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其俊
　　
　　内容摘要：中国藏传佛教(藏语系佛教)作为世界佛教的三大流派之一，有其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和神秘的密宗传承。本文通过对建国以后的中国藏传佛教研究事业发展的客观分析、解读，力求使读者能够清晰地了解60年中国藏传佛教研究的发展脉络。
　　关键词：中国 藏传佛教研究 60年 特点 成果
　　作 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2009级硕士研究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的藏传佛教研究事业也从此起步，翻开了崭新的篇章。60年来，中国藏传佛教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赞誉。中国藏传佛教研究60年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新中国藏传佛教研究的起步时期(1949年——1979年)
　　1949年到1979年，是中国藏传佛教研究的起步时期，也是其饱经风雨，艰难跋涉的创业时期。此时期的中国藏传佛教研究主要集中在前十五年[2]，研究的主要特点是：专门从事藏传佛教研究的科研人员较少，但人员各方面素质较高；多数学者兼通藏汉文字，精通佛学旨要；发表的研究成果数量不多，但质量很高，奠定了新中国藏传佛教研究的基础。
　　中国藏传佛教作为世界宗教的一部分，既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社会现象，也是我国藏民族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建国以后，党和国家对此一直非常重视。在党和国家领导的关怀下，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同时创办《现代佛学》期刊；1956年中国佛学院在北京成立，同年10月6日到10日在拉萨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标志着西藏宗教界从此有了自己的团体和组织；1961年按照周恩来总理的讲话精神，从1963年开始，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山南昌珠寺、那曲孝登寺以及萨迦寺相继成立了藏传佛教经典研究班，1964年，中国佛教协会西藏佛教分会在拉萨下密院成立学习小组，吸收十多名青少年活佛集中居住学习，并为他们聘请了经师以及其他教师。在此时期专门刊载藏传佛教研究的学术刊物较少，早期的《现代佛学》、《海潮音》、《狮子吼》、《菩提树》等一批杂志成了早期中国藏传佛教研究的主要阵地。
　　此时期从事藏传佛教研究的科研人员较少，主要有法尊法师、吕澂、王森、能海、观空、牙含章、张建木、郭元兴、 隆莲等先生，他们大都是兼通藏汉文字，深谙佛学旨要的老一辈研究学者，其中法尊法师、能海法师、观空法师、隆莲法师都是精通佛学的释门弟子。法尊法师多年游学卫藏，遍访名师，广学经论，有很深的藏语和佛学功底；王森先生精通梵文、藏文、英文，并且学兼文、史、哲，是陈寅恪先生在我国开创的历史语言学派的重要传人；牙含章先生早年深入藏区拉卜楞寺和哲蚌寺进行藏传佛教以及藏族历史研究，著述丰富。
　　此时期的中国藏传佛教研究主要涉及到了藏传佛教历史、宗派、人物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数量不多，但出现了诸多藏传佛教研究的传世佳作。其中法尊法师，王森先生，吕澄先生发表的著作尤为值得注意。法尊法师发表的《西藏前弘期的佛教》[3]、《西藏后弘期佛教》[4]以及《西藏佛教宁玛派》[5]等一批论文、著作和王森先生撰写的《关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6]为中国藏传佛教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其中王森先生所撰写的《关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客观、公正、详实的介绍了藏传佛教各教派的源流历史、教义、哲学等，是迄今为止研究藏传佛教最值得通览的经典著作；牙含章先生撰写的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人物传记作为研究达赖、班禅活佛世系系统的详细资料至今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另外张建木先生、郭元兴先生、能海法师、观空法师、隆莲法师等人发表的人物传记、宗派研究等学术论文，也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值得现代藏传佛教研究学者借鉴参考。
　　总体来说，新中国藏传佛教研究的起点较高，此起步阶段发表的诸多经典著作，为后来的中国藏传佛教研究事业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但是在这一时期，由于科研人员较少、经济落后等等原因，对于藏传佛教的研究还不够细致，不够全面，有待于后来学者补充、完善。另外诸多经典著作撰写的时间年代较早，各方面条件所限，其中错漏之处不免有之，亟待后来学者及时更新、完善。
　　
　　二、新中国藏传佛教研究的发展时期(1979年——1999年)
　　1978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西藏有关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和落实，宗教活动日趋正常化，藏传佛教研究也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此时期藏传佛教研究的主要特点是：从事藏传佛教研究的科研人员众多，研究范围扩大，成果丰富，但也不乏出版了一批拘泥于前人的成果之上，“重复著述”的著作，并没有大的学术突破，不利于藏传佛教研究的长远发展。
　　就研究机构来说，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家成立了诸多涉及藏传佛教研究的单位，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青海省社会科学院、中华全国西藏佛教研究会(1979年在北京成立)、西藏社会科学院(1978年到1985年在拉萨成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1986年在北京成立)、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1987年在北京黄寺成立)、甘肃藏学研究所(1988年甘肃夏河县成立)、西藏艺术研究所等；另外此时期诸多民族院校也纷纷成立了一部分民族、宗教研究所也是此时藏传佛教研究的主要阵地，如中央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学院、青海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等，这些研究机构的成立，为我国藏传佛教事业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代表着我国藏传佛教研究事业又迈进了一步，逐渐走入了正轨。此时期关于藏传佛教研究的刊物较多，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的《世界宗教研究》[7]、西藏社会科学院主办的《西藏研究》[8]、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藏学》[9]以及各民族大学、高校主办的学报、院报等。
　　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恢复建设的时期。这一时期，在藏传佛教研究恢复、发展上，老一辈的藏传佛教研究学者如李安宅先生、才旦夏茸教授、东噶·洛桑赤列教授、刘立千先生、王辅仁先生、王尧先生等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发表了诸多富有创见性的论文与著作，翻译了大量藏文原典经籍，为后来藏传佛教研究者提供了巨大的方便，另外在藏传佛教研究领域中起到了承前启后作用的著名学者陈庆英先生、蒲文成先生等人，亦在此时期取得了众多的科研成果，许多著作、译著都是现今藏传佛教研究的必读经典书目。20世纪80年代这短暂的十年中，中国藏传佛教研究在注重研究工作的同时，还培养了一批当今活跃在学术舞台上的著名学者，如班班多杰、尕藏加、索南才让(许德存)等。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藏传佛教研究的恢复积累阶段，那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藏传佛教研究可谓是遍地开花，新一代的研究学者逐渐成长起来，对于藏传佛教的各方面研究也更加详实、深入，研究视野有所扩大。他们和老一辈的研究学者，以及藏学界、佛教界的诸多人士在此时期组成了一个藏传佛教研究的多梯队、多层次、老中青结合的研究队伍，出版了大量学术著作，是当今中国藏传佛教研究的中坚力量。
　　此时期的藏传佛教研究成果颇丰。历史方面，王尧撰写的《吐蕃佛教述略》[10]、王辅仁撰写的《西藏佛教史略》[11]、李安宅撰写的《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12]、李冀诚撰写的《藏传佛教》[13]、班班多杰撰写的《拈花微笑》[14]是这一时期藏传佛教研究历史方面的精品之作。王尧撰写的《吐蕃佛教述略》一文“利用藏文资料，从佛教的传入、佛教的建立、兴建桑耶寺、七觉士僧团的出现、佛经翻译及三大目录形成、佛苯斗争、顿渐之争等七个方面论述了吐蕃佛教，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即全面又系统的介绍了吐蕃佛教史。[15]”王辅仁撰写的《西藏佛教史略》，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以简明通俗的文字勾勒出了藏传佛教的发展历程，并且涉及到了藏传佛教义理、文化、师承源流、仪轨等内容。
　　宗派、哲学研究方面，此时期发表了很多学术论文和著作，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才旦夏茸教授撰写的论文《藏传佛教各宗派名称辨析》[16]、周润年撰写的论文《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封号及转世年谱》[17]、房建昌撰写的论文《藏传佛教噶举派形成史》[18]、《止贡噶举派在西藏的兴起和发展》[19]、蒲文成撰写的论文《藏传佛教宁玛派在青海的传播情况》[20]、措如次朗撰写的《噶举派史略》[21]、《宁玛派史略》[22]等著作是这一时期的上乘之作，值得关注。另外此时期宗派研究方面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对藏传佛教觉囊派研究的诸多著作，如蒲文成撰写的《觉囊派通论》[23]等，纠正了以往藏传佛教研究中关于觉囊派存续问题的错误认识。此时期班班多杰撰写的《藏传佛教哲学境界》[24]、《藏传佛教思想史纲》[25]是研究藏传佛教哲学思想方面的重要书籍。
　　密宗研究方面，尕藏加的《人类奥秘大开放——藏传佛教密宗》[26]、《藏传佛教神秘文化——密宗》[27]、邱陵的《藏密心要十讲》[28]、东主才让的《藏传佛教密宗奇观》[29]、索南才让(许德存)的《西藏密教史》[30]都是此时期密宗研究方面值得关注的作品，另外吕建福撰写的《中国密教史》[31]详实的介绍了中国密教源流，其中对于藏传佛教密宗的介绍也较为详实，值得学习参考。但是由于密宗仪轨的神秘性以及秘密的传承方式等原因，藏传佛教密宗研究一直都是藏传佛教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藏传佛教研究的诸多藏文经典在此时也得到了很好的翻译(汉文)，诸多经典译著为后来中国藏传佛教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刘立千先生1980年在其译著藏传佛教史名著《土观宗派源流》初稿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校对翻译，使之流传至今，成为了藏传佛教研究的必读著作之一；郭和卿先生译著的《布顿佛教史》、吴均等人译著的《安多政教史》等等诸多著名藏文文献，都是此时期藏传佛教翻译、研究的重要成果，为后来藏传佛教研究者解决了藏文局限问题。
　　寺院研究方面，蒲文成撰写的《甘青藏传佛教寺院》[32]、苗滋庶撰写的《拉卜楞寺概况》[33]、冉光荣撰写的《中国藏传佛教寺院》[34]等诸部著作详实生动，较为全面的介绍了藏传佛教寺院方面的基本情况，是研究藏传佛教寺院方面必不可少的参考史料。
　　人物研究方面，此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班班多杰撰写的《宗喀巴评传》[35]、张羽新撰写的《清代四大活佛》[36]、江平等撰写的《班禅额尔德尼评传》[37]、唐景福、朱丽霞编著的《中国藏传佛教名僧录》[38]等等。
　　藏传佛教与政治的关系研究是藏传佛教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深具现实意义。此时期发表的一批关于藏传佛教与政治研究的论文、著作，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主要有东噶·洛桑赤列教授撰写的《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39]，这部论著“首次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藏族地区的政教合一制度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在藏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为藏族科研队伍或科研人员开创了一条科学的、新的研究路子[40]”。另外还有张羽新撰写的《清代喇嘛教碑文辑注》[41]、《清政府与喇嘛教》[42]等、蔡志纯撰写的论文《蒙古喇嘛贵族形成初探》[43]、陈庆英撰写的论文《简析元代藏传佛教与政治的关系》[44]、丹珠昂奔撰写的论文《藏区寺院的社会功能及其改造》[45]、罗润苍撰写的论文《西藏佛教史上的政教关系》[46]等。
　　此时期藏传佛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研究，也发表了一些论文，主要有阿旺撰写的论文《阿坝藏区本佛二教考略》[47]、万玛撰写的论文《从佛教与本教的比较看佛本相互渗透与影响》[48]、李养正撰写的论文《论道教和佛教的关系》[49]等等。
　　区域性研究方面，此时期主要的论文著作有陈世良、谭吴铁、陈国光撰写的论文《藏传佛教(喇嘛教)在新疆的传播和发展》[50]、王德恩撰写的论文《综述格鲁派佛教传入蒙古的社会历史条件》[51]、杨学政撰写的论文《略论西藏佛教在云南的传播及演变特征》[52]、冯智撰写的论文《纳西族的藏传佛教》[53]、杨学政编著的《藏族纳西族普米族的藏传佛教》[54]、何淑涛撰写的论文《藏地佛教在北部怒族中的传播演化及其影响》[55]等。
　　总体来说，20世纪80、90年代是藏传佛教研究在文革十年以后的恢复、发展时期，科研人员辈出，著述丰富。从出版的书目索引来看，除了大量纯学术性的研究著述以外，还出版了大量介绍藏传佛教文化方面的书籍，其中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版的较多，它们大多通俗易懂，极富于趣味性，对于藏传佛教文化的弘传起了巨大的作用。虽然此时期的藏传佛教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我们也要看到此时期的藏传佛教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值得深思。
　　
　　三、新中国藏传佛教研究的繁荣时期(1999年——2009年)
　　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西藏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对外交流的频繁，以及电脑、网络等高科技产品的应用普及，神秘的雪域高原为更多的社会各界人士所认知，形成了关注雪域高原，学习藏密文化，研究藏传佛教的一次潮流。中国藏传佛教研究事业也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中不断地更新发展，走向繁荣。在此时期诸多有为学者的学术研究更加成熟，发表了众多新的研究成果。从1999年到2009年，短暂的十年间，是藏传佛教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丰富自我，不断完善自我的过程。此时期藏传佛教的研究范围比之前一时期更为广阔，除了注重于藏传佛教历史、宗派、人物、寺院等传统方面的研究以外，还花费了大量的资源进行了藏传佛教女性出家僧人、藏密文化、藏密神灵等的研究。此时期中国藏传佛教研究的主要特点是：研究人员众多，著述丰富，著作更新速度快，研究视野更加细致入微，中国藏传佛教研究进入了其发展的繁荣时期。
　　近几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各地方社会科学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青海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西藏民族学院等各科研机构和大学的宗教研究机构逐渐的发展壮大，成为了中国藏传佛教研究的主要阵地。另外，随着藏传佛教的举世瞩目，涉及藏传佛教研究的杂志、期刊逐年增加，除了期刊、学报等传统媒体以外，近年来网络作为藏传佛教研究的新型交流平台起了巨大的作用，在信息发布、资料收集、论文发表等方面的成绩显著，是新时代赋予藏传佛教研究的新型利器，值得当代学者关注。现在涉及藏传佛教的网站很多，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各藏传佛教研究机构的官方网站，如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网站(中国藏学网)、西藏社会科学院网站等；一种是新闻媒体打造的网站，如凤凰网佛教专版藏传佛教部分、中国西藏信息中心等；另外还有大量网站是民间自发组织的团体，数目庞大，良莠不齐，既有寺院、教派做的弘法网站，也有居士成立的个人、集体网站，这些网站虽然多重视新闻、联络、修行等方面的内容，但也不乏收集了大量的藏传佛教研究学术论文，这些民间网站尤其在藏传佛教的弘传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此时期，各大学、各科研院所更加注重培养藏传佛教研究人才，此时的藏传佛教研究人才较之前两个时期，可以说是“人才济济、数量众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研究所、中央民大藏学院、西北民族大学等一批设有宗教研究以及相关研究的科研单位和院校，近年来培养了大量藏传佛教研究方面的学生，发表了大量关于藏传佛教研究的论文、著作，但其中精品较少，创建性不大，由于藏传佛教研究的跨学科性，以及年轻学生难于同时很好的驾驭藏文和英文、史学、佛学等困难，此时期培养的藏传佛教研究生，大多数在某些方面比较缺失，不能独立的驾驭藏传佛教研究，这也是近年来培养藏传佛教研究人才的缺憾之一。
　　近年来，藏传佛教研究的国际化越来越明显，国外诸多科研院所的藏传佛教研究给国内的研究也带来了较大的压力，国内藏传佛教研究人才的培养迫在眉睫。此时期藏传佛教研究的中坚力量主要还是前一时期培养的诸多藏传佛教研究人才，尤其是现今工作在各大科研机构，精通藏语、汉语，并兼学英语、日语等多种语言的藏族学者，如班班多杰、尕藏加、德吉卓玛、索南才让(许德存)等一批学者，是这一时期研究藏传佛教的活跃分子，发表了大量优秀的学术专著，著作更新速度得到了提升。此时期各藏传佛教研究学者的视野更加广阔，研究切入点也更加细致入微，许多新的研究方向填补了国内空白。
　　1999年——2009年是藏传佛教研究的繁荣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藏传佛教研究在历史、宗派、人物、密宗、寺院等等各方面都发表了大量的著作，其中不乏诸多精品出现。
　　此时期的藏传佛教研究历史方面，研究更加细化，范围更加广泛，涉及问题更加突出，如尕藏加撰写的《雪域的宗教》[56]、《吐蕃佛教——宁玛派前史与密宗传承研究》[57]、克珠群佩主编的《西藏佛教史》[58]、弘学撰写的《藏传佛教》[59]等著作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尕藏加撰写的《雪域的宗教》除了论述了藏传佛教的源流历史，还从各个角度详细阐释了神秘的藏传佛教密宗修行，以及神奇的雪域文化，是近几年来不可多得的藏传佛教研究学术著作；克珠群佩主编的《西藏佛教史》以中国通史、西藏地方史为大背景，对佛教在西藏流传的进程作了理性的总结，论述了各教派的教义、教制、寺院、哲学、文化等各个方面；弘学撰写的《藏传佛教》从藏族起源、苯波教、佛教的弘传、朗达玛灭佛一直谈到各教派的起源发展以及活佛转世、秘法概略等内容，内容涉及广泛，研究深入，值得通览。
　　此时期对藏传佛教各个大教派的研究相对来说比较均衡，格鲁派、萨迦派、宁玛派、噶举派等大派别都分别推出了诸部研究著作，如措如·次朗著，王世镇译注的《藏传佛教噶举派史略》[60]、赛仓·罗桑华丹撰写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史略》[61]、诺日尖措撰写的《藏传佛教萨迦派》[62]、唐景福撰写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史略》[63]等。但是国内藏传佛教研究历来对于少数小的派别不够重视，缺乏专门的研究，如希解派、觉域派等等，不失为国内藏传佛教研究的一大遗憾。
　　藏传佛教人物研究方面在此时期也发表了很多有价值的著述，分别从各个角度阐释了藏传佛教发展史上的高僧大德，主要著作有：陈庆英撰写的《雪域圣僧——帝师八思巴传》[64]、《达赖喇嘛转世》[65]等、陈楠撰写的《明代大慈法王研究》[66]、杜永彬撰写的《二十世纪西藏奇僧——人文主义先驱更敦群培大师评传》[67]等。拉科·益西多吉编译的《藏传佛教高僧传略》[68]以及前一时期唐景福、朱丽霞编著的《中国藏传佛教名僧录》介绍了历代藏传佛教名僧，给研究藏传佛教学者提供了方便，给一般的读者提供了一个简单了解藏传佛教历代名僧的途径。
　　近几年，藏传佛教研究方面出版、再版的藏传因明研究著作很多，对于几十年来藏传佛教因明研究论述的整理也越来越详细，完整。王森先生遗著《藏传因明》[69]、杨化群先生撰写的《藏传因明学》[70]、剧宗林先生撰写的《藏传佛教因明史略》[71]、黄明信先生撰写的《黄明信藏学文集：藏传佛教·因明·文献研究》[72]、祈顺来先生撰写的《藏传因明学通论》[73]等，都是这方面难得的专著，是老一辈学者专家多年学术积累的金玉良言，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密宗研究方面在此时期也有很大的进展，发表的诸多著作，详实、准确、较为全面的介绍了藏传佛教密宗的诸多方面，尤其则一的《中国藏密宝典》(全6册)[74]、吕铁纲的《藏密修法秘典(全五卷)》[75]、刘立千撰写的《藏传佛教各派教义及密宗漫谈》[76]、尕藏加撰写的《密宗——西藏佛教神秘文化》[77]、蒲文成、参看加撰写的《藏密溯源——藏传佛教宁玛派》[78]、弘学撰写的《密宗指要》[79]、丹贝旺旭仁波切撰写的《金刚密乘大圆满——突破轮回之道》[80]、胡雪峰、嘉木扬.凯朝撰写的《藏汉蒙对照无上瑜伽大威德金刚十三尊成就仪轨》[81]不失为这方面的上乘之作。
　　藏传佛教女性出家僧人研究历来很少有学者涉及，但尼众作为藏传佛教出家僧人的一个重要群体，不仅有其独立的尼众寺院，而且出现了诸多有成就的女活佛，并且在具有女性化的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中，她们占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充当了重要的角色，研究藏传佛教尼众在当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德吉卓玛撰写的《藏传佛教出家女性研究》[82]，详细探讨了尼众组织结构、修持仪轨、教法传承、活佛转世、寺院分布等诸多方面，是藏传佛教尼众研究方面的权威著作。
　　藏传佛教活佛研究，一直以来学术界都有所涉及，但比较零散，不够系统，2007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了嘎·达哇才仁主编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研究论文集》，收录了近年来藏传佛教活佛研究方面的多篇优秀论文，是研究藏传佛教活佛方面的重要书籍。另外还有陈庆英、陈立健撰写的《活佛转世及其历史定制》[83]等著作都很有参考价值。
　　寺院研究方面，此时期出版了诸多著作，主要有旺谦撰写的《甘肃藏传佛教寺院录》[84]、洲塔撰写的《藏传佛教拉卜楞寺的历史与现状》[85]、李冀诚撰写的《雪域名刹萨迦寺》[86]、道周、旺杰等撰写的《中国藏传佛教寺院历史与现状研究》(甘肃卷)[87]等等。
　　随着西藏文化的逐渐国际化，国内外各界人士对藏传佛教文化求知欲的提高，催生了一批藏传佛教文化研究的著作出版。王璐撰写的《走出雪域：藏传佛教圣迹录》[88]、张羽新、刘丽楣、王红撰写的《藏族文化在北京》[89]、李德成撰写的《藏传佛教与北京》[90]以及姜安撰写的《藏传佛教---雪域高原独特神秘的文化现象》[91]等一大批著作，从不同层面展示了神奇的藏传佛教以及神秘的藏传佛教文化。
　　近几年来，对于藏传佛教神灵的研究以及介绍又是此时期藏传佛教研究的一个新的特色，尤其廖东凡的一系列关于藏传佛教神灵的研究著作，如《雪域众神》[92]、《神灵降临》[93]等著作以及曲甘·完玛多杰译著的《藏传佛教神明大全(上下册)》[94]，给藏传佛教研究者和一般读者提供了一个系统的了解藏传佛教神明的途径，给人以直观，系统的了解藏传佛教神明源流提供了丰富的图景，且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结语
　　综观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的藏传佛教研究，经历了不同寻常的60年风雨兼程。从一开始的研究人员少，成果著作少，到十年文革时期的基本中断，到80、90年代的恢复、发展，再到21世纪的繁荣时期，中国藏传佛教研究正在茁壮成长，走向成熟。总体来看，60年的中国藏传佛教研究呈献出了逐年上升的趋势，而且不乏诸多有价值的论文、著作面世，这一点不容置疑，成绩历历在目，跃然纸上。但是，从长远的视角出发，我们也应该看到其研究中突出的一些问题。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藏传佛教研究界出版了大量研究著作，但是精品不慎丰富，藏传佛教研究范围虽然越来越广泛，但不够细致，仍然存在很多藏传佛教研究方面的处女地，另外老一辈学者专家逐渐隐退，新一代的藏传佛教研究队伍虽然人数众多，但从客观的角度分析，队伍不够强健，短时期难以超越前辈的研究成绩。现在的藏传佛教研究学者与老一辈的藏传佛教研究学者相比，很大一部分学者在对藏文的驾驭程度以及佛学知识的修养方面有所欠缺，难以驾驭藏学、佛学、史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藏传佛教研究，难以形成对藏传佛教全面、客观、深入的认识。各刊物发表的诸多论文、各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著作，就是中国藏传佛教研究的一面镜子，从这些论文著作出发，我们不难发现，新中国60年的藏传佛教研究，能够有诸多拿得出手的著作的学者寥寥无几，部分研究者更多的是在前人的基础上“重复著述”，或者在相同的史料中寻找雷同的结果。中国藏传佛教研究人才的培养，成了摆在当今中国藏传佛教研究界的重大问题之一。对于中国藏传佛教的研究，很多学者提到了其成熟时期到底该如何界定的问题，笔者套用诗人屈原的一句名言：“路漫漫其修远兮”。21世纪已经展开了新的篇章，中国藏传佛教研究一定会在党和国家的深切关怀、老一辈学者专家的关心、新一代研究者的努力下，克服重重困难，走向辉煌，走向胜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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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刘洪记、孙雨志合编：《中国藏学论文资料索引》，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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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王启龙：《1950年——2000年的藏传佛教研究》，《法音》2003年，第8期。
　　7、 永青巴姆编：《中国藏学论文资料索引(1996——2004)》，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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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文主要收录了国内以汉文形式出版的藏传佛教研究著作和少量重要论文，由于语言等诸多客观条件所限，藏文著作以及海外著作有待于他人进一步完成，本文疏漏之处，请方家指正。
　　[2] 文革十年，中国藏传佛教研究基本停滞。
　　[3] 法尊：《西藏前弘期的佛教》，《现代佛学》1956年，第八期。
　　[4] 法尊：《西藏后弘期佛教》，《现代佛学》1958年，第六、七期。
　　[5] 法尊：《西藏佛教宁玛派》，《现代佛学》1957年，第十期。
　　[6] 1965年铅印本内部发行，1987年改名为《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7]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1979年创刊。
　　[8] 西藏社会科学院主办，1981年创刊。
　　[9]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主办，1988年创刊。
　　[10] 王尧：《吐蕃佛教述略》，《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一、二期。
　　[11] 王辅仁：《西藏佛教史略》，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12] 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先生遗著)，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
　　[13] 李冀诚：《藏传佛教》，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
　　[14] 班班多杰：《拈花微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15] 索南才让(许德存)：《20世纪的藏传佛教历史研究综述》，《佛学研究》1999年，第八期。
　　[16] 才旦夏茸：《藏传佛教各宗派名称辨析》，《西藏研究》1984年，第一期。
　　[17] 周润年：《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封号及转世年谱》，《西藏研究》1986年，第二期。
　　[18] 房建昌：《藏传佛教噶举派形成史》，《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二期。
　　[19] 房建昌：《止贡噶举派在西藏的兴起和发展》，《西藏研究》1988年，第二期。
　　[20] 蒲文成：《藏传佛教宁玛派在青海的传播情况》，《社会科学参考》(青海)载于1988年，第三期。
　　[21] 措如次朗：《噶举派史略》，北京：民族出版社，1989年。
　　[22] 措如次朗：《宁玛派史略》，北京：民族出版社，1989年。
　　[23] 蒲文成：《觉囊派通论》，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2年。
　　[24] 班班多杰：《藏传佛教哲学境界》，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25] 班班多杰：《藏传佛教思想史纲》，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2年。
　　[26] 尕藏加：《人类奥秘大开放——藏传佛教密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27] 尕藏加：《藏传佛教神秘文化——密宗》，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6年。
　　[28] 邱陵：《藏密心要十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
　　[29] 东主才让：《藏传佛教密宗奇观》，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30] 索南才让(许德存)：《西藏密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31] 吕建福：《中国密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32] 蒲文成：《甘青藏传佛教寺院》，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33] 苗滋庶：《拉卜楞寺概况》，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
　　[34] 冉光荣：《中国藏传佛教寺院》，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
　　[35] 班班多杰：《宗喀巴评传》，北京：京华出版社，1997年。
　　[36] 张羽新：《清代四大活佛》，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37] 江平等：《班禅额尔德尼评传》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
　　[38] 唐景福、朱丽霞：《中国藏传佛教名僧录》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
　　[39] 东噶·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 陈庆英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
　　[40] 尕藏加：《新中国的藏传佛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8月14日，第3版。
　　[41] 张羽新：《清代喇嘛教碑文辑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
　　[42] 张羽新：《清政府与喇嘛教》，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
　　[43] 蔡志纯：《蒙古喇嘛贵族形成初探》，《民族研究》1987年，第一期。
　　[44] 陈庆英：《简析元代藏传佛教与政治的关系》，《社会科学参考》(青海)1991年，第一期。
　　[45] 丹珠昂奔：《藏区寺院的社会功能及其改造》，《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六期。
　　[46] 罗润苍：《西藏佛教史上的政教关系》，《中国藏学》1994年，第二期。
　　[47] 阿旺：《阿坝藏区本佛二教考略》，《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四期。
　　[48] 万玛：《从佛教与本教的比较看佛本相互渗透与影响》，《西藏研究》1988年，第4期。
　　[49] 李养正：《论道教和佛教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三期。
　　[50] 陈世良、谭吴铁、陈国光：《藏传佛教(喇嘛教)在新疆的传播和发展》，《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一期。
　　[51] 王德恩：《综述格鲁派佛教传入蒙古的社会历史条件》，《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第三期。
　　[52] 杨学政：《略论西藏佛教在云南的传播及演变特征》，《云南社会科学》1988年，第一期。
　　[53] 冯智：《纳西族的藏传佛教》，《民族》1993年，第七期。
　　[54] 杨学政编著：《藏族纳西族普米族的藏传佛教》，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55] 何淑涛：《藏地佛教在北部怒族中的传播演化及其影响》，《民族研究》1994年，第三期。
　　[56] 尕藏加：《雪域的宗教》，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
　　[57] 尕藏加：《吐蕃佛教——宁玛派前史与密宗传承研究》，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年。
　　[58] 克珠群佩主编：《西藏佛教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
　　[59] 弘学：《藏传佛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
　　[60] 措如·次朗：《藏传佛教噶举派史略》，王世镇译注，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
　　[61] 赛仓·罗桑华丹：《藏传佛教格鲁派史略》，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
　　[62] 诺日尖措：《藏传佛教萨迦派》，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8年。
　　[63] 唐景福：《藏传佛教格鲁派史略》，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
　　[64] 陈庆英：《雪域圣僧——帝师八思巴传》，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
　　[65] 陈庆英：《达赖喇嘛转世 》，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年。
　　[66] 陈楠：《明代大慈法王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
　　[67] 杜永彬：《二十世纪西藏奇僧——人文主义先驱更敦群培大师评传》，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
　　[68] 拉科·益西多吉编译：《藏传佛教高僧传略》，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69] 王森：《藏传因明》(先生遗著)，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系王森先生遗作，全书共8篇文章，其中6篇先生生生前曾发表，其余2篇系新发现旧稿，2009年整理后由中华书局再版。)
　　[70] 杨化群：《藏传因明学》，北京：中华书局(再版)，2009年。
　　[71] 剧宗林：《藏传佛教因明史略》，北京：中华书局(再版)，2006年。
　　[72] 黄明信：《黄明信藏学文集：藏传佛教·因明·文献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
　　[73] 祈顺来：《藏传因明学通论》，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2006年。
　　[74] 则一：《中国藏密宝典》(全6册)，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
　　[75] 吕铁纲：《藏密修法秘典》(全五卷)，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
　　[76] 刘立千：《藏传佛教各派教义及密宗漫谈》，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
　　[77] 尕藏加：《密宗——西藏佛教神秘文化》，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4年。
　　[78] 蒲文成、参看加：《藏密溯源——藏传佛教宁玛派》，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79] 弘学：《密宗指要》，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
　　[80] 丹贝旺旭仁波切：《金刚密乘大圆满——突破轮回之道》，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
　　[81] 胡雪峰、嘉木扬.凯朝：《藏汉蒙对照无上瑜伽大威德金刚十三尊成就仪轨》，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
　　[82] 德吉卓玛：《藏传佛教出家女性研究》，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年。
　　[83] 陈庆英、陈立健：《活佛转世及其历史定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
　　[84] 旺谦：《甘肃藏传佛教寺院录》，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
　　[85] 洲塔：《藏传佛教拉卜楞寺的历史与现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
　　[86] 李冀诚：《雪域名刹萨迦寺》，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
　　[87] 道周、旺杰等：《中国藏传佛教寺院历史与现状研究》甘肃卷，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9年。
　　[88] 王璐：《走出雪域：藏传佛教圣迹录》，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89] 张羽新、刘丽楣、王红：《藏族文化在北京》，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
　　[90] 李德成：《藏传佛教与北京》，北京：华文出版社，2009年。
　　[91] 姜安：《藏传佛教---雪域高原独特神秘的文化现象》，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年。
　　[92] 廖东凡：《雪域众神》，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
　　[93] 廖东凡：《神灵降临》，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
　　[94] 曲甘·完玛多杰译著：《藏传佛教神明大全》(上下册)，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