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曹布拉《从艺术家到高僧——李叔同弘一大师传论》

作者：郑从彦
 
　　时光，在欢愉中浮游，在愁郁中沉积。曹布拉先生的新作《从艺术家到高僧》，可谓通弘一大师之意、开读者之心也，再一次为我们回顾了弘一大师命运多舛的一生。在作者一字一句的叙述描绘中，在一章一回的回顾警策中，此书所要表现的旨趣神采毕露无遗。作者希望读者在阅读弘一大师的过程中，重新审视经历千百年“立德、立功、立言”的主流人生观，并进而打破经世致用这一汉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历史平衡，最终能够像李叔同弘一大师那样摆脱物欲牵绊，悠然自得、心静止水、与世无争的人生选择和生活方式般追求人生自由。

　　清孙麟趾《词经》云：“天之气清，人之品高者，出笔必清。五采陆离，不致命意所在者，气未清也。清则眉目显，如水之鉴物无遁影，故贵清。”因而早在少年时代，弘一大师在文字上所表现出来的品格便迥乎他人，考官在其参加县学考试的试卷上如此评价：“熟而不俗，清而能腴。”作为一名津门少年，大师在接受维新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已逐渐显现出其对国家大事件的关注。但曹布拉先生以为，李叔同此时主要的兴趣和精力，是放在传统儒学的学习和对各种艺术的尝试方面，此时的他已在用心营造并享受着艺术化的生活。从这一角度分析，作者对弘一大师艺术性的观照是极为细致的。艺术家只有在艺术的自由空气中方能茁壮成长。上海，这个当时中国最开放、最现代、最具活力的城市为其艺术造诣的提升供给了可观的养料，换言之，李叔同在这一个甜蜜的幸福期积聚了丰盈的艺术资本。

　　负笈东瀛是弘一大师艺术生涯的一个历史拐点，他创办的中国近代第一份音乐期刊，其历史意义深远流长。在绘画方面，大师同样展现了其不俗的艺术情操，以学生的身份参加白马会画展，实属难得。更让读者刮目相看的是大师那一种“艺术救国”的崇高思想，他看清了必须要用西方艺术元素来激活中国传统戏剧艺术的大趋势，吹响了中国话剧诞生的号角。我认为作者眼中的艺术家李叔同是一个艺术自律的典范，大师在自己的艺术王国中，通过艺术抗拒着现世的污浊，同时又运用艺术超越它们。因此，大师的艺术修养就要破除一些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日常经验，走出局限着各种现世功利的框架。弘一大师赋予艺术的非妥协性，就是希望自己从无限放大的物质欲望世界中挣脱出来，从实际生活和现实世界中逃离出来。作者认为，弘一大师虽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负荷下，为自己的“心有余而力不足”发出深长的慨叹，但其实更重要的是要表达艺术与生产过程的分离，就成为艺术的一个避难所，然更是一个立足点，艺术由此抨击由统治而建立起来的现实。

　　在李叔同看来，艺术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因此，西湖皈佛毫无疑问成为了弘一大师人生的重要转折点。皈佛还得从断食说起，夏丏尊的无心之说，李叔同却装进心里并付诸了实践。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李叔同真正认识到那种清静、简朴且极有规律的修行生活方式。而作者曹布拉先生在撰写出家的原因这一部分时，便颇见研究功力。他认为，了生死大事，正是李叔同出家的最真实的心理动机，答案就是这样简单。人们总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从而忽视了事物本身直接体现的那个答案。如此一来，真实似乎成了为真实而真实的真实，在真实与非真实之间的区分已变得日益模糊不清中，作者以其犀利敏锐地洞察力和清晰准确的判断力分析解释了弘一大师作出这个决定的原因。在佛教这个精神家园里了生死大事，这是一场艰苦卓绝的突围，利与害的博弈早已置之度外。作者后四章的撰述为洞察李叔同弘一大师的内心世界以及追溯皈依佛门之后不同历史时期高僧生活经历提供了一个窗口。通过这个窗口，我们读者便可以从大师的人生经历、个性特征、品德操守、心理结构、价值取向、旨趣精神、性格模式等多角度进行全方位的了解。在作者对李叔同弘一大师的理解中，我们读者扮演了一个通过综合从整体上把握或领会各个部分之意义的角色。作者从艺术家到高僧的安排，也为此书厘清了脉络，读之令人兴趣盎然。弘一大师不仅是一位罕见的艺术天才，并凭借其极高的悟性、敏锐的心智以及厚实的修养，成为了一代高僧。曹先生的这部新著对这两身份的转向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书中对大师两重身份的丰富描述，使得这个过渡更加自然，顿生一气呵成之感。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由此看来，曹先生写出的是“自然”，可著书过程理应费尽心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