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虚云和尚的殉教意识(刘建平) - 虚云禅师思想研究与纪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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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虚云和尚的殉教意识

刘建平

内容提要：佛教所谓的“殉教”，是指耗尽自身的生命来拯救他人的痛苦，为了佛法，为了他人，为了社会而耗尽生命。虚云和尚的殉教意识主要体现在普渡众生的大慈悲心、“为而不有”的奉献精神、“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护教精神以及忍辱负重的担当精神等四个方面，这体现了一种不甘沉沦的匡扶救世之心，他所殉之教不仅仅是佛教，更是一片菩萨心。

关键词：殉教慈悲心为而不有护教

王国维曾以临终之眼来看世界，这样可以让我们知道人生的价值，生命的意义，从而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虚云和尚的一生，可谓是这种精神的最好注脚。他的一生虽然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时代、漫长的120年的近代大变局，然而又是那样的短暂，至到临终前依然有太多的不舍和依恋，这集中体现在他强烈的殉教意识上。佛教所谓的“殉教”，是指耗尽自身的生命来拯救他人的痛苦，为了佛法，为了他人，为了社会而耗尽生命，这样尊贵的一生就是菩萨心，虚云和尚的人生就是菩萨心的人生。

虚云和尚的殉教意识源自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时代忧患意识、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这不仅仅体现了佛教哲学的影响，更包含着浓厚的儒家和道家思想的色彩。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社会政局混乱，中西文化冲突，佛教也是鱼目混珠，真理大厦将倾，近代佛学复兴的宗师杨仁山以出世间法(佛教思想)为体、以世间法(儒道思想)为用，开创了融儒、道、佛为一体的思想进路，“先圣设教，有世间法，有出世法。黄帝、尧、舜、周、孔之道，世间法也，而亦隐含出世之法；诸佛、菩萨之道，出世法也，而亦该括世间之法。世间法拘于现生，不脱轮回；出世法透彻根源，永脱轮回……出世法门，如何能括世间法耶？答曰：佛法要在见性，真性如水，世事如沤，有何沤不由水起，有何事不由法起耶？”[[1]]虚云和尚无疑践行了这一佛学复兴的进路。虚云和尚的殉教意识体现了一种不甘沉沦的匡扶救世之心，他所殉之教不仅仅是佛教，更是一片菩萨心，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普渡众生的大慈悲心

一、

虚云和尚秉承六祖惠能大师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教导，一生坚韧不拔，在平凡的生活的自证自觉，在绝望中决不动摇、放弃，始终在一种辛苦寻觅、执着探寻和深情向往的企盼中追求自己的理想。章太炎认为，孔子、老子之言对于化民成俗、弘扬人性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在现代社会，要促进国家进步富强、增进国民道德，则要依靠佛教，“非说无生，则不能去畏死心；非破我所，则不能去拜金心；非谈平等，则不能去奴隶心；非示众生皆佛，则不能去退屈心；非举三轮清净，则不能去德色心。”[[2]]佛教普渡众生的观念，与现代民主、自由、平等的政治观念是一致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佛教哲学是与现代政治观念最接近的学派。梁启超更是一针见血的指出，“(佛教)不是对他人的压制束缚而得解放的自由，乃是自己解放自己‘得大解脱’、‘得大自在’、‘得大无畏’的绝对自由。”[[3]]章太炎、梁启超所弘扬的“以宗教发起无畏心”，是向腐朽的封建体制宣战；而虚云和尚身上体现的这种自由无畏心，则是一片普渡众生的大慈悲心。

佛教主张众生平等、物我一如的绝对的爱心，对于一切不妒、不恼、不憎、不厌、不诤的纯爱，对于愚人或恶人的悲悯和伟大的同情心，“佛与众生同一体，瓶盘钗钏总是金。了知瓶等无殊异，生死涅槃一例平。”[[4]]“不逐幻名色空转，石人看山岂是痴。了知冰雪即是水，佛生何曾隔一丝。”[[5]]为了这个目的，他不畏强权，不辞劳苦，置生死于度外，“忽然怒作狮子吼，独露须眉照大千”。[[6]]在去五台山朝圣的途中，虚云和尚多次面临生死危亡的困境，如光绪九年在黄河铁卸渡，“过往无人，更不知去向。先则枯坐念佛，饱受饥寒。因草棚并无遮拦，蜷伏一角。既而雪愈大，寒愈甚，腹愈饥，仅存一息，而正念不忘。”[[7]]“礼拜途中，历尽艰难，心生欢喜。每每藉境验心，愈辛苦处，愈觉心安。”[[8]]虚云和尚的这种“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高尚品质正是源于他对佛法“毁形守志节，割爱无所亲；弃家弘圣道，愿度一切人。”[[9]]的证悟，源于他以天下之忧为忧、以人民之苦为苦的普度众生的大慈悲心。

在1951年的“云门事变”中，虚云和尚遭受非礼，受到残酷的囚禁和审讯，被木棒、铁棒打得头破血流，肋骨折断，直至昏迷，但他对这种群魔乱舞的倒行逆施勇者无惧，泰然处之；“云门事变”后，虚云和尚虽深感时世沧桑，世道艰难，但仍义无返顾的弘扬佛法，决不退缩，他甚至立下遗嘱以明志，《云门遗嘱》曰：“身心济世，自他均益。拔众生难，刀山不畏。死生业定，何须忧虑。菩提愿满，顿超圣地。”[[10]]在经历了九死一生的折磨和殴打后，他心中没有丝毫的埋怨和愤懑，而是“一场灾难一惭惶”。为了让云门寺的悲剧不再重演，为了佛教的振兴和发展，他勇敢挺身而出筹建中国佛教协会，“今日全国僧伽，各兢兢自守，乏人提领，如一盘散沙。倘不团结，成立一有力量机构，其事变恐不止一云门也。我为佛法故，义当北行。”[[11]]在此过程中他力挽狂澜，驳斥了很多毁灭佛法佛教“末法衰相”的决议，并力排众议，提倡大力规范佛教的戒律，重申宗教信仰自由的意义，主张对佛教僧尼寺院制定专门的管理办法，针对名山名刹要进行宗教立法予以保护，[[12]]通过政府法律和相关法规的完善促进佛教的自治、自立，这体现了佛教以身殉道、普渡众生的大无畏精神，“许多忍受敌手进攻、抵抗肉体诱惑的人都是殉道者。因为即使是在和平时代，这样做也要依靠他们心灵深处对神的自我献身精神。由此可见，他们在遭受迫害的时代也必然会是殉道者。”[[13]]虚云和尚在风雨飘摇的乱世中所计较的并非是个人的安危得失，而是一心不乱，心境一如，挂念的始终是佛法之不扬和天下苍生之命运。[[14]]

二、“为而不有”的奉献精神

“为而不有，长而不宰”一般被视作是道家的精神，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对于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出了钱，并不一定要求其因此而属于自己。西方的文化精神，则似乎是，出了钱，便必定要属于自己。”[[15]]虚云和尚的身上就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这种可贵的精神，他一生以建造寺庙、重振祖庭为己任，“世有迁流，界有方位，道有隐显，事有废兴，况夫道在人弘，理因事显，欲承先而启后，续慧命以传灯。”[[16]]每建成一座寺院，他都为而不有，功成身退，另觅破败的道场来主持修建。

“世无一所常，知足放下强。盖将云作被，卧以石为床。月如额上珠，照醒梦中狂。一枕天地老，哪管世忙忙。”[[17]]虚云和尚真正继承了佛教淡泊名利的传统，把修己与度人统一起来，将自利与他利完美的结合起来，主张只要身与口合，口与心唯，不贪利，则“不期度人而自度人，不期利益而自利益”，[[18]]1912年，他受鸡足山大觉寺道成长老之邀主持钵盂庵，他历尽周折到南洋募捐化缘，建成了护国祝圣寺；1920年，虚云和尚移锡昆明华亭寺，历经十年的艰辛重新修建了这座佛教名刹，改名云栖寺；1929年回到福建鼓山涌泉寺，创办戒律学院，恢复禅堂规则，讲经传戒，对福建佛教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34年，虚云和尚来到广东曹溪，主持重兴六祖道场南华寺，“十载经营，综理次第，心力交瘁，始具规模。”[[19]]1943年，虚云和尚重修完南华寺后，了解到作为云门宗的发源地广东乳源县云门山大觉寺残破不堪，“自元以后，信根薄弱，淳风寖息，嘉音停响，整理乏人，遂成荒坞。”随时有崩塌荒芜沦为榛莽的危险，不禁心急如焚，不胜悲苦。为了承续云门法脉，重振宗风，兴灭继绝，以百岁之躯，十年心力而重建之，他“义不容辞，虽勉负责，即于癸未岁(1943年)腊月十日就事，鞠躬尽瘁，八易寒暑，略获端绪。”[[20]]1954年，虚云和尚不顾年老体迈，不畏云居严寒，主持重修佛教着名道场云居山真如寺，到1959年，“殿宇工程，大部完竣，诸余房屋，尚待工成。媲之唐宋建造，则华朴悬殊；较之明清重修，似益周备。”[[21]]直至最后积劳成疾，圆寂于云居山。他为了重修祖庭，保存佛教的血脉可谓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更难得的是，尽管虚云和尚为佛教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却淡然处之，未尝想过一己之私，“争名攘利处，秦关楚汉骛。一枕熟黄粱，梦回空与无。”[[22]]虚云和尚身上真正体现了这种“视钱财如粪土，视富贵如浮云”的达观气度，体现了一种不慕虚名、看淡权利、一心向佛的高贵气质，“几经兴废没山坡，沧海桑田变幻多。名与残碑相契合，依旧云栖供佛陀。”[[23]]他在重建云居山真如寺后谦虚的写到，“此皆赖佛天垂荫，檀护弘施，以及四众，辛劬之力，云何与焉。”[[24]]而在就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和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界全国委员后，他依然不改其本色。1953年广州弟子数人去云居山拜访虚云和尚，“及抵寺，第见断垣残壁，瓦砾荒榛。遇一禅人，问老和尚何在，禅人指示之，则一牛棚也。蔓草支离，积以成壁。鞠躬而入，乍不见人，稍立定，乃见师坐木板塌上，如入定状。”[[25]]这种“把身心世界一齐放下，人我障碍一切放下”[[26]]的境界，不惟道家至人之境也，实乃真佛之境也。

三、“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护教精神

虚云和尚的一生，贯穿着忧时爱教、甘愿牺牲的殉教意识，这种殉教意识和屈原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殉道意识可谓异曲而同工，共同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伟大人格和崇高的理想追求。徐复观认为，“人的价值，不是在他的到达点上做衡量，而是在他的人生进程中所表现的态度和功夫上作衡量。”[[27]]一个人即使奋斗一生而终无所成，在自我的完成上也并无亏欠，虚云和尚则终其一生怀抱着强烈的“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护教精神，这种精神也使他成为近代佛教史上的传奇人物，成为备受世人敬仰的在世活佛。

佛教到了近代以来，在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基督教的步步进逼下，面临着衰亡的局面，很多佛教高僧大德都提出了佛教改革的主张。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中，佛教的“革命”成为一项关系到佛教自身存亡的“政治任务”，而其中争论最激烈的，就是佛教戒律的存和废的问题。在佛教现代化的改革大潮中，很多不法之徒打着“改革”的旗号，企图浑水摸鱼，沽名钓誉。1949年虚云和尚在南华寺传戒，有十余新戒反对烧香疤，他们联合起来向虚云和尚发难，企图扰乱戒坛之风，虚云和尚毫不退缩，断然将他们驱逐出戒坛，“他们决不是佛门的龙象，相反的，或为佛法中的叛徒，波旬子孙，此种人根本非吾教法器。所以此例决不能开，除非不是我传戒。今是我传戒，决照遵行。那个不愿烧香疤的，马上迁单，决不能容情！数百弟子，岂能任他十人、八人的意见代表全体！岂能容这十个坏蛋，扰乱众戒子的道心！”[[28]]这体现了虚云和尚择善而从、坚持真理、决不向扰乱佛教戒律的邪恶势力屈服的浩然正气！在1953年中国佛教大会成立之时，有人又提出佛教要“与时俱进”，主张修改陈戒旧律，允许僧娶尼嫁，饮酒食肉，结果虚云和尚指着大殿里面的柱子，说这样的决议如果要通过，我就撞死在这里了，[[29]]对佛教徒自毁佛法、自乱教规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指出佛教的改革必须以中国佛教自身的实际情况和中国文化传统的特点为基础，不能盲目跟随日本、印度等国，“我认为佛弟子的日常生活、衣食住等，有可以权变的；惟三学思想，即戒定慧等理论，不能改动。中国千余年来，佛弟子衣食住等制度久与印度大不相同，既然时间、地点、条件都变了，则佛教中的若干生活习惯，自也应因时制宜。谈到教义，则‘佛佛道齐，宛尔东西；释迦弥勒，如印印泥’。是以,‘同行不妨同人，同见必须同佛。’”[[30]]佛教的改革必须守住戒定慧的底线。

在《弘一大师全集序》中，虚云和尚认为弘一大师在佛教史上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严于律己，以戒为修身之本，“世之知大师者，无不知有戒法；敬大师者，无不知敬佛法。”[[31]]佛经云“戒如平地，万善丛生；戒如良医，能疗众疾；戒如明珠，能破昏暗；戒如宝筏，能渡苦海。”虚云和尚非常重视戒律，认为戒律是佛教之本，戒律是佛教徒与俗世人的区分，也是佛教的内在规定性。取消了戒律，则佛教将不复存在，佛教的改革和现代化也不能取消正常的戒律，“夫戒者，乃生善灭恶之基本，超凡入圣之玄机，于一切法中，最尊最上，故称三学之首，所以因戒生定，因定生慧。六度万行，不离于戒。然而有身戒，有心戒。身戒者，即是戒相威仪。心戒者，即是无著戒体。戒体者，即是诸佛之心印。”[[32]]戒是佛教徒的立身之本，是佛教日常生活秩序的重要规则，“佛灭度后，以戒为师。舍戒之外，莫由出离……故僧尼之于戒律，犹车辆之于轨道也；如少违越，立即堕坑落堑。毗尼之道，可不慎欤！今幸为人，闻法足戒，若不乘此反省，精勤学法，一生所办，则一气不来，又披毛戴角去！”[[33]]“夫戒者，乃出三界之良途，超登四生之要路也。岂可一日而容有怠哉！……应当涤抒诚至心，求佛冥加，感发戒体。所谓戒体者，即我等自心也。自心充满谓之佛，自心执持谓之法，自心和合谓之僧，心心清洁谓之戒。”[[34]]如果不守戒律，即使天天念佛，也终隔一层，终不得道。

四、忍辱负重的担当精神

19世纪在内忧外患中挣扎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有着在儒、佛、道与西洋文化之间挣扎的复杂而分裂的思想性格，这种分裂性格在梁漱溟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一个是现实问题，就是现实中国的问题，中国国家的危难，社会的问题很严重。这个现实的问题刺激我，占据了我的脑筋。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一个超过现实的人生的问题，对人生的怀疑烦闷，对人生不明白，怀疑它，有烦闷，该当怎么样啊？这两个问题不一样，一个让我为社会，为国事奔走，一个又让(我)离开。”[[35]]梁启超在论述晚清以来的社会思潮时说，“社会既屡更丧乱，厌世思想，不期而自发生，对于此恶浊世界，生种种烦懑悲哀，欲求一安心立命之所；稍有根器者，则必遁逃而入于佛。”[[36]]虚云和尚则认为，佛教是以出世间法救拔众生之教，所以出世与救世是一体的，“佛法不是空口讲，言与行乖成两样。名闻利养快一时，热铁火轮苦万状。”[[37]]虚云和尚之归依佛门，并非为了遁逃现实，而是通过摆脱现实功利和狭隘情感的束缚，责无旁贷的承担起时代的责任。他把担当现实的责任意识看作是佛教中的“菩萨行”，从而不仅仅是从思想和理论层面，也从实践和现实层面为佛教的现代化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

虚云和尚认为，在现代社会佛教要发展，除了兴修寺庙、恢复道场外，提高出家人的修行素质、养成僧格、培养僧材是当务之急，为此，他从资金之募化，到规章制度的制定，从寺庙寮堂的修建，到任课老师的聘请，均不辞劳苦，亲历亲为，为此还多次遭受非难和恶议，但他以无私无畏的精神坚持之，勇敢的担当之，从不抱怨后悔，“既到常住，必须发真实心，要吃得苦、放得下，忍得委屈、受得委屈钳椎。”[[38]]在就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之后，他依然放下一切，两手空空来到云居山，为恢复佛教祖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建国后“反左”、“反右”等运动中，虚云和尚亦屡次被狂热的政治浪潮冲击，被捏造以“贪污”、“反动”、“思想错误”、“滥传戒法”等罪名，甚至受到“围剿”、“洗脑”、“劳动改造”的威胁，而虚云和尚则若无其事，坦然面对，以“他担八斗，我挑一石。打不退，骂不退，才是佛祖真宝贝。”[[39]]与教众相互勉励，真正做到了“骂不嗔，打不恨，难忍能忍忘讥嗤。没寒暑，无间断，始终如一念阿弥。不昏沉，不散乱，松柏青青后凋期。佛不疑，法不疑，了了闻见是良知。”[[40]]甚至在临示寂前，虚云和尚仍以“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告戒弟子，这体现了他沉重的历史责任感。

虚云和尚认为，佛教今后若想继续生存和发展，也必须守住几千年来形成的戒律清规，“我近十年来，含辛茹苦，日在危疑震撼中，受谤受屈，我都甘心。只想为国内保存佛祖道场，为寺院守祖德清规，为一般出家人保存此一领大衣，即此一领大衣，我是拼命争回的。你各人今日皆为我入室弟子，是知道经过的。你们此后如有把茅盖头，或应住四方，须坚持保守此一领大衣。但如何能够永久保守呢？只有一字，曰‘戒’。”[[41]]殉教要有坚实的风骨为基础，使命感的放弃和解脱是轻松的，虽然其中有着无尽的痛苦和遗憾，但生存于绝境而又坚持理想、抱负的执着、坚持，却是沉重的，虚云和尚在《鼓山佛学院学生请题牧牛颂十一首》中以《入廛垂手》言其卓绝之心志，“拽转乾坤眼界宽，聊将一手挽狂澜。高悬日月超罗网，聋瞆偏邪返本端。”[[42]]言情至此，真可以惊天地而泣鬼神，玉台香奁其犹粪土！唯识宗的“唯识无境”有力的论证了“无我”即能无畏，而无畏则可担当社会变革之重任。

虚云和尚既有着儒家“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天下为公的精神，又有着道家“为而不有，长而不宰”的奉献精神，同时又以佛家的“自贵其心，不援鬼神”的无畏之心，最终汇聚成对人类、对社会和国家的爱心。他不仅是佛教的大师，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大师；他不仅是有着传统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精神的圣人，也是“不舍众生，不住涅槃”的佛教活菩萨；他一生元气淋漓、坚韧鲜活的生命履历，即是佛教大慈悲心的最高体现。

[1]杨文会：《学佛浅说》，《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3卷第4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8-9页。

[2]章太炎：《建立宗教论》，《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18页。

[3]梁启超：《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关系》，《饮冰室合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9年，第39页。

[4]虚云：《樟树祈戒偈》，《虚云和尚全集?诗偈》，净慧主编，河北禅学研究所2008年，第81页。

[5]虚云：《鸡山祝圣寺上堂偈》，《虚云和尚全集?诗偈》，第218页。

[6]虚云：《返本还元》，《虚云和尚全集?诗偈》，第29页。

[7]虚云：《虚云和尚全集?年谱》，第16-17页。

[8]同上，第24页。

[9]虚云：《剃发仪式》，《虚云和尚全集?规约》，第295页。

[10]虚云：《虚云和尚全集?年谱》，第247页。

[11]同上，第259页。

[12]虚云：《1952年呈中央有关部门的建议书》，《虚云和尚全集?文记》，第193-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