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思想溯源及其影响
　　 中国最著名的和尚是谁？不论是否看过《西游记》的人都会脱口而出：唐僧！确实，吴承恩作《西游记》，使得“唐僧”二字家喻户晓。
　　 可是，知道“唐僧”二字却不等于就知道玄奘，更不等于知道他的经历、学识、修为和他所创立的法相唯识宗，《西游记》中的唐僧与历史上的玄奘毕竟不能等同起来。
　　 玄奘，本姓陈，名祎，年少聪慧，家境贫寒，随兄长捷法师居住在洛阳的净土寺，耳濡目染，奠定了深厚的佛学根基，并于15岁在净土寺出家，因遭遇隋末战乱，他西去长安，辗转成都、荆州、相州、赵州等地参学了当时有名的学者十三人，学习了《涅槃》、《摄论》、《毗昙》、《成实》、《俱舍》等经论，对南北方所流行的各种佛学流派均有所研究，同时也感到这些流派在学术上的差异，认为“法师遍谒众师，食餐其说，详考其义，各擅宗途，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乃誓访西方以问所惑。”[1]因受到来我国讲学的印度学者明友(波频蜜多罗)的启发，于是，下决心去印度这个佛教中心寻本求源。他在途中写了一篇《启谢高昌王表》，提到了国内的义学状况“遂使双林一味之旨，分成当、现二常，大乘不二宗，折为南北二道，纷纭诤论，凡数百年，率土怀疑，莫有匠决。”他西行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些疑案。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玄奘上书唐太宗李世民，请求去印度求学，但并未得到许可。于是，他偷出玉门关，抵达高昌，在高昌王和突厥叶护可汗的大力赞助下，玄奘艰难地通过了中亚地区。此后，他进入印度境内，渡印度河，经咺叉尸罗，至迦湿弥罗，在这里参学两年，听老师讲授《俱舍》、《顺正理》、《因明》、《声明》诸论，随后至磔迦国、那仆底国、阇烂达国，分别学习了《经百论》、《对法论》、《众事分毗婆沙》等重要经论，然后进入中印度境内，在禄勒那国学习了《经部毗婆沙》等，在秣底补罗国学习了《辩真论》等、在曲女城学习了《佛使毗婆沙》等，于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到达王舍城，入那烂陀寺，师从戒贤，听习《瑜伽师地论》以及瑜伽行派的其它论著和有部、中观诸派的经论，前后历时五年。
　　 自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玄奘在那烂陀寺和东印、南印、西印诸国以及枝林山等地往返两次，历经四年，先后学习了《毗婆沙》、《顺正理》、《集量论》、《大众部根本阿毗达磨》、《瑜伽要文》、《正量部根本阿毗达磨》、《摄正法》、《成实》、《声明》、《因明》、《唯识抉择》、《意义理》、《成无畏》、《不住涅槃》、《十二因缘》、《庄严经》等大量的重要经典。当玄奘于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再回那烂陀寺的时候，已经是声望出众的一位高僧了，其师戒贤请他为寺众主讲《摄大乘》、《唯识抉择》。此间，玄奘还写下了《会宗论》三千颂、《制恶见论》一千六百颂，充分展示了他的学术造诣，他在五印学界的声誉日高，戒日王和拘摩罗王还为玄奘召开了五印论师大会，他还参加了五年一度的无遮大会。他在印度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贞观十九年初，玄奘回到长安，受到唐太宗的隆重接见，按照其意愿，安排到长安弘福寺译经，并为其译籍作了《大唐三藏圣教序》。
　　 玄奘平生共译梵经1335部，但只占其带回总数的八分之一，他重点译介的是瑜伽行学派和说一切有部，并对般若经类作了系统的编纂，这与他创立的法相唯识宗是密切相关的。
　　 进驻弘福寺后，玄奘潜心于译经工作，并根据当时流行于印度的主要著作编纂成《成唯识论》，这是他长期在印度学习的成果，并企图以此解决当时中国佛学中争论的一些问题。主要参与译经者，有他的弟子圆测、窥基等。由于玄奘的主要工作放在译经上，法相唯识宗的创立实际是由窥基所完成的。
　　 窥基对玄奘学说的阐发十分努力，且极有才华，不论在翻译还是学术传承方面堪称玄奘嫡传，后他又将学说传给弟子慧沼(公元650-714年)，慧沼更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作了廓清异说的工作，对攻击法相唯识论的各家进行了驳斥，此后，由慧沼再传给弟子智周，但智周仅能使其守成，在学说的发扬光大上已无建树。不久，法相唯识宗即由显学变为了末学，鼎盛期约四十年。从这一演变中可以勾勒出这样一个线索：由玄奘建立法相唯识宗、窥基尽力弘扬师说、慧沼廓清异说到智周衰微。这样整个法相唯识宗的演变即告一段落。
　　 辛亥革命以后，至抗日战争以前，唯识学说一度流行，近代著名佛教学者和僧人对唯识学说也有基础和发扬。欧阳竞无、韩清净、太虚对法相唯识之学竞相学习，撰有不少著作。曾经担任中国佛学院院长的法尊法师1923年入武昌佛学院，受教与太虚，学法相、因明及显宗各教义。
　　 唐永徽四年(653)日本僧人道昭从玄奘学法相宗义，回国后以元兴寺为中心传法。开元四年(716)又有日本僧人玄昉从智周学法相宗义，回国后以兴福寺为中心传法。此外新罗(今朝鲜)僧人智风、智鸾、智雄亦从智周法相而弘传于日本。在日本奈良、平安时代，法相宗是最有影响的宗派之一。法相唯识宗在中国没有得到兴旺，而在日本却得到了光大，至今仍有传承。
　　 那么，法相唯识宗的基本要义在哪里呢？
　　 法相唯识宗基本是继承印度瑜伽行学派，其主导思想是，宇宙万有唯识所变。是把瑜伽行学派是唯识学说经过重新提炼所生成的新系统，将其“唯识无境”的理论进一步表达成为“无境有识”，就是说一切事物都是由“识”所变，识是“能变”，作为识的对象的“境”是所变，把一切事物，包括一切客观存在的现象都看作是依存于“识”的东西，亦既“唯识”。
　　 法相唯识宗不满足于把人的主观认识能力局限于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种识上，开始建立八种识，第七识叫“末那”，第八识叫“阿赖耶”，由这八识分成“三能变”，第一能变是“阿赖耶识”，又叫“异熟能变”；第二能变是“末那识”，又叫“思量能变”；前六识为第三能变，又叫“了境能变”。在这八识中最重要的第八识，它是前七识的根本和依据，因此又叫“根本依”，只有第八识，其它七识才能起到各自作用，第八识有主宰一切的作用，所以又称之为“心”，而第七识的主要任务是联系前六识和第八识，是为第八识服务的，它的存在是以第八识的存在为前提的。
　　 在法相唯识宗的认识理论上，任何实在的境(即对象)都不能离开“识”，境是由八个识先分别由自己变现出所认识的，然后才起认识作用。因此，一切认识都不是主观与客观之间发生的关系，而首先是自己的心自己认识自己的过程。这个由自己的识所变现的叫“相分”，而每一识中都有自己的相分，其中第八识的“相分”又分为三部分，一是种子，二是根身，三是器界。由此可以看出，在法相唯识宗中的外部客观世界是不存在的，一切都是“识”(心)而没有物(境)。这是法相唯识宗认识世界的方式。
　　 那么，在法相唯识宗的理论里，世界又是由什么构成的呢？在法相唯识宗看来，世界最本质的构成是“种子”，种子是构成世界的原因，是各自独立、最小单位的精神实体，它藏在第八识里面，与阿赖耶识是相互依存的，这个精神性的种子，正外部物质的成因，即因缘。由于种子是经常处于染污状态下，这种被染污的种子被称为“有漏种子”，正是这种有漏种子，才是人类陷于苦海的根本原因，只有根除有漏种子，才能使人免于轮回之苦，消灭了有漏种子，使阿赖耶识不再起作用，为了开辟这样一条通往真如世界的道路，法相唯识宗提出了“三性”、“三无性”。“三性”是一遍计所执性，二依他起性，三圆成实性。相对于“三性”的“三无性”是一相无性，二生无性，三胜义无性。主要理论是，其一，打破有客观实物的偏见，否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而接受没有实体的“相无性”；其二，接受缘生的观点，就不致以幻为真，从而取消事物存在的物质基础，而“生无性”才是事物产生的因素，不是事物的实在。其三，就是真如世界，进而达到“胜义无性”，进入佛的境界。
　　 此外，玄奘还对印度佛学中的量论和因明学做了阐发，特别是因明学，玄奘还做了特别的介绍，并将因明学的形式严密化，以此作为论战的工具。但总的来讲，对当时思想界的影响不理论上讲，法相唯识宗属于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它基本上是对印度佛学的继承，论证上繁琐复杂，与中国文化中缺乏严格的逻辑论证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很快走上了衰微的道路。
　　 法相宗所传因明之学则对后世影响甚大。律宗道宣专事四分律宣扬，在理论上吸收了玄奘新译唯识学的观点。晚清思想家王夫之著有《相宗络索》，也引用了唯识思想。龚自珍曾在著作中运用因明三支比量，谭嗣同在其所著《仁学》一书中，也引用了唯识思想。资产阶级革命家章炳麟，曾用因明与西方逻辑、中国墨经做比较研究。[2]
　　 近现代只有少数学者研究法相唯识学，熊十力先生，写下了《新唯识论》、《破破新唯识论》，沈剑英先生著有《因明学研究》，也是对玄奘思想的现代继承。

[注释]
　　 [1][唐]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芳校点：《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
　　 [2]虞愚：《法相宗》，罗竹风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