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禅师访谈纪录(一)
文：侯坤宏、高明芳、赖淑卿访问
一、娘胎内的出家
如果从大陆时代开始谈起，会很广泛。大陆各地佛教形态都不同：
民国时代，南方的佛教几乎都是以虚云老和尚为主：北方则以倓虚法师为主；在中部的中原地带，就很纷乱，无所谓以谁为主，代表性的人物，我们一般以为是以太虚法师为主，事实上不是他。
我出家时，中国的第一任佛教学会理事长是寄禅禅师(也就是八指头陀)。大陆上有两位寄禅禅师，担任佛教会会长的是湖南的寄禅禅师，另外还有一位是北方的寄禅禅师，他是一般寺院的出家人。
我从小出家，所处环境和一般出家人完全不同。其实我不是７岁出家，只能说是７岁时现出家相。真正说来，我在娘胎内就出家了，因为我父亲和师父(虚因老禅师)是同科举人，我还在娘胎时，他们口头上就约定：如果生下男孩，要让他出家。我母亲是基督徒，我父亲没有宗教信仰，但是我母亲对这项约定没有反对，因为母亲不相信和尚说的会生男孩；母亲心中希望生女儿，因为我们家里女孩太少，甚至几乎没有女孩。结果我这个男孩出生了。虽然只是口头约定，当时是清末民初，一般人很在意口头约定、很讲信用，所以口头的约定就确定下来。
当然在我的父亲、母亲来说，他们其实是不愿意我出家的。因为我母亲是独生女，姥姥－就是外祖母，更不愿意让我出家。我出生在北京，姥姥就一直把我留在北京，直到６岁才让我回南方－湖南。
我父亲是湖南人，而我母亲是北京人。我父亲是我母亲大学的老师。我父亲是中国第一批留德的学生，曾经在好几所大学任教。当时大学还不普遍，最早设立的大学有闻名的北京大学，当时称为京师大学堂或称书院。
过去大陆的学制和现在不太相同，我就读的国小－也就是现在的国民小学，过去称为学堂，以学区划分，每一学区有一到二家学堂。
我的初、高中阶段时有书院，书院里又有最高书院，等于现在的大学。我虽然出家了，还是受正规教育，我们的俗家也都世代是读书人。
二、虚因师父与师承
我师父虚因老禅师是北京东城人。我师父是举人出身，那时代如果想要当官，一定要考上进士，但是我师父一直没有官运。他没考上进士，不是他才能不如人，而是他没有钱买官。我师父家庭环境不好，当时有钱的人可以花钱买官位，没有钱的人只有苦读。师父从距离北京几十公里的家乡进京赶考，每天我的师公都在东霸的大石桥上等他考试归来，师父一共考了四次，师公也一连等了四次，结果每次师公都很失望。最后一次没考上，师公就带著我师父出家了。
本来我师父不要出家，可以说是我师公压迫他出家。我们的禅寺天岳山梵音寺在湖南洞庭湖边，寺院里有关房，是用石头砌的，师公把师父带到寺院，就把他送进关房，并且把一部《大藏经》摆进关房里，把门反锁，吩咐侍者每天为他送饭，之后师公就下山了。这一关就是三年，师公根本不理他。
师父被关在关房里面，三年里没别的事，只有佛教的经典在旁。师父有举人的身分，文学的基础很好，而且没有其它的书可读，就只有读《大藏经》，此外别无选择。
过了三年，师公回到山上，把关房门打开，对我师父说：「如果你仍然想做读书人，不想做出家人，你就跨出这个门槛，赶快下山去！」毕竟我师父已经过三年佛法薰陶，大有效益，本来脚要跨出来了，最后又把脚步缩回去，门一关，向师公说他愿意留下来，愿意出家了。我师父就是这么出家的。
其实我师父出家的经过并不传奇。真正有修养的出家人，他们的智能不同于一般人，很多时候都是不需要很多言语。我师父不随便讲话，就如同我常和门下弟子提起的，我跟著师父二十几年，师父和我说的话，不如我和徒弟们一个月所讲的话多。
举个例子说，六祖惠能以《金刚经》开悟，大家都喜欢读《金刚经》，我就拿著一本《金刚经》问师父说：「我想看这本经！」师父说：「好啊！」「要是我看不懂，可不可以问你？」「好啊！」当时我才９岁，识得的字还不多，经书开头一句「如是我闻」，我就看不懂了。我拿去问师父，师父说：「你什么地方不会啊？」我指著「如是我闻」说这句就不会。师父把经典拿起来，闭上眼睛说：「你连这个起码的都不会，还看这部经！」这是一般人都很受不了的。我看师父好像很生气，就站在门外看着他。他不理我，把经书扔在门口，我就把经书捡起来。过去大陆的地板是泥土的，我把沾了土的地方弄干净。我也很生气，大声讲著：「没什么了不起，我将来要比你还好！」然后拔腿就跑。其实我师父很欢喜，他一定想：「看你讲的话，将来可不可以兑现？」
所以我师父很少跟我讲什么，可是他一旦讲话，让你一辈子都记得。他不讲废话，不会看你难过时就来安慰你，或是看你欢喜就问你为什么，他根本不管这些。我们师徒二人很少有话讲，只要我在山上，他就走；他在山上，我就走，因为我们都不想待在那儿，都想过自由自在的生活，自己随便找个地方都好。寺院事情太麻烦了，事务太多。
我的师门都是不以言道，而是身教。师父在打坐，不可以问他，但是可以看、可以学；如果发问，师父绝不会告诉你。看经典遇到困难，问了师父，他只会简单说一句话：有佛学辞典，如《三藏法数》等佛教的工具书。师父绝不会解释给你听；他不讲，要你自己查。直
到后期，我自己会查、会理解。因为当自己有问题，开口问，别人告诉你，可是之后你很容易忘记。查翻工具书或参考书，看到书中所写，印象会很深刻，而且涉及的面会愈来愈广。
过去大陆寺院很少培养人才，除了师父培养徒弟之外，没有寺院会培养徒弟。我与师祖、师父三代单传弟子，师祖、师父到我都只有一人，在这种情涗下，师父就会把徒弟当宝贝，对我期望很高，但也管得很严。过去有很多儒僧，也就是读书的出家人，他们并不在意要收多少徒弟，而是在意能不能有衣钵传人，如果没有衣钵传人，收再多徒弟也没用。
追究起来，我的师承是属于浙江会稽的天童山，开山祖师是道忞禅师。从道忞禅师、本昼禅师一直传到我为止，这一脉下来，几乎都是读书人，所以师父对弟子的要求完全不同。我们晓得，道忞禅师在顺治皇帝时过世，他也是读书人。除了道忞禅有四个徒弟之外，其它历代几乎都是单传。道忞禅师的四个徒弟也都是读书人，其中本亮禅师差一点要做宰相，后来因为对当时的政治环境有所顾虑，而没有走上仕途。由于我们门下都是注重读书、讲究智能，所以不会太在意收多少徒弟。
我的寺院是浮丘山雷音寺，以现在的话说，雷音寺是个观光游览地区，流传不少神话故事。寺院很小，不过二十几人，原来是个雷神庙，后来改成雷音寺。也因为如此，所以寺院石雕的是雷公和电母。
其实，寺院的常住、当家的都不是我师父的嫡传弟子，而是我们本山－天岳山调过来的出家人。二十几个人里很多是上了年纪的，因为我们是从本山找人，年轻力壮的本山不给，这是人之常情。(未完待续)
*本文系侯坤宏协修等三人于民国92年7月22至24日上午时在千佛山高雄讲堂访问白云禅师之访谈稿。白云禅师，法号梦殊，民国４年生，７岁投礼洞庭湖虚因老和尚座下剃度，虚因老和尚见他赋性聪慧，送他入学读书，21岁毕业于湖南大学，同年于湖北汉阳归元寺受具足戒，得戒师为立明老和尚。24岁受聘为浮丘山雷音寺住持，28岁获天岳山长老之推举，出任天岳山梵音寺方丈，三年任满恢复云水僧生涯。民国37年随军来台，羁身军旅十年，因病退役，53年驻锡于关仔岭碧云寺，60年住持彰化县大城古严禅寺。白云禅师重视文化与教育，61年创办《佛印月刊》，63年创办佛学研究院(佛陀学术研究院前身)，71年筹办《千佛山杂志》，85年创办白云广播公司，对社会人士播讲佛法。白云禅师著作等身，将佛陀道理方法生动地注入字里行间，发人深省。
**侯坤宏、高明芳、赖淑卿现任国史馆修篡处协修，林兰芳现任国立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郑丽榕现为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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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禅师访谈纪录(二)
文：侯坤宏、高明芳、赖淑卿访问
三、完成正规教育
从出家到求学，这段期间我全副精神都在念书。除了寒、暑假回寺院，其它时间都待在学校。我父亲、母亲、姥姥认为让我去读书，可能我将来就不会出家了。所以我从学堂一路读到书院—湖南岳麓书院，后来改制为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的前身是岳麓书院，相当于现在的师范学校，是培养师资的学院，改新制后，做老师必须具备大学学士学位。岳麓书院改制为湖南大学时，我参加入学考试，录取率依现在说来大家很难相信，是270人录取1人。为什么录取率那么低？原因就是担任老师的人必须大学毕业，也因此我的同学中有人年龄已经四十几五十岁了，他本来就当老师。我有很多同学是秀才，这是因为改用新式学制后，原来教书的人一定要有学历才能教书，而当时有许多文人是靠教书维生的。
我读中文系，当时学校是以中文系为主，全系差不多有600多人，女同学不少，大家将来都要去担任老师。
同学都知道我是出家人，很多女同学尤其喜欢和我开玩笑。当时湖南大学有它的特色：男学生光头，穿的衣服袖子短、裤子也短，表面上看起来很像出家人，所以现沙弥相的我和其它男生看起来都差不多，念大学没什么麻烦。但过去我们求学很辛苦，尤其我是出家人。小沙弥进学堂，一直到大学毕业那一年到汉阳归元寺受戒。
如果用夸张一点的说法：我不是半路出家，我出家是科班。在大陆的出家人里，完成社会的正规教育，读完高等学校的，可以说只有我一人，没有第二个。当然也有程度高的人，如弘一法师李叔同和在台湾的印顺法师，但他们都是半路出家。
不过我以出家相在学校就读时，几乎没有接触过佛教经典，最多是在寒、暑假时读佛典。我们门下是以禅宗为主，除了深入道理之外，比较讲究实践。
很多人会问我，我以出家的身分念书，难道中间没有过别的想法吗？其实我在9岁以前是个最笨的学僧，饿了不知道要吃饭，冷了不会说冷。一直到12岁，才知道饿、冷、热等等，可以说到那时才开窍，比较像个正常的男孩子。
以上是我出家、求学这一段期间的情况。
四、归元寺受戒
我在湖北汉阳归元寺受戒。武汉有汉口、武昌、汉阳三个地方，归元寺在汉阳，那是律宗道场。一进门，就见到四个字：「归元古刹」，因为这是一座很老的寺院，在大陆四大律宗道场中是首屈一指的。
这个道场唯一的缺点是什么？要去受戒，一定要接法承，也就是一定要收一个徒弟属于该派下，这是它和其它寺院唯一不同的地方。
我从湖南走路去湖北受戒。从雷音寺出发，仅仅到洞庭湖南边的沅江县，大概走了三天半。过洞庭湖的时候要坐渡船，到成陵矶，再走路，还要坐渡船，才能到武汉。大陆有一个好处：出家人坐渡船不要钱。为什么出家人不要钱？因为出家人都有护法神保护，洞庭湖号称八百里洞庭，广大无边，有出家人坐船，好像行船也会很顺利、很平安，所以出家人坐渡船可以不用钱。
在归元寺受戒是要交钱的，要缴两块银元受戒费，没有特殊待遇。我师父并不给我钱，那怎么办？我就沿途化小缘，因此三天半的行程走了七、八天。以前都是用小铜板，十个铜板算一串钱，一块银元要五十二串钱。平常化小缘时，得了一个小铜板就算不错，所以耽误很多时间，一边化缘一边走。
到了寺院，大家总要熟悉一番，交了两块钱，等候审查。审查时看你出身于哪个师门，受过哪个师业，把你出身环境都搞得很清楚。如果随便报师父的名字，他们会去查出来。如果不合格，就交回两块钱，不让受戒，归元寺对这一方面很严格执行。
在戒坛里，我的师父是羯磨和尚，是戒坛三师[1]中间的一位，可是我没有特殊待遇，也是照样交两块钱受戒费。得戒和尚是立明老和尚，在佛教界，他是戒律方面非常严谨的老和尚，也是归元寺的方丈和尚，算起来现在大陆归元寺的住持昌明法师大概是他的第七代孙。
当时受戒生活的苦，在台湾说出来，可能有人不会相信。归元寺虽然不是非常大的寺院，但是里面的规矩、法则、行止、威仪、一举一动、举手投足，要求都很严格。看的时候，要在眼睛视线三尺半，左看右看绝对是不可以的。受戒时有点像早期新兵训练的方式，所谓「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仅仅打断的香板就很难计算，打断的柳条也不知道有多少，很多人受不了。那里初一、十五加菜，一桌6个人，分两边坐，一块豆腐由6个人平分，没有盐，也没有酱油，这是初一、十五才有的菜，平常的生活可以想见，所以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得了。那些引礼师、监察师，是你愈讲理由，就挨打得愈厉害，挨打了只能念阿弥陀佛，但他们怎么不会走掉呢？那种严格，的确不是现在一般人可以忍受的。
由于在归元寺受戒很严格，我们那一期报名参加受戒的差不多有六百八十几人，受戒时间是53天，时间比较长，到出坛时，只剩下270人，中间有些人甚至跳江自尽，因为身体多病，承受不了受戒之苦，感觉自己业障重，尽管如此，也没有埋怨。
现代人绝对不会去受这种戒，所以归元寺住持曾希望请我回去帮他们开戒，我没有去。归元寺的戒除了苦、严格之外，没有别的。可是它有个好处：它会讲戒，每一条都解释得很清楚。在台湾就是不讲戒法的心要。因为这样，看戒时不懂它的意思。台湾是看法会或是打斋。大陆则是学规矩法则、学戒，一条一条戒都解释得很清楚，用53天的时间受戒。现在台湾有的人连戒都念不完，就戒坛圆满了。
在台湾，很多人告诉我，你的寺院亏那么多债，干脆开戒坛，就可以还清了。我说我不愿意这么做，我要是开戒，最后人都会走光。不是说要受戒的人一定要吃苦、要严格就是对的，但至少要照开戒的规矩、法则来做。
我们受戒时，来的人都是在寺院里当家、做住持的人，可以说本身都懂得规矩法则，都具备修养，才够资格来受戒。受戒时全部都是比丘，没有比丘尼。在归元寺受戒的，目前住锡台湾的法师，有道源老和尚、悟明老法师，另一人就是我，只有我们三人。悟明法师高我一届，他大我三岁；道源法师比悟明法师大六岁，早他两届。
由于受戒的情形严格，所以有些人明明在别的地方受戒，却说他是归元寺受戒，因为感觉很光荣。其实很容易知道他是不是在归元寺受戒，归元寺有些特色，没有真正到归元寺受戒的，不会知道。比如寺院里韦陀菩萨都是站著的，但归元寺有两尊韦陀菩萨，大殿的韦陀菩萨站著，另有一尊在库房的韦陀菩萨却是坐着的，这是其它地方没有的。库房是我们放粮食、吃的东西的地方。库房的后门是长江的一个缺口，像个小湖一样，仓库下有台阶，连结码头，所以寺院运东西可以直接从长江进来，很方便。有一位从军队下来的法师，好象是山西来的北方人，看书知道汉阳有一个归元寺，知道从那里受戒出来是不容易的，因为磨练严格。他说他是归元寺的，悟明法师就把归元寺里外面人比较不知道的事拿来问他。
现在台湾有几位受戒的法师，我记得民国46年在台湾大仙寺开戒，白圣法师当羯磨和尚，开参法师是得戒和尚，那时候连教走路都不会，我和白圣法师很熟。后期有一个续祥法师，他也是在归元寺受戒的。毕竟当时我是一个军人，没有办法参与传戒，所以他请了续祥法师来，安个引礼，请他来帮忙教规矩。这时候刚好续祥法师有事很忙，所以开戒也开不下去。一直到民国48年底我恢复本来面目，我才把过去几个外国代理商的人带去帮忙。我为什么会认识这些人？那是因为有赵恒惕、张之本等国民党元老这些人介绍的。
五、行脚苦行
大学毕业以后，我受完戒，就出去行脚，在外苦行三年，那种苦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当时人口不如现在多，出外行脚，往往十天半月见不著半个人，经常风吹、雨打、日晒、挨饿、受渴，甚至行走过一些充满毒蛇猛兽以及毒藤的深山里，环境非常恶劣。
我用行脚来磨链自己，也去寻找隐居的高人，就是佛教所称的「善知识」。大部分有修养、有道德的人不喜欢在红尘世界活跃，都是躲在深山或比较没有人可以找到的地方。过去大陆上佛教僧侣的行脚，也就是寻师访道的行程，是了不起的普遍风气。探访高人最好不要往庙里跑，通常都往山中、古洞去寻找，都是依赖口传、耳闻。但到了后期，沽名钓誉的人也愈来愈多了。
至于行脚能不能访到高人，则得碰运气；假冒高人的也不少—打坐、闭着眼睛、不说话，实在是摸不清楚，还得看自己程度够不够，要不然常常会被骗。话说回来，如果念了点书，了解经典中所说的道理，会比较容易辨别。但是当时有很多读过书人不会和佛法有缘，有人是受六祖惠能大师不识字的影响。其实惠能大师的父亲做过官，当时正当盛唐，岂有父亲做官而儿女不受教育的道理？只是因为惠能大师的父亲后来出了事，被贬到岭南新州为百姓，所以惠能大师现不识字相。但这也并不是说他不识字，中国禅宗对这一点辩论得很厉害，这在惠能大师的传记里有记载。如果不辨真伪，以讹传讹，久而久之，错的也变成对的了。我常说，我们中国人很可爱，古人错了，传到现在也变成对了，这是很糟糕的事！
(未完待续)
[1] 依据佛教界之传承习惯，有意出家者必须受三坛大戒，始为合格之大乘出家人。比丘受具足戒，需三师七证共十师；其中，得戒和尚一人、羯磨阿阇黎一人、教授阿阇黎一人，是为三师和尚，另有尊证阿阇黎七人，总称三师七证，或作十师、十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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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禅师访谈纪录(三)
文：侯坤宏、高明芳、赖淑卿访问
六、西藏绦央寺学因明
我在民国26年到西藏业富绦央寺，不是去学密，是去学因明。绦央寺只办了那一届因明学训练，之后因为缺乏经费，就没有再办。
我去西藏都是行脚，曾经走过两个方向：一条路走四川，另外一条走青海。学因明的这一次，我是走青海过去。通常我出门行脚不计时间，计时间干什么？要去寻访隐居的高僧大德，即使爬山走三年六个月，如果能找到一位，就能受用无穷，因为他们真的知道你需要什么，通常几句话就能帮助你很多。
在西藏绦央寺时，我有七个同学，却有五位老师。上课时有汉文翻译，也有英文翻译。老师有尼泊尔人、印度人，也有斯里兰卡人。有一位助理教授是中国人，是《成唯识论》的作者，有中文及英文本，这位助理教授都用中文来表达。同学中，就我一人是华人，另外有韩国人、英国人，也有日本人，这个日本人在我们还没离开时，就水土不服生病过世了，所以进去时虽有七位同学，离开时却只有五位。英国的那一位姓什么我忘了，但我记得他的名字叫罗济世(Lodges)，英国的梵文可以说是他带进去的。
在绦央寺学梵文有一个规定：不准抄写，就是要死记；连做笔记、留下纪录都不可以。本来我们另外有一位同学，他也是一位不错的比丘，讲堂里有一本手抄本《梵文中译》，这位出家僧偷拿去看了一下，结果就被赶走了。虽然不准笔记，但是他们会教我们怎么写梵文，梵文有些基础字，在基础字上再加上一些符号，让它能够成为一个句子。
我去西藏学因明的时间不长，只有九个月，也不是学得很好。原来预定学两年，但因为在那里教梵文、因明的老师都没有薪水，完全是发心来教的，所以后来教不下去了。
不论是行脚各地或到西藏学因明，这段时间都是抗战时期，北方、南方、江苏、浙江都很乱，太虚法师向国民政府建议改革。过去在大陆，佛教会是有名无实的，遇事帮不上忙。可是大陆佛教很普遍，尤其在江苏、浙江一带，「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因此对于出家人来说，抗战期间有个好处，就是日本人、国军、游击队都不会来找麻烦，土匪也不会找麻烦，所以出家人很方便，几乎都是通行无阻。不过虽然抗战期间日本人对佛教寺院很尊敬，然而道教庙宇还是被他们破坏不少。
七、学习古梵密
我学禅学，是这边参一点，那边参一点，而藏密则不是到处都可以学得到的。我去过西藏两趟，学过因明，也曾探访寺院，有好奇心想学密，但其实没有专门跟谁学过。
其实讲起来，我也没有特别要跟能海法师学密法。能海法师并不认识我师父，可是因为刚好那时能海法师到西藏，我们碰了面。或许有些缘份吧，他看了我就很欢喜，想介绍一位教他密法的仁波切给我，我说我不要。那时候我年轻，认为自己是汉人，有点优越感，绝不会拜一个边疆民族的人来做我的师父。后来我们就分手了。我回来中国内地以后，跟他没有什么联系。
民国28年我到上海，能海法师也到上海传密法，他有一个剃度徒弟超一法师，是他的大弟子，我在上海看到他的名字。上海有一个哈同花园，现在已经是个商场了，这个花园是一位蒙古王的太太—哈同夫人的，她很相信藏密，特别把超一请到公馆供养，他们不是要学密，而是希望能保护他们更平安、更健康、更有钱。超一有点不务正业，谁要向他学密，每一个密法要5块银元。刚好我去那里，本来不晓得这种情况，后来知道了，气得掉头就走。
但是我和能海法师在上海再次碰面，他还是一直要我跟他学密，我说我对藏密没有兴趣，我喜欢古印度的梵密。他说他也学过一些梵密。他的家乡在四川，这时候五台山邀请他过去，刚好我也要去五台山，就是这样的因缘，所以我们就一起去五台山，大概相处了十来天吧，所谓相处，也不是整天在一起，他教了我几个梵密的密法。他从来没教过人梵密，过去都是教人藏密。所以我们有这么一点因缘。可是我并没有拜他做师父；我因为年轻，又是大学毕业，认为自己不错。那时有点傲气。
从五台山下来，我就回南方。有一天，能海法师到浮丘山雷音寺去找我师父虚因老禅师，一定要我做他徒弟，因为他很气他的弟子超一拿密法卖钱。我师父说：「这件事我不做主，你问问他，他自己愿意的话，我不会有意见。」这象是师父求徒弟，而不是徒弟求师父了。后来能海法师就在雷音寺传法，那时还是下雪的日子。能海法师赐我法名宽一，他传了法以后就走了。这件事在大陆没有什么人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在台湾却消息传开了。
民国30年我行脚到泰国，想去泰北山区找一位中国籍的老比丘，听说他在那里修行得不错。我和一位要好的同参宝乘法师一起去。我们先到缅甸，再去泰国。
我们没什么钱，我的师父在缅甸有皈依弟子，是华侨医师，很有钱，所以我们先到那里。去到那里后，刚好赶上妙善禅师—也就是金山活佛出问题，那时候妙善禅师在拜经塔，他手臂很肿，已经烂到看得见骨头。那里很热，人家都是半夜去拜塔，如果正中午去拜塔，在青石板上摆个馒头，一定可以烤熟，完全烧焦。我师父的信徒是个医生，他也供养妙善禅师住与吃。我们去的时候，医师正在劝妙善禅师接受治疗，可是禅师听不进去。他的手臂长蛆了，长长的一条一条，他把蛆拉出来，放到草丛里放生。我骂他是在杀生，因为他自己制造蛆，让蛆长大，再把牠放到那么热的草丛里。那时候只有宝乘和我两个人经常讲他，其实他已经到了快要涅槃的时刻，就好像一个婴儿一样，已经退化到非常无知、恢复到完全一尘不染的原始现象。最后我和宝成法师两人，加上医生，硬把他绑在病床上，我们和医生、护士一起把他洗干净，把他的一些烂肉清理好，上了药，给他治疗。这件事说是好事—在人的立场是很好，可是他却因为这样，不到七天就往生了。所以即使到现在，我还是很难告诉自己，这件事究竟是对还是错。他不只是皮烂了，连骨头都烂得露出来了，可能是最后一点业，用这种磨难的方式去消除吧？很多人都说到金山活佛的事，却不知道他是怎么过世的。
宝乘法师又是什么人呢？他是个孤儿，从小在各地流浪，像个乞丐一样，后来出家了。他认的字不多，可是学得一脑袋瓜子典故、寺院家风等等，几乎没有不知道的事，他是个老参禅和子。
本来我们到泰北是要找一位中国籍的老和尚，也是不巧，我们去之前，他已经过世了。宝成就给我出一个主意，他说你每天去山上走走，说不定会碰到什么机缘。于是我每天到山里走走。那里是什么地方？许多从富国岛撤退的军人的村子就在那一区。那里以前什么都没有，只是一些土人，可是我却碰到一位印度的和尚(《千佛山三十周年特刊》中称其名为忏托那库玛)。他个子不高，瘦瘦的，精神却好得很。他从后面走过来，一把把我抓住。我看着他不讲话。然后他开始讲印度话，我听不懂；虽然某些字音我听得懂，可是连不成句。最后我用梵文和他讲话，结果勉强可以沟通。我懂一点梵文(印度古文)，和印度话差别很大，但是某些话是可以通的，所以我讲的梵文他可以听懂一些。他也读过书。他的意思是，现在古梵密就剩他一人了，他一直找不到机缘传人，这时候一定要传给我。
他传梵密给我是一件很好玩的事。当时他表情很严肃、很凶地叫我跪在地上，我毕竟年轻、气盛，就是不跪，反而在旁边坐了下来。他看我不跪，坐了下来，突然趴地向我顶礼。我干脆合掌不理他。他坐在我对面，好像要跟我商量，希望我跟他学密，不要让古梵密断了。我不晓得是不是讲了这些话：哪里古梵密只剩你一人？不可能的事。可是毕竟在这种情况下，我跟他相处差不多一星期。那些天我们吃的是山里面的草根、野菇，至于水，到处都有，一共花了七天七夜。
这位印度比丘教了我不少东西。我在降央寺学过梵文，但因为不准抄写，只凭一些记忆，这次他再教我梵文，就很容易记得。他的古梵密是标准的古梵文，他一教我就会了。我跟他相处久了，最后我才向他顶礼，认他做师父。
传完法后，他就离开了。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一个人在山区里做什么呢？我那时候就一直在想这件事。
古梵密是强调口授的。和能海法师传的密法相比较，能海法师传的是印度佛教的密法，并不是古梵密。
现在我陆陆续续把这些梵密写出来，称为《梵密之钥》，写得并不完整，不能公开的我没有写。
在千佛山祖堂，用大理石刻出来的是文殊菩萨的咒语，不是准提菩萨的咒语。另有不锈钢刻成的准提咒语，除了六字真言，另外还有三个特殊的字配合起来。看起来象是一个咒语，可是如果用梵文拼凑起来，一共有二十一个咒语。
八、被抓兵随缘来台湾
我要不是因为被抓兵来台，是没有机会来台湾的。在台湾，从大陆来的老和尚95%都是赶经忏的道场出来的，因为只有经忏道场诵经有钱，才能买船票来到台湾。在大陆并不容易看到出家人，除非是在城市；城市里，到处都有出家人。如果看到出家人穿得很整齐、很漂亮，那都是赶经忏的；如果看到出家人穿得破烂，有很多补丁，甚至看起来很肮脏，那都是住山的。可是在大陆，对这些很贫穷、衣着破烂的出家人都很尊敬；出家人穿得太好，人家都会笑，会认为出家人没有钱，怎么穿得那么漂亮？住山的出家人社会地位还不错，几乎任何人对他们都很尊敬。
抓兵来台，很难说是好是坏。如果我没来台湾，也不会留在大陆。我本来也有两个可能要去的地方：一个地方是打算在民国37年(1948)农历7月份去法国留学，还有一个机会是9月份到印度中华寺，他们请我去。我在大学时，湘江中有一个水陆洲，洲上有一座基督教堂，里面的牧师有一个女儿，他们是法国人，介绍我去法国，而且刚好那时候他们要回法国，有很多机缘凑巧，所以我有机会到法国留学。
我的师父要我自己选择，他说我反正早晚也待不下去，是一个非走不可的人。如果我去法国留学，是由我俗家来供养我。有些事情我的父亲跟我的师父都商量过，可以这么说：我的师父希望我像一条龙，他对我的期望太高。我父亲本身也是从事教育工作，当然他更赞成我去法国，甚至他希望我去读书，回来就不要做和尚了。我那时候没有特别决定要到哪里去，是看哪一个地方机缘成熟就去哪里。没想到当年端午，我被抓去当兵，两件事都没有赶上。
被抓的那天，我到一个信徒家里，他们家里有事，希望我为他们作午供。午供完了以后，我要回山，经过河边。这一条河是支流，可以通到湘江，是个有小码头的小镇。阿兵哥在岸上，在大陆我们都称呼阿兵哥为“老总”。他们把东西搬到船上，我经过时，他们叫我：“ㄟ，和尚！来帮我们搬东西！”我想这是举手之劳，就帮他们。搬到最后一箱，我要下船时，他们把船一拉，告诉我说：“你不可以下船！”我就这样被抓了。其实如果我那时候跳水逃走，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我是在洞庭湖成长的呢。只能说我有一种出家人的宗教心态，认为：“随缘吧！”。到现在，我还常常想起这个日子。到台湾这么多年，很多信徒请我到他们家里吃饭，为什么我都不去？或许和这一件事有关吧！
当初军队从资江转湘江，原来坐小船，在资江换了大船。他们在全国各地搜购物资。在资江上大船时，就把我的衣服扒掉，拿军服给我穿上。从湘江再到长沙，把我送到长沙师范学校，送到那里的一间教室。教室里已经有七、八十人，都是被抓来的。地上铺的是稻草，什么都没有。之后我们从长沙出发，被送到广州，交给青年军。青年军素质还算不错。
从长沙到广州是坐火车，在火车上，他们用一条粗绳，一串串把人绑起来，两头绑在火车的门把上，有带枪的军人在那里看着，晚上如果要去上厕所，要主动喊报告，如果随便站起来，他会拿枪打你。对这样的生活我感觉还好，因为过去我在大陆苦行过，什么苦都受得了，在军队难不了我。当时大陆的情况也实在没办法了。我们从广州坐登陆艇来到高雄，被送到凤山，在湾仔头。
过去军人是用抽壮丁的方式招募的，类似现在的团管区要交兵，有人愿意当兵，有人花钱去买，买了之后可以不用当兵。不够的再去抓兵，抓来之后补缺。由于是补缺，到现在我身分证上的名字还不是我，而是那个逃兵的人，当初他也是被抓兵，后来逃了。因为军队里不准改，到现在我还是用那个身分证。本来我复姓欧阳，身分证上却姓徐，这个人的学历还蛮高的──南京艺专毕业。
后来我在台湾部队当教官，有一次参加一个校官班，当时我已经是少校。逃兵的这个人有个侄儿也在军队，也来受训。他看我贴的名条是“徐昌龄”，下课时就来问我是什么地方人。
九、引进新式教育法
我在军队那段时间，除了当兵一百天之外，其它十年的时间都是当军官。本来我在高雄凤山勤务连站卫兵，一班两个小时。连上有一位指导员，也就是现在的辅导长，他感觉我这个士兵好像跟一般士兵不太一样，要我去考孙立人办的干部训练班，一出来就可以当少尉军官，有机会转出来。我去考了，也顺利考取，所以总共当了一百天的兵，之后当了十年的军官。
考上干部训练班没多久，又被派到宜兰通讯连学校受训，在那里学无线电的原理，从事无线电工作。后来我发展传播事业，和这项经历有点关系。[1]我都是待在学校，最早在第四军训练班，后来改为陆军官校，我在那里当教官。步兵学校在民国41年(1952)复校，我们被派去创校。那时候当教官比较方便，都是上、下班；也很自在，可以穿便服上课。因为政府接受美援，一切都依美国式作法。
如果说我在军队时曾对国家有什么贡献，那是在教育方面。我曾在美国联邦政府教育研究中心受训九个月，专门针对怎么做老师的主题上课，课程教得很仔细，所有有关教师的知识都教了，包括制作图表、讲义、教案的方法，甚至授课时间的比例分配、教鞭的使用、黑板的写法等等细节，要求都很严格。
例如授课时间的方法，那时候一堂课通常是一小时，实际上是50分钟，可以分两小节，第一小节大概23分钟，23分钟结束，再来是第二小节，要讨论问题，把握时间和学生交换意见。之后留下一些时间做结论。一堂课讲完，刚好50分钟。
又比如使用黑板，写黑板时，假使用右手写字，必须站在左边；左手写字，则必须站在右边，都是用侧面写字，每一个字学生都要看得到。为什么要这么要求？因为写下去的每一个字，学生看得到，再解说下去，学生一定会有印象。现在有些人当老师，背对着学生写黑板，一个人搞自己的，那样做是不可以的。如果背对学生写黑板，学生会自己在下面聊天、捣乱。
另外，他们教怎么示范图表，包括图表要怎么放、怎么翻。他们新发明一种用透明纸做的“夜间图表”，利用电灯的光，晚上也可以看到。
从美国受训回来，我们带回了这些教育改革方法。早期台湾的军事教育都是从大陆带来的传统式教育，到我们那时候，政府已培养出我们这一批由军队出来的教官，再让我们去培养教师。部队中成立了教官训练班，完全用美式教育，班主任是校长［步兵学校校长张立夫］，他是中将；我是副班主任，只是上尉，但因为在美国受过专业训练，学得正规教育，因此训练三军所有的教官。培养教官的目的，是希望透过政府的力量，改变社会教育及学校教育。训练班结束后，我们跟教育部、台湾省教育厅合作，继续做了很久的教育训练。当时台湾除了教导训练班之外，最早是由我们培育三军教官。
我们带回的教育改革是老师方面的改革，几乎每一样做老师的条件，我们都教。包括怎样做教育计画、教案、讲义，怎样上课，怎样使用图表、黑板、教鞭，甚至怎样考试。
例如我们要求上课要做重点提示，把重点标出来，不能让人觉得老师在玩手法，不告诉学生重点。过去上课很少有重点提示，都是要背整本书，可是学生一个学期要念多少书，没有重点的话，要学生死背一本书，效果是不会好的。
考试方式中，问答题或测验题都不是问题，可是过去的考试，总是让学生没有太多联想的空间，这是我们要改善的。我们很讲究要求学生自己思考，包括怎么样独立思考去读一本书。比如我们当初带回了一个课程~速读，通常一般速读法是一行一行很快地读，可是我们的速读是钻石法而不是平面法，把一本书一个中心点像钻石菱形、立体一样来读。可是最后这种速读方式没有办法推广，因为要学会并不容易，不只是要眼睛快而已，也要从很多文字中马上知道这篇文章在说什么；这样读书会知道大意，把握这个观念后，书读得快，对整本书会有个概念。
此外，我们从美国带回来的教育方式，对于出题技巧、评分也都有改善。比如有一个问题，可能有一个答案，也可能是两个答案、三个答案都对，如果全部答案都打勾，那应该没有分，因为后面还有一个“以上皆是”，这是一种新的出题方式。
智力测验也是我们带回来的，以前台湾没有智力测验。这些都是全国比较优秀的教官去美国受训带回来的新方法。
从国外带回来新式教育方式后，学生读书确实比较活泼了，不会那么死板。以后军队教育却变质了，陆军官校出来的虽然都有大学程度，可是没有真正培养出对军队教育有很大帮助的人才，甚至原来的目标是影响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这方面的倾向却慢慢消失了。现在的老师好像都是爱怎么讲就怎么讲。
我在讲话时，通常不喝水，这是因为过去我在美国联邦政府教育研究中心时，对这一方面有研究过。如果上课连续讲话，口腔会产生黏膜，有润滑作用，所以这时最好不要喝水，喝了水或喝茶，会把黏膜洗掉，声带容易受伤。这都是经过研究的。(未完待续)
[1] 白云禅师于民国85年(1996)6月开办公益性质之白云广播电台，民国91年(2002)5月设互联网两个网站，并将白云广播改为“金禧之声”。
十、申请退役
我在军队十年又百日，之前和之后都是出家人的身分，心理上设法去适应，但也同时一直在想，怎样才能「出狱」？所以虽然在军队时，我全心投入，尤其努力学习发展教育训练。但是教训工作结束，回到工作岗位，我又在想：怎样才能离开军队？
到民国48年(1959)，我因为在部队上课太多，太劳累而生病了。从预官队第五期、六期、七期，我都在带训；加上步兵学校有士官队、尉官队、校官队，并且另外成立将官班，将官班是老总统亲口下条子做的。以前的将官连手枪都不知道怎么用，一般的轻武器、轻兵器，他们都不会使用，那时候新式的手提式无线电就像现在的大哥大一样，他们也都不会使用，老总统看了很伤心，因此就在步兵学校办了一个将官班。我兼将官班的职务，班主任是校长，副主任是教育长，我兼名誉教育主任，有很多事，很累。那时候我一天有八个小时的课程，晚上还要给他们补习，没有星期六、星期天。
到民国48年(1959)，有一回我骑脚踏车摔下来，掉到水沟，营房的水沟很宽很深。我晕了过去，被送到医院。经检查，肺部有点问题，因为太劳累了，造成一般所说的痨病，我就住院了。刚好那时候政府的政策，有病的、年纪太大的、需要长期休养的军人都可以退役，我就利用这个机会申请退役。
本来那一年7月，我的退伍令已经下来，但被校长张立夫把我的退伍令压下来。一直到11月底，跟我一起申请退伍的人都拿到退伍令了，我却还没有。我就到学校的人事部门去查，那些科长跟我很熟，他们说：「这个命令早就在校长那里！」我就打电话给校长，校长叫我过去，问我：「你一定要退吗？」他不希望我退伍。我说：「如果我不是想退伍，我就不会提出申请。」校长说：「你究竟为什么想退役？是不是想在社会上有什么好发展？」我说：「不是！我老实告诉你，我本来是出家人！」他不知道这件事，一下子也不相信。无论如何，我终于退役。
在军队时，我没有随缘吃肉，吃肉边菜，那是没办法的事。通常我比较客气，同事都知道我一定吃一碗辣椒、豆豉、豆腐干。但也因为吃的方面有很多忌讳，过去在军队时，我的营养不怎么好。
虽然是因为抓兵而进部队，在部队里对我个人帮助还是很大，因为可以接触很多不同层面的环境，也学习很多新知识，这些都不是一个出家人在寺院里可以学得到的。我曾经参与国家军事考察团被派遣到美国两、三次，全国性军队指导会议的机构也差不多都会参与，学习机会不少，吸收一些知识经验。其实在那个动乱时代，在军队里是比较安定的。不过我心里一直在想，有机会要赶快离开，恢复本来面目。
十一、恢复本来面目
民国48年(1959)底我退伍了。退伍后我到高雄县甲仙乡，为什么有这个机缘？因为当时甲仙的民众服务站主任过去是我的学生。是在现在卫武营那个地方，曾有一个入伍生总队，其中有幼年兵，都是从广州撤来的流亡或父母离散的学生，都是小孩，不是年轻人，全部集中在这里。政府培养他们，让他们就学，有的送到孤儿院，都做了处理。这位民众服务站主任就是出身在这里的幼年兵，我当过他们的连长。由于他的介绍，我在甲仙找了一块山，恢复本来面目，再现出家相。
退役时，我可以选择领八成薪，可是我并不想再跟军队来往，就提出领取一次退休俸的申请。到民国49年(1960)3月份，我拿到退休金。
恢复本来面目时，我的作法是在山里，根据《占察经》做一些仪式、规定，忏悔缺失。这部经对于还俗的定义讲得很清楚：如果是为环境所迫穿了在家服，并不一定就是还俗，要看的是内心有没有还俗。所谓内心有没有还俗，是指在一些实际工作中的作法。
我在军队时，有很多机会可以结婚，但是我没有这样做，那是因为不想还俗。当时很多人感觉我很怪，好像我从来没有想过成家这些事。我没有向别人表明我原本是出家人，因为在军队里讲这些，人家会以为你是在开玩笑，所以他们只是觉得我比较奇怪，好像我除了上班、上课，平常总是一个人，几乎一般人所喜欢的我都从来不参与。
十二、台湾行脚访察寺院
虚因老和尚后来到了缅甸，民国49年(1960)起两次来台湾。他是因为缅甸的信徒到中国大陆去，因为局势很乱，就把他接到缅甸。他来台湾是经过香港，随港澳侨胞回国庆祝团来台湾，不是自己来，他在香港有信徒。他来的时候不是穿出家服，是穿了唐装，这是随别人方便，因此他才用华侨的身分来台湾。在这种环境里，他是尽量避免别人不方便，而不是为自己方便。香港的佛教会和台湾的佛教会都有联系，那时候从大陆来台湾的老和尚没有几人，所以他很容易就找到我。
我在民国50年(1961)及51年(1962)在台湾展开两圈半的环岛行脚，一次是山线，一次是海线，另一次是纵贯线，这可以算是半次。当初我的行脚是有一些想法，第一是想了解台湾的寺院和大陆有什么不一样，毕竟台湾的佛教也是来自从大陆，几乎100%都是从福建过来。另一方面，主要是想去看看真正有道德修养的台湾出家人。所以我从南到北、从北到南，大大小小的寺院都去看了。后来人家说起「台湾走透透」这句话，我不只是走过台湾每一个乡镇而已，是每一个乡村都走完了，凡是有寺院的地方，我都去朝礼过。
去行脚的地方，如果是在家人，我会看看有什么莲社、居士会；如果去出家人的道场，我一定是应他们住持的要求才去。这些都是方便。我不认为到寺院只是去找名僧~~有名的出家人而已，如果是真的想求道，很多大寺院是找不到的。
我在行脚时也把很多规矩、法则教给寺院；大陆的道场有很多的规矩、法则，那时候台湾的戒坛没有人教这些。我常开玩笑，台湾应该成立住持训练班，把规矩、法则教给他(她)们。所以几乎是他们需要什么，我都会停下来帮助他们。很多寺院希望我留下来，我说那不是我的想法。事情做完了，我也就走了。
我在台湾各地行脚，看了许多地方之后，曾有这种想法：台湾无学可参。参学是想学东西，学人家的特色，学人家的心得。因此我还是摇摇头，觉得躲在山里算了。为什么？第一，台湾的寺院都是男女众住在一起，这是我最反对的事。人毕竟是人，男女如果不分开住，会有很多麻烦。第二，很多寺院设了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管收钱，请出家人替寺院服务，由地方上的人管出家人。第三个问题是站在我个人的立场，因为我是丛林里长大的，如果我连个人自度也做不到，怎么能帮助别人？所以一心一意希望能把自己的问题先解决~~我讲的问题是生死大事，所以我自己就在山里自耕自食。那时还年轻，在军队也把身体锻炼得很好，因此自耕自食没有问题。我在大陆时也是在行脚，身体的底子不错，因此住山也住得很快乐。可是最后还是逃不了，还是有人要出家就来找我。
台湾的佛教有种种奇怪的现象，政府也管不著；或许政府有登记的，政府管得著，没有登记的、自行创立的，政府就管不著。甚至小小的道场，买了透天的房子，里面供奉佛像，一到晚上，信徒们围起来凑热闹，因为里面有乩童，真是不像话。有些有管理委员会的小庙也少不了这些现象，什么奇怪的情况都有。
不过毕竟正信佛教的道场也不少，可是他们不懂道理，想修行也无从下手。台湾有七大宗派，究竟有没有表现出宗派的特色？不管是成实、三论、唯识、禅宗、法华、华严、净土以及密宗，究竟它所强调的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很值得重视。
十三、慈航法师
我在台湾也遇到过几位外省法师，最早的是慈航法师。过去我们在大陆就很熟悉，可是在台湾那时候我还是军人。在大陆慈航法师曾经到我的禅堂待了两三个月。那时候很多人看不起他的出身，因为未出家之前，他是一个裁缝师，也就因为这么一点，很多所谓的高僧大德瞧不起他。可是他和我私交很好，我可以举一个小例子。我还是军官时，穿着军服，短袖短裤，打绑腿的妆扮，每个月几乎都会去看他，他那时信徒的供养很少，凡是外省来的法师几乎都不敢碰他，因为有人说他有匪谍嫌疑。[1]我每个月去看他，带一些钱，在汐止买一些他需要的米等等。有一次谢冰莹去看慈航法师，我跟慈航法师并排坐在椅子上，因为信徒会向他顶礼，此刻慈航法师站起来对谢冰莹说：“对他顶礼，但不要对我顶礼。”我是一个穿军服的阿兵哥，为什么要对我顶礼？谢冰莹感到很奇怪。慈航法师对她说：“先顶礼，我再告诉你。”但是我不敢接受，所以我躲到慈航法师的背后。这显示我跟慈航法师比较熟。慈航法师的弟子中，一个徒弟是出家人，一个徒弟是在家人，在家女弟子就是写《女兵日记》的谢冰莹，出家人是律航法师，他本来是阎锡山的军需处处长，就是黄胪初，那时他是将军，现在已经过世了。
本来慈航法师是中坜圆光寺妙果法师请来台湾的，[2]妙果法师希望他到佛寺里来主持“台湾佛学院”。但后来他和妙果法师对教育的观念有差别。慈航法师有个想法，他认为佛寺要培养法师、培养弘法人才，因此这一方面的人都应该专门从事教育、研究和学习。其实寺院也有很多事要做，譬如整理环境、搬运物资等等，慈航法师对这方面比较不注重。
慈航法师离开圆光寺后，在民国39年(1950)到汐止的一个精舍，刚开始住在下面的静修院道场，但是他不习惯。道场的住持帮助他发起建道场，在后面盖了一间弥勒内院，其实只是一间小佛堂，旁边盖了几间小寮房。
虽然住在弥勒内院，他一心一意还是想办教育，所以他在静修院还是维持佛学院的教育工作，收了从大陆随军队来到台北的出家人，慈航法师对他们花了很多心血。那时的出家人什么都没有，依附别人，能够有口饭吃就不错了。后来都不想念书，慢慢散了，跑到善导寺、十普寺、临济寺去赶经忏了。现在这些人大部分以台北善导寺为主。慈航法师闭关前，只剩一个学生，这个学生是谁呢？是现在菲律宾的自立法师。
十四、白圣法师
民国50年代初期，佛教会理事长是白圣法师，他当过很久的佛教会理事长，可以说是死于任上。他邀请我过去帮他。那时不论出家或在家，从世界各地来拜访他的人很多，刚好他又打着禅宗的旗号，很受注目，其实他本人不是禅宗。
我在民国53年(1964)到55年(1966)和他相处，到56年(1967)初离开。跟他相处了一段时间，我感觉好像每一天都是跟政治人物打交道，几乎都在吃饭应酬，从这一家跑到那一家，好像跟真正的佛法已经脱节了。但也不能怪他，因为他处在那种环境，很多事要去处理。像临济寺、十普寺本来是日本人的财产，政府来了以后，这些寺院交给一些比丘尼住，要怎样转变为佛教的财产？这些事都必须处理。
那时有一批政治人物很拥护佛教，替佛教做了很多事。例如白圣法师有一位世交，是老立委李子宽，他是佛教徒，还有一位是赵恒惕、[3]张之本，都是老立委或国代，都很拥护佛教。政府为民意代表盖了中央新村，里面差不多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是佛教徒。那里我也去过，因为关系到佛教、佛法的事白圣法师都找我谈，出门都喜欢拉我去。那一段时间我常和他们吃饭，每次到礼拜六或礼拜天，这些老立委和老国代就说：“哪一家寺院的素菜最好，我们去哪一家吃。”造成了这种风气。后来许多出家、在家人都以团体的方式来到台湾，我去过日本、韩国、美国等等一些国家，他们来台湾时，常要吃饭聊天。所以我逐渐待不下去了。毕竟我是在丛林里长大的，一板一眼。我那时有一个观念：既然是大法师，就不能做错事、讲错话；既然是在家的大居士，也不能随便说话，因为会影响别人。但也因为这样，久了之后，我开罪了不少人。当然，表面不会怎样，可是我自己感觉到，再这样下去，只是浪费时间而已。
民国56年(1967)，我要离开白圣法师时，推荐徒弟如印法师去帮助他。之后我就离开，没有再和他们打交道。我从来不和外边出家人打交道，也要求我的徒弟不要和政治人物往来。
过去我还年轻，会去提别人不欢喜的事；年纪愈来愈大，也愈来愈圆滑，知道没有必要去提人家不欢喜的事。这听起来好像很乡愿，其实不是乡愿不乡愿的问题，天底下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一定是对或错的事，不管人家做什么，都有他的时代背景、环境关系，如果只是用我们的直觉或眼睛看到的、听到的，用我们的自我意识来表现，效果还是有限的。不过我还是以为，做为一个出家人，最好不要涉及政治。
十五、“土和尚”的佛俗因缘
过去在大陆时，我和妙果法师也有接触，因为过去我在天岳山当过方丈，他去参访过，我们曾有一面之缘。
台北龙云寺的贤顿法师和台南的眼净法师和我年龄差不多，可是我们有一点师生关系。他们在泉州鼓山涌泉寺闽南佛学院念书，我受邀在那里担任过一段时间的课程，专门去讲《金刚经》。后来我去行脚，都曾拜访过他们，他们都想把我留下办佛学院，那时候许多法师都有这种兴趣。可是当时我曾发了一个愿：不留寺院，不当住持，不收徒弟，自理宿膳。所以我并没有接受他们的邀请。
在大陆时，虚云老和尚是位了不起的善知识。民国36年(1947)灵源法师在南华寺开戒坛，他们请我过去。开戒时要过堂，那是一个非常庄严的环境，常常有引领时间。那时候宣化法师在南华寺做钟头师，我在那里待了50几天，当时经常和我在一起的宝成法师也在。开戒出来后，我还在《海潮音》写过一篇文章，谈到一般说虚云老和尚有48奇，我说还少了一奇。在戒坛时，他站着的机会很少，都是坐着，在一起的人，不管个子多高，虚云老和尚总是比人家高出一个头。我们在行脚时，很注意这些事，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另外有一件事也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出家人有一种前面一排扣子的挂子，其实是把里面的褂子加长。这是谁发明的？太虚法师，所以我们都叫它太虚褂。在台湾称为罗汉褂，其实罗汉褂不是前面开襟，是斜开的，差不多到膝盖的长度。本来有一种伽蓝褂，一样没有袖子，可是长度不同。太虚褂比一般的褂子长一点，但比伽蓝褂短一点，没有袖子。是在还没有发生抗战之前发明这种褂子，他觉得这样的长度很方便。
太虚法师是因为到某寺院去挂单，人家不愿他来挂单，说他出家不像出家，在家不像在家，他生气了，才有他自己的开始。很多人不知道这些事。很多人对大陆的事情不太了解。我因为行脚，到处跑，看得多，不是有一句话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吗？行脚不只是像读书而已，甚至还要超越读书，很多事是别人看不到的。一般提高僧大德，都不会提这些事。
可是我从来不会说我跟谁熟、我跟什么人有关系，我也不会说自己认识谁。讲好听点，我是最怕攀缘的人。目前在台湾许多元首或副元首之类的人，他们也来拜访我，包括民进党、国民党、亲民党，差不多政治舞台上的一些人物，都知道这个和尚和别的和尚不一样，私底下和我见过面。我都有一个要求：私人拜访可以，如果带媒体来则不可以；有媒体我就不见，即使到了门口，我也不开门。吕秀莲副总统第一次来我这边，身边带了人，我说：“既然来了，请他们在楼下等。”所以她知道了。后来她第二次到菩提寺，身边就只有秘书一人。我很坚持，如果违背这项原则，什么人我都不见。我并不想和政治人物打交道，也不需要抛头露面说我是一个什么大和尚，我常说我是一个土和尚。
[1] 慈航法师曾经为此入狱，在监狱的时间，据《台湾佛教数码博物馆》〈佛教人物〉传记，为民国38年(1949)6月间，http://ccbs.ntu.edu.tw/formosa/people/1-ci-hang.html，上网日期民国94年(2005)1月25日。
[2] 慈航法师于民国37年(1948)秋冬之际，在弘宗法师介绍之下，应台湾中坜圆光寺方丈妙果老和尚(1884~1963)之邀来台主持“台湾佛学院”，试办一期六个月的训练班，民国38年(1949)6月结束。
[3] 赵恒惕(1879-1971)，湖南衡山人，同盟会会员，在中国大陆时曾致力湖南自治而未果；民国38年(1949)来台。曾任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总统府国策顾问、资政。为热心之佛教徒。其子赵?佛重已将其档案捐赠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参见该所网站http://archives.sinica.edu.tw/main/directory58-1.html，上网日期民国94年(2005)1月25日。
十六、关仔岭碧云寺
我在关仔岭碧云寺待过，但并不是经常在那边，他们有进香团大拜拜时我才会去。为什么我会去碧云寺？是因为我行脚经过，发现他们的比丘尼只会做一些寺院工作，而不会学一点知见修养。那边有一位老尼师十妙法师，我笑她十妙并不妙。她要求我留下来，我说：「可以，但我不能长住。」我留在那里一段时间，教她们静坐、念佛等等出家人最起码的修行，象是念佛，就有很多方式，我跟他们讲一些粗浅的道理方法，这是对他们出家人的指导。
碧云寺收入不错。我跟出家人说：「你们得把碧云寺盖得象样一点，不然所有油香钱都浪费了。」刚好我去的那一年~~民国53年(1964)白河发生大地震，天公庙全部都震垮了，死了两个人。我说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把破损的地方重建。他们说没有钱，我就跟寺庙出个主意：「只有一个办法：先欠债，再还债。」因为知道碧云寺有钱，寺里的人到白河镇买任何东西，别人都不会担心。我说可以向白河的建材行借债，写借条。管理委员会对于碧云寺的欠债没有话讲，盖房子欠人家钱，都有证据，用收的香油钱去支付，因为是为碧云寺着想，并没有错，所以在这一方面费了点心思。对管理委员会来讲，我是不安好心；可是对佛教寺院来讲，我是在发愿、发心。
本来天公庙是木头架成的，时间太久，也被地震完全震垮了，所以后来把天公庙移到后面。天公庙盖好之后，我和他们谈改建的事，最后在寺前盖了地藏殿,后面盖了三宝殿。碧云寺现在能有那些房舍，和我的建议有关。
虽说我在碧云寺住了七、八年，事实上从住进去到离开，真正住的时间没有多久，只是每一年都有机会去，尤其在2月进香时我一定在。我总是希望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出家的寺院，管理委员会却把它改变了。碧云寺的大殿那么古老，嘉庆16年(1811)到今天只整修过一次，民国53年(1964)那么大的地震，前后的庙堂垮了，还压死了人，可是正殿的结构连屋角都没有裂，所以环境是不错的，可惜后来却变质了。
十七、我的三顶帽子
我在碧云寺时，有一位心性比丘 , 他自己没有寺院，住在别人的寺院，而且是在比丘尼道场。他来到碧云寺，里头有两个年轻的比丘尼，他告诉她们：「我要盖寺院，希望你们跟我去。」他自己在别人寺院挂单，盖什么寺院？这件事让两个比丘尼的师父很着急，怕她们出事。刚好那时候我回山，她们叫我出面。我就当面和心性比丘谈，他一开口就说：「我是白圣法师的侍者。」我说：「关于这两名比丘尼，如果你真正有寺院，而你缺少常住，需要叫人去，我不会不赞成。但是你目前并没有寺院，你把两名比丘尼带去住哪里？」他说：「我有的是地方住。」我说：「这不是办法。我并不反对什么，问题是现在她们的师父很不欢喜。」他说：「他们的师父欢不欢喜有什么关系？她们两人愿意跟我走就好了。」这不是出家人该讲的话。人家有师父、有寺院，你什么都没有。当然，我并没有这么讲。我说：「我是劝你，当你自己有寺院、缺少常住时，再来找她们。我话就讲到这里。」他就走了。
但是他很生气，用一个在家人的名义，写了一封信寄给白圣法师，里面讲得非常难听。写这封信的人说自己是一个公务员，前几天到碧云寺去看，待了两三个小时，结果他看到碧云寺有一个外省流氓和尚，这个流氓和尚对碧云寺的出家人不是骂就是打。这还不要紧，他还说这人每天晚上叫比丘尼轮流陪他睡觉。一般人看起来，可以知道这是一种黑函，写信的人说他只是经过碧云寺，待那么短的时间，却能把事情搞得那么清楚。刚好白圣法师收信那天正要去马来西亚，就把这封信交给净心法师，因为净心是教授和尚，在教务组，他要净心去查查。想不到净心法师拿了这一封信，就在戒光佛学院向学生公开宣读，他说：「你看，白老要留他他不干，现在到碧云寺被人家告做流氓。」
那时我派了一个徒弟去帮助白圣法师，他听了净心的话非常生气，打电话给我。我说：「不要紧，嘴长在人家脸上，你要叫人家不讲是没理由的。我们根据事实都很清楚，为什么要争呢？」可是我的徒弟沈不住气，毕竟他是在台湾出家的，有人污辱他师父，他睡不著。白圣法师从马西亚回来以后，他就把经过说给白圣法师听。白圣法师把净心叫去，问他有没有这回事，他说有，白圣法师就当著我徒弟的面甩他两个耳光，我的徒弟出了一口气。可是我就跟我徒弟讲：「你这件事情做错了，将来这笔帐会算在你师父的头上。」
我过去在台北或多或少得罪一些人，所以那时候我有三顶帽子：一顶是逃兵，一顶是匪谍，一顶是假和尚。假和尚是上面说的这一件。至于匪谍，为了这种嫌疑，民国50、60年代，我还曾被送到新店去。慈航法师也曾经被看成是匪谍，关了七天。他的事比我早一点发生。我还算好，我被送去的那一天，有一个管理科科长是我的学生，他在步兵学校受训过，从尉官班到校官班都是我的学生，他说：「你们抓错人了！如果他是匪谍，全台湾都是匪谍！」所以有时候冥冥之中，还是有一些护法神在保护吧！这三顶帽子都是他们送的。不过现在他们讲也没有用，毕竟人都是会看、会听、会比较，说得好听一点，所谓「真金不怕火链」。
十八、白云精舍的劫难
在碧云寺时，为了便于帮助白圣法师，我曾在北投贵子坑(土民说鬼仔坑)有一间白云精舍。那时候我的弟子如印师跟著白圣法师在临济寺，我还有另外一个徒弟在我身边，我不想住临济寺，那里一天到晚都在做佛事，甚至连死人都抬进寺里，我看了不喜欢。台北善导寺甚至把棺木都抬到大雄宝殿，我对这些都很反感。因为这样，我才会在北投盖一个小房子做精舍。那里有一处很好的泉水，一年四季不断。
当初为了盖那个小房子，我还拜访过相关主管单位的人，因为那是一个军事管制区，管那里的是一位中将退伍军官，他曾在步校将官训练班。我提出建筑申请不久，就去拜访他，说我想盖一间小砖瓦房。在那个时代，有一点关系多少还是很好的。
民国58年(1969)，农历8月来了艾尔西台风。原来我打算在精舍里过8月中秋，甚至还把徒弟都找在一起。但8月13日是十方大觉寺灵源法师的生日，我们在大陆就认识了，他是惟觉法师的师父，他打电话给我，说有非常要紧的事，我必须去一趟。所以我在8月14日下午差不多5点多就出门，到基隆去。虽然第二天有台风，14日那一天只有一点风，下一点雨，天气不是很坏。我下山后，我的一个徒弟住在精舍里。那时我还有一名徒弟如正师，他同乡的一个儿子要参加联考，也住在那里自修。
第二天，风雨很大。精舍后面原是一处高尔夫球场，把排水都朝我们精舍的方向。由于风雨很大，后面的山因此整个崩了，精舍埋在地底下几百公尺，在那里自修的学生就被活埋了。由于8月14日晚上风雨就很大了，我的徒弟起来查看，他觉得不妥，结果他被泥流冲到山边，否则他也没命了。
为了把那个学生的尸体挖出来，动员了250个消防警察，挖了一整天才挖出来。因为重机械也都上不了山。人行道很窄，而且弯来弯去。许多警察把车子停在底下的中华白砖厂，那里在做磁砖，车子停在那里，人再走上山。
事件发生之前有所谓预兆。在8月初6时，我正在那里写文章，房子外头的土地公忙得不得了，而且那段时间，大大小小的蛇也几乎都快成堆了。我向他们说：「土地公搬家了，可能会出问题！」但因为他们觉得后面有崖石壁，应该没有问题，也就因为大意，所以有了意外。我要不是正好灵源法师请我到十方大觉寺，否则我也会被活埋。在精舍我没有床铺，只有打坐的地方，最大的一块崖石就是从石壁滚下来，如果我在那里，一定会被压个正著。
我断断续续地住在那里，过了几年。同时在碧云寺住，也在台北住。那时候几乎哪里找我，我都会去。
我去十方大觉寺时，灵源法师在那里，惟觉法师已经离开了，灵老在大陆就是个老修行。我所知道的灵源老和尚是一位很惜福的人，可以说衣、食、住、行都是随和的，虽然他是单独吃饭，但是他不像一些所谓大师级、长老级的师父一样有自己的小厨房。现在台湾像我这样年龄、从大陆来的法师都有自己的小厨房。过去白圣法师有个好处，他没有小厨房，也是随便吃。
宣化法师在南华寺时，是负责敲钟的，也就是钟头师。他之后去香港、去美国，出了名。后来他每次来台湾，都不敢来看我。有个真乙比丘，他来台湾几乎都是由他来接待，真乙跟我讲过很多遍，说宣化法师这次一定会来看我，我说：「你不要再讲，我知道他绝不会来。」因为我知道他本来在做什么，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可是他很不希望人家知道。过去他挂搭南华寺是参学, 说他不吃盐，也不吃油。我不知道他是跟谁学的。
十九、彰化古严寺
我到台湾，还复本来面目后，最初在甲仙山上住茅蓬，经过行脚，跑来跑去都没有固定。正式定下来，是在民国57年(1968)，在彰化大城古严禅寺，那时才开始买地，民国60年(1971)禅寺正式完成。
以前彰化古严寺是稻田。我有一个皈依弟子〔洪居士〕，他是彰化大城人。这个弟子本来在卫生所里当首席课员，除了首长之外就是他。他很虔诚，因为看了我一些书，才去找我皈依。
他供养一位比丘尼，本来供养在家里，比丘尼鼓励他盖一座寺院，过去大城附近都没有寺院。民国60年(1971)上半年，我还在碧云寺，他对我提盖道场的事，可是没有钱。盖道场要先要把田买下来，买下来后变更地目，然后贷款。那时候要变更地目或申请建照，好像很容易，在那么偏远的乡下尤其如此。
但他没有太多的关系，就找上我，我先捐出一笔钱来。由他来负责，先盖个殿堂。他的住家就在附近，经费的不足，只能一步步来，没办法一下子完成。那时刚好有一种国民贷款，利息不高，是一种特殊优惠，于是就用贷款的方式把田买下来，分27个月还清。所以先盖了一层殿堂，预定要盖三层。此外，殿堂后盖了两个寮房，旁边再盖一间寮房，可以做为厨房，慢慢做起来。现在古严寺的殿堂，是以后加盖的。因为信徒有期望，寺庙就慢慢盖成了。寺院盖好后，我就过去那里。
这位比丘尼学的是外道，比如算命、开药方等，她对盖寺院这些事，并不太欢喜。我向我皈依弟子说，如果她继续做那些事，就不能让她住。我没有跟她本人说。我跟弟子说了之后，他去向比丘尼讲。她不得不随著寺院的规矩，像个出家人一样过日子。
不过以后她还是不安于室，做那些不是寺院的事。寺院旁有一块地，寺院盖好之后，这个皈依弟子在卫生所退休，领了一笔退休金，也出家了〔如参法师〕，买下这个地方盖了精舍，结果他们就住在这里，不住在寺院，但那块地还是古严寺花的钱。
921大地震时，精舍震垮了，比丘尼也走了。我那个弟子在这些还没发生前就过世了，因为他以前喝酒，我听说他以前喝酒，是算打喝而不是算瓶喝，结果把肝喝坏了。他出家以后滴酒不沾，可是来不及了，伤害已经形成。这个比丘原来的太太后来也出家，他们的一个女儿也出家，其它子女嫁的嫁、娶的娶也都出去了，在地震震垮房子后，这两个出家人没有在原来的精舍再盖房子，也不住古严寺，自己在二林买了个精舍过日子。
目前古严寺只能说是一个简陋的地方。虽说是简陋，但做了不少事，我们办大专学佛营、教师学佛营，都从那时开始。台湾的大专学佛营是古严寺开始的，之前没有人做。现在台湾知道古严寺的人不多，国外知道的人比较多，因为曾办了《佛印》月刊，每次办活动，国外有很多人来参加。
刚开始我对古严寺出家人的要求很高，要有学士学位以上，他们的程度都很整齐。我是想，既然盖了一座庙，就要好好做一点事。那时那里有学士、硕士，还没有博士，现在已经有好几个博士。通常我会培养自己的出家弟子，只要他能读书、能考得上学校，我就栽培他，因此很多人出家时只是大学毕业，出家以后陆续完成博士学位。那时我对于常住等于有学校化的作法，让他们上一定的课程。后来我到台南关庙，才正式成立佛学院，老师就是在古严寺培养的这些出家人。
我在古严寺没有住很久，民国60年(1971)年底到那里开始，陆陆续续在古严寺的时间有两年多，民国62年(1973)才到关庙接管菩提寺。几乎第一批跟我出家的比丘尼，都是在古严寺出家的。
二十、关庙菩提寺
菩提寺并不是地方上的寺院，会请我去，是因为原来老住持过世了。这个住持出家很晚，已经80几岁，90多岁过世。他们请我过去，也有一些因缘。我在民国48年(1959)年底退役，就看中了关庙菩提寺那个地方，可是位置是靠湖的左边，一共有27、28公顷，包括现在的菩提寺，价钱也讲好了，一公顷3,000元，共有20几户人家，大概有18户同意，手续也办好了，但还有几户听说是外省法师来买，就不同意，我也不好意思买了。所以我早在民国48年就去看过这个地方。结果到民国62年，他们来请我过去。
到菩提寺，我盖了几间寮房，也办了佛学院和各种佛学活动，象是夏令营、冬令营，都是以大专学生和教师为主要对象，所以在里面出家的教师很多。
那时我才度了20几个出家弟子，程度比较差的留在古严寺，程度比较高的，就到菩提寺办佛学院及各种活动，因为只靠我一人是没办法成事的。
在古严寺两年的时间，几乎每天都要从事12到14小时的教育工作，除了上课，也要教大家共修、静坐、规矩法则等等，他们很累，我也很累。到菩提寺以后，我反而轻松了，因为有了他们的共同经营。
二十一、千佛山各道场
民国72年(1983)我在甲仙禅林入口处闢建精舍，称为天岳山道场。这里并不是我刚退役时建茅蓬的地方，以前住山的地方都是铁皮屋，在玛家乡、桃源乡、甲仙乡交界，交通很不方便，只能用走的进去。从甲仙到我住的地方，要经过5条河流，而且没有桥梁。
民国81年(1992)我在高雄市开辟第一个讲堂，次年创立财团法人千佛山慈善基金会、中华佛弟子协会，这都是全国性的组织。
广电是我的本行，所以我在民国84年(1995)筹备白云广播公司，次年6月正式成立。过去这家广播公司完全是公益性质的，没有广告，但是长期以来亏损太多，实在维持不下去，所以2002年6月才转型为商业暨公益性的金禧电台。[1]以前这个电台完全用普通话，转型后98%都是闽南语，虽然有广告，我们也不想随便作卖药的广告，所以还是一直赔钱。后来我们又成立一家企业公司，代销台北一家生化科技产品，这是我一个信徒的妹夫所开发的保健食品，经过很多年实验有效，我们就以代销的利润来补助广播公司。
民国83年(1994) 千佛山在松山后火车站建立台北讲堂，因为是在轻工业区，来往的人太复杂，又是在马路中间，结果就转到永吉路。可是运气不好，那里是海沙屋，现在搬到罗斯福路去了。
民国83年底(1994)在台中成立讲堂，其它还有一些道场，是第二代、第三代他们自己出去发展的，我都没有参与。
到现在为止，整个千佛山联合功德会大概有大、小道场20几个，本身经理的讲堂不多，只有台中、台北、高雄，另外有甲仙道场，其它地方都是第二代的弟子创设的。甲仙有两个道场，靠山里面那个是共修的道场，不对外公开；进山口那个是对外公开的。一个寺院难免有佛事，我把这些事都放在前面道场，所以有内外之分。我们设立讲堂也分内与外，关庙菩提寺那是个修行的地方，道场与讲堂则是弘法的。
我们在高雄县市、台南县市这个区域的信徒比较多，但高雄讲堂这个地方太小，而且对面有一个夜市，晚上共修并不合适。讲堂是为了信徒在城市里共修方便，让他们听讲经说法，白天大家都没有时间，所以利用晚上的时间共修。现在实施周休二日了，我鼓励信徒假日带著全家出去玩，不要在家里过日子。平时利用下班后一个半小时左右参加共修，听听道理。所以类似这样的一些作法，都是不希望学佛的人连假日都没有；学佛的人有他的家眷、有他的儿女，别人周休二日前几天就在计画要去哪里玩，如果假日父亲、母亲都到寺院去了，小孩子怎么办？所以在这一方面我比较推行晚上共修的作法，周休二日时道场尽量不做事。除非有特殊的法会，比如佛诞法会或各种纪念日才利用周休二日。
兴建中的般若寺的经费来源是所有道场节余下来的钱，可是到现在还是差得很远，买土地就花了一亿多，我们寺院能筹措的不过几千万而已，目前还是要靠信徒。般若寺位于高雄市博爱路底，在路口就可以看见，不是传统橘色琉璃瓦建筑，而是灰黑色琉璃瓦建筑，因为一般橘色琉璃瓦都是在山林里，有绿色的背景，城市较拥挤、髒乱，和山里的情况又不一样。
将来般若寺会以对外弘法为主，供信徒共修听经，也办一些法事、慈善社会福利工作，也会有佛学院。中华佛弟子协会和慈善基金会也设在般若寺。将来有商业行为的公司则是另外设在般若寺的对面。
我的弟子里，比丘尼的比例比比丘多。现在我把大部分的比丘留在甲仙，我不容许他们住在同一个道场。我也给他们有机会在都市发展，比丘也可以开发道场，可以在都市做一些事。其它的弟子还是住在山里，但他们可以轮调。在城市住3个月，如果习惯，可以延长住到6个月，但我也不希望他们留在都市太久，最多留6个月，比丘尼住菩提寺，比丘住甲仙。出家人在城市太久也会变质。他们都还没成就，是人总会有人的问题，所以有时候要有一些规矩法则，按照这些规矩法则，即使我不在了，这个寺院不会乱。如果没有规矩法则，老和尚一不在了，就一团糟。
在千佛山我有一些作法：职务为先，常住自治。我依据个人的专长来领职事，进到寺院来的，我都会问他：「你在学校学什么？你适合什么工作？你本身的兴趣是什么？你最有把握的是做什么？」比丘和比丘尼都这样安排。千佛山慈善基金会是以在家人为主，也是考量他们才安排工作。我觉得比丘、比丘尼都是平等的，完全要看个人的专长来做事。
二十二、道场的经济问题
这几年来，我们经济上比较困难。还好我们的寺院、道场都很节省，能节余下来的尽量节余。我很反对化缘，因为台湾寺院太多，化缘太浮滥，有时信徒们会害怕到寺院去，我们希望能做到信徒进我们的寺院不会有压力。甚至我常说，布施不要造成伤害，因为信徒要解决健康问题、教育问题、医药问题，我知道有很多虔诚的佛教徒甚至为了布施而去标会等等，以佛教徒而言，这是虔诚的行为，可是这中间会造成伤害的后果。
我们寺院中，有从事商业行为的都是在家的信徒，协会、基金会的事业则都是出家人，这两部分完全分开。
我们的寺院还有一个好处：完全是出家人自己管理自己。我们的寺院是我一手创办起来的，说难听点，我的棺材本全部都投在寺院了。
过去我在军队并没有太多的钱，可是我在军队时很有赚钱的机会，经常写文章投稿、授课，却没有什么花钱的机会。加上那时候我有计画经济--买股票。所以寺院能盖起来，并不是偶然的事。最初我买钢铁的股票，像唐荣铁工厂，买时8毛钱一股，几乎我的积蓄全部买唐荣股票，那一次买最多，后来陆陆续续又买了一些，把我的存款全部都拿去买。我那时还在山里，买了股票也不管，就摆在那里。在这中间，有机会买另一种股票──南亚塑料。
我用８毛买来的唐荣股票后来陆续卖了，最高大概卖到170多元。第一次买钢铁股时，大家都骂我傻瓜，没人要的股票，一股才8毛钱，我却买那么多。当时我认为台湾没有铁矿，台湾的铁是日本人留下来的战车、汽车、炮弹等等，都是军用物资，唐荣是这么起家的。我回复本来面目后，仍然要过日子，因为这么想，所以才去买了股票。如果用比较佛教徒的口吻来说，这件事和护法神还是有关系的。要不是护法神的力量，即使有机缘，也不会去争取。
南亚塑料我则是一次就卖掉了，我在这种股票上赚了不少，有一次塑料类的原料在很短的时间内飞涨，从25元升到75元，那一次我全部卖光了。有了这些股票利润，才有今天的千佛山。卖了之后就买讲堂，包括1、2楼、5、6、7楼及12楼，共买了6层楼。那时我有一个出家弟子，他是彰化和美人，家里是做塑料的。当时台湾所有塑料颗粒都靠进口，我认为台湾本地没有矿产，如果买这些股票一定会赚钱。
[1] 白云禅师于民国85年(1996)6月创立公益性质的白云广播公司，民国91年(2002)1月转型为商业电台金禧之声。金禧之声的宗旨为关怀弱势族群，每年定期举办公益活动，并举办儿童暑期佛学夏令营、心灵演讲、环保生态等相关活动。节目为全内制，以闽南语为主，收听范围为台南、高雄、屏东，听众年龄层主要为35至55岁。
二十三、勤于笔耕
我在许多刊物上都写过佛教文章。我依师父的规定，50岁以前不写佛教文章，50岁以前不收比丘尼弟子。这是他对我的要求。
我在军队里就喜欢写各类型文章，尤其写一些小方块。有时甚至会影响到政府的改革。比如我在中华日报写过一个小方块，说日本占据台湾的时代，称为「日治」是不合理的，因为台湾的土地由日本治理并不合道理，所以要用「日据时代」。后来政府正式发布命令，说要用「日据时代」。
我恢复本来面目后，到民国50年(1961)，才真正开始在佛教刊物写佛教文章。比如在佛光山的《觉世》、道安法师的《狮子吼》、中国佛教会的《中国佛教》，以及《海潮音》等期刊。过去很少出家人写文章，大部分都是在家居士在写。我是因为各种因缘，有人邀稿而写。到古严寺后，我开始集结文字。
民国61年(1972)我创办《佛印》月刊，每个月都要定期出刊，不管是长篇或短篇，散文、诗歌都是一手包办。每一期的《佛印》月刊中，都要教导出家人规矩法则，包括诵经、唱念、法器。其实我每期撰稿都不超过三小时，因为没有太多的时间。后来我到菩提寺，民国78年(1989)创办《千佛山》杂志，现在还有一个《佛弟子会讯》，我也都有写文章。未来希望把这两种刊物合并，办得精致一些。
过去我还在《佛印》月刊很少有什么经典的连载，通常只有一篇连载，其它都是短篇文章。办刊物变成上班打卡，后来我专注经典的决疑，他们就拿来分期连载。我写作已经这么久，到现在我还是固定每天有两到三个小时在写作。虽然花了两、三个小时，可是写的字数不多。我的短篇文字都是在办公室里有空就写。我写的东西除了一些传记叙事性之外，一方面有关禅宗的文字也不少，再一方面是关于流传性较高的经典，例如我写过《法华经》、《圆觉经》、《楞严经》、《楞伽经》等[1]，里面很多资料都要花很多时间搜集资料。其实我写东西很快，我不会凭想象和印象写文章，我是把一些一般人不太了解的内容，用现代人看得懂的简单文字写出来，所以要花很多时间查资料。现在《大藏经》放在光盘里，虽然查询方便，不过我的眼睛受不了萤光幕的辐射，即使我与你们坐得很近，也只看得到轮廓，其它看不清楚。在健康方面，我的平衡感也不怎么好，军队演习的时候，曾经摔了一跤，耳朵受到伤害，一直有治不好的中耳炎，年纪一大，平衡感不好，坐久了要站起来，先要身体放松、放直，才能站起了，变成坐久了也不行，站久了也不行。睡眠也不多，年轻时忙碌，没时间睡，老了一有时间坐下来，就会打瞌睡。现在一天可以睡五个小时，以前从没超过三个小时。我讲的睡眠还不是指躺在床上，以前我没有床，从77岁还是78岁开始才有床。
我现在已经有80多本著作，有的是平常和信徒们交谈或法会里讲的，其中有比较特殊的我就写出来。也有的是演讲集、讲经的资料，大部分还是我写经典的解析。很多都是偶发写出来的。我没有去想过藏经上的取舍，我是把个人的看法表现出来，可是也尽量采各家的解释。例如我写《法华经》完全用法华和天台的思想，写《楞严经》则完全用大乘菩萨的看法，写《圆觉经》完全用禅那的观点，写《般若经》完全用般若的思想，尤其是唯识学花的时间最多。
我写的东西一定有系统，不是大杂烩。佛陀的思想还是有分类的。《大般若经》我不只是自己下过功夫，也讲过不少。
现在我发觉自己写的还是太文字化，从信徒的反应，感觉我写的还是太深，用讲经的方式信徒比较容易接受。也就是因为这样，才会逐渐出CD、VCD。比如讲《四十二章经》，本来是对出家比丘讲的，连比丘尼都没有讲，后来我改变方法，用大乘菩萨的方式来诠释，毕竟时代背景不一样了。在释迦牟尼佛的思想里，他强调的是道理，是可以善巧、可以方便的，他唯一提出的警告是不要以自我意识去看，必须有现实生活的体验，使解和行能够相应，没有违背，不是一个不能行的道理。有时候我讲经，当我在解释时，我可以用很口语的方式讲出来。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功德回向，所谓回小向大，很多其它的法师都说：「做了功德，经过回向，功德就会更大」，其实真正的意义不是这样，而是由小乘行人转向大乘，这才是回小向大，不要做一个自了汉，可以从罗汉到菩萨。但真正的法义是把功德分给更多人，把自己既得的利益，包括物质和精神的，也就是智能，都分给更多人；是既得利益，不是本身什么都没有去做回向，那等于自己没有饭吃却要给别人饭吃，是不可能的事。
我所讲的虽以禅法为主，也有关于净土。讲经讲十大学派，真正只有六大学派，因为俱舍和成实是小乘佛法，净土以念佛为主，既然是学佛的人，不是要念佛、念法、念僧么？！，念佛是持名，持佛菩萨的名号。我认为应该建立起一个规矩：学佛的人都应该去念佛，不只是口里念，还有想念、思念、忆念，凡是学佛的人都应该学这些。凡学佛的人也都要受戒，起码要受三皈五戒，此外有菩萨戒、出家的比丘比丘尼戒。
现在密宗很流行，佛陀建立的密宗──真言、咒语，是印度十一大学派中的菁华，把适合印度性、历史性的事件放进去，都是菁华，所以释迦牟尼佛认为还是有意义的。他说密宗应该称为真言宗，也就是真实的言语，所谓真言逆耳，因为其中有密，如果能把密解开就不密了。真正来说佛教没有密，是为了训练正念、方便正知，包括一般的人或非人。现在有很多经典中都有咒语，里面都是讲道理的，这些道理都是纠正人的缺失，我们如果知道咒语的意思，就知道并没有什么密可言。那为什么往生咒语不翻译出来呢？是怕翻译后，读的人自我意识太强，所以不翻。
讲了很多道理后，应该要注意去做、去实行，不但自己做，而且希望大家都能做。最后做到什么程度？要做到圆满成就为止。像往生咒，意思是你要诚心信奉阿弥陀佛；要知道祂的世界，然后照著祂要求的方式老老实实去做，不只是自己可以得到利益，还可以帮助别人得到利益，就可以成为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往生咒主要就是这个意思。
[1] 白云书坊出版的白云禅师经论释要部分计有：《妙法莲华经决疑》、《解深密经概念》、《大乘起信论概念》、《圆觉之道》、《楞严经决疑》、《正法念处经偈释》、《密乘契经》、《楞伽经决疑》、《圆觉经偈释与禅颂》、《般若学疏义》、《大般若经要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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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禅师访谈纪录(四)
侯坤宏、高明芳、赖淑卿访问
二十四、极乐世界的真义
净土宗说人人都可以念佛念法念僧。禅宗有人说，“念佛一句，漱口三日”另外也有说“一句弥陀，罪灭河沙”。释迦牟尼佛曾讲道49年，这些都不是经典里的话。
中国的念佛法门是出自于魏晋开始，卢山慧远大师，他没有强调有什么佛菩萨。在印度佛陀时代，原来没有宗派，只有声闻、缘觉、菩萨乘的差别。很多人不了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刚开始时讲苦、集、灭、道四谛，后来又为什么讲二谛圆融？这是因为当初印度思想有十一大学派，释迦牟尼佛亲近了那么多学派，参访了那么多知识，最后发觉他们怎么做都会有缺失，总是在相对论里去选择好的、对的，那些坏的、错的就排斥，从来不会考虑这一生该怎么好好做，将来才可以再也不要来到这个人世。也就是了解最后的归宿，了生脱死求解脱。解脱是不能用文字来解释的，是有一个问题得到一个解答，好像一个结打开了。无始以来历经生死无算，有多少、多少业的存在，要一个一个去解决，最后要使业清净了，那才是究竟解脱。
可是我认为现在的解脱都不是这么解释，现在台湾谈解脱是莫名其妙的说法。我因为说念佛不一定都能去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受到批评。
我问他们：你们所谓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其实释迦牟尼佛的经典里并没有说到净土，祂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要怎么做可以去那里，不是说带业往生吗？须知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法音世界，没有业报，如果有业障怎么办？佛法里说业不净不能成佛，业一定要清净。所以如果有业报，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交给阿弥陀佛，因此才有九品莲台帮助你把业清净的设施。
带业往生是有条件的，要念佛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从发愿那一天开始，以前的业可以带走，以后的业还是要受报。带走的业怎么办？在莲台里受，有不同的品位，业重的是下品下生，上品上生才能花开见佛。到上品上生，表示你的业净了。花开了才能真正进入极乐世界，成为极乐世界正式的一员。
所以往生先进入莲台，然后看你过去的业，受报有多少，来决定你的莲台品位。在莲台里，品位愈高，接近阿弥陀佛讲经说法的法音也愈清楚，品位愈低愈不清楚，所以一定要到上品上生，才能花开，才能离开莲台，往生极乐世界，成为极乐国的众生。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以为念佛就可以到极乐世界，哪里这么简单呢？我常说，如果你认为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去西方极乐世界，那真是笑话。比如现在你想拿绿卡到美国去，你天天念“南无布什”、“南无布什”就可以了吗？没有那么简单。
二十四、以佛法讲世法
如果一定要讲禅法，我是什么派都不是，因为我这一脉下来，讲求直接去认识、去了解、去发现，这是一个方法；另一方面，从现实生活中去体验、去发现，再把这两者验证。可是这里面有问题：你具备条件了吗？佛陀说的道理和方法就是基本条件，佛法是培养智能的方法，所以如果完全没有佛法的基础，是没办法进到里面的。为什么我对佛经下那么多功夫？是要以佛法来讲世法，释迦牟尼佛在般若经里讲了很多，关于现在说的名相、名词、一些基本的道理与方法。我看鸠摩罗什智能那么高，就是深入般若经。
当初我编的第一本般若学许多人看不懂，因为是教佛学院研究所学生的讲义。后来我就扩大，改为《般若学疏义》，但大家还是不怎么懂，于是我再写《大般若经要解》，有了这一系列的文字，将增加助益。
论境界的调整，人会有自我意识。静下来后，一定要去思考许多的为什么。佛法是探讨一连串的为什么，这是理，化解这一连串的为什么，就是法了，所以佛法有理有法。我强调要运用思考、发挥智能，如何发挥智能？就是要怎么突破疑惑，因此也要运用思想。思想要有内涵，研究佛典，修行人有多少内蕴就能表现多少思想，内蕴有多少，就能发挥多少。
很多人很难理解禅宗，比如有个公案，说有人来拜访禅师求道，禅师叫知客请他吃饭去。又一人来，叫知客告诉他吃饼去。另外又来一个，叫知客告诉他喝茶去。这不都是要招待他们吗？喝茶是临时的客人，来了就走；吃饼是用点心，这个客人可以聊一聊。吃饭的则要住在那里长久一点。所以如果只从吃饭、吃饼、喝茶上去看，禅在哪里？
我曾写过《禅的智能》，是关于禅的公案，已经写了几十年了还没写完，写了三本，已经写到元代了，因为有1700个公案，大概还要一本才写得完。其实如果一口气写下来，很快可以写好。我现在不只是写1700个公案，还写关于过去一些善知识、高僧大德表现的言语，像弦外之音这本书就是。
我的《修行法要──千佛山之行修法》[1]是有点自己捧自己的说法，这里很多看法是从经典里慢慢体会出来的。其中谈五蕴──色、受、想、行、识，一般人想与行之间没有间隔，也就是想到就做，但是我认为想和行之间要建立起间隔，想了之后，不要马上行，多想一想。不过，多想一想也有条件，所以在这方面发明了(不同于天台宗的)止观法门，怎么样止于原来的想法，从研究、分析到认识了解，把这个想都弄得很清楚。什么是观照？也就是察觉和返照，把原来的想法再深入，这中间就有筛选作用，发掘许多的“非想”，因为不是你原来的想法，已经经过筛选，所以一个“想”就提升为很多“非想”。举个简单的例子，买股票的第一个观念是买什么会赚钱，是不是马上去买？那就错了，还要做一些分析评估，每一个都有不同的想法，最后选择了一个股票，是经过许多比较认识而来的，这样子至少风险比较小。运用五蕴、止观法门，在想与行之间，就可以去发挥了。所以想有各种不同的想，最后确定了就可以立刻去行。不是想到就做。这也是我几十年来的经验谈，因为我的体验，才建立起这个方法。我这方面的看法，目前已有很多人得到好处。
我刚才已说到，不能凭自己的想就去行，自己本来能有多少知识经验智能？知识经验愈丰富，智能才会愈来愈高，所以要在知识经验上去下功夫，智能才会成长。如果关起门来闭门造车，那就难以成长。
日本铃木大拙谈禅，是生活禅，他说“言和行”都是禅，其实那是狂禅，对我们实际上没有帮助。学佛的人所有起心动念都要与生死有关，还要不能违背佛法。
我大部分都利用睡觉的时间打坐，几乎没有时间休息，我常常在想问题，甚至于想到经典就去翻，可能睡不着又起来翻经典，我是这么样在过日子的。50岁以前，我或许还有固定时间可以打坐，但50岁以后就比较没有时间了，要利用空闲的机会。
我也不会特别只重视某一部经，我的起心动念完全在现实的人与事上面，然后反映到经典上佛陀是怎么说。有时我也会持念佛号，也念观世音菩萨，是为众生念的，不是为我自己，很多人说我这样讲太夸张。我说假如我死了，门下弟子如果念阿弥陀佛助念，我会起来甩他们一巴掌，我说我死了，什么都不要念，默默地就好。甚至我公开讲经时说，如果我死的时候阿弥陀佛开高级轿车来接我，我都不去，因为我不想去西方极乐世界，我希望生生世世都做比丘，来去娑婆世界。也就是我死了之后去兜率天，来去娑婆世界，其它哪里我都不想去。
在我们寺院，我都让弟子按各自所长，随自己发展。以禅宗来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弟子跟我学禅，他们都是我教什么，他们自己喜欢什么，就在那一方面下功夫，因为我什么都教。我教他们不只是讲解而已，他们要学念佛，我也会教。他们要学密，我也会教。我也告诉他们：“你们自己喜欢的，觉得自己条件符合，就自己去学。”(未完待续)
[1] 白云禅师着，《修行法要──千佛山之行修法》(高雄：金禧广播公司，2002年12月)。
25、学佛不学人
有人问：老和尚是如何修行的，能不能告诉我？我说：告诉你也没有用，因为学我是学人，学人就只能成人，要学佛才能成佛。以前我们成立佛弟子慈善基金会，现在已经改为千佛山慈善基金会，这是应弟子们的要求。本来我们叫千佛山菩提寺，大家觉得千佛山这个名字不错，慢慢就用了下来。其实我到现在还常这么说：“我是你们的老师，你们是学生。可是皈依三宝后，你们并不是我的徒弟。你们的师父是佛、是法、是僧。”可是到目前为止，全台湾只有我敢讲这种话，其它人都是说皈依了就是徒弟。
其实出家人只是一个代表人，僧伽是一个团体，不是个人，一个团体总有代表。信徒皈依后，依止这个代表人学习佛法修行，如果信徒搬家了，就要另外就近再找一位依止的师父，找一位代表僧团的师父。
学佛的出家人、在家人都是佛弟子，没有人弟子。今天在台湾都是学人，皈依人，法师讲一部经，他不说佛说什么、对我们有什么好处，而是说祖师怎么说、大师怎么说、长老怎么说、高僧怎么说，其实讲经当然要讲佛怎么说，怎么只是讲人怎么说？人的学佛心得拿来当参考是可以，不过不能拿来当成学习的对象。所以我说那是人法，不是佛法；是人教，不是佛教。目前的佛教界，不只是台湾，全世界的趋势也都是这样。所以禅宗里有几句重话：小疑小悟，大疑大悟，那么不疑呢？就是不悟了，这是要人不要盲从。不妨面对自己的疑惑，化解疑惑，自己才能得到利益。当然有很多人提出相反的意见说，佛法不是讲信愿行吗？不是要绝对的信吗？但那是对佛，不是对人，对象不要搞错了。
菩萨说的也是学佛的心得，何况所谓祖师、大师、长老、大德，他们究竟到达何种程度的修养？我们不能得见，只是听说。台湾有位李炳南 居士，现在已经过世了，他透过印光法师想求净土法，但他从没见过印光法师。在台湾，我同他第一次见面就和他说：“你没见过印光法师。”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从你言语我就可以知道，因为我和印光法师接触很多次。”李炳南 居士是通信皈依的，从没有和印光法师见过面。我提这一点，不是在讲是非，而是讲很多人盲目的崇拜。
另外太虚法师在台湾是最流行的了，可是有几个人知道太虚法师是政治和尚？我可以100％的肯定他是政治和尚，所以《太虚大师全集》写出来的某些部分是有问题的。在实际问题上，他令人不满的地方还是有的，例如他向国民政府建议42条意见，包括寺院财产要拿出几分之几给政府，那是因为他住在城市，不知道住在山里面的寺院状况，看到寺院有好几 十甲 田，好像很大，他不知道有多少人要依靠这些田地自己耕种生活。此外，寺院跟学校的部分，过去要办一个学校是很困难的，他建议要把寺院开辟多少地方给政府来办学，这听起来很不错。他另外提出很多建议，包括42岁以下的出家人都应该去当兵，穿袈裟的方式要改变──这等于是要破坏佛教的传统。对于他的建议，不只是我不满，就是连很有道德修养的虚云老和尚也非常生气，他向他的督军皈依弟子说：“我现在要到南京去做一件事。”那时候督军都有飞机。“您去干什么？”他说：“我要去降魔、斩魔。”嘿！那么一个有道德修养的老和尚都生气了。当然这都是过去的事了，不需要去讨论。
其实我对印光法师或太虚法师没有任何评论，不管怎么样，一个人有名气，一定是具备某些条件、有他的长处。
只是太虚法师到后期完全改变了，反对他的人太多了，拥护他的人便鼓励他把自己关起来。经过几年的修行以后，他慢慢懂得什么叫出家，什么叫佛法，用佛法来说，他是觉悟了，以前他的破坏性很大。来到台湾的人，很多人都是看到后期的太虚法师，对他在前期的破坏、乱的部分不会知道。
印光法师其实是一个老实修行人，他唯一教化是念佛，可能是受到卢山慧远大师的影响。早期出家人都是受到过去高僧的影响，过去大陆要看一部《大藏经》是很难的，不够资格的人不让他看。知道南怀瑾吗？为什么他当过沙弥？他是为了要看藏经，到庙里出家现沙弥相，藏经看完了，他就走了。在庙里看藏经的人，可以受到供养，什么都可以不要做，只要好好看藏经，所以要具备条件的人才可以看。他的故事不错：现沙弥相去看藏经，现道士相去学道法，他很自在。
台湾目前佛教很热闹，佛教徒人数庞大，我们可以看到每一年佛教界的收入和支出经费都是非常惊人，但是佛法在哪里呢？其它的教也是教，佛教称为佛教，谈的是智能、修养，但佛教徒不一定有智能修养；学佛的人应该追求智能。智能从何而来？那是佛陀的道理、方法，然后化为行为去修行。有了完全的修养，才能得解脱。
许多学佛的人，只是在语言文字上学佛。我讲一些话，别人或许会认为我这个和尚一点都不庄严：在台湾看到许多人自称他是佛菩萨再来，是多么的了不起，假使见着这种人，忽然之间赏他一个耳光，看他有什么反应，你就知道他有什么修养。如果他问说：你为什么打我？那么这个人可是个凡夫俗子；如果他让你根本没有伸手的机会，这个人才是了不起。毕竟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不在乎会不会讲、会不会写，而是心性的修养怎么样。
26、自耕自食的寺院传统
过去大陆的寺院和台湾不一样，都是自耕自食，土地都是在家许愿的人送的，寺中常住靠自己种田、种菜、砍柴等等，都得自食其力。过去只有城市的寺院不做这些事，处在深山里的寺院，尤其是大丛林，都得完全靠自己。
一般说来，过去大陆的城市寺院多属经忏道场，专门为往生者服务，至于山中丛林，则是和活人(信徒)打交道。所以我到台湾来很不习惯住在城市的寺院，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很少花时间去和死人打交道。不过现在我们寺院也有经忏，因为完全只靠供养仍属有限。我们的唯一条件是亡者不可以进寺院，尸体得经过火化，也不能送到大雄宝殿，我们的大雄宝殿绝不容许。地藏殿则属于为往生者而设，我们为亡者念经大多在外院，内院是一般人或法师，区分得很清楚，即使骨灰也都不可以进到内院。如果我们以释迦牟尼佛原来的思想和立论来说，度人是要度化活人而非死人。我常说佛法是对人说的，而不是对死人说的。
可是我们看台湾的情形，如果不和死人打交道，会几乎没有饭吃。我们还好，尽量避免这一类事。到我们寺院结缘的，我们为亡者做法事，多属我们的信徒；为了信徒，那是不得已，我们情愿在农历七月盂兰盆节的时候做普渡法会，平常就尽量避免。
我说一句重话，可能很多人都不能接受，就是我从来不主动出去找人化缘；我在台湾半世纪了，我自己不做，也不会教我的徒弟做。这可能和过去我的师门教育有关系。我的师门一脉传下来，都是这样的，有多少道德修养、多少福报，都不勉强，不强求，可是不可以拒绝人家来结缘，因为人家发愿来做功德，就不可以拒绝，但是绝不主动去化缘。这种作风，可能不只是在台湾，说不定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这样，这也是我的师门传统。
二十七、功德的真谛
佛教常说，佛以慈悲为怀，出家人强调慈悲，可是如果舍弃因缘、因果，谈什么慈悲？所以我常说，做功德有问题。现在台湾讲究做功德，布施的愈多，功德就愈大？也许很多很有钱的人，但公务员就未必，所以一个公务员拿了三、五百来，或许比有钱人拿了五千一万的，其功德可能还要多。所以功德的多少，不是以钱财数目字来衡量。佛经中记载很多有关布施功德的事：有一天，很多人来供养释迦牟尼佛，大家都走了之后，还有一个小女孩跪着不走，释迦牟尼佛问她：“大家都走了，你为什么还不走？”她说：“我想供养佛。”佛说：“好啊！”“可是我没有钱，家里很贫穷。”“那你要供养什么呢？”她就从口袋里拿出七颗白石子，她跟佛陀讲：“我只有这七颗白石子，可是我是花了很多时间去找到的，里面一点点瑕疵都没有。我想供养佛。”佛陀很欢喜。这小女孩就问：“这样有没有功德？”释迦牟尼佛马上就发光，让她立刻得悟。我们在经典上说生什么光，其实主要都是讲智能，就些光在他头顶生起，立刻得悟。这是一个故事，如果去深入的话，释迦牟尼佛不会说：“你供养我七颗白石，你就可以立刻得悟。”不是的，这里面有多少佛法在，释迦牟尼佛也不会否定很多供养他的人。
现在很多人太过于强调布施功德，许多家庭甚至发生问题。夫妻俩人都信佛还好，如果只有一人信佛，去布施求功德，另外一个可能就不太欢喜，造成家庭不和。我举过一个例子，我说，假如一个家庭，除夫妻俩以外，还有三个孩子一家五口，如果父亲一个月赚五万元，这五万元是一家子的，不是他一个人的，因为家人都是他最亲密关系的人，他有责任、有权利、有义务要负，如果这个做父亲要布施求功德，最好开个家庭会议，告诉家人，为什么他想做五百元功德，如果其中有一位不赞成，那他只能布施四百；假使有两个人不赞成，那他只能布施三百。绝不能说：“我是父亲，老子赚钱，老子爱怎么花就怎么花。”绝不能用这种方式。因为他对自己的太太、儿女，是有责任、有权利、有义务的，这是不能否认的事。我举这个例子，引来太多人骂。其实不是自己花钱的事，而是关系到这个家里人与事的问题，可是有许多人并不在意。
功德是一种力量，也是一种修养，要把修养发挥成一种力量，让人得到利益，那才是功德。如果还没做功德，就已经引得人家不欢喜了，那功德怎么形成？所以我说“随喜功德”，不是像一般人所说的马马虎虎的意思，不是大家做功德我就做功德，而是像刚才我所举的例子。大家要反省，才能完成功德；如果有一个人不同意，那就不能勉强。
二十八、佛法无定法
我在台湾这么多年，常讲一句话：“佛法不是提出一个问题，求得一个答案。”为什么？比如说：什么是烦恼？这是一个问题，能不能给个答案？如果勉强答：“身心不自在，就是烦恼。”乍看好像讲清楚了，其实并没有讲清楚，因为佛法不只是说烦恼是什么，而是要了解为什么烦恼？烦恼是怎么形成的？可不可以不烦恼？能不能有什么方法将烦恼化解掉？这才叫佛法。很多不了解佛法的人，都是希望提出问题之后告诉他一个答案，可是我师门的教导并不是这样。我师门传统是依据佛门文字上说“佛法无定法”，亦即不同的因缘，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空间，所表现出来的都不一样。
比如烦恼，有人因为没饭吃而烦恼，有人因为买了奖券中了奖或没有中奖而胡思乱想，或是为了其它的人事物而烦恼。从不同面向来看烦恼，答案应该不会只有一个。
现代人学佛法、接触佛法，希望简单快速，就好像速食店的饮食一样，其实佛法没有那么简单。但至于佛法难不难？其实也不难，只要自己肯下功夫。我常说，现在的出家法师比释迦牟尼佛还聪明。此话怎讲？释迦牟尼佛当太子的时候，他的父亲请了二十几个家教来教他，他出家之后，又到处参访学习，经过那么长的时间，最后还在雪山苦行六年，才能说自己开窍了。现在的人，头发一剃，袈裟一穿，摇身一变成了大法师，那不是比释迦牟尼佛还聪明？！所以我常说释迦牟尼佛很可怜、很笨。
二十九、饮水思源景物非
民国78年(1989)台湾开放大陆探亲，我回到大陆。去了几次，之前只是个人先去看看。那年年底我第一次带团去，团员有出家的，也有在家的。我是饮水思源，到各地方看看，把天童寺一脉下来的历代祖师的牌位都请出来，全体虔诚礼拜。在台湾，很多人对于自己的法脉从哪里开始都不清楚，我们都有纪录。我也教许多寺院去查门派，象是在台湾冈山的超峰寺、苗栗的法云寺等，如果前面的人不知道，后面的人会更不清楚。
宝成法师是我在大陆最要好的一位法师，他比我大20几岁，我回大陆时没找到他。道安法师的叔叔能禄法师，就住在我们雷音寺山下资江旁的白露寺，在那里当住持。我离开大陆时，安排宝成法师住在白露寺。民国78年我去大陆，到了白露寺，却没有人知道宝成法师。时间隔得太久了，加上经过文化大革命等等变化，许多事物都完全变了。上了雷音寺的旧址，寺院没有了。更奇怪的是上头本来有一处泉水，从石头缝里喷出来一、两公尺高的，整个也都变了，变得但流一些黄红色的水。
在江西和湖南交界的平阳堂天岳山本山也变了。那么大的一座山，共产党都把它轰掉，变成矿区。山里有水泥矿、钨矿，靠近长江那边还有煤矿。我以前都不知道那里的煤矿是从地表面往下挖，挖一公尺多就有煤。过去他们有生产大队就开始挖了，到现在已经挖了多少年代。山下原来都是住家，房子都靠山边走，是本地的村庄，现在却都成了火车轨道，像蜘蛛网一样。整个地方看来是一片白茫茫。许多原本在里头的出家人都还俗了，变成工人。原本在雷音寺还有一个地方，那里已变成村民住的地方，曾经有一阵子改成人民公社大厅的饭堂。
我回到洞庭湖旁，天岳山寺还在，可是没有复建整理。我要进去时，他们说要买门票，吃饭要买饭票。我说：“我想见见你们住持。”那个人说：“住持到北京开会去了。”我说：“当家师呢？”他说他就是当家师。我就跟他讲我以前在本山当过方丈，这里是我的下院，但他还是说，不管是谁进去都要买门票，吃饭也要买饭票。这真是笑话，却是事实。
不过浙江的天童还不错，那是我的祖庭。因为天童很有名，它是大陆八大丛林之一。
29、饮水思源景物非
民国78年(1989)台湾开放大陆探亲，我回到大陆。去了几次，之前只是个人先去看看。那年年底我第一次带团去，团员有出家的，也有在家的。我是饮水思源，到各地方看看，把天童寺一脉下来的历代祖师的牌位都请出来，全体虔诚礼拜。在台湾，很多人对于自己的法脉从哪里开始都不清楚，我们都有纪录。我也教许多寺院去查门派，象是在台湾冈山的超峰寺、苗栗的法云寺等，如果前面的人不知道，后面的人会更不清楚。
宝成法师是我在大陆最要好的一位法师，他比我大20几岁，我回大陆时没找到他。道安法师的叔叔能禄法师，就住在我们雷音寺山下资江旁的白露寺，在那里当住持。我离开大陆时，安排宝成法师住在白露寺。民国78年我去大陆，到了白露寺，却没有人知道宝成法师。时间隔得太久了，加上经过文化大革命等等变化，许多事物都完全变了。上了雷音寺的旧址，寺院没有了。更奇怪的是上头本来有一处泉水，从石头缝里喷出来一、两公尺高的，整个也都变了，变得但流一些黄红色的水。
在江西和湖南交界的平阳堂天岳山本山也变了。那么大的一座山，共产党都把它轰掉，变成矿区。山里有水泥矿、钨矿，靠近长江那边还有煤矿。我以前都不知道那里的煤矿是从地表面往下挖，挖一公尺多就有煤。过去他们有生产大队就开始挖了，到现在已经挖了多少年代。山下原来都是住家，房子都靠山边走，是本地的村庄，现在却都成了火车轨道，像蜘蛛网一样。整个地方看来是一片白茫茫。许多原本在里头的出家人都还俗了，变成工人。原本在雷音寺还有一个地方，那里已变成村民住的地方，曾经有一阵子改成人民公社大厅的饭堂。
我回到洞庭湖旁，天岳山寺还在，可是没有复建整理。我要进去时，他们说要买门票，吃饭要买饭票。我说：“我想见见你们住持。”那个人说：“住持到北京开会去了。”我说：“当家师呢？”他说他就是当家师。我就跟他讲我以前在本山当过方丈，这里是我的下院，但他还是说，不管是谁进去都要买门票，吃饭也要买饭票。这真是笑话，却是事实。
不过浙江的天童还不错，那是我的祖庭。因为天童很有名，它是大陆八大丛林之一。
30、佛教的未来
从过去到现在，太多法师都是靠赶经忏的收入，不然就是和政治人物打交道，这是很悲哀的作法。我跟白圣法师闹得不愉快，都是为了这些事。我建议他，以中国佛教会的方式，在台湾建立两个大丛林，一个是男众道场，一个是女众道场，教出家人要怎么自立自助，有了钱再去帮助别人；如果没有钱，专门培养人才也好，甚至还可以借钱建道场，由中国佛教会帮助，内政部支持，由佛教会派人住持道场，这样子佛教才会统一，而不是各搞各的。我建议在外双溪那里开辟女众道场，因为当初那里还很荒凉。同时我建议靠近东海大学附近，开辟一个男众道场，例如中部已经建立很多道场，可以把比较优秀的寺院结合起来。可是他们没有心思做这件事。
那时有很多老立法委员、国大代表及政府方面的信徒，很可以把这件事做起来。中国佛教会里有影响力的人、政府愿意支持的人应该去发展这些，就是现在做也还来得及，不做的话永, 远不会有机会。这些工作应由佛教会来统筹指挥。佛教会本身没有人才，白圣法师当理事长时，秘书是一位冯姓的国大代表，是经由立法委员李子宽的介绍。白圣法师过世以后，他的后代…现在每一年有两堂到三堂开戒。从白圣法师民国46年(1957)开戒起，每一届至少有500-600个出家人，算一算有多少出家人，而且最近几年每一年都有两到三个地方开戒，那这些人到哪里去了？很多寺院没有人，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有人作生意失败，有人运气不好在社会上难以生存，也有人在台北等很热闹的地方赶经忏，赶了几年，赚了一点钱就还俗。
佛教会本身不健全，成立中国佛教会的目的是针对寺院团体的，其中没有个人，现在的情况却好像只有个人，佛教因此不能统一。比如说提出一个问题，问十个法师，十个法师讲的都不一样，因为都用自我意识去看问题，不是真正下过苦工，不知道佛陀的本意，对于佛法深奥的部分不能体验，没有觉悟。
也就因为这样，高雄才又成立了中华佛寺协会，[1]其实也等于是中国佛教会。在台湾许多信徒的捐献都被几个比较有名气的山寺、团体吸收掉了，还有很多偏僻地方的小庙、寺院还要靠自己种菜、种田来维持。中国佛教会应该帮助这些寺院。台湾目前还有一个最不好的现象就是四处有所谓的精舍。公寓里、透天房子都称为精舍，本身并没有什么信众，但每个精舍都有一个电话，哪个道场要念经打个电话就去，靠这样生活。为什么他们愿意这样生活？因为寺院里有规矩、有法则、有要求，不自由。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有一个希望：佛教本身能有一个建全的组织，不要各寺院都是私人的山头主义。我希望把全台湾所有的佛教团体整合起来，分为北、中、南、东四区，设立四个大教区，另外每个县市设立一个念佛会，每一个乡镇设立一个在家修行的莲舍、佛教堂或单位，这当然只是我的一种构想。
大虚法师也谈过佛寺的统一管理，但他想做的和我不一样，他是希望依他个人的方式来管理佛寺，我是希望由佛教团体来推选管理人，例如我们成立一个公益团体董事会，先建立组织，这必须由政府授权，要有法源依据。如果这种事政府不支持也没办法，没有法令依据是做不来的。
目前法令规定寺院没有私人财产，所有寺院的土地、不动产都改为寺院名下，几乎有60%都改过来了，不再属于个人。
如果真的能够做到没有个人主义，这不是一种佛教的革命，而是台湾的佛教可以有组织、有规矩法则、有寺院传统、有人才培养、钱财合理使用，这是我理想中的佛教未来。(全文完)
[1] 中华佛寺协会于民国80年(1991)6月发起筹备，次年5月在台北成立，以结合全国佛教寺院，发挥团体功能，整理教规、维护寺产、护持三宝、培育僧才、宣扬佛法，并配合政令，协助寺院建立组织制度，以兴办教育文化、慈善公益事业、福利社会为宗旨。会址设于高雄。首任理事长为定绍(净良)法师，其下所成立的财团法人佛寺文教基金会董事长为开证法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