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译经和创宗事业述略
谢重光
玄奘法师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佛学家、翻译家、旅行家，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者。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难以备述。本文仅就其从印度取经归国后，在译经和创宗两个方面的工作和贡献略作综述。
一、译经伟业
玄奘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弘法，弘法的重要内容是译经。
在玄奘之前，中国的佛经翻译早已开始。传说在东汉永平十年(67年)，当汉使用白马从西域驮经至洛阳的时候，名僧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就在白马寺译出了《十地断结》、《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五部佛经，不过这只是传说而已，并不能证实。可以确定最早的汉译佛经是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年)来自波斯的高僧安世高译出的《明度五十校计经》，这比玄奘开始译经早了将近五百年。
魏晋以后，佛经的翻译不断地发展，译师辈出，像释道安、鸠摩罗什、求那跋陀罗、法显、宝云、真谛、阇那崛多、波颇等，都有值得称赞的译经业绩。其中道安主持的译经，开始组织了译场，译场中设立各种专职，分工合作，首创集体译经的做法。鸠摩罗什在后秦译经，后秦主姚兴为他组织的译场规模很大，姚兴亲自参与译事，罗什执梵本，姚兴持旧经，互相酬校，罗什手下有沙门八百余人充当助手。隋代则创立翻经馆，成为官办的编译所。自东汉末年迄于唐初，译出的经、论超过四千卷，译人也有一百人以上。
不过，在玄奘看来，以前的译经存在严重的缺点。主要是翻译底本多半是东来的梵僧、胡僧携带之本，多为中亚语转译的胡本，梵本不多见，或者经本不全，或者错讹很多，未能精选完整的高质量的经、论作为底本；译人方面，若是梵僧、胡僧，则不精汉文；若是汉僧，则未识梵语，都要通过中介者转译，很难把原作的意义与风格确切地表达出来。这样译出的经本，大多是节译的零星小品，译的质量不高，译音错讹、文义搞错的情况大量存在。汉地的僧人依据残缺的、文义不确的译经加以讲习和讲解、传授，难怪不能了解佛教教义的全貌和究竟的道理。[1]
玄奘就是不满旧译经典的残缺简陋而冒死西游取经的。他取回的经典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有的重要经典有多种不同的版本，他就兼收并蓄，都予取回，这就解决了翻译底本的质量问题。他又博学多通，对各种经、论及各家学说都有极深造诣，又精于因明、声明、婆罗门语及印度的各种专门之学，汉文水平之高更不待言，这就解决了前此译经者“或善胡义而不了汉旨，或明汉文而不晓胡意，虽有偏解，终隔圆通”[2]的问题。好的翻译必须具备的条件，即有好的底本，译者熟练掌握本国文字和外文，还得精通所译的业务这几条，玄奘都具备了，此外，他还有一条有利条件，即他先后得到了太宗、高宗的不同程度的支持。
固然，太宗对玄奘译经的支持是有限的，但毕竟是支持的。太宗让玄奘在长安弘福寺译经，并按照玄奘的要求派人守卫该寺，不让外人随便打搅玄奘的译事；又让西京留守房玄龄解决玄奘译经所需的人力、物力，这就使玄奘的译事有了最基本的保证。
有了这些保证，玄奘的翻译大业就在贞观十九年夏天正式开始了。他组织起一个很健全很严密的译场，译场成员有译主、证义、证文、书手、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等十种。译主是主译人，也是译场的总负责人，须精通梵、汉语文，深究大小乘经论，辨析名相[3]，证解微义，凡遇到翻译上的疑义，由他判断决定。玄奘亲自出任译主。证义是译主的辅助者，审查已译成的文字的意义与梵本有无出入或错误，与译主斟酌决定。证文负责审查译主宣读梵文时与原文有无舛误。书手一称度语，把梵文的音义写成汉文。笔受把梵文的字义翻译成汉文的字义。缀文负责整理译文稿本，使其符合汉文结构。参译校勘原文是否有错误，同时将译文回证原文，看是否有错误。刊定负责文字的初步整理，对所译成的每句、每节、每章，去芜存菁，使其简练扼要明确。润文负责对译稿进行文字加工，使其流畅优美。梵呗是在以上九道程序之后，用梵音念一遍，修正音节不和谐处，以便传诵。
这年三月，玄奘从洛阳回至长安，入居弘福寺后，即将所须的证义、缀文、笔受、书手等人数，列出清单，交房玄龄调集。房玄龄根据太宗的指示，从全国各寺院抽调。至夏六月初二日，所调之人都已齐集弘福寺，他们是：证义大德十二人，即西京弘福寺灵润、文备，罗汉寺慧贵，实际寺明琰，宝昌寺法祥，静法寺普贤，法海寺神昉，廓州(治今青海化隆之黄河北岸地)法讲寺道琛，汴州(今河南开封)演觉寺玄忠，蒲州(治今山西永济县西蒲州)普救寺神泰，绵州(治今四川绵阳东)振响寺敬明，益州(今四川成都)多宝寺道因；缀文大德九人，即京城普光寺栖玄、弘福寺明璿、会昌寺辩机，终南山丰德寺道宣，简州(治今四川简阳西北)福聚寺静迈，蒲州普救寺行友、栖岩寺道卓，幽州(治今北京市西南)照仁寺慧立，洛州大总持寺玄应。证梵语、梵文大德一人，即京城大兴善寺玄謩。自外，笔受、书手等人，以及有关衙门供给的各种译经用品也都齐备无误。
比起姚兴时鸠摩罗什译场的助手八百，甚至说弟子三千，玄奘译场的人手显得很少，但却十分精干。选入译场的二十几位大德，都是一时英杰。他们或者谙解大小乘经、论，为时辈所推；或者在汉文、梵文、赞呗等方面造诣精深。其中如道宣、神昉、神泰、慧立，辩机等皆才气纵横，日后大有建树。他们仰玄奘清德，欣然投于门下，既充译经助手，又是受业弟子，济济一堂，齐心协力，致使玄奘译场的效率极高，所译经的数量和质量都超迈前哲。
玄奘的译经工作有很周详的计划，什么经该译，什么经暂时不译，什么经先译，什么经后译，他都有通盘的考虑。一旦决定了要译某一经论，他先广罗不同的版本，校勘异同，择善而从。例如《大般若经》，玄奘带回的共有三本，到了翻译之时，凡遇文有疑错，即校三本而定之。殷勤省覆，方乃著文，审慎之心，自古无比。又如译完《异部宗轮论》后，玄奘曾作一颂文云：“备详众梵本，再译宗轮论”[4]；窥基在《唯识二十论述记》中也说：“今我和尚三藏法师玄奘，校诸梵本”，都说明玄奘在译经前广泛搜罗异本，译经中认真校勘诸本异同，态度谨严，一丝不苟。
在翻译的体例方面，玄奘采取的方法很灵活。以前诸家，有的采取直译，但因梵、汉两种语言的用词和语法结构不同，直译的方法硬把梵文词汇转换成汉语词汇，而又不能完全改造梵文的结构和文法，所以译文晦涩生硬，诘屈聱牙；有的采取意译，虽然做到文笔明白流畅，饶有文学意味，但难保不因此以辞害意甚至错译。例如鸠摩罗什，虽然是水平很高的大师，究因不能提笔写汉文，只能手执胡本，口宣秦言，由助手笔录，结果常常发生问题，“进欲停笔争是，则校竞终日，卒无所成；退欲简而便之，则负伤于穿凿之讥。”两晋时翻译佛典还多用“格义”的方法，即用老庄、玄学等外书的概念附会内典的名相，生搬硬套，结果译文与原文在意思上差别很大。玄奘鉴于旧译的这些缺失，不拘一例，把直译和意译揉为一体，力求译笔在文和义两方面都切合原作，而又文从字顺，形成一种精严凝重的翻译文体。他的具体做法是，先把原文理解透彻，然后用适当的汉文清楚的表达出来；有时译完一节之后加上一段结语，类似于注解，帮助读者把握原文的中心思想；有时在译文中加进一些字，使文义更为显明晓畅；有时用另一种译名代替某些专门术语，使读者易于理解。所以其译文对原文忠实，读起来又不彆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浩繁的经论中，玄奘最为服膺的是大乘有宗瑜伽行派的经论。他到印度游学最重要的是学习瑜伽学，回国后他的译经，也从瑜伽学的诸经论开始。从贞观十九年夏始操贝叶首开译事，到贞观二十三年，先后译出了《菩萨藏经》、《佛地经》、《六门陀罗尼经》、《显扬圣教论》、《大乘阿毗达摩杂集论》、《瑜伽师地论》以及无性所释《摄大乘论》，世亲所释《摄大乘论》、《缘起圣道经》、《百法明门论》，可说是玄奘翻译的第一期。这一时期所译以《瑜伽师地论》部帙最大，共有一百卷，从贞观二十年夏开译，至二十二年夏译讫，历时整整二年。同时又译出瑜伽行学派的“一本十支”(一本十支：法相宗的十一部重要论书。一本是《瑜伽师地论》，十支是《显扬圣教论》、《大乘庄严论》、《集量论》、《摄大乘论》、《十地经论》、《分别瑜伽论》、《辩中边论》、《二十唯识论》、《观所缘缘论》、《阿毗达摩杂集论》)诸论书，穷源尽委地介绍了此派《地论》、《摄论》说的全貌和真相。为了译介这些经论，玄奘倾注了全部精力，正如他自己说的，他“与义学诸僧等专精夙夜，无堕寸阴”[5]；译成之后，又不放过一切机会加以宣传介绍，特别是经过向太宗详尽地解说，使得太宗衷心钦服，敕命写成九本在全国各地流布，奠定了《瑜伽师地论》在唐代佛教中的崇高地位。
唐太宗逝世后，玄奘回到西京，正式移居慈恩寺。自此之后，专务翻译，无弃寸阴。他自己规定每天要译的任务，如果白天有事没有完成，必在晚上秉烛译完。由于他担任寺院上座，庶务繁忙，加上朝廷内使经常找他谈论营造功德的事，又要指导寺内年轻学僧和远方来游学请教的僧人，还要应付来寺行香礼忏的王公卿相，时间不敷分配，他就每天三更才睡下稍事歇息，五更复起，读诵梵本，朱点次第，把白天翻经的准备工作预先做好。所以尽管众务辐凑，翻译工作仍按预定计划顺利进行，其精力之充沛，简直是不可思议。
贞观二十三年下半年移居慈恩寺，至显庆四年转至坊州玉华寺，首尾十一年，译出《分别缘起初胜法门经》、《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称赞净土佛摄受经》、《诸佛心陀罗尼经》、《广百论本》、《大乘广百论释论》、《本事经》、《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说无垢称经》、《大乘阿毗达摩集论》、《大乘成业论》、《阿毗达摩俱舍论》、《阿毗达摩顺正理》、《显无边佛土功德经》、《称赞大乘功德经》、《拔济苦难陀罗尼经》、《八名普密陀罗尼经》、《观所缘缘论》、《阿毗达摩发智论》、《阿毗达摩法蕴足论》、《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阿毗达摩显宗论》、《入阿毗达摩论》等经、论，还译著了《成唯识论》十卷，成为玄奘译经的第二阶段。
这些经、论的数量达到近五百卷之多。为了翻译这些经、论，玄奘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一是这批译经中有不少属于重译，也就是前代已经有人译过，但旧译梵本不全，有的只是大部经典中的一部分；有的是旧译文义舛讹，漏失太多，玄奘不满意，所以选择好的梵本重加翻译，务使书尽善尽美。比如北凉道泰曾译《婆沙论》一百卷，就是一部不全的译本，玄奘以完全的底本译重译成《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二百卷。这样的重译对于僧众正确和完整地理解教义是很主要的，但是高宗不懂其意义，在玄奘翻译《大毗婆沙》尚未完成时，发了一道指示给玄奘说：你要翻经论，应该选此地尚无译本的先翻，已有译本的待以后再翻。这种情形等于指责玄奘盲目翻译，是典型的外行滥用权力干涉内行。玄奘只好上表说明所以重翻的原因，力请允许重译重要经论，他说：
“《发智毗婆沙论》有二百卷，此土先唯有半，但有百余卷，而文多舛杂，今更整顿翻之。去秋已来已翻得七十余卷，尚有百三十卷未翻。此《论》于学者甚要，望听翻了。余经论有详略不同及尤舛误者，亦望随翻，以副圣述。”[6]
幸好玄奘德望极高，与高宗的关系一向不错，高宗才批准了玄奘所请，使译经能照常进行。
二是高宗出游常要玄奘陪同，如显庆二年春二月，高宗驾幸洛阳宫，就命玄奘同去；夏四月，高宗往明德宫避暑，又让玄奘陪从。在这种情况下，玄奘总要带上几名翻经僧，使外出期间照样能翻译，不稍停顿。即使在玄奘大病初愈，高宗把他迎入宫中安置于凝阴殿修养的时候，他还是在那裏坚持译经，常常二旬、三旬才到外头走走。
这一时期的译经，以《俱舍论》为中心。它是反映小乘说一切有部之毗昙学最后结论的代表作，属于大乘有宗的瑜伽行派从中吸取了许多有用的思想材料。围绕着这一中心，还译出了瑜伽行派的重要论著；而所译著的《成唯识论》，则以护法论师之学折衷诸家之说，玄奘藉此发挥了自己的学说，指出他心目中的瑜伽学说的最高最完善的结论，所以玄奘这期的译经仍是与他创立中国法相宗相配合的。
从显庆五年至临终，是玄奘译经的第三阶段，以译《大般若经》为中心。
《大般若经》是大乘空宗的主要经典，自晋南北朝以来为中国佛教界所重。此经卷帙特大，共四处十六会，梵本共二十万颂。以前虽有译本，皆非全本，有的是一会一会的单本，有的还不足一会，是零星的节译或经钞。当玄奘译完以《俱舍论》为中心的诸经论后，弟子们便请求他接着重译《大般若经》。此时玄奘已年近花甲，多年的操劳，消耗了他大量的精力，身体是相当衰弱了。所以，他对于翻这一大经是有些顾虑的，但他考虑到翻出此经，可以使瑜伽行学说从理论上溯源到般若，也就是调和、会通大乘空、有二宗的分歧，就像他当年在印度著《会宗论》似的，是他多年的愿望。这样一想，他还是毅然决定动手进行这项浩大的翻译工程。
不过，在京城裏人多事杂，译经总会受到这样那样的影响。他想，年纪大了，生命无常，必须找个幽静的环境加速译出此经。嵩山少林寺是个理想去处，但刚回国时向太宗提出到少林寺译经，遭到拒绝；显庆二年九月，趁陪高宗至洛阳宫之际，重提旧请，又不获批准，高宗还很坚决地要他从此断了这种念头，勿复陈请，则此路已被堵死。于是他又想到了玉华宫，那是太宗临终所住的地方，离京师不太远，但也称得上清净凉爽，玄奘曾陪太宗在此住过，自太宗驾崩后，已舍为寺院，称为玉华宫寺。他向高宗提出要到玉华宫寺翻译，很顺利地就得到允许。
玄奘带着他的翻译班子，还有一些其它门徒，于显庆四年冬十月离京发向玉华宫寺，安置于该寺肃诚院，各种供给一如京师，便于显庆五年正月一日起翻《大般若经》。由于部帙太大，学徒们曾请玄奘删略一部分内容，玄奘曾顺从众意，打算像鸠摩罗什那样，除繁去重。但毕竟心感不安，乃至作恶梦受到惩责，于是说服徒众，仍然一字不漏地翻出全本。
翻译过程中，玄奘常有老牛自知夕阳晚之慨，越是这样想，越是激起不用扬鞭自奋蹄的自觉精神。他还激励译经诸僧说：“我都六十多了，不准哪天会于此寺归天，经部甚大，常恐不能译完，大家应人人努力加勤，勿辞劳苦。”在他的带动下，诸僧时刻不懈，至龙朔三年(663年)冬十月二十日，终于翻完最后一个字，大功告成。全经合成六百卷，称为《大般若经》。玄奘高兴地长长吁了口气，对徒众说：“此经于此地有缘，玄奘能来此玉华寺，全靠经的力量。原来在京师，诸缘牵乱，何日能了？现在能够完成译事，都是诸佛在冥冥保佑,还有龙天诸神拥护。这是镇国之典，人天大宝，大家都应踊跃欣庆。”当日，寺中就举行了热烈的庆祝活动。玄奘还写了表文，派弟子窥基奏闻，请高宗御制经序，高宗也欣然同意了。
《大般若经》的翻译，费时四年，耗尽了玄奘的全部心血。此后他虽然还想再译《大宝积经》，但是力不从心，只翻数行便不得不停笔，没过几天，便在玉华寺与世长辞，真乃为翻经大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玄奘译经，始于贞观十九年三月，讫于麟德元年(664年)正月，首尾二十年。中间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以一种重要经、论为中心，围绕中心安排译事，称为正译；正译之余，又译出《因明论》、《理门论》等经论，总译大小乘经、律、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此外，还把老子《道德经》及在印度久已失传的马鸣《大乘起信论》译成梵文，介绍到印度去。其译经数量之多，历代任何一位译师都不能望其项背。鸠摩罗什译经有数百上千助手帮忙，译经十余年也只译出三百卷左右；从质量来说，玄奘的译笔精粹，几乎达到近人对翻译的最高要求“信、雅、达”的标准。当代学者曾把近年发现的《瑜伽论》第一部分的原文残卷，与玄奘的译文对勘，结果是五体投地的佩服玄奘汉译本的严谨，认为近代翻译都少有赶得上他的水平。况且，玄奘译经虽有助手，主要的工作“都由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助手不过是“词人随写，即可披玩”。所以古今中外的学者无不惊叹玄奘译经功业之伟。印度学者柏乐天(P·Pradhan)教授曾说：“无论从哪方面看来，玄奘都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翻译家。在中国以外没有过这么伟大的翻译家，在全人类的文化史中，只好说玄奘是第一个伟大的翻译家。中国很荣幸的是这位翻译家的祖国，只有伟大的中国才能产生出这么伟大的翻译家。”[7]诚哉斯言。
二、创宗殊勋
玄奘弘法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创立了中国的法相宗。
创立一个能够继承佛教究竟之说的宗派，是玄奘多年的心愿。他在高昌致国王麴文泰的谢启中表示到印度要展谒众师，秉承正法，归还翻译，广布未闻，补像化之遗阙，定玄门之指南；西游返抵于阗时上太宗的表文又说：“玄奘往以佛兴西域，遗教东传，然则胜典虽来而圆宗尚阙，常思访学，无顾身命”，都说出了他不满意中国佛教界的现状，而要开创圆宗，弘布正法的愿望。
玄奘一生所学，博大无涯，然而他心目中的正法、圆宗却是法相、唯识之学，即由印度无著、世亲开创的瑜伽行学派。他在未去天竺之前，已有注重法相、唯识学之倾向，在天竺拜在戒贤法师门下，继承了法相、唯识学的嫡传，归国后，便以弘阐法相为主体。弘阐的途径，则是译经与讲学授徒相结合。
玄奘的译场，同时也是他授徒的场所，是一所译经、讲授、研究相结合的佛学院。以他的慈恩寺译场为例，他在慈恩寺虽然以翻译为第一要务，但在讲学教授方面也未尝有丝毫的放松。当时一天的时间安排是，凌晨与白天译经并处理各种事务，每日斋讫，黄昏二时[8]讲新经论，来自各州的听学僧徒，亦常于此时来决疑请义。日夕已去，寺内弟子百余人咸请教戒，盈廊溢庑，皆酬答处分无遗漏者。虽众物辐辏，而神气绰然，无所拥滞。犹与诸德说西方圣贤立义，诸部异端，及少年在此周游讲肆之事。高论剧谈，竟无疲怠。在这里，每天都有中国未闻未见的学术论著，被翻译介绍出来，或者是中国虽曾译介，然而舛误不全，玄奘把该种学术论著更为详尽完善地介绍出来，而学僧们趁热打铁，当天就围绕着新译介出的论著进行学习、讨论、研究，无怪乎玄奘的译场成为当时全国人才最集中、思想最活跃的佛教学术园地。
玄奘在印度那烂陀寺受到兼容百家、自由讨论、以理服人的学术空气的熏陶，他归国后主持的译场和寺院继承了这样的优良传统，容许和鼓励翻经僧和弟子们广学博览，各抒己见。所以他的门下，精研法相、唯识者有之，窥基、圆测为其上首；精研律藏，卒为律宗者有之，道宣、道世头角特高；穷究《俱舍》者亦有之，法宝堪称独步。门人们既尊师重德，又能独立钻研，因而都能各有建树，光大师门。
不过，这些门徒虽然在内部各有所好，有时也展开热烈的争论，但对于佛教的基本原则却是坚定不移，遇到外来的挑战，都能挺身而出，作坚决的论争。永徽六年围绕着因明义疏而发生的一场大论战，便是很突出的一个事例。因明是很精细的逻辑推理形式，源出外道，后为佛家所用，法相宗利用它作为论证教义的有力武器。所以玄奘回国后，也盛传因明之学，把《因明论》列入最早翻译的一批经典之中，并为门徒讲授。门徒神泰、靖迈、明觉等根据听讲的笔记，各自写了因明义疏。有一位译经僧名叫栖玄，将《因明论》及上述三僧的义疏，复写一通，赠给他的友人吕才。这位吕才官居尚药奉御，为人博学多才，不信佛教。他将《因明论》和三师义疏钻研一番后，认为三法师的义疏都有漏洞和疑点，乃著文批判，称为《立破注解》，又附图示，合称为《因明注解立破义图》。此文一出，引起了僧俗学者的强烈反应，玄奘弟子慧力、明濬，太史令李淳风、太傅博士柳宣等纷纷著文或致书，往复诘难，最后闹到由高宗出面，令辩论双方群集慈恩寺，请玄奘与吕才对定，吕才词屈，表示服输，这场风波才平息下来。
在论敌面前能够团结一致，说明以玄奘为核心的新的佛教宗派已经初步形成，不过，这一宗派虽然由玄奘开基，它的基本理论的阐发却是窥基成为玄奘弟子并在众弟子中崭露头角以后的事。
窥基字洪道，或曰弘道，俗姓尉迟，是唐左金吾将军松州都督江由县开国公尉迟敬宗的儿子，唐初名将尉迟敬德则是窥基的叔伯。这样一位源出代北的将门之子，怎么成为佛门的法将呢？其中还有一段奇特的因缘。
那是贞观二十二年的事。那时玄奘一边译经，一边考虑物色理想的传法之人。当时他手下虽也有不少弟子，但尚未有对法相、唯识之学造诣深厚而又豁达大度勇于建树的人才。一天，玄奘正走在田间的小路上，迎面遇见一位青年，眉秀目朗，举措踈略。一打听，原来是将门虎子，不觉心动，暗想：“将家之种，果然不凡。倘若有缘，把他度为弟子，则吾法有寄矣。”于是便自造尉迟敬宗之门相访，婉言劝他让儿子出家。尉迟将军说：“他生性粗悍，岂堪教导？”
玄奘笑道：“正是他这种秉性难得！他这种器度，非将军不生，非某不识。”
经过开导，尉迟将军同意了，可窥基本身却坚持不肯。再三劝说，窥基勉强从命，却提出一个惊人的条件：
“若能答应我三件事，我就跟您出家。一是不禁情欲，出家后照样娶妻纳妾；二是不断荤血，大鱼大肉让我吃个痛快；三是不必遵守过中不食[9]的规矩，下午肚子饿了，我可要照样吃饭。”
三件事件件触犯教规，荒唐透顶，却也显出窥基直率磊落的个性。好个玄奘，听了窥基的无理要求，却不动声色，一口应承。于是就由尉迟敬宗奏明太宗，特诏准窥基出家，做玄奘的弟子。
玄奘是个律行严谨的高僧，怎么会答应窥基的荒唐要求呢？原来他慧眼识英雄，自有成算。他的策略是，暂时满足窥基的欲望，出家后开启他的佛智，自能改邪归正。这也算得上是大士用心吧。传说窥基出家后一度确实不断三事，出行常以三车自随，前乘经、论箱匣，中乘自御，后乘家妓女仆、食馔，故关辅称其为“三车和尚”。后来于太原传法，路遇一老父，问车中所乘何人，对曰：“家属。”老父曰：“知法甚精，却带家属偕行，怕不合教旨吧！”窥基闻言，羞愧难当，顿悔前非，倏然独往传法，从此严守戒法。那位老父，则是文殊菩萨的化身。
又传说窥基在玄奘门下，独得老师真传。玄奘为窥基单独讲授唯识论，却被西明寺圆测法师买通看门人，前来偷听。结果，玄奘这边刚刚讲完，圆测就在那边开讲了，窥基得知情况，非常恼火。玄奘再为窥基讲《瑜伽论》，又被圆测偷听，先讲。玄奘便秘密传授因明之学给窥基，并安慰他说：“没关系，圆测虽偷听了《唯识》(按另一种说法，还偷听了《瑜伽》)，但他不懂因明，将来继承唯识正宗的，还是你。窥基获得因明秘传后，大善三支(因明逻辑的三段式，由宗(命题)、因(论据)、喻(模拟，即论例)三部分组成。)，纵横立破，述义命章，无与伦比。
这些传说饶有兴味，却并非事实。例如因明之学，早在永徽元年间即已译出，广泛流布，不但玄奘门徒能通因明，非佛之徒亦晓其义，说窥基独传因明而圆测不知，实为无稽之谈；又如《瑜伽师地论》，贞观二十一年玄奘就曾为太宗讲其大意，以后在寺中开讲，也是欢迎僧俗来听，根本无所谓阴授何人。有心人稍微稽考史实，很容易识破上述传说的虚假。不过，细心分析这些传说，也能看出两点事实真相，一是窥基为人，的确是敢作敢为，有气魄，有胆识；二是窥基、圆测虽然同为玄奘门下的高才俊足，以后却立说不同，其徒互相攻击。
窥基始入玄奘之门时，年方一十七岁，先住弘福寺，又随师傅到慈恩寺。开头主要是集中精力跟玄奘学习五天竺语，也参加听讲，积累佛学的基础知识。他好学强记，过目不忘，梵语和佛学两方面都进步很快。到二十五岁时，已经精通大小乘教三十余本，奉诏参加玄奘译场，开始译经。对他来说，译经是一种新的学习方式，从以前比较单纯的记诵、理解发展为深入探讨，析疑发微。他创意留心，切问近思，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有系统的见解。
显庆四年(659年)，玄奘开译《唯识论》，选中神昉、嘉尚、普光、窥基四人作为译经助手，分别担任润色、执笔、检文、纂义的工作。这一年窥基二十八岁，正是成熟有为最富创造性的年华。
印度唯识系统十大论师，即亲胜、火辨、德惠、安惠、难陀、净月、护法、胜友、胜子、智月。这十人不是同时代的人，但都为印度法相宗创始人世亲晚年精心结构的《唯识三十论》作过注，并因而得名。其中以护法的注书更为难得，据说其著作原来在印度只托付一位玄鉴居士珍藏，却被玄奘收集到传本带回国。玄奘原打算将这十家的批注一一翻译出来，成为总结瑜伽学说的集大成著作。这样译了几天，窥基提出要退出此书的翻译工作。问他何故，窥基说：这样不分精粗高下的一本一本译，“虽得法门之糟粕，然失玄源之醇粹”，他不赞成。他主张，要搞，就要将十家之说有选择有重点地综合成一本，而且，‘若意成一本，受责则有所归’，即由他一人单独协助玄奘编译，以免见解不同，编译实难作取舍。玄奘经过慎重的考虑，接受了窥基的意见，只留窥基一人独任笔受，以护法观点为主，折衷众说，糅译成一书，名为《成唯识论》。
《成唯识论》一书的译成，充分显示了窥基的才华和学识，他从此在同学中出类拔萃，成为玄奘的上首弟子。继担任《成唯识论》笔受之后，他又先后担任了《辩中边论》、《唯识二十论》、《异部宗轮论》等译著的笔受，但他的精力更多地用在著述上，所著有《瑜伽师地论略纂》、《成唯识论述记》、《成唯识论掌中枢要》、《杂集论疏》、《百法论疏》、《因明大疏》、《大乘法苑义林章》等。据说他的论疏多达将近百部，故有“百本疏主”的美名。
玄奘主要从事译经、授徒以及开展政治活动为他的宗派寻求支持，本身并没有直接从事著述工作；窥基则主要从事著述，大力阐发玄奘的学说体系。师徒两配合默契，奠定了法相宗的宏大规模，使它成为唐初最盛行，最有影响的宗派。所以玄奘与窥基在中国法相宗的作用，类似智顗和灌顶在天台宗中的作用。天台宗创于智顗，成于灌顶；而法相宗则“奘师为《瑜伽》、《唯识》开创之祖，基乃守文述作之宗。”当然，窥基所以能成为法相宗的宗师，全靠玄奘的识鉴、引导、培养和重用。[10]
传说中偷听玄奘讲学而在西明寺开讲《唯识论》、《瑜伽》的圆测，实际上也是法相宗的有功之臣。圆测俗名文雅，原为新罗国(今朝鲜半岛南部)王孙，约生于隋炀帝大业八年(612年)，自幼明敏，慧能纵横。他少年入中国，十五岁受学于法常和僧辩；玄奘回国后，就开始从玄奘学习。玄奘从慈恩寺移居西明寺，敕选五十名大德同往，圆测居于其一。他早年广览《毗昙》、《成实》、《俱舍》、《婆沙》等论，颇受大乘有宗真谛一派的影响，对于《唯识》、《瑜伽》的理解与窥基有所不同。玄奘去世之后，他在西明寺发扬玄奘之学，而窥基则在慈恩寺，两人互竟兰菊之美。圆测著述也很丰富，有《唯识论疏》、《解深密经疏》、《仁王经疏》、《广百论疏》等一十四部。其中《唯识论疏》详解经论，影响最大，天下风行。后来受武则天的归依，又应选入义净、日照三藏与提云般若的译场，翻译《大乘显识》等经，充当证义，与薄尘、灵辩、嘉尚齐名。新罗王闻其高名，请使归国，武则天不肯，但其弟子、再传弟子中有不少新罗人，将他的学说传到了新罗。
由于窥基和圆测的努力，法相宗在两师之后盛极一时。窥基的弟子慧沼，曾亲自听过玄奘讲授，玄奘去世后改师窥基，对于法相学的理论修养很深。著有《成唯识论了义灯》、《因明纂要》、《义断》、《能显中边慧日论》等书，大张慈恩正宗，破斥圆测异议。因他住于淄州(治今山东淄博市西南)大云寺，世称淄州大师。
慧沼弟子智周，俗姓徐，濮阳(今河南濮阳南〕人。继续弘扬玄奘、窥基、慧沼一系的法相正宗，著有《成唯识论演秘》、《因明疏前记》、《后记》、《大乘入道次第章》等书。其《成唯识论演秘》与窥基《成唯识论掌中枢要》、慧沼《成唯识论了义灯》称为唯识三疏，为研究《成唯识论述记》必不可缺之书。
智周有新罗弟子智风、智鸾、智雄，后来弘慈恩宗于日本；又有日本弟子玄昉，在唐留学二十年，归国后弘法于兴福寺。在他之前，又有日本沙门道昭入唐直接从玄奘学习，归国后弘法于元兴寺。他们把法相宗传到日本，元兴寺一系称为南寺传，兴福寺一系成为北寺传。
玄奘创立的法相宗，在中国隋唐以来的各个佛教宗派中，是最严格遵循印度佛教经院哲学体系的一派。他所倡导的认识论、思辨方法都有鲜明的那烂陀寺学术传统的印记，从这点说，它对于中印文化交流的贡献是很大的。法相宗辗转流传到新罗、日本，从这一点说，它对于中国和东亚各国的文化交流也有很积极的作用。在中国内部来说，法相宗对于其它佛教宗派和佛教以外的思想界也有重要的和深远的影响。后起的华严宗、禅宗都从法相宗吸取了有益的养分，道宣的南山律宗，更明显地在在理论上吸收了玄奘新译的佛典，组织起他的律宗的体系。法相宗主张的“五种性”说，和中国传统的“性相近，习相远”，人的品性分为“上智”、“下愚”的思想有相近之处，给予韩愈，李翱的“性三品”思想以一定的启发；明末以来，法相、唯识思想再度受到思想家们的重视，王夫之、龚自珍、谭嗣同、章太炎等都有关于法相唯识学的著作，都受到法相思想不同程度的影响。
俗话说，根深叶茂，源远流长。法相宗的巨大成绩和巨大深远的影响，是玄奘通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活动，用他的毕生精力和全部心血，为他接上了悠远的源头，培植了深厚的根基所致。无论对于法相宗，还是对于中国文化，玄奘都有巨大的功勋。
[1]本文主要参考文献有：唐释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唐释道宣《续高僧传?玄奘传》，宋僧赞宁《宋高僧传》，唐智升《开元释教录》，玄奘《大唐西域记》，《全唐文》太宗、高宗、玄奘、辩机、刘轲等人有关文章。为了行文的流畅和通俗易懂，除了个别地方引原文注明出处外，一般把所据材料化为自己的话，不一一注明具体出处。
[2]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1。
[3]佛教中用以指名词概念。名是对事物的主观印象，相是事物的外在状态。
[4]《大正藏》第四十九册，页一五下～一七。
[5]玄奘：《进新译经论表》，《全唐文》卷906。
[6]唐沙门慧立本、释彦悰笺：《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9。
[7]转引自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第59－－60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
[8]古代中国以地支纪时，每一时辰当今两个小时。黄昏二时是黄昏的那两个时辰，具体应约当今之下午五至九时，或四时至八时。
[9]佛教规定，太阳超过正中即过中午12点后不得吃饭，叫做过中不食。
[10]以上关于玄奘收窥基为弟子的内容及窥基在佛学上的成就，据释赞宁《宋高僧传》卷4《窥基传》所载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