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大师的嘉言懿行  

作者 ：林子青

　　今年(1995年)是我国近代律宗高僧弘一大师诞辰115周年的纪念年，海峡两岸佛教界缁素大德和爱好艺术的人士，都在举行热烈的纪念活动。泉州和大师的因缘特别深厚，要召开纪念弘一大师诞辰115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这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盛会。我作为一个从事大师生平事迹的研究者，今天能够参加这个盛会，实在感到无上欢喜。
　　今年(1995年)八月间，我有机会到台湾参加在台北举行的“弘一大师遗墨真迹文物展”，看到那里的人们对于大师的尊敬，使我非常感动!
　　关于弘一大师在家出家的历史，早年上海许多作家所写的《弘一大师永怀录》，已经介绍得相当详细，近几十年来海内外出版关于介绍他的传记书刊也不少。50年前的1944年，我在上海写过一本《弘一大师年谱》，概括地介绍了他的生平事迹，曾引起国内外景仰大师的人们的注意。其后，特别是近年，关于弘一大师的传记，几如雨后春笋的出现。1993年，我又利用陆续发现的新资料，重编《弘一大师新谱》一书，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内容较初版的年谱，几乎增加一倍以上。因此，弘一大师的历史形象，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
　　对于弘一大师的评价，我想借近代著名的佛教领袖太虚大师的话来介绍一下。1932年12月2日，太虚大师在常惺法师任南普陀寺住持受请典礼和欢迎弘一大师时，致欢迎词说：“弘一律师在中国，可说是持戒第一。其道德与品格，为全国无论识者和不识者一致钦仰，为现代中国僧伽之模范者。”太虚大师对于弘一律师的推许，可以代表30年代中国佛教界的公论和评价。
　　随着岁月时光的流逝，许多和他并世的高僧大德已经逐渐为人们所淡忘，但是弘一大师圆寂以后，至今已50多年，人们对他的怀念却是与日俱增。近几年几乎形成一种“弘一热”。海内外许多报刊杂志对于他出家前的绘画、音乐、戏剧、篆刻、诗文、书法的精湛艺术，都一致赞叹不已。一位律宗高僧圆寂以后能博得这样持久的尊敬是少见的。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谓“德厚流光”的境界，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
　　弘一大师的前半生，在他出国留学以前，鉴于清廷腐败，丧权辱国，写了许多忧国忧民的诗词，有“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之句；我国著名学者梁启超于所著《饮冰室诗话》，曾引用了大师当时的名句，如“众生何事干霄哭，隐隐朝廷有笑声”“甘以清流蒙党祸，耻于亡国作文豪”等，可见大师其愤时与自负。
　　大师出家后，严净毗尼，是和他的道德修养联系在一起的。他给友人的信说：“朽人剃染以来二十余年，于文艺不复措意，世典亦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况乎出家离俗之侣?朽人昔尝诫人云：‘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即此义也。”
　　记得1942年，大师弟子李芳远为近代诗人郭沫若求他写字，大师写了一首寒山的五言诗：“我心似明月，碧潭澄皎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送他。上款署“沫若居士澄览”，郭老遂称他为“澄览大师”，并复李书说：“澄览大师言甚是。文事要在乎人，有旧学根柢固佳；然仅有此而无人的修养，终不得事也。古人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殆见道之言耳。”
　　大师深慨一般僧青年多重学不重德。他曾致书寄尘法师说：“座下天性仁厚，待人接物，与古德莲池大师最为相近。窃谓今后能于《云栖法汇》常常披阅，则学问当更有进。集中《缁门崇行录》、《僧训日记》、《禅关策进》三种，尤为切要。不慧披剃以来，奉此以为圭臬，滥厕僧伦，尚能鲜大过者，悉得力于此书也，愿与仁者共勉之。”后来他请购了《缁门崇行录》50部，托人分赠闽南佛学院诸同学，以表示他的关怀。
　　大师很重视儒家的传统道德，特别是《论语》一书。这和他幼年所受的教育是分不开的。他谈到幼年僧众的教育方法，强调“选读《四书》及讲解”。《四书》中《论语》要全读先读，其作依次选读。
　　大师晚年，胜闻居士请书遗训。他说：“余行疏学浅，何敢妄谈玄妙，谨录生平不敢忘怀《论语》一章，以酬胜属。‘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是满为生平得力处，愿共勉焉。”可见大师得力于《论语》的，是凡事抱着一种“临深履薄”的态度。
　　弘一大师交游极广，但对于高官名士，都不愿亲近，以避攀缘之嫌。1937年他在青岛湛山寺讲律，有一朱子桥将军因事到青岛，也住湛山寺。当时青岛市长沈鸿烈，因朱老为政界前辈，特就寺中设斋致敬。朱老建议让大师坐首席，他做陪客，沈市长很赞同。临时派人去请大师，却带回一纸条，写着四句诗：“昨日曾将今日期，出门倚杖又思惟。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中甚不宜!”邀者虽感到扫兴，但都佩服其风格之高。
　　大师重视道德修养，他常书写有益身心的格言赠人。晚年他题《格言联璧》说：“余童年恒览是书，三十以后稍知修养，亦奉是为圭臬。今离俗已二十一载，偶披此卷，如饮甘露，深沁心脾，百读不厌也。”他还把明末[FJF]?[FJJ]益大师的灵峰宗论中的嘉言摘录出版，称为《寒笳集》。读者很受启发。
　　大师持戒精严，数十年如一日。他认为消极戒杀，不如积极护生，遂发起出版《护生画集》，由其弟子丰子恺作画，大师亲自题诗，画集流布，几遍海内。大师的悲心也及于昆虫。1936年，他安居泉州草庵，庵中养蜂四匣，一匣误食山中毒花，死者百数十。大师与诸道侣行施食法，超度亡蜂。这种事在常人看来，也许觉得可笑，但大师却把蜜蜂人格化，完全出于悲心的表现。这种境界是常人所不能理解的。
　　大师的一般嘉言懿行，不胜枚举。如受施金钱，他是严拒的。有一次，丁福保居士寄钱给他做夏衣，大师回信说：“承施禅衣之资，至可感谢!但音今无所须，佛制不可贪旧蓄。谨附寄还，并谢厚意。”抗战期间，上海刘传声居士，恐大师道粮不足，未能完成南山律丛书，特奉寄千元供养，信由广义法师转呈。而大师坚决辞之。他对广义师说“吾自民国七年出家，一向不受人施，即挚友及信心弟子供养净资，亦悉付印书，分毫不自己享受。素不管钱，亦不收钱，汝当璧还。”其甘淡薄的高尚风格是近世少有的。
　　最后谈一点小事，以见大师持戒的严格。大师对于常住物即四方僧物，公私尤为分明。据我所知，1934年夏，他安居厦门南普陀寺后山兜率陀院。时山桃正熟，照顾他的侍者要摘几个供养他。大师急制止说：“桃子是常住的公物，私人不可摘食，应该通知库房派人摘取，然后分给每一个人共同享受，否则是犯戒的。”事情虽然微小，也可见大师持戒的谨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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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青：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弘一大师年谱》作者)
(原载于：泉州市弘一大师学术研究会编《弘一大师纪念文集》海风出版社200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