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当代佛教社会形象最佳途径略谈》

　　江南大学教授、硕导、宗教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邓子美教授

　　佛教在公众中的形象，也就是当代佛教社会形象。从文化学视角看，这一形象是公众对佛教总体的抽象的认知与评价。它由佛教界的整体行为体现，由公众舆论评价。具体地说，首先佛教形象是一种与公众评价相联系的观念状态，表明了佛教在当代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和普遍看法。对佛教而言，这是客观的外在的，一般地说如果评价较高，会对佛教徒有一定激励作用，如信仰更坚定，更加关注、关怀社会等等。如相反，也会有负面影响。其次，佛教形象是以佛教界自身行为为基础的社会折射、映影。佛教形象取决于教界本身主观努力，关键并不在公众如何看，而在自己怎么做。佛教社会形象既是僧伽、居士、善信总体素质的体现，也与寺院管理、教团组织化水准有关。总之，良好的佛教社会形象是内外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当代佛教的社会形象既有其上述总体性，也有其多维性。多维性包括佛教的社会贡献、佛教举办的社会文化教育事业、慈善事业、弘法事业的公信力、僧团的内部凝聚力、佛教与其他宗教相比，对公众具有的吸引力、佛教媒体宣传的可信度等方面。

　　当代佛教的社会形象还有其表象与深层形象之别。一般而言，比如靠加强宣传，加强佛教与公众的联系等手段能够改善表象，但难以改变其深层形象，深层形象提升则依赖于整个佛教界长期扎实的努力。正因如此，如何提升当代佛教的社会形象是个重大课题，本文仅从其形象生成的原因分析入手，借鉴历史经验，略谈这一形象提升的最佳途径。

　　从发生社会学角度看，当代佛教社会形象的生成大体可解析为两部分。首先由社会记忆、社会期望叠加在一起，在公众内心中形成一潜在的标尺，然后，在公众实地瞻仰寺院，接触僧伽的过程中，也会把不自觉地以心中标尺与即时感受相比较，产生当代形象。在此，所谓社会记忆，即以往佛教给公众留下的印象；社会期望，即对应于当下社会的人心浮躁、急功近利等不良风气，对佛教存有好感的公众就会生起净化心灵与超脱功利的精神需求，并期望着佛教能予满足。由于一代人所受的教育在程度上虽有很大差别，在内容上却存在共通性，因此对以往佛教的认知也存在共通性。同时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大环境有相似性，其宗教需求也有相似性。加以他们对佛教的实地感受相近，特别是在局限于大陆的情形下，所以当代佛教的社会形象有其稳定的一面。但这一形象又受舆论影响，受公众对佛教的新感知影响，时时在产生变化。以此来看，所谓提升中国佛教社会形象，其实是使之向良好的方向不断改进。

　　应当承认，由于中国历来坚持由僧伽住持佛教，公众对以往佛教的印象就以高僧作为其集中代表(以往大多数庸僧及少数劣僧早已被历史记载所淘汰)。虽然这一印象并非历史实像，但公众往往对此缺乏认识。加上愈是社会风气不良，公众对佛教抱有的期望就愈高。这一切就悬成对佛教甚高的社会标尺，对当代僧伽行为与寺院管理，特别是道风建设，提出了甚高的社会要求。所以，寺院陈设布置应力求清净庄严，管理应严格有序，僧伽待人接物应威仪如法……总之，一切都必须以高标准衡量。

　　尽管中国佛教徒属于整个社会上最善良温和的群体，这是受佛教教义长期熏陶的结果，也由上一代信徒传承与影响形成。如果深入到他们之中，并与其他社会群体比较一下，就会知道这并非虚言。然平心而论，由于公众心目中的僧伽属于超越社会的皎皎者，而皎皎者易污。如20世纪初叶，近代高僧太虚大师曾痛斥上海哈同花园主人说某僧如何如何污浊的行径：“你浑身充满污浊，自己却全然不知，竟敢在此胡说。 也许因为僧人象一张白纸，稍染一点墨迹，便引人注目，大叫如何如何污浊。 而你们这种人，就象抹桌布一样，虽浑身沾满秽汁，亦认为理所当然，一点不觉羞愧。”听了太虚的痛斥，哈同花园主人局促地争辩说：“我这么说本意是为了僧人能自重，而不是为了辱骂僧人。”太虚见其诡辩，于是大笑：“照你这么说法，那我刚才也并非是骂你，而是在赞扬你。”于是，他哑口无言之下，由于敬重太虚本人人格高尚，把对佛教的诋毁态度也改为恭敬。太虚严于律己，爱教更甚爱身，及其应对指责的善巧方式至今值得效法。

　　太虚大师还认为：僧与俗的区别全在于律仪，律仪的内核是慈悲、坚忍、勤勇、智慧诸德行，其表现为纪律和威仪。有律仪，个人前后一贯，群众彼此和合，行动整齐，态度严肃，外貌庄重。依律仪而行，可以改造身心，变化气质，构成僧伽之品格。他在《僧教育要建筑在律仪之上》这篇文章中号召学僧们，如果你们有志使中国死气沉沉的僧伽们复活，通过济世利人，使佛法普施民众，造成人间安乐净土。那么，你们就应从重视和履行律仪做起！通过讲解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佛教背景，重温这篇文章，应当有助于加强寺院道风建设。

　　提升中国佛教公众形象最佳途径在于提高僧伽内在素质。如太虚大师所说：依律仪而行，改造身心，变化气质，构成僧伽之(高)品格。这里讲的是纪律与威仪要求的内化过程。对寺院住持与佛学院教师而言，首先是以身作则，教育与培养僧伽遵守纪律，时时注意自身威仪的良好习惯，随着习惯的养成，身心也就逐渐会起变化，令人敬仰的内在气质就自然形成了，品格自然就高。孟子也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这是讲内在品格的外现。首先是内心的充实——有系统丰富的佛学知识、文化知识，深入的对当代社会的了解，自身修行的体验，对众生之苦的体察与对佛教未来的信念等等。内心的充实，尤其是要正视社会现实，佛法不可能脱离世间，不可低估社会上的潜规则在僧伽中的影响。没有内心的充实与信仰的安顿，要抵御当下泛滥成灾的商业化冲击是不可能的，而外在形象设计再好，最多也只能停留在表面，而且即留也不会久。内心充实了，信仰的光辉、内生的大悲心的光辉自然会闪现，公众自然会感受到，持久了也会被感化。高僧、圣僧的社会形象就由此产生。例如1924年，太虚大师在江苏泰县(今泰州)光孝寺举行讲经法会，自7月25日始至8月18日圆满，太虚讲他最拿手的《维摩经》。听经的除了泰县佛教徒近四百人外，还有并不真正了解佛教的当地各界人士上百。听众始而凝神静听，渐而由理解而生起信仰，再而喜悦赞叹，辗转传颂。整个泰县城竟由此一改历来的歧视僧尼，轻看佛教的习气。法会中，泰县名流二、三十人当场要求归依太虚，太虚即为他们授三皈，组成念佛社。这就是后来的泰县佛教居士林前身。法会圆满后，还有听讲的许多人都一再要求皈依，于是太虚再为一百多位普通老百姓授三皈。这个消息传出后，又有近千人团团包围太虚，求皈依。太虚无奈，就把他们集中在佛殿前，专为他们开示。太虚第二天清晨就离开了泰县，不料四外乡村中慕名来城求皈依的还有几千人。以至太虚非常感叹地说：这大概就是“所过者化，所存者神”！此语即出于《孟子》。泰县讲经之所以圆满，归根到底在于太虚厚积薄发的学养。其积也厚，内心充实；其发也薄，临机开示讲的并不多，却随时能切中当时社会的宗教需求，讲出听众心中所想而难以清晰表达的话，解开他们心中的疑团。由此也可见，法师的嘉言懿行，能使一个地区的佛教社会形象大为改善。

　　像太虚那样的中国近现代高僧，实际上已既在理论上指出了提升当代佛教社会形象的最佳途径，虽然途径绝非仅此一条，但这也是实践上活生生的可仿效的先导．

　　作者简介：邓子美，1951年生，江苏无锡人。1979年毕业于江南大学中文专业。1986年入华东师大中国史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导师为著名佛学家苏渊雷教授。1989年任教于无锡轻工业学院(现江南大学)，现任该校教授、硕导、宗教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江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并兼任中国佛教文化基金会、四川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上海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浙江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山西省五台山文化研究中心、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等十余组织的特约研究员或学术顾问等职。任教宗教学原理、宗教社会学、中国哲学史专题研究诸课程。研究领域为传统文化现代化，尤以中国近现代佛教研究、运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佛教居国内领先地位，并在海外产生了一定影响，系宗教社会学以及中国近现代佛教研究知名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