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徒与政治批评
　　陈炯彰
　　当我们的政治出现明显的弊病时，请问您是要批评它以求改进(撰文、演讲等)?抑或是保持缄默，在内心祈祷政治人物自我反省?
　　我想，今日佛教徒主张保持缄默的人可能不少。理由是：政治的事归政治，宗教的事归宗教。宗教是“内心”的事业，我们应该以修心为务，常存慈悲心、欢喜心、感恩心；应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何况批评别人是非，不只有失忠厚，自己的心念也会变的不可爱，甚至染上“嗔毒”，别人听了批评的话语，也同样易于引燃“嗔火”，岂不是要焚烧功德林，破坏大家的道心?批评人，于人于己皆有损害，自应避免。
　　这些道理，表面上是不错的，但实际上则不够圆满。事实上，每一个佛教徒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学上的“国民”(Citizen，人人都有身份证足可证明)，作为国家政治体成员之一的身份和作为佛弟子的身份是同其重要而不可偏废的。政治上一个佛教徒所负担的义务(如纳税、服役等)与所享受的权利(如受教育权、参政权等)并没有比非佛教徒多一点或少一点。所以佛教徒与非佛教徒一样有参与政治、关心政治的权利及义务。亚里斯多德(Aristotle)曾说：人是政治的动物，人不能离开政治，就如同人不能离开空气(尽管空气可能污秽)一样，而且，即使你想离开政治，它也不会让你离开。既然人离不开政治，则不理会政治是不务实的，逻辑上也说不通。况且，“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敬仰佛陀的人，应了解到佛陀是人世的，他不曾抛弃对世间的关心，敬仰佛陀的人应善体佛意，把“净上”在人间完成，对世间事，尤其影响世间事最重大的政治加以关心，才不致于蒙受舍弃世间之讥，舍弃世间必将被世人视为无用，又如何能赢得世人尊敬?一行惮师曾说，当炮弹在寺院旁杀伤人时，你能安心礼佛修惮而不向政治屠夫抗议吗?宗教固是内心的事，但内心事业与国家政治之事是无法分割的，当政治严重脱轨，又岂是一个信佛的人所能安心的?唯有关心政治，才能成为去除积弊的助力，赢得尊敬，自己也才会心安。“政治归政治，宗教归宗教”的说法并不圆满。
　　其次，宗教是对众生慈悲的。若明知政治有弊而坐枧不问，任凭它损害众生福祉，这是否对众生不够慈悲?而对犯错的政治人物保持缄默，会令他们不知反省，继续错下去，而陷他们于不义，又岂是慈悲?
　　或说，佛教徒应多反省自己，少要求别人，道业才能精进，我们缺点还多，己身未修，何德何能去指摘别人的缺点呢?
　　我认为，政治既是众人的事，政治上的批评和个别私人与私人之间的批评，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间谈莫论人非三冱句话若从个别私人关系的角度看，是全然正确的，而且应该发扬此一观念，因这是提升一个人性灵的必要条件。然而，如果对象是政治人物，则“莫论人非”一语不必然适用，因为政治人物身份立场特殊，虽然他们是纳税人的公仆，但他们掌握权力，可以有力影响众人的祸福利害，他们的行为已经不是个人的事情，自不可以以对待个人眼光去衡量，所以批评个别的私人会损害自己人格，批评政治人物则不然。批评政治实际上是净化政治的手段，是保护众人福祉之所必需，是知识份子责任感(Sense of duty)的表现，于批评者人格不唯末损，反有增益。
　　政治批评有其可行性，若批评者心态健康，方法得当，把握分寸，对个人修行应无太大的妨害。我们可以说，政治批评也是修行的试链，考验一个佛教徒修养的工夫纯熟到何种境界。当然，不容讳言地，若持不当的心态及方法则仍要冒自我伤害的风险。
　　本来学佛人大忌批评别人，如今却要触此忌讳，所以要格外谨慎，从事政治批评者应把它当作如临深渊的危险工程，以“作不好会害人害己”自我警惕。首先，我认为应抓紧一个原则：基于善意(即存慈悲心)，想想众生无始以来流转于六道，累世业习，不易骤除，因无明障蔽而犯错乃政治人物所不免。且政治圈中压力大，政治场里诱惑多，政治人犯错机会较常人为多，所以，任何批评皆当勿腧越其堪忍受之范围，以理性冷静的口气评论，以激发彼回归自心，反省改过为目标。倘能用教导之语气，进行政治批评，教人为本、责人为末，当较能服人。批评之前对犯错者之背景、犯错之事实真相，犯错之动机均应有深入的了解，以便拿捏分寸，若能以“论事”为主，并能提出具体可行之补救建议，应更能显示批评者之诚意，被接受的可能性当可提高。
　　近来台湾政治批评“火力”漫无标准，似无轨则可循，有的批评流于情绪化，对被批评者本身责以超乎其改进能力之事，自无效果。有的批评不只内容失实，用词辛辣，一见便知是为了达到某种私人目的的工具，其动机不纯，除了激使犯错者反弹，扩大争论外，尚能如何?上述两类都因缺乏慈悲心而起。佛弟子则绝不如此，他对犯错者是用客观的眼光，冷静的头脑，理性的观察分析，就事论事，因事责人，非因人责人，故而责人之中含有期待，除非过恶超乎常情，不斥责护骂，更不穷追猛打。佛教讲慈悲，就是“恕”道，见人有过，如己之过，评人时哀矜勿喜，不以批评为能事，而以批评为憾事——冈不得不然。
　　批评者最重要的是善护此心，没有人能保证批评必有效果，批评当适可而止，不宜穷追猛打。要令心中无恨，不乐见犯错者因被举发过失而受惩罚报应。追纵结果，犯错者若能改过迁善，固然可喜，倘如彼仍执迷不悟，评者亦不应执著不化，耿耿于怀，当克制自我，让所评之念迅速归于平静，想想社会上温馨美好的事仍然很多，言责已尽，上无愧于佛陀圣训，下无祚于芸芸众生，此心可以安矣!
　　我们必须承认，期求批评者于短期内将此心迅速归于平静，虽非不可能，然确须付出若干努力，批评者应自我评估，是否胜任再尝试，否则心烦虑乱，面目可僧，慧业如何增进，恐于人尚未有益，于己已先损，又何其不智!批评者不是任何人都当得的，而且我认为佛教徒批评者也不能让自己经常从事批评，避免习于批评，甚至成为与非教徒无异的专业评论家。俗人中有不少专家学者，屡屡于报刊杂志撰文，屡作演讲，其心至乱，佛弟子若仍存修慧之心，则应引以为戒。
　　总之，政治批评者有其必要，应有人来做，但也不应总只是那些人来做，做的人若多，担负的责任分散，较为划算。今日佛教界对政治的开心似嫌不足，有能力者应酌情量力而为，太突显自己或太封闭自己似均不宜。而在今日台湾政治规则不甚健全之际，佛教界拥有大批才智之士，何不积极些，多提一些建言；从政者对佛教界人士一向不太重视，与我们的声音太小有关，我们何不用笔、刚口做点改善政风的事，在社会大众心口中建立一个新的形象——充满旺盛生命力的形象。而任何佛弟子如自认不适宜从事政治批评，也希能作个好的旁观者，乎常多关心政治良窳，有正确的观念，对这些肯于自我牺牲——牺牲时间、精力及对修行的专注的批评者，给予精神的支持与鼓励。
　　摘自《菩提树》1993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