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关乎佛教兴衰的头等大事。如赵朴初会长曾说过：“大力培养合格僧才，加强人才建设，是关系中国佛教命运和走向的头等大事，是我国佛教事业建设与发展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 其中僧教育更是佛教教育的重中之重。在迥异于古代社会环境的现代语境下，如何办好僧教育，有识之士多有自己的深刻见解。本文即对妙湛长老的僧教育思想进行一番探讨。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佛教教育模式开始转型。今天，遍布全国各地的佛学院成为佛教实施僧教育的最主要场所。在这一转变中，太虚大师是核心人物。作为太虚大师僧教育思想与事业的实际承接者，妙湛法师有着对太虚大师僧教育思想鲜明的继承性。

　　首先是办学宗旨的继承。太虚大师最初创立武昌佛学院，其办学宗旨不是专为培育经师论师的僧学堂，而是造就“行解相应”，立志“弘法利世”的人才 。这一佛学院办学宗旨为妙湛法师完全继承，如妙老所说：

　　僧教育应该培养什么人？是培养有修有证，弘宗演教的高僧大德？还是培养言行不一，追求名利的文人学者？这是应该弄清楚的首要问题。我认为僧教育培养的目标应是前者，当然有一些后者，也无伤大雅，但我们的精力应当在前者身上狠下功夫。

　　其次是僧教育目标的继承。培养僧才只是手段，太虚大师和妙湛长老僧教育的最终目标都是要复兴、振兴佛教。所以太虚大师开办的佛学院，课程涉及大、小乘各种经论，不局限一宗一派，目的是让学生融通各宗，对佛学有整体认识，再以性情所近，深造一宗。“这样既事半功倍，又不失专长，将来如分振各宗，也能相互协调，最终达到复兴佛教的目的。”

　　妙湛法师亦云：

　　僧教育的主要目标，就是以这些大德僧为榜样，采取各种措施，培养出一批学修并重的僧才，住持三宝，振兴佛教，使佛教后断有人。

　　妙老所说大德，如净土宗的印光法师，律宗的弘一法师，禅宗的虚云、来果禅师，革新佛教的太虚大师，主办教会的园瑛法师等人那样，“是中华民族之灵魂，佛教之精英”，中国近代佛教之所以色彩斑斓，都是这几位大德放射出来的光辉。而未来佛教的命运，也寄希望于能够通过佛学院新式教育培养出一批新的大德高僧。

　　可见妙湛法师继承了太虚大师僧教育办学终极目标的思想，即通过更有效率的新式佛教院校，培养高僧，进而复兴、振兴明清民初早已衰颓不堪的佛教。

　　第三是教学制度与内容方面思想的继承。太虚大师开办的武昌佛学院初设学制为六学期。“原计划第一学年主开中观宗课程；第二学年以教授唯识宗为主；第三学年以法华、华严等台、贤、净、密、律为中心。” 后来限于条件，改为两年学制，实际开设课程为：

学期	重点	课程
第一学年第一学期	佛学常识课程	大乘起信论、大佛顶首楞严经，同时，还设有小乘佛学概论、佛教各宗派源流、因明入正理论疏
第一学年第二学期	中观学
第二学年第一学期	法相唯识学	成唯识论、摄大乘论、解深密经、楞伽经、弥勒上生经、中华佛教史
第二学年第二学期
第三学年	中国佛教宗派教义	《法华》、《华严》等经和台、贤、禅、净等中国佛教主要宗派教义
辅助科目	文史、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外语(英文、日文)等。

　　以上课程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整体佛教观”，即将汉传佛教各宗各派尊奉的经论都视为整体佛教的部分内容，而不再像传统佛教教育那样专弘一经一论。

　　其次是视佛教三学为一整体，而不再像传统佛教教育那样，或者偏重戒律，或者偏重义学，或者偏重禅定。

　　第三，课程安排充分遵循了现代教育循序渐进的规律。

　　这些思想部分为妙湛法师所继承。

　　如妙老所设想的僧教育之学制安排中，有四个层次，分别是禅律系(初级班)、经论系(中级班)、中佛教系(高级班)以及研究院，每个层次都是两年。太虚法师开办僧教育的时代，囿于环境限制，只能芟繁就简，显得仓促而无奈；妙老的设想则无论时间还是内容上都显得充裕而开阔，所以增加了“初级班”和“研究院”层级，前者是为了使学僧“改变气质，完成从俗到僧的转化”，后者是培养学有专宗、修有特长的领袖人物。中间两个层级，也有先整体把握佛教义理，然后专门学习中国佛教宗派义学的结构设计。无疑，这一点是继承自太虚大师的课程设计思想。

　　妙湛法师在继承太虚大师的僧教育思想的同时而又有所革新，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妙湛法师改革太虚大师较多注重外学的做法，强调佛学院应以佛教“内学”的教学为主。如妙老所说改革意见：

　　根据目前国内外佛学院教学重知识、重论学、重史学的情况，培养出来的人信心淡薄，邪见丛生。我认为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予以彻底改革。

　　所以在妙湛法师的四个层级的教学设计中，我们看不到类似武昌佛学院那样开设诸如文史、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外语(英文、日文)等课程的情况。要知道，太虚法师开设这些课程，还是在实际两年学制的情形下，而妙老设想学制，却是在八年的理想情形下。两相比较，差异非常巨大。

　　第二，妙湛法师的僧教育思想更注重专业分工，而不强调“通才通用”。

　　目前国内的佛学院，都是沿着本世纪初到四十年代佛学院的老路走过来的，以培养讲经法师为唯一的任务。培养出来的学僧，知识面很狭，除了懂得点名相或几部经论之外，其它的特长是一无所有。因此毕业之后，学非所用，出路成问题。

　　佛学院必需由过去单一培养教理知识的僧才，转变为培养多层次多专业知识的僧才，才能适应当前我国佛教的实际需要。

　　因此妙湛法师又提出了佛学院分系教学的设想，即按照佛教发展的实际社会需要，分别开设“教理系”、“禅观系”、“教仪系”、“管理系”、“艺术系”、“医护系”等六个专业的学生。其中后三系可以说是全新的设想，而“禅观系”中也有借鉴学习欧美经验，建立“禅学心理医疗实验室”的想法。

　　由以上两个方面，我们不难发现妙湛法师在新的时代环境下，所进行的僧教育方面的思想、制度革新。不过，妙湛法师的时代革新，仍是沿着太虚大师以“契理”、“契机”为人生佛教弘化两大原则展开的，更加注重“内学”是“契理”的一面，根据实际需要实施分科教学则是“契机”的一面。不过相比较而言，妙湛法师的僧教育更加注重内学，太虚大师则是内外兼学。

　　转眼间，妙老离开我们也已经十五年了。十五年间，时代环境又发生了诸多变化。今天重新审视妙老的僧教育思想，又会给我们哪些方面的启示呢？

　　(1)、妙湛法师注重内学的原因。

　　妙湛法师革新太虚大师佛学院办学思想的比较明显的一个方面是他比较注重内学。太虚法师设立“外学”，目的是让“学僧既要对佛法有深切的认识和信仰，也要对现代世界潮流的状况与新思潮的地位、价值深刻的了解和体验。这样，才能站在佛法的立场上观察社会，适应社会。” 但沿着这一路子下来，妙湛法师认为，“培养出来的人信心淡薄，邪见丛生”，因而突出强调佛教内学的教学。妙湛法师这一革新表明他对佛学院办学所受“世俗化”及现代“理性化”的侵蚀有着清醒的自觉，因而想有所革新以求救治弊端。

　　笔者认为，现代社会中，佛教神圣资源日渐受到世俗化及现代理性化的侵蚀，导致自身品格不彰，这是最为严重的威胁，也是当代佛教最大的危机之所在。佛学院自然也包括在其中。妙湛法师所作革新，实际上是基于对此清醒自觉之上的。这一点仍对今天的人们有所启发。

　　现代佛学院既然不是开设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中，会与社会接轨，各种社会思潮必然会涌入其中，并实际影响学僧的思想。例如佛学院开设的“研究生班”或“研究院”，有的学僧不能将传统与现代学术规范相结合来研习佛学，所以就造成一些现代学者以区区自我的所谓理性理解、批判往圣先贤的思想，而建构属于自己的创新思想，由此便形成平视古圣先贤的我慢习气，培养出一种“唯我独尊”的狂傲作风，然后才有可能有属于自己的创新言论。影响所及，纯以现代理性学术标准研习佛学，则有一种平视佛教思想为史料的倾向。佛学院难免受到此种思潮影响，教学中，知识虽增长了，但却与“我见”、“我所见”是同步的增益，学问与我慢贡高心亦同时提高，并逐渐形成一种人格，因此，培养出来的“人才”即便“内学”学识渊博，但妙老所说的“信仰淡薄”问题恐怕仍未得到彻底的解决。这是佛学院办学受到世俗化、现代理性化严重侵蚀的一个方面。所以，妙湛法师应当意识到了这一危机并有所革新。

　　(2)、妙湛法师多次谈及学僧的出路问题。

　　如妙老所说，“近代佛学院兴起后，有些毕业生的出路成了问题。”妙老更强调学僧对社会的贡献，如云：

　　一个青年人刚离开佛学院，对社会和佛教一点贡献也没有，不要求别人将他当作菩萨一样供起来，这未免太不现实了吧！佛教主张自己开拓自己的未来，自己创造自己美好的环境，只看你敢不敢去开拓去创造。

　　佛学院既然是一所院校，毕业生的“出路”就不能不是其重点考虑的问题，因为这也关乎佛学院开设课程、教学内容的效率问题，如果学非所用，或学了没用，那就没有必要来读佛学院，或者佛学院成了一个混文凭、求名利的世俗之地了。

　　妙老提及的“学僧出路问题”和中国当代佛教对于人才定义、佛教自身社会身份的定位等整体问题紧密相关。后者不仅决定了佛学院开设怎样的课程，而且实际影响着学僧的学习动机、欲望等。笔者认为，在当前社会环境下，中国佛教在自身定位方面，“上行路线”热情有余，但是“下行路线”动力不足。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僧教育陷入某种困顿状态的一个原因。

　　所谓“上行路线”，即是指积极配合政府统战、发展经济、文化，从而赢得某种“政策利好”；所谓“下行路线”，即是指关注并满足社会的实际宗教需求，进而对社会各层群众展开丰富而有效的弘法活动，积极发展信众，壮大佛教势力。

　　“上行路线”对于佛教的发展固然有其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下行路线”才是佛教赖以生存的土壤，同时也是佛学院学僧毕业之后最为广大的出路所在，因为走“上行路线”，“舞台上”只需要少数僧人代表即可；如果是“下行路线”，例如让某人负责某教区的弘法工作，看他几年内能发展多少信徒，那么毕业的学僧个个都是舞台的主角，都是人才。如果学僧清楚知道自己毕业后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自己所要负责教化对象的特征，那么他也就知道如何在佛学院中好好用功学习了。

　　“上行路线”更多强调宗教的政治、文化整合功能，但忽略了“下行路线”即是忽略了宗教赖以社会生存的根本功能，如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即宗教可以为社会提供从属与心灵成长的功能。长时间看，忽略“下行路线”即是忽略自己的“立身之本”，必将严重阻碍佛教在当代社会的发展，甚至将使未来中国佛教陷入某种生存危机之中。

　　忽略“下行路线”可以说是近现代以来佛教的一贯“风格”，如邓子美教授所说：

　　(佛教)这种守株待兔式的传教方式，在(古代)太平盛世，对社会公众尚有一定吸引力，但在近代中国连年战乱中，民不聊生，一般百姓流离失所，四处漂泊，佛教靠这种方式只能坐以待毙了。其实质是整日坐在寺院中等人上门供养。这与基督教传教士那种深入社会底层，直接面对基层群众，以服务为手段，循循善诱，劝人入教的积极态度相比，其效果是有天壤之别的。

　　上文所说固然是民国那一特殊时期的情形，但时至今日，佛教这一忽略下行路线的做法并未得到根本改观。一言以蔽之，佛教与基督教、新兴民间宗教相比较，其下行路线多有不足。长此以往，其市场份额必然严重萎缩，即信众大量减少。

　　从这一角度回头来看妙老的革新思想，我们会发现其中蕴含的良苦用心。如妙老强调分科教学，设置医护系、艺术系，禅观系也强调与现代心理学的结合，无疑是在强调佛教的社会服务功能，即强调宗教的“时代创新性”；妙老强调学僧要去开拓创造，无疑是在鼓励学僧积极开拓佛教应更加大众化。如果中国佛教重视这一“下行路线”，那么社会弘法人才奇缺的矛盾随之充分显现，学僧弘法与学习热情高涨，佛学院的办学效率与成绩或将有巨大进步。

  　　(作者：张云江，厦门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