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思传承的是振奋人心的民族精神

宇恒伟

宝鸡文理学院哲学系讲师宇恒伟

从古代印度“七百结集”开始，佛教内部就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是否向人乞钱”表面上只是关于戒律的争论，实则反映出僧众对佛教学说的不同理解。相应地，佛教不同派别、经典、修习法门也会出现不同的变化。当印度佛教向中国陆续传播时，不同经典的输入会出现时间差，引起不同人们的关注度也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对于异质文化而言，它能否得到广泛的关注，能否满足信众的不同需求，除了社会背景、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生活观念的影响之外，时代也呼唤大师的出现。达摩和慧思就是适时涌现的大师。

达摩和慧思，一个是域外僧人，一个汉地是僧人。虽然身处不同的地域，却共同面对同样的境遇。达摩入华后，要面对已有的禅法，所宣传的法门与众不同，曾遭受皇帝的排斥，以及众僧的排挤。《传法宝纪》甚至说，达摩六度被毒，最后是受毒而示现入灭。慧思，更是遭遇多次磨难，弘法经历坎坷异常。达摩将他修习的法门传入中国遇到了诸多阻碍；而慧思同样在诸多修禅中独树一帜，融会贯通，遇到的困难也是很多。从达摩可以看出，在印度佛教中国化进程中，外来文化为中国人所接受的艰难过程，看到了文化之所以被接受的社会、文化等原因。从慧思可以看出，已有的文化一旦被接受就很难改变，这时候需要巨大的勇气与智慧来倡导新的文化。从达摩和慧思，能详细地考察佛教外化和内化的基本路径，以此为佛教中国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了解不同佛教文化的发展趋向，以此进一步了解人们接受一种文化的原因。

达摩和慧思几乎生活于同一历史时期，在这段历史上，正是佛教发展的初始阶段，除了佛教内部出现分裂以外，佛教要被接受、传播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而已有的佛教文化以及固有的文化传统对新学说的传播和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障碍。如何开拓出一条适合信众的修习之路，如何破除一些不恰当的理解，如何进行融会贯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信众基础。

达摩和慧思生活的时代，正是佛教学说异常活跃，人们争相关注传入中国的佛教，甚至将之作为炫耀的资本。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提到的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师说”有：三论学、涅槃学、毗昙学、成实学、地论学、摄论学、律学、禅学等。可见，在佛教经典广泛涌入时期，一些僧侣、居士对佛教有了自己的理解。达摩禅和慧思的禅也是其中的表现形态之一。后来，为什么禅宗几乎成为中国佛教的指称，从达摩和慧思可以窥视一二。

1.从传法的过程以及结果看，异质文化根植于本土文化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契合和互补。

达摩大师和慧思大师传承的都是佛法，这种佛法有时是一种完全新的文化(达摩的禅法)，有时是经过融汇的新的文化(慧思的佛法)。它们要深深扎根于汉地，根本上源于他们选择的佛法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之间有着很深的共通性，同时又有着某些方面的互补，能从某些方面弥补文化缺失。

2.从传法的过程以及结果看，有很多佛教经典或许在古代印度影响很大，流行很广，但是在汉地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濒于湮灭，这与文化塑造下的社会习俗密切相关。

文化本身的塑造功能是很强的，如观音信仰之所以成为汉地影响最大的信仰，与汉地传统文化本身有很大关联。关于这一点，黄心川解释说，与儒家等文化的缺失密切相关。同样，达摩大师和慧思大师影响下的禅宗和天台宗，之所以能够成为本土化宗教当然与中国的社会文化紧密相连。

3. 从传法的过程以及结果看，达摩大师和慧思大师的传法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精英佛教和民间佛教两条不同的路径。

达摩大师既然不被允许获得官方的支持，相应地，就有可能在民间掀起浪潮。虽然，这种推测或许只能从禅宗的世俗化倾向中找寻到一定的证据。对于广大民众来说，佛教不仅仅是信仰，而且还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即佛教与社会生活是统一的。同时，民众注重佛教的修行而不是理论，这也是佛教能够走向民间的一个重要层面。当然，在达摩大师时期我们很难寻找到这些例证，但是禅宗后来的发展越来越世俗化与早期禅宗走的路径应有一定联系。

1.禅宗和天台宗发生的一些冲突、激荡，说明它们在某些方面是具有可比性的。比如，关于祖统的争论，也可以被看作是对印度佛教经论的理解。禅宗与天台宗的关系，其最早时代所发现的，在禅宗第二祖的慧可大师与南岳慧思大师之间，介入摄山慧布，认为是有某种关系的。至于慧可大师和慧思大师之间的传法有何相同和相异之处，慧布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线索。《证心论》更被认为禅宗和天台之间具有某种联系。印顺大师说，道信可能受到天台禅观的影响。

2.佛教慈悲为怀，普度众生，救国救民者，如弘一法师。在道德沦丧的背景下，佛教有可能也有义务担负起更多的责任，净化心灵，引导善行，创造和谐。社会良好得到风貌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组织的诱导。相较于企业、政府、学校、医院等，作为具有神圣、宁静的社会团体，佛教有更多的优势去发挥自身在高扬社会主义伦理道德方面的人生观、价值观。达摩大师和慧思大师传承的不仅仅是学问，而且也是发人深省、振奋人心的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