有一本外国人写的书叫《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又是如何征服中国人心的?

这个问题我问过一些普通信众,问过法师,也问过大学教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里不妨做一个简单的考察,把他们的回答综合一下。

首先,我们看看一般的老百姓这一阶层。这些人文化程度不高,有的大字不识一个,但佛教信仰很虔诚。有的老年信众在家一心念佛,早晚课诵,初一、十五吃斋,这种情况的人是很多的。最近我去五台山,看到许多信众面对着白塔磕“长头”。有一位信徒说,一年下来要磕十万个“长头”,地上都被磨出了两条深深的沟痕。有信仰的力量做支撑,再难的事情看来也就变成简单的了。世界上的很多奇迹,现代人都琢磨不透,比如埃及金字塔、中国的佛教石窟,古人是怎么造出来的?那个时代的人怎么那么有毅力、有智慧?如果从信仰的角度去理解,我们就想得通了。今年6月份,我去云南昆明的圆通寺,见到两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在芭蕉树下打坐。我同她们聊天,她们告诉我,每天要念咒语近万言。我问佛教是如何吸引她们的,她们的一些朴素的回答比较说明问题:

1、一进了佛教寺庙就很欢喜,看到笑口常开的弥勒佛好像在欢迎她们,心里一下子就敞亮了。看了慈眉善目的观世音菩萨,觉得很美,心里也觉得很舒坦。何况观世音菩萨耳听八方,寻声救苦,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我问她们,基督教教堂里的圣母像、耶稣像也是慈眉善目,也很美啊。她们回答说,不如寺庙里的菩萨看着亲切、熟悉。

2、寺庙里很清净,听不见汽车喇叭的喧嚣,而且没有那么多的是是非非,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心里不烦。

3、佛教劝人行善,劝人做好事,如果每个人都能一心向善,这个世界不就太平无事了吗?

4、现在好多人为了私利无法无天,就是因为什么也不信。佛教讲因果报应,如果信了佛教,无论做什么事情他就要掂量掂量了。

深刻的道理往往蕴含在简单平实当中。从这些信众的回答里,给我们的是什么信息呢?如果归纳一下,佛教有几条是最吸引老百姓的。

1、佛教是令人欢喜的宗教。比如大肚弥勒佛笑脸迎人;

2、佛教是让人亲近的宗教。比如观世音菩萨慈眉善目;

3、佛教是对人包容的宗教。无论贫富贵贱,她都不拒之门外;

4、佛教是给人希望的宗教。无论遇到多大的灾难和痛苦,只要一心向佛,佛菩萨就会来解救的。今生解决不了的问题,来世还有希望;

5、佛教是劝人向善的宗教。佛教重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佛教徒看来,这个世界上不管权力地位如何无常变化,但还有一个正义的法则存在,就是因果的铁律。这也就是这个世界还可以变好,还可以迎来光明的最后保障。普通信众相信因果报应、天堂地狱的观念,而这一念就培植了千百万信众的善根,实实在在地发挥了作用。在有宗教信仰的人看来,这种约束比国家的法律还要根本,从而发自内心的依教奉行。

我想这就是佛教示现给世人的本来面目,也是佛教曾经具有,按其教义也应该具有的品格。对一般老百姓说,其魅力在此。

其次,我们看看历史上士大夫也就是知识分子这一阶层。

知识分子有理性的分辨能力,看事物不仅看表面,更要追问个为什么。因此,他们之信佛,更有深层次的原因。

历史上,士大夫与佛教结缘者比比皆是,有的与高僧交游,成为方外之友;有的为佛教高僧撰写碑铭;有的更直接写出关于佛教的义理文章;有的援引佛理入诗入画。

东晋这个朝代挺有意思的,朝廷上下都重视研究理论问题。当时的士大夫大都喜欢舞文弄墨、追求高雅,这些人被称为名士,如王导、王羲之、谢灵运、顾恺之等等。他们大多喜欢与当时的名僧,如慧远、支道林等交往,相互唱和,引为同调,甚至不分昼夜地切磋佛理,从而成为佛教的热情支持者。这些人的佛学水平都达到比较高的程度。《高僧传》里说他们“或宰辅之冠盖,或人伦之羽仪,或置情天人之际,或抗迹烟霞之表,并禀志皈依,措心崇信”。

唐朝的时候,也涌出一大批对佛教信仰虔诚的知识分子。比如曾经担任过太府卿的萧璟,一生诵读《法华经》一万多遍。唐代高僧道宣称赞这一家“萧氏一门,可为天下楷模矣”。

大诗人王维,历任右拾遗、监察御史、尚书右丞,他笃信佛教,过着亦官亦隐,亦僧亦俗的生活。他退朝以后,焚香独坐,专事坐禅诵经。其诗曰,“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王维作诗,意境空灵,如“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夜静春山空,人闲桂花落”,诗中境界是很美的。

大文学家柳宗元曾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他有一首《晨诣超师院读禅经》中言道:“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

自号香山居士的白居易曾自撰《醉吟先生墓志铭》:“外以儒行修其身,内以释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风月、歌诗琴酒乐其志。”从其《苏州重玄寺法华院石壁经碑文》中,可以看出白居易对佛典的娴熟程度:“夫开示悟入诸佛知见,以了义度无边,以圆教垂无穷,莫尊于《妙法莲华经》,凡六万九千五百一言。证无生忍,造不二门,住不可思议解脱,莫极于《维摩经》,凡二万九千九十二言。摄四生九类,入无余涅槃,实无得度者,莫先于《金刚经》,凡五千二百八十七言。坏罪集福,净一切恶道,莫急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凡三千二十言。应念顺愿,愿生极乐土,莫疾于《阿弥陀经》,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见观真相,莫出于《观音普贤菩萨法行经》,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诠自性,认本觉,莫深于《实相法密经》,凡三千一百五言。空法尘,依佛智,莫过于《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种经,具十二部,合一十一万六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旨,万佛之秘藏,尽矣。” 这段文字等于给我们开了一个学佛读经的书单,其中连每部经多少篇幅字数都囊括无遗。

历史上文人士大夫与佛结缘的公案、典故不胜枚举。归纳起来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对佛教的信仰,大多是一种对智慧的喜爱、一种欣赏、一种沉浸其中所带来的无比舒畅的精神上的快乐。在他们眼里:

1、佛教是一种精神境界。 对士大夫来说,人生际遇,宦海沉浮,得意失意,最需要心态的调整。佛教在这里恰恰帮了大忙。得意之时,佛教告诉他们世事变化无常,是非成败转头空;失意之时,佛教告诉他们在庙堂之外,还有许多绝妙佳处。“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任运自然,观天外云卷云舒”,“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2、佛教是一种人格理想。什么叫高僧?意境高远,志行高洁,义理高深,有这三高才是高僧。现在有许多法师,可以称做名僧,是因为有名,名气大,但却不一定是高僧。什么是法师?人天师表,是世人学习的典范,才能称为法师。所以我们的法师要对得起这身袈裟,老百姓拜的或者说尊重的是这种人格的力量,我们应珍惜。比如东晋慧远大师驻锡庐山东林寺,“影不出山,迹不入俗”。又如玄奘大师,“言无名利,行绝虚浮”。其人格魅力,千古一人。唐太宗亲自为其做《大唐三藏圣教序》,文中说:“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故以智通无累,神测未形。”

3、佛教是一种究竟智慧。佛教在理论上的思辩,引起知识分子极大的理论兴趣,所以许多知识分子沉醉于其间,有的还著书立说,阐扬佛理;有的甚至成为虔诚的护法居士。比如《理惑论》作者牟融,针对时人对佛教的排斥、误读甚至攻击,逐条辩驳。如孙绰撰写《喻道论》,认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把印度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冲突进行了调和、汇通,把儒教和佛教打通。佛教的智慧和知识,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扩展了生命的活动范围。比如关于世界和时间的概念,对中国文化来说,一下子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为中国知识分子开启了新的领域,使他们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思维和想象的空间。

由上可以看出,佛教对知识分子来说,其魅力在于:

1、佛教是理性的宗教。其学说不是教人迷信、盲从,而是说道讲理。

2、佛教是知识的宗教。喜欢探求真理的人,即使是喜欢钻到象牙塔里的人,在这里都可以找到你喜欢的东西。因此,尊重知识的人也必定会尊重佛教。

3、佛教是艺术的宗教。美的事物,谁不喜欢?而且这种美是人间之美、思想之美、灵性之美。比如王维的诗,其意境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就是一种绝妙的精神享受。

最后我们再看看帝王将相这一阶层。

这是一批掌握至高权力的、也是高处不胜寒的人。

人类历史上的一些事,有些确实稀奇古怪。比如西方历史上,古希腊攻打特洛伊城,据说是为了抢夺美女。中国历史上的两次战争也很有趣,却是为了抢夺高僧。一次是前秦的苻坚发十万大兵攻打襄阳,抢夺道安大师和习凿齿,一次是苻坚派大将吕光发七万之兵西征龟兹,以武力迎请鸠摩罗什大师。

中国佛教史上,帝王与佛教之间的佳话比较多。如石虎与佛图澄、苻坚与道安、姚兴与罗什、隋炀帝与智者、唐太宗与玄奘、武则天与法藏等等。这里举几个例子:

后秦的姚兴大力支持佛教,“卑万乘之尊,尊三宝之教”(《大唐内典录》卷三),他主要是支持鸠摩罗什翻译佛典,集全国三千多僧,法筵之盛,古今罕见。史载罗什执胡本,姚兴执旧本,共译《大品般若经》。他还亲自撰写《通三世论》。

南朝梁武帝四次舍身同泰寺,每次都是大臣花巨资把他赎回来。有些学者在研究这段历史时,认为梁武帝为了维护统治,笼络佛教,麻痹人民群众,此举完全是做秀。但从另外的角度看,梁武帝确实又是充满激情地对待佛教,他不仅崇奉佛教,而且亲自研究义理,撰写佛教论文,自成一家之言。梁武帝写过《立神明成佛义记》、《断酒肉文》,还“断房室,不与嫔侍同屋而处,四十余年”。梁武帝是个既可爱又可怜的历史人物。这位皇帝菩萨,作为一个统治者曾认真地思考治国的大政方略,探讨哪一种思想更适合管理国家。他曾经说:“匡正佛法,是黑衣人事,乃非弟子白衣所急。但经教亦云,佛法寄嘱人王。是以弟子不得无言。”他亲自开讲《涅槃经》、《般若经》,还注过《道德经》、《孝经》。梁武帝有一首《述三教诗》:“分别根难一,执着性易惊;穷源无二圣,测善非三英。”这样一位皇帝菩萨最后却被活活饿死,结局也是可悲可叹。
唐朝太宗皇帝天纵神武,文治武功,都是不得了。玄奘大师西行求法归国后,太宗亲自接见,“别敕引入深宫之内殿,面奉天颜,谈叙真俗,无爽帝旨,从卯至酉,不觉时延,迄于闭鼓”。太宗亲自作《大唐圣教序》,文字写的很优美。如果没有唐太宗,可能也就没有玄奘大师这样的伟大成就。

唐代对佛教高僧的尊重,所给的政治待遇,现在是比不了的。主要有几项:1、赐紫衣(三品以上服紫);2、赐师号、谥号、国师号;比如慧能,唐宪宗谥为大鉴禅师。3、赐官爵;唐代宗时,赠金刚智为开府仪同三司,赐不空为特进、试鸿胪卿,后加开府仪同三司,封肃国公,食邑三千户。

宋朝时有个故事,宋太宗在京师开封相国寺烧香,问是否应当拜佛像,高僧赞宁回答说:“现在佛不拜过去佛。”听得宋太宗特别受用。

朱元璋做和尚时,一次外出晚归,寺门紧锁,只好在寺外席地而睡,望着满天星斗,兴之所致,吟了一首诗:“天为罗帐地为毡,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间不敢长伸足,恐怕踏破海底天。”由此可见帝王之气象。

综括以上,历代帝王更多地是从治国理政的角度看待佛教。佛教有这么几个特点,吸引着统治者的目光:

1、佛教是出世的宗教。佛教崇尚出世,高僧大都躲在深山古寺里修炼,不会给皇帝闹事;

2、佛教是中道的宗教。佛教的教义常常是讲了这边,也讲那一边,不偏不倚,持守中间路线,不走极端;

3、佛教是和平的宗教。佛教讲不杀生,主张非暴力,一般不会对政权构成威胁;
4、佛教是文化的宗教。佛教的文化含量比较高,其队伍里的文化人比较多,有助于国家的文化建设,有助于教化老百姓。

因此,执政者往往认为佛教有助于国家,对王道教化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北魏文成帝曾说,佛教可以“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故前代已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

南朝宋文帝也曾说:“佛法汪汪,尤为明理,并足开奖人意。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

综合以上可以做个小结:

佛教的“表相”吸引村夫村妇,很感性、亲切、人间化;

佛教的“道理”吸引知识分子,很高远、飘渺、哲理化;

佛教的“应用”吸引帝王将相,很实用、有效、功能化。

佛教的魅力是一种文化、艺术、思想的魅力。正由于此,佛教才成为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自主的选择。由此可说,佛教是文化,是传统,是我们精神家园的一隅,是赖以存在的精神资粮,是中国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元素。

今天的佛教,我们借此可以对照一下,她是不是仍然散发着这些迷人的魅力,是否还有这样的优势?如果还有一些,那么我们一定要珍惜爱护。可以肯定地说,只有这样佛教才能深入人心,为广大群众所喜欢,为知识分子所喜爱,为整个社会所包容。

面对现实,我们也不无一些担忧。人类的许多事情往往理想很好,理念也很好,但落实到具体的人间,落实到人的身上,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在茫茫宇宙中,毕竟人是很渺小的。西方谚语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在此,我们感到,也有必要为一些地方的佛教提个醒:

1、时至今天,一些地方的佛教是否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了?是否变得不那么亲切,不那么惹人喜欢?佛门应该是对所有人敞开的,不能谁给的供养多,就为谁服务。所以要十分小心佛教只变成富人的佛教。

2、在一个大力提倡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氛围里,一些地方的寺庙经济条件改善了许多,有的就开始搞各种各样的大型项目或活动,大事铺张,场面奢华。如果是在政府机关或公司里发生这样的事情,恐怕早已遭到诟病了。所以要十分小心佛教变成奢华的佛教。

3、讲经说法是佛教的本分事、基本功,但有些寺庙的法师却业务荒疏了,失去了人天师表之榜样作用。所以要十分小心佛教变成空洞化的佛教。

4、佛教讲淡泊名利、看破放下。但有的法师出入豪门,交结权贵,游走于名利场之中,沉溺于达官贵人之间。所以要十分小心佛教变成贵族的佛教。

佛教留给现代人类哪些资源?

这个问题从经典、寺庙、理念几个方面来谈。

1、经典

书籍是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文字是精神和思想的外化形式。佛教给我们留下了一大堆的书籍,这就是大藏经——佛教典籍的总汇。寺庙里可以经常看到的“藏经楼”,就是专门供放大藏经的。

佛教常讲三宝:佛、法、僧。除了佛像、僧人,还要有“法”,“法”的一个主要代表就是大藏经,佛祖告诫弟子要“依法不依人”。当然这个“法”要人来传,关键因素还是人。大藏经分经、律、论三部分,记述了佛祖的法言法语,佛要求弟子们的行为规范以及后人对佛理的解读。

大藏经分南传大藏经、汉传大藏经和藏文大藏经。论内容的多少,汉传大藏经最丰富。我国历史上,从宋朝官修《开宝大藏经》开始,历经元、明、清、民国至现代,无论官修、民修已有几十种版本。历代各种版本的汉文大藏经所收录经籍的总数,约为四千二百多种,二万三千多卷,约数亿字。

这么多的典籍,确实令人望而生畏。所谓“皓首穷经”,深入经藏,此之谓也。与其他宗教相比较,如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佛教在经典方面确实是独一无二,无教可比的。所以说佛教是文化的海洋,任何人深入进去都会感到自己的渺小,佛法的伟大。

我们讲佛教是文化的宗教,这就是具体的一个体现。我们需要了解一些佛教经典的历史。

其一,佛教的这种文化集成,是一个充满艰辛的多少代人努力的结果。历史上从汉朝开始,来到内地的印度人、中亚人、西域人,前赴后继,翻译各种佛典。有几个大翻译家,如法显、鸠摩罗什、玄奘、义净、不空等,是大家都知道的。由此形成了多个翻译中心(译场),有的翻译中心达数千人,集中了大量国家资源。译经运动前前后后达数百年,是人类历史上辉煌而壮观的文化现象。

最近,社会上掀起了玄奘热,西游记热。一支又一支队伍重走“玄奘之路”,一家又一家公司拍摄唐玄奘。但媒体关注的大多是唐僧西天取经,却对其伟大的译经事业着墨不多。

有些经典其实都是多次翻译,如《心经》、《华严经》等。有时皇帝亲自参与翻译,就某个词汇,反复研讨。后人认为,鸠摩罗什的翻译优美、生动、简约,玄奘的翻译准确、规范、典雅。

我们学历史的知道,西方文艺复兴的一个前提是西方从阿拉伯世界回传、翻译了许多文化典籍,为文艺复兴提供了理论和思想的支撑。同这段历史相比,中国历史上的佛教翻译运动,宣传的实在太少了。它对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影响,这其中的意义以及对人类文化的贡献,我感到还没有完全阐发出来,特别是这其中的成功经验,还有待于进一步整理,应该有人写一本《中国佛教翻译史》。

其二,这些经典、大藏经,不仅记载了佛陀的言教,还详细记载了中国佛教的发展脉络。中国佛教对印度佛教是有继承更有创造的。中国取代了印度而成为佛教的中心,这句话不是信口空说的。中国对印度佛教思想的取舍、更新、转换,到中国佛教学派的兴起,再到宗派的形成,这是非常了不起的。那时,中国的僧人们根据传来的一经一论进行钻研、弘扬,研究得很细,宏观上又很有系统。比如毗昙学、地论学、摄论学、成实学、涅槃学、三论学等,都是盛极一时,那是一个思想相当活跃的时代。隋唐时期,又根据佛经中的某些经典,开启了宗派佛教,如天台宗依据《法华经》、《金光明经》,华严宗依据《华严经》,三论宗依据龙树、世亲的三大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等进行阐发,形成解释经典的系统,但这已不是简单的传承,而是活生生的创造了。这是中国思想发展到了一个了不起的阶段。其思维的活跃,思想的高度,体系的完备,都使中国佛教进入了黄金时代。智者大师、玄奘大师、法藏大师、慧能大师,这些充满大智慧的人,达到了那个时代思想的顶峰,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宗教导师。

有海外学者讲,如果问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知识分子是谁,答案不是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也不是朱熹、王阳明,而是玄奘。前面那些人可以称为圣人,但玄奘所具有的知识结构、语言、思维的思辩性上,特别是在中印文化传播与沟通上,在中国知识系统的传承上,确实是其他人不可比拟的。

我之所以重点谈佛教的经典,是因为我们虽然还可以说拥有这些经典,但其价值和意义却长期地被尘封了,被放在图书馆里,寺庙的藏经楼里,虫叮蚁咬,束之高阁。仅仅被供奉着,学习、研究、钻研的人却少之又少。现在有多少人还会去翻一翻它们呢,更不要说研究了。对于大藏经,应该保护、整理,但更重要的是要使用、运用,要去传承。历史上,《僧传》中记载的高僧大德,我们看到都专攻某种经或论或律,有的一辈子讲某部经要几十遍,甚至上百遍。近代的太虚大师、虚云大师,也都是要闭关多年,悉心钻研,披阅经藏。出来后,还要反复地宣讲。我们现代,缺乏的恰恰是这样能够“讲经说法”的高僧。

我们主张还是要回到经典,那里有最深沉的智慧,有佛教的真生命在。所谓“续佛慧命”,就是要续佛法之不坠。

古代对出家人的称呼是很严格的。法师不是轻易可以叫的,必须要真正了解佛法,精通某一经某一论,才可称为“法师”,玄奘大师的最高称号就是“三藏法师”。通经、律、论,所以叫三藏法师。禅师也不是随便称呼的。还有“论师”,要通某一论,才可称为“论师”。

2、寺庙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大陆)有两万多座寺庙,许多小庙可能还不算。

这些寺庙大多在山水形胜之处,山环水抱,乃风景绝佳之地。古代高僧大德大多是风水大师,很会选地方。当然有的是在城市之中,虽身处闹市,但也是一清幽所在。可惜现在好多被商业气氛所污染了。

进了寺庙,大家有什么感受?来到柏林寺,有什么感觉?是不是有一种心灵上的宁静,佛教上所说殊胜的感觉。古人的诗中,寺与风、云、花、雾都成为入诗入画的一种元素和符号了。比如“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现在很多日本人都到寒山寺,络绎不绝,就是冲着这种意境去的。

面对古老的寺庙或者石窟,思索时间与空间凝结成的历史,你会不知不觉生起一种感动和赞叹。在山西大同华严寺,有一尊石雕菩萨像,据说郭沫若先生足足看了四十分种,赞叹其为“东方的维纳斯”。

前不久我去云岗石窟,站在那里,感慨万千。脑海中自然而然地就想起宋代大儒程明道的诗句:“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无外,思入风云变幻中。”

洛阳龙门奉先寺大佛,简直是太美了,已经成为中国佛教的“形象大使”了。

中国历史上与佛教有密切关系的两个朝代,值得关注。

一个是南朝,那时的知识分子群体研究义理,谈空说有,讲玄论妙,把中国佛教推向了一个理论的高峰。在宋文帝、梁武帝等几个皇帝的带动下,皇亲国戚、文武大臣,都研究佛典,而且不是一般的研究。历史上这一点是常常遭到诟病的,认为不顾国计民生,清谈误国。但从佛教上说,这种整个国家的理论热情和宗教感情被调动起来,也是空前绝后的。

一个是北朝,特别是北魏这一朝。当时北方少数民族吸收中原文化,进行自我改造。其中北魏孝文帝,最是了不起,穿汉服、学汉话、信佛教,把都城从平城(大同)迁到洛阳,在大同开凿云岗石窟,后继者在洛阳开凿龙门石窟。南朝留下的是佛教思想及其学派,体现了学术的繁荣。北朝则以丰富的想象力把一个个佛菩萨搬到了人间,并且凝固在那里,给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把自己的丰功伟绩和无量功德刻在了石头上面。

我们常说“庄严国土,利乐有情”,那么什么是庄严国土?记得赵朴老曾经在一篇讲话中说,要用寺庙这种文化符号、文化要素,点缀祖国的大好河山。再深一层意思,就是净化内心的佛国净土。《维摩诘经》中说:“随其心净则佛土净。”

所以寺庙是文化传承的场所,是出家人的安身之所,是对民众教化的场所,是文学艺术的殿堂。它既有宗教功能,也有文化功能、艺术功能、社区功能,现代又有了旅游功能、经济功能。所以寺庙是个综合体,同工厂厂房一样,是精神生产的基本单位。

3、理念

刚才说的都是有形的,这里是无形的,但似乎更加重要。

佛教留传下来最宝贵的是思想和理念。这些理念有的已经渗入到我们文化的血脉之中,成为指导我们言行的内在的法则。比如慈悲、智慧、平等、中道、包容、清净、圆融、无我、尊重等等。理念指导行动,行动创造财富。所以可不要小看这些观念。迷悟就在这一念之间。而且这些理念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做一天容易,奉行一辈子难。
这些理念又不是干瘪的,而是化为了生动的形象。比如观音菩萨代表了慈悲、文殊菩萨代表了智慧。《法华经》里专门有一品是常不轻菩萨品,这位常不轻菩萨在中国不大受重视,他代表了尊重。他从不轻视、蔑视任何人,无论别人怎么对待他,他都会说,我要恭敬你,绝不敢轻待你,更不敢瞧不起你,因为你们每个人未来都要成佛。所以在座的诸位,千万不要自己瞧不起自己,你们都是要成佛的。

佛教的道理不仅精深,而且微妙。《妙法莲华经》被称为经中之王。从题目上看,这部经首先就在于一个妙字,妙法即佛法。据说,当年智者大师讲“妙”字就讲了一个月。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奥妙,人生充满了奇妙,生活洋溢着美妙,佛法处处透着微妙,所以妙不可言。

我们有时候发现,苦苦追求的东西不在我们的前面,而是在我们的身后,就在文化传统里面。也不在远处,而是近在眼前。不在外面,而是在我们的内心里。

佛教里有一段很有名的公案,《大珠禅师语录》载,曾有一位僧徒来问慧海禅师:“和尚修道,还用功否?”他回答:“用功。”问怎样用功,慧海说:“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意思很简单,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该睡就睡。他是嘲笑有的僧徒“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时不肯睡觉,千般计较”。佛教的妙法、佛教的理念是既高远又平实,既精深又平凡的。它不在真空里,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所以吃饭就是禅法。连明代大儒王阳明也说:“饥来吃饭倦来眠,只此修行玄更玄。说与世人浑不信,却从身外觅神仙。”(《阳明全书》卷二十)北京白云观历史上有副名对:“世间莫若修行好,天下无如吃饭难。”

有人问了,佛法那么多理念,现代社会需要哪些?

这里我讲讲明心见性的问题。佛教是讲心的宗教,佛教对心的观照,学问可大了。对人类心灵世界的探讨,这是宗教的拿手好戏,对佛教来说,这更是看家本领。佛祖算把我们人类的心,群体之心,个体之心都看透了。诸多佛教经典都讲到心,而且讲得细致入微。

《华严经》:“三界虚妄,但是心作”;“心如工画师,画种种五阴,一切世界中,无法而不造”。

《楞严经》:“一切世间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心精遍圆,含裹十方。”
《楞伽经》:“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

《六祖坛经》:“一切万法,尽在自心中”;“世人性本自净……为浮云盖覆,上明下暗”。

《大乘起信论》:“三界虚伪,唯心所作”。

《宗镜录》记载,有檀越问安国:“和尚是南宗北宗?”答说:“我非南宗北宗,心为宗。”又问:“和尚曾看教否?”答云:“我不曾看教,若识心,一切教看竞。”马祖道一说:“凡所见色,皆是见心。”

我们的时代是个科学至上,物质高度发达的一个时代。人类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对自然界、对外在世界,一路高歌猛进,所向披靡。而我们现在所处的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变化令我们应接不暇,我们奔跑着追逐时代的脚步。世界越来越大,地球越来越小,人心越来越不安。我们却不知道把心安顿在哪里。俗话说,心猿意马,人心恰如动物园,热闹得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佛教是可以发挥独特的优势,运用佛教的理念,清净我们的内心。

前不久,听有位学者用三个“JING”字来概括儒释道三教。他说,佛家是干净的“净”,道家是安静的“静”,儒家是恭敬的“敬”,这样的解释,蛮有道理的,也是蛮巧妙的。面对这个喧嚣的世界,我们确实需要这三“JING”。以敬畏的“敬”来建立我们与大自然的关系,用干净的“净”来纯洁我们的社会,用安静的“静”来对治我们躁动不安的心灵。

中国佛教的方向是人间佛教,从太虚大师提出到赵朴老努力践行,快一个世纪了。到了今天,我们仍然感到人间佛教的理念很好,但需要化为可操作性的思想与行动体系。

柏林寺在这方面做出了实实在在的工作,即把“禅”落实到生活里面去。生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是真正的人间。我们每个人都对生活有发言权。因为谁也离不开生活,如同离不开吃饭、穿衣、睡觉一样。生活里又充满了酸甜苦辣,充满了喜怒哀乐,充满了生老病苦。“禅”我不懂,也说不出什么,要请教在座的高僧大德。但从大家进了寺庙后的表情,可以看出来,禅是使人喜悦的,给人快乐的,是让人增长智慧,减少烦恼的。“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对这个社会,“禅”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有助于增长良心道德。

生活禅的理念认为,对自己要觉悟人生,对社会要奉献人生。做人要“感恩、包容、分享、结缘”,做事要“信仰、因果、良心、道德”。我们生活在分享的世界里,当然感到充满快乐、法喜。

生活禅夏令营已经十五届了。十五年前,她象一朵初开的白色莲花,柔弱但却清新、自然。十五年的历程里,虽然风风雨雨,她已茁壮成长,嫩芽已变成枝叶。我感到还需要我们精心的呵护,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和关爱。我们期待着她结出更多的智慧花果。
以上讲了佛教给予我们的资源。这种资源既为佛教团体、佛教场所拥有,也是一种社会资源。信仰者可以从中汲取灵性的力量,借以安顿身心。学者或者学术界可以以其为对象进行研究,探讨人类精神发展的规律,可以做历史的考察、可以做哲学的研究、也可以进行社会学的分析。艺术家、文学家也可以从中获取创作的灵感。正当我们这个星球面临着能源的危机之时,请让我们大家也都来加倍关注、保护我们的文化资源,让它们发挥应有的作用。

佛教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这个问题是提给大家的,从各自的角度,各自的岗位,我们能为佛教做些什么?
从政府的角度,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看,主要是两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在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探索和尝试。比如,佛指舍利赴台湾、香港供奉。2002年,法门寺的佛指舍利赴台湾供奉,历时三十七天,在台湾二千三百万人口中,有四百多万出来朝拜,让我们看到了佛教的巨大影响力和凝聚力。又如海峡两岸佛乐团联合在台湾、香港、澳门以及美国、加拿大展演,梵乐阵阵,让我们看到了佛教文化艺术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2006年4月,中国佛教界在浙江杭州和舟山举办首届世界佛教论坛。这是一次大型的国际宗教会议,对于中国宗教史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盛会,既是佛教传入中国二千多年的第一次,也是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的第一次,还是当今世界,全球范围内的一次佛教盛会,举国关注,世界瞩目。有三十四个国家和我国台港澳地区以及大陆的代表一千多人参加。涵盖了佛教界、学术界、工商界、政界等多个界别。论坛历时六天,跨越了杭州、舟山、上海三地。这次盛会不仅推动了各国、各地区佛教间的交流,也是教、学、政、商之间的一次对话。就佛教来说,南北传汇聚,三大语系俱全。红、黄、灰、紫各色佛教服装鲜亮夺目,场面蔚为壮观。

论坛邀请了老挝建国阵线主席西沙瓦?乔本潘、柬埔寨国务大臣兼宗教部长昆航等政要,以及斯里兰卡、越南、印尼、尼泊尔等国家宗教部门负责人和十几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出席。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英国菲利普亲王、香港企业家李嘉诚、国学泰斗季羡林等给大会发来贺电。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杭州接见了部分与会代表。时任浙江省人大主任的习近平先生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刘延东、董建华也都出席了开幕式。十一世班禅也首次在这一国际宗教场合隆重亮相。高僧云集、高朋满座。

从举办这次论坛,我们再一次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佛教的力量和潜力。在对外交流上,佛教完全可以发挥独特的不可取代的作用。韩国和日本佛教都是由中国传过去的,对我们认祖归宗,其祖庭在我们这里,从而有了中韩日三国佛教黄金纽带关系;南亚、东南亚许多国家一向被称为“佛教国家”,供奉在我国的佛牙舍利、佛指舍利,对这些国家有着持久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对于台湾、香港、澳门而言,与大陆的佛教更是有着割不断的法缘、血缘、亲缘关系。

从外部来说,各个国家都在争夺宗教的旗帜,周边国家纷纷举办佛教大会。如尼泊尔、缅甸、蒙古、哈萨克斯坦这些国家,都已多次举办了佛教或宗教的国际大会。我国台湾、香港地区佛教界,多次呼吁大陆要举办世界性的佛教大会。

作为世界上佛教信众最多的国家,作为佛教历史没有中断、一直传承下来的国家,中国理所应当举办这样的国际佛教大会。

论坛的主题:“和谐世界,从心开始。”既呼应了中央提出的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致力和谐世界的政治主张,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又契合了佛教理念。佛教是讲心的宗教,从而为世界佛教界所接受,具有很大的感召力,引起了广泛共鸣。

世界宗教领袖联盟秘书长巴瓦?简恩说:“首届世界佛教论坛恰当地选择了‘和谐世界,从心开始’这个主题,它包含了佛教精髓和中国哲学的精髓,并使其富有人文关怀。在这个历史性时刻,这个主题显然受到了与会各方的极力称赞。”

对于我们国家来说,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展示了中国的大国风范和中国政府亲和、开明、开放的形象。与会代表普遍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无神论政党执政的国家,能够允许并且成功地举办这样的宗教会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宗教包容、尊重的宽广胸怀,体现了中国政府的高度智慧,是中国强大兴盛的重要标志和象征。

海外媒体报道认为,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创新;是中国促进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举措,有助于消除中国威胁论;是政府善待宗教的一个积极信号,在宗教政策上显示了包容和开放的胸襟;是中国民间外交一次成功范例。

对于佛教来说,论坛重新确立了中国佛教界在亚洲及世界佛教界的重要地位,增强了中华文化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凝聚力、向心力、感召力。

总之,具有二千五百多年历史的佛教,作为人类史上的一个伟大而深刻的精神传统,在今天的全球化语境中,针对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是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大有可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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