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思的弥勒信仰和末法思想

南岳广济文化研究所 胡运华

《立誓愿文》是研究慧思生平事迹最重要的典籍。这部著作是慧思44岁(558年)的自撰作品，其中详细论述了他在44岁前的学修情况、所处的时代环境及其它内在佛学思想等。

《立誓愿文》中众多誓愿所体现的佛学思想，本文分析为四个主要方面。

(一)弥勒信仰以及末法思想

慧思在本文中26次提到弥勒佛，而且是典型的“弥勒下生”信仰。池田大作在《与南岳慧思的相遇》一文中认为，慧思强烈的末法意识，是“根据自身的体验和实际感受所作的主题判断。”因其所处时代本身就是南北分裂，战乱不断，人们极其苦恼，被迫过着悲惨的生活，即使在僧团内部，也笼罩着一片腐败和堕落。慧思亲自痛苦地体验了这些末法的世俗相，希望能纠正这样的时代状况和佛教界。他发愿制作金字金经，就是想留存正法，自己精进苦修，以期将来和弥勒佛一起弘扬此正法。他的誓愿充满了信心，弥勒佛出现时，金经就会出现，自己就会应世拯救众生，包括那些迫害自己恶人。慧思的末法观是积极的，并不是简单的否定恶世、看破一切的消极自了，其目的是要建立“正法”。慧思因此在蒙受多次法难后，把这一切违缘看作是自己如法修行的证明，以大慈悲心修大神通，誓愿将来续佛慧命。“他是一个彻底的实践的人、行动的人。他是一各热情奔放、意志如钢的人，是《法华经》所说的菩萨行的真正的体现者。有着南岳这样伟大的先驱者，才产生了天台那样伟大的继承人——我认为天台的伟大也是南岳伟大的证明。”慧思的末法思想对于当代佛教仍有积极的意义。

(二)《般若经》与《法华经》并重

慧思在本文起始，就说明“略记本源，兼发誓愿，及造金字二部经典。”在后的“略记本源”中，我们可见其至年十五，“出家修道，颂《法华经》及诸大乘，精进苦行。”至年二十，“遍历齐国诸大禅师学摩诃衍，恒居林野，经行修禅。”其后四次经历法难，都与其讲述“摩诃衍义”相关，并多次应邀开讲《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在三十九岁遭受恶论师下毒迫害，气命垂尽，临死之际，“一心合掌，念般若波罗蜜”，此“念”当不是出声音念诵这五个字，而是“般若”正观。后来慧思誓愿造金字《般若经》，则是以“般若”为正法，意欲留存在世，以期弘扬。造金经之稍后，智顗北上大苏山参师，据僧传之记载，慧思在接受智顗之决疑时，说“此乃《大品》次第意，未是《法华》圆顿旨也。”可见慧思此时对待两经的态度。后来智顗传承慧思开天台一系法门，亦以《法华》为宗，以《般若》为观法。当代印顺法师在《中国禅宗史》里也评价，“慧思是《般若》与《法华》并重，推重龙树论的禅者。”这种两经并重的模式，实质就是自修与利他并重的大乘佛法。

(三)禅定与神通

从本文中还可以看到慧思精进禅定而出神通度众的实修观。从其行迹来看，“早修禅业”，曾亲近齐国诸大禅师，“恒居林野，经行修禅。”在中毒时，一心不乱，正念般若，此时禅定功夫已经很深，如依据后来记载，则其在参访慧文禅师时，开悟了“法华三昧”，始南下弘化。《立誓愿文》中，出现“神通”两字达22处之多，主要是学佛成就者之能力，这种神通能力，是大乘佛教的不舍众生之普度精神体现及其实现的手段。而达到如此能力，慧思以为则需要精进修习禅定，而修习禅定则以“在山林中”的方式最佳。慧思其自身修学方式，即是暂避外缘，即使“世间所有道俗殷勤请讲供养者”，“皆非善知识，是恶知识故。”陈陈寅恪在著作中还考察了慧思时代，有关大乘佛教龙树菩萨神通说，及中国本土神仙学说对于佛教修行的影响。如能结合慧思其它著述，如《随自意三昧》、《诸法无诤三昧法门》、《法华经安乐行义》等考察，则能对慧思之“禅定与神通”思想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

总之，本文以《立誓愿文》在研究慧思的行迹思想时有重要作用；对于其真伪性，本文持部分真伪论，以为不是全真，不是全假。本文对文中的誓愿进行了简别，认为主要体现出慧思的弥勒信仰及末法思想，认为慧思是《法华经》和《般若经》并重，且因此两经并重而又慧思重视禅定，希求神通度化众生之大乘菩萨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