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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医僧的历史贡献(薛公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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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医僧的历史贡献

编辑:薛公忱
来源:闽南佛学

  内容提要:历史上绵延悠久的医僧群体,曾对中华民族的卫生保健和中医药学的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他们是历代人们同疾病作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发明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防治方药,留下丰富多彩的理论著述。在中国医学史上,他们应该占有光辉的一页。不可因其为僧为无视和贬低其在医药科学上的成就。
  关键词:医僧   中医药学   历史贡献
  作者简介:薛公忱,1939年生,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长期从事医古文、哲学、中医文化的教学和研究。

  “医僧”之称首见于北宋沈括的传世名著《梦溪谈》卷二十一《异事》。其中说:“有一人家妾,视直物皆曲,弓弦、界尺之类,视之皆如钩。医僧奉真亲见之。”这里记述医僧奉真亲见“视直物皆曲”的“奇疾”。该书卷十八还记有奉真一个诊治医案:“四明僧奉真,良医也。天章阁待制许元为江、淮发运使,奏课于京师(汴梁,今河南开封市),方欲入对,而其子疾及,瞑而不食,惙惙欲死,逾宿矣。使奉真视之,曰:‘脾已绝,不可治,死在明日。’元曰:‘视其疾势,固知其不可救。今方有事须陛对,能延数日之期否?’奉真曰:‘如此似可。诸脏皆已衰,唯肝脏独过,脾为肝所胜,其气先绝,一脏绝则死。若急泻肝气,令肝气衰,则脾少缓,可延三日。过此无求也。’乃投药,至晚乃能张目,稍稍啜粥,明日渐苏而能食。元甚喜,奉真笑曰:‘此不足喜,肝气暂舒耳,无能为也。’后三日果卒。”此例表明,医僧奉真诊断准确,施治恰当,预后如神。不愧为“良医”。
  医 僧奉真距今约1000年之久。实际上医僧的出现要比奉真早700多年。东晋南朝时,于法开、支法存、仰道人、竺潜等僧人均有医名,为朝野敬重。如果把汉桓帝(147——167年在位)时来华的精通医术的僧人、原安息国皇太子安世高,也视为医僧,则其距今已有1800多年。东汉以后,历代皆有,大体由三部人构成:一是西域、天竺来华弘教兼行医的僧人;二是朝鲜、日本来华求取佛法兼习医的学问僧或僧医,主要指此部分,其中还包括信奉佛法的俗医。这一特殊的医家群体,在其存在将近2000的历史时期内,曾经作出巨大贡献。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现略作评介,以就教于方家、大德。
  防病愈疾的重要力量
  疾病是世人痛苦的根源之一。出家僧人怀有大慈恻隐之心,思求良方以防治之,并以此弘传佛法。于是历史上涌现出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甚至身怀绝技的医僧。他们能在一定范围内和程度上满足社会各个阶段、阶层的需要,受支欢迎,甚至被神化。《晋书》所载的竺佛图澄及其弟子竺佛调,就是以医救人和弘佛的典型代表。中国本土医僧的治病救人事例更多。据《高僧传》卷一:
  “于法开,不知何许人,事兰公(晋僧,高阳人于法兰)为弟子。……善《放光》及《法华》,及祖述耆婆”,妙通医法。尝乞食投主人家,值妇人在草(分娩)气急,众治不验,举家遑扰(忧)。开曰:‘此易治耳。’主人正宰羊,欲为淫祀开令先取肉为羹,进竟,因气针之。须臾羊膜裹儿而出。晋升来五年(公元361年),孝宗有疾,开视脉,知不起,不肯复入。康献后念曰:‘帝小不佳,昨呼于公视脉,但到门不前,种种辞惮,宜收藏付廷尉。’
  俄而帝崩,获免。……谢安、王文度悉皆友善。或问:‘法师高明刚简,何以医术经怀?’答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调九候以疗风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孙绰为之目曰:‘才辩纵横,以术数弘教,其在开公乎?’”
  由此记载,可知于法开医术高超,是“以术数(此指医药)弘教”的典型。他既游行民间,为下层民众诊治疾病,又与社会上层交往,直至为皇帝服务,体现了“高下同揆”、“我法平等”的思想。
  再如,据《宋史》卷四百六十一《方伎上》载:
  “沙门洪蕴,本姓蓝,潭州长沙人。……年十三,诣郡之开福寺沙门智岜,求出家,习方伎之书。后游京师(今开封市),以医术知名。太祖召见,赐紫方袍,号广利大师。太平兴国(公元976——983年)中,诏购医方,洪蕴录古方数十以献。真宗在蜀邸,洪蕴尝以方药谒见。咸平(公元998——1003年)初,补右街首座,累转左街副僧录。洪蕴尤工诊切,每先岁时言人生死,无不应。汤剂精至,贵戚大臣有话者,多诏遣诊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卒,年六十八。
  “又有庐山僧坚,亦以善医著名。久游京师,尝赐紫方袍,号广济大师,后还山。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以雍王元份久被疾,如赴阙,至则元份已薨。法坚复归山而卒。”
  由所谓“正史”载录的沙门洪蕴,法坚传略,可知此二人实为北宋初年名闻朝野的医僧。洪蕴受到宋太祖赵匡胤的“召见”,赐予连文臣武将也难得到的“紫方袍”及“广利大师”之号,宋真宗也对他尊崇有加。表明他的医术非同寻常。“尤工诊切”,以致能够“每先岁时言人生死,无不应”。如此评述,虽有溢美成分,但亦可由此如其“诊切”之“工”,被人传为神话。不仅如此,其“汤剂精至”,以致“贵戚大臣有疾者”,皇帝“多诏遣”洪蕴为其“诊疗”被信用的程度高于专职的御医。与他同时而且类似的僧法坚,也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重视,以致还山还被召回京师,为雍王元份诊疗疾病。根据这一记述,足见医僧作用之大。
  再如,据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五:“平江有张省干者,病伤寒,眼赤,舌缩,有膏,唇生疮,气喘失音,脏腑利已数日,势甚危。此症伤寒家不载。诸医皆欲先止脏腑。忽秀州医僧宝鉴大师者过,投以茵陈五苓散、白虎汤而愈。诸医问出何书,僧曰:‘仲景云:五脏实者死。今赖大肠通,若更止之,死可立而待也。五苓导其小肠,白虎以散其邪气也。’诸人始服。”
  医僧宝鉴大师技高诸医,能将医圣张仲景的理论与实际病证相结合,以致药到病除。这一治验的可贵,在于学古而不泥古,对今人仍有启迪作用。
  再如,按《太平县志》:“僧坦然,善针砭,针细如毛,长不过数寸许,一投辄效。长林高令内患瘫,贴蓐两期,僧一再投不效。怪之,静想良久,跃曰:‘是也,此人皮肉肥厚,短针不足用也。’乃更置金针,长可五寸,一针而愈。邑人胡振声中风,僵卧两日。家人皇(惶)遽,治后事。僧过其门,延视之,针其手,手动;再针,泻痰斗余,即崛然起坐。次日午刻,能往五里外赴席。奇验甚至,不具载。”
  僧坦然善针砭,其聪明可贵之处,在于及时、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诊疗质量。如在短针无效的情况下,经过深入思考,结合患者症状和生理特征,制作五寸长的金针,以致“一针而愈”。一个医僧,能如此精研技术,无怪乎其“奇验甚至”,救人无数。
  再如,按《贵池县志》:“僧晓云,以字行,上云寺僧也。善治痘,最眼胜,次汤胜。他医以为可药者,晓云独不可;他医以为不可药者,晓云独可。计日断生死,无一差。不甚责人报,人迎之者,每扃闭一室,惟恐应他请焉。后以授其徒通和,和之术复过于师,以拳勇从义死,遂失传。”
  僧晓云善治痘,具有不用于一般医者的特殊见解。能够准确地断言患者的生死,竟然“无一差”错。并且不要求病家回报。这样的医者,势所必然受到民众的欢迎,以致理请到他,就将其“扃闭”一室,以防被他人请去。点头见其医术之高明和医德之高尚。其救人之多,可想而知。其徒通和“复过于师”,更是治痘的能手。惜乎死于非命,其治痘之技失传。
  再如,按《济宁州志》:
  “释湛池,字还无,戒律精严,功行最高。尤精医术,证治不执古方,别有刀圭,于针灸疽疡,取效神速。人或谢遗,一无所受。济人至今称之。”
  透过这一极其简略的记述,可见医僧湛池有以下特点:一是见解独到,“不执古方,别有刀圭”表明他对前人的医药遗产能够融会贯通,加以创造性地运用;二是术有专长,“于针灸疽疡,取效神速”,是针灸兼外科专家;三是不受人报,“人或谢遗。一无所受”,表明他医德高尚。作为一个医者具备上述一个特点,已很难得,而湛池有其三。堪称德艺皆绝的良医。
  从汉魏至明清,医僧作为一支特殊的医疗卫生力量,活跃在防治疾病的第一线。他们为社会各阶级、阶层服务。如果说历代上层统治者曾经受惠于医僧,那么下层民众亦得益匪浅,他们不是职业医家,诊病施药非以营利为目的,并且慈悲为怀,广济众生,一般不会嫌贫爱富、重贵轻贱,有钱无钱均可看病,故为广大贫贱小民所欢迎和尊崇。当然,也无可否认,有的医僧。并无活人之技,打着佛教的旗号骗人害命。这一类假医僧另当别论,就象不能把假药当真药一样。
  防治方药的发明创新
  在历史上,人们之所以看重医僧,不仅在于他们能够治愈一般疾病,而且还因为他们擅治某些他医拱手的奇病难症,发明不少特殊的方药,丰富了中医药学的宝库。且不言天竺来华僧人的金针拨障术、外科术,仅就中国本土医僧而言,他们的发明创新十分可观,至少有以下几方面:
  (一)“脚弱”疗法
  据唐初孙思邈《备急千 金要方》卷第七《风毒脚气?论风毒状》:
  “论曰:考诸经方,往往有脚弱之论,而古人少有此话。自永嘉(307——312年)南渡,衣缨士人多有遭者。岭表江东有支法存、仰道人等,并留意经方,偏善斯术。晋朝仕望多获全济,莫不由此二公。”
  又宋(公元420——479年)、齐(公元479——502年)之间,有释门深师,师(仰)道人、`述法存等诸家旧方,为三十卷,其脚弱一方近百余首。魏(北魏公元386——534年)、周(北周公元557——618年)之代,盖无此病。……然此病,发初得先从脚起,因即胫肿,时人号为脚气,深师云脚弱者,即其义也。”
  据此可知,两晋之际,北方南渡的士人,由于不习当地水土而患“脚弱”之疾即脚气病。是时有支法存、仰道人钻研此疾治法,偏善斯术,以致东晋上层人士均赖此二公而获全济。宋、齐之间的释门深师继续研习并总结二公之术,并师从医僧道洪,撰集有关有诸家旧方达三十卷之巨,时人义为《僧深方》一书中。可惜此书亦佚。其“精要之方被孙思邈《备千金要方》卷第七和王焘《外台秘要》卷第十八、十九所收录。日本名医丹波康赖撰于公元984年的《医心方》引述《僧深方》共140多处,散见于卷一、卷三至卷八、卷二十至卷二十六、卷二十九等各卷中,内容不限于治疗脚弱,还涉及其他疾病的防治,几乎涵盖临床内外妇儿各科。治疗脚弱之方,多用富含维生素乙的药物,科学价值较高。直到当今,脚气病仍为江南水网地区的常见病和多发病。虽然此病的治法较之两晋之际,已科学有效得多,但几位医僧的创始之功,是不可抹杀的。
  (二)“解散”之方。
  魏晋南朝之时,在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中兴起服食五散之风。始作诵者乃为何晏、王弼等“名士”,以后逐渐蔓延,直到隋唐才止息。据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四《解五石毒》所言:适当服石,有益人体。“人不服石,庶事不佳”,易患“恶疮、疥癣”等疾患。“石在身中,万事休泰”。大约这是服石之风所以兴起的医学根据。但石为“大大猛毒,不可不慎也”,“多则杀人,甚于鸩毒”。故服石的禁忌很严。不仅五石的质、量大有讲究,而且服石后还要及时、适当地解救散发之症。稍一不慎,非但无益,而且有大害。西晋著名针灸学家皇甫谧年轻时仿效名士服石,导致耳聋、肢痺,几至丧生。既有服石之症及其后遗之患,就要求医家有解救之术。此时有几位医僧对服石散发之证进行深入研究,探寻解救之方,并写成专著。影响较大者有:释道洪的《解寒石散对治法》一卷,释智斌的《解寒石散方》二卷,释慧义的《寒石解杂论》七卷,等。这些著作因其研究的对象早已不复存在而失去其现实意义,但在魏晋至隋唐的几百年里,确起实起过救死扶伤的重要作用。医僧的这一历史功绩也是不应遗忘的。
  (三)正骨疗伤。
  汉末至隋唐之际,战争频仍,习武之风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僧人亦不例外。著名的嵩山少林寺,僧人更以武术相授受。既习武,难免受伤,骨折现象不时发生,这就要求医家能够正骨疗伤。有的医僧热衷于此项研究,整理前人遗产,发明创造新的疗法,并撰写专著。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仙授理伤续断秘方》,此书一卷,现存。其无名氏之序称:
  “唐会昌(公元841——846年)间,有一头陀,结草庵子(于)宜春之钟村,貌甚古,年百四五十岁。买数亩(田)垦畲种粟以自给。村氓(民)有彭叟者,常往来其庐,颜情甚稔,助之耕。一日彭之子升木(树)伐条,误坠于地,折颈挫肱,呻吟不绝。彭诉于道人,道人请视之,命买数品药,亲制以饵。俄而痛定,数日已如平时。始知道人能医,求者益众。道人亦厌之。乃取方授彭,使自制以应求者,且誓之以无苟取,毋轻售,毋传非人。由是言治损者,宗彭氏。彭叟之初识道三十许,今老矣。然风采无异。前时问其姓名,曰长安人也。始道人不通人事,人亦少至。……后江西视察使行部至袁州,……得道人姓氏,遂遣人同彭叟到其庐邀之,至则行矣。惟瓢存焉。……有书数篇,所授者特其最后一卷云。”

  此序所说的结庐于江西宜春之钟村的“头陀”,实因唐武宗会昌灭佛时,被迫从长安逃出,隐居于此。所以他少与人交通。闻官将至,即不辞而行。他以自己的医术救死扶伤,但又怕暴露身份。故授方于彭叟,以避免抛头露面。从其所授的医方来看,确有独创性,被当代医史家称为“我国现存的最早伤科专书,确实体现了我国唐代伤科已具有的较高水平”。该书根据临床实际,总结出《医沼整理补接次第口诀》:“一煎洗;二相度损处;三拔伸;四或用力收入骨;五捺正;六用黑龙散通;七用风流散填疮;八夹缚;九服药;十再洗;十一用黑龙散通;十二或用风流散填疮;十三再缚;十四仍用前服药治之。”这一治疗程序,操作性极强,具有指导意义。该书记述了脑骨伤碎、肩甲骨出以用多种脱臼等的治疗方法,内容十分丰富,至今仍有借鉴作用。此书之外,少林寺的治疗骨伤术也十分有名,俨然自成体系。其特点是:以经络穴位为诊断依据,重视手法复位和点穴疗法及功能锻炼,并以接骨为主。显然是为武术家正骨疗伤服务的。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当为医僧的发明创新,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
  (四)瘴病防治。
  瘴病上岭南一带的地方病。相传有所谓“瘴气”害人,不仅处地之人到此易受侵袭,即使当地居民也难以避免。其实,乃因此地气候水土所致。岭南属热带,气候炎热,又濒临南海,土地潮湿,与中原大异,使人易患病。宋元间,有医僧继洪,悯此方苍生之多艰,乃深入考察和探究瘴病的发生机制、规律用其防治方法,著成《岭南卫生方》一书。此书共四卷,现存。其无名氏之序曰:
  “尝读沈氏《良方·序》,谓治病有五难。……比到岭南,见外方至者,病不虚曰,虽居民鲜有不病者。因思岭以外号炎方,又濒海,气常燠而地多湿,与中州异。……每思有以济之,而未得其术。一日获《岭南卫生方》读之,曰:‘此仁人之用心也。虽其外方投剂,在临证审的之,然其论瘴病始末,诚有以握其要领矣。……读是编者,诚知岭外受病之由,与所以服药之宜,而又能参以老少肥瘠贵贱之别及居养性状,好恶、忧喜、劳逸之殊,庶几顺其宜,违其所不宜,握阴阳升降之机,而不敢为山川风气所侵,以各全其天年云。”
  此序的作者是儒医,故将是书之作归于“仁人之用心”。从儒医的立场上看,此书的成就也是十分可观的。其中多发前人所未发。瘴说、治瘴用药七说、治瘴续说、蛇虺螯  诸方、集验治蛊毒诸方等,均为自撰,对于该地常见病瘴症的证治,论述尤详。作为防治地方病的专著,此书的价值是相当高的。
  丰富多彩的理论著述
  上述“脚弱”疗法、“解散”之方、正骨疗伤、瘴病防治四个方面,是医僧在防治疑难奇症方面的独特贡献。不仅如此,历史上的医僧在中医药学的基本理论的临床内、外、妇、儿各科用针灸、推拿、气功、方药等治疗手段诸方面,均有较大的成就。他们在临证治病的同时,总结经验教训,提升心得体会,撰成不少专著。有的虽然亡佚,但其主要内容被后人大致继承下来;有的流传至今,仍然发挥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借鉴作用。下面选取数种医僧著作,略作评介。
  气功专著。
  气功作为养性健体、祛病延年的手段和方法,由来已久。现今的人们多把气功完全归诸道家、道教的创造,殊不知它亦与佛教有关。所谓“止观双修”或“定慧双修”的禅法,就包括气功修炼。著名的南天竺僧人菩提达摩来华后在嵩山少林寺所传之禅法,就是佛门气功。北朝最著名的佛门气功师是昙鸾。据《续高僧传》卷七,昙鸾“调心练气,对病识缘,名满魏(北魏)都,用为方轨。因出《调气论》……又撰《安乐集》两卷等,广流于世”。昙鸾的《调气论》无疑是佛门气功专著。《旧唐书·经籍志》录有《论气方》三卷,显然是《调气论》的异名。此书当时影响大,可惜后来亡佚,其具体内容不得而知。此外,据《隋唐·经籍志》,昙鸾学著有《疗百病散》三卷、《疗百病杂丸方》三卷等书。这些著作后世虽佚,但作者昙鸾在医学史特别是气功发展史上,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昙鸾之后,佛门最著名的气功理论家,是活动于陈、隋之际的天台宗实际创始人智顗他综合南义、北禅,主张止观双修、并对止观过程进行理论和实践探索,撰有《摩诃止观》、《修习止观坐禅法要》(又称《童蒙止观》、《小止观》)、《六妙法门》等专著,其中包含比较丰富的具有医学意义的气功内容。
  《摩诃止观》共十卷,文繁义富,一般人难于理解和实行。智顗又撰写一本简明扼要之书即《童蒙止观》或曰《小止观》,实为前书的节要、普用及本。此书亦有十章,对《摩诃止观》的“十意”均有论述,文字比较通俗、流畅,初入佛门者乃至一般世人皆能理解。其中的《调和》第四和《治病》第九两章,最具有医学气功的意义。《调和》提倡“善调五事”,即“调食”、“调睡眠”、“调身”、“调息”、“调心”,特别强调后三调的不可分割:“此三事的无前后,随不调处而调适之,令一坐之中身、息用心三事调适,无相乖违,和融不二,此则能除宿患,妨障不生,定道可剋。”此乃经验之谈,具有合理性。《治病章》认为:“应当善识病源,善知坐中内心治病方法”。“治病之法乃有多途,举要言之,不出止观二种方便。”所谓“用止治病”,就是“安心止于病处,即能治病。”特别要止于“脐下一寸,名忧陀那(梵文udana),此云丹田,若能止心守此不散,经久即多有所治”;还要“常止于足下,莫问行住坐卧,即能治病”。此与道家的养生方法,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所谓“用观治病”,就是“但观心想”,用“一吹、二呼、三嘻、四呵、五嘘、六呬”这六种气治病,或“善用观想运作十二种息”治病,或“善用假想观”,“如人患冷,想心中火起,即能治冷病”。可见,用止观治病,即以意念、精神调节身心。若运用得当,无疑有助于防病愈疾。
  《六妙法门》也是智顗一部重要的论述禅定的专著。所谓“六妙门”即指数、随、止、观、还、净六种修习方法。情况不同,六种方法的运用也有区别,故有“十意”。其中与气功有关的内容亦较多,诸如“调和气息,不涩不滑”,“调心随息,明照出入”等。
  智顗的止观专著,对后世僧、俗影响较大,唐宋注者甚多。如《止观义例》、《摩诃止观科义》、《删定止观》、《摩诃止观义照》等。这些注释之作,均在一定程度上涉及气功。
  除天台宗外,中国佛教的其他宗派的修习方法,也含有气功内容。例如法相唯识宗的“五停心观”,净土宗的念佛法门,密宗的瑜伽功等,均有养生作用。
  近人蒋维乔曾于20世纪20年代著有《因是子静坐法》用其《续编》二书,分别论述道、佛功法,风靡一时。当今民众中流行的气功术,不少源于佛门。很有必要对这一部分文化遗产进行发掘和研究,以造福于世人。
  妇科专著。
  佛门首位妇产科专家,当推前述东晋医僧于法开。据《隋书·经籍志》,于公著有《议论备豫方》一卷,可惜后佚,其内容不详。
  于法开之后,东晋、南朝几位著名的医僧亦诊疗妇产科疾患。《外台秘要》卷三十四《妇人下》两引《深师方》:一治产后中风,一治产后冷热痢。《医心方》卷第二十一至二十三《妇人部》和卷第二十四《治无子部》,则载录《深师方》27首。表明《深师方》中包含比较丰富的妇产科的内容。而深师之方,源于支法存、仰道人、释道洪等著名医僧。可见东晋南朝时期,非止于法开一僧能治妇产科疾患。此外,《医心方》的《妇人部》还引用《耆婆方》6首。耆婆,又称耆域,是天竺佛门名医,被尊为医王。《隋书·经籍志》载有《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二卷,原注“目一卷,本三卷”,据此可知“二卷”、“三卷”,当为二十卷、三十卷之误,因为二、三卷之书无需“目一卷”。表明耆婆对中国医学有影响。但《医心方》此处所引的耆婆方,其药物组成及药理,均属中医药学体系,并非源于天竺,仅带有佛门术语而已。由此可以推知,此处所谓《耆婆方》,乃南朝至唐代医僧的托名之作。
  从于法开开始,东晋南朝医僧形成诊治妇产疾病的传统。这一传统集中体现于浙江萧山竹林寺。此寺始建于南齐(公元479——502年),历代寺僧多有善治妇产疾病者,其医术之精,闻名于世,在民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特别是唐代以后,该寺妇产科益发专门。寺僧以医术相授受,代代如此,积累的诊疗经验十分丰富,但其有关专著却秘而不宣,绝不外传。直到清初,才有秘方陆续传出。此后以寺僧名义撰集和刊印的妇科专著逐渐增多,不下二三十种。有的确实出自寺僧之手,有的可能是俗医托名之作,有的则是二者的混合物。以下数种流传较广,影响也较大:一是《竹林寺女科》,又名《竹林女科证治》,四卷。此书约成于清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卷一为调经,卷二为安胎,卷三保产,卷四求嗣。书中详述妇产、小儿用求嗣证治,其方多有效验。。现存,有清光绪十七年(公无1891年)重刻本。二是《竹林寺女科秘书》,又名《妇科秘传》、《妇科秘方》,一卷,初刊于清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现存。该书载有月经四十证、胎前三十八症、产后十五症的证治,方药比较切当,颇多可取。后世重刻本多有增补。三是《竹林寺三禅师女科三种》、又名《胎产新书》、《竹林寺女科全书》、《济坤育麟竹林寺女科全书》,共二十卷,包括静光禅师撰《女科秘要》八卷、雪岩禅师增广《女科要旨》四卷、轮印(一作应)禅师续辑《女科秘旨》八卷。专论妇产诸病的证治,所附方剂多实用于临床。此类著作的特点亦有三:一是注重问诊,可能与僧人不便观察,检查患者有关;二是以活血理气为主;三是讲究药物的炮制、煎服的方法。至今仍有理论、临床上的借鉴作用。
  疗疡专著。
  医僧护理和诊疗疠疡患者,历史上屡见不鲜,因为他们不避污秽和传染。隋唐的“疠人坊”(即麻风病院),乃由僧尼职掌。唐智岩住在石头城疠人坊,为病人说法,“吮脓洗濯,无所不为”直到“终于病所”。明代金谿县龙兴寺有老僧心斋,擅疗痈疽:“宿瘤如杯,毒痈满背,皆能治疗,人比之扁鹊。其徒周僧、李僧亦得其传焉。”表明医僧在此方面亦具有良好的传统和丰富的经验。释智宣的《发背论》一卷和傅杰的《明医诸风疠疡全书指掌》六卷,就是这方面经验的总结。可惜前书已佚,仅后书尚存。
  释傅杰,清初医僧。其书写成于康熙(公元1662——1722年)年间。作者自引说:
  “余本上虞兰亭成氏,十龄而失怙恃。依兄习学,稍长而嗜经文,遇师归戒。乙酉(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鼎沸,家口流散,漂泊江南,只影颠沛,嗣后乡邑亲知,虽间通音问,而空间之愿,失誓已决。遂投澄江智文师,为余削除。遵师命,与师兄寅白相依为伴。寻亦谢世。险危孤厄,独余为甚。谬生开地,未执君亲。因思好生之德,无过于医,而疠疡一证,备诸疾苦。早年即留心此学,搜罗医典,谘访同术,窃以博而不精,不若卑而取效。既得丸散之方于智文老师,复得针刺之法于金溪宣林先生。朝夕研思,揣今订古,心手相随,渐臻神境。意若如来之启迪,俾余得展布心神,遐通慧愿,以迄有成。岁月既久,积稿成编。大抵诊脉察色,以知其人之表里虚实;审音核证,以悉其病之寒热经络。用针刺以去其毒血,施汤散以导其邪风。内以拔脏腑之根源,则剂有先后;外敷疮疡之肿溃,则法分轻重。直至气血和通,肤肉完好,病根尽除,永不复发,无碍生育,不留斑痕,咸称完善。庶几疠疡一证,不致医者畏难而束手,患者苟安而损命。亦觉王救世之一快事也。”
  据此小引,可知作者生于明末,经历战乱,幼年出家,师从智文、宣林习医,专攻疠疡之证。由于博览医典,谘访同术,心手并用,以致学有所成,并渐臻神境。是书之作,乃其“将平生累用累验诸方与法和盘托出,公诸海内,不负先师衣钵,破除一切私吝”,实则是师徒几代医僧诊疗疠疡证的经验、心得的总结,具有很大的实践意义。
  具有佛教色彩的疠疡专著,还有《医说佛乘》一卷。作者卢万钟,则儒入医,并信佛。书首有刘威之序曰:“人世之所以奉佛,为其大慈悲。乃痈疽之在人身,不啻阿鼻;疮痍之系人体,不啻桎梏。良医一剂去之,虽大士杨枝水,能有如此显应哉?……卢君,今世之活佛也。”称医为“活佛”,是借佛弘医了。
  内科专著及其他。
  按照传统的医学分科,疠疡、痈疽、疮痍等属外科,伤寒杂病、瘵疾、痢疾等属内科。在内科疾病的防治方面,历代医僧亦有丰富的经验。明代医僧住想的《慎柔五书》就是这方面的专著。
  《慎柔五书》五卷,现存。书中附有石震所撰作者小传:住想,“昆陵人,胡姓。本儒家子,生而敏慧,稚年寄育僧舍。长寻剃发,法名住想,字慎柔。惟喜读书,凡一切宗乘,以用儒书经史子诸编,无不究览。心血耗疲,得瘵疾(肺痨)几不起”后经荆溪查了吾生先治愈,即随先生习医十余年。先生惧其学识过已,乃令往从已师慎斋先生。慎斋先生名满海内外,从游弟子日众。住想随侍左右,每得口授,辄笔之。后归里,治病辄应。求诊者日盈户外。因治愈吴江宰夫人六七年之奇疾,医名大震,“一时荐绅士大夫咸服其神明”。“往来吴、会间”,直到晚年。寂化前将平生所著授予弟子,凡五卷:“虚损一,痨瘵一,所札记师训一,治病历例一,医案一。”由此知释住想因病入佛习医,先后师从二名医,认真好学,终成佛门苍生大医。其五卷著作,亦是师徒治验的总结,只是其师并非僧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以医术相授受。
  除上述内科、外科、骨伤、妇产及针灸、气功、养生外,历史上的医僧在儿科、眼科等方面,也有丰富的诊疗经验和专著。如明代景隆的《慈惠方》、《慈济方》,如惺的《痘家秘要》,清代月潭的《眼科秘书》,心禅的《一得集》等。这些著作的内容并非全是医僧的发明,其中继承了历史上其他医家的成果,但至少凝聚了作者的可贵经验和心得体会,亦是中医药学遗产的组成部分。
  由上可见,医僧的贡献是比较全面的,宝贵的。它是中医药学这一伟大宝库中的明珠,至今仍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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