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高僧慈青法师

李豫川
 
慈青法师，俗姓杜，名兆其，别名杜白，号宗睿。民国元年(1912)出生于成都东门五世同堂街杜家花园。家境富裕，崇佛敬僧，乐善好施，怜贫恤孤。父名杜绍堂，母名周香培，均系居士，育有四子六女，杜兆其排行第四。

杜兆其少年聪慧，善根夙具，五官端正，肌肤白嫩，面容清秀，性格宁静。孩提之时，即喜聆听僧侣宣说法音，倾心佛教止恶扬善，利乐有情，时人喻为“转世唐僧”。有人为他做了一顶金光闪闪、雍容华丽的小唐僧帽，戴在他的头上，他欣喜万分，再也不愿摘下。

民国九年(1920)，杜兆其八岁，入小学发蒙，学习四书五经和诸子百家著述。民国十六年(1927)毕业后，甫满十五岁即在成都昭觉寺广众禅师的引进下，出家于成都郊外东莲花庵(此庵为昭觉寺脚庙)，可谓童贞入道也。翌年，在昭觉寺受比丘戒，礼该寺第十四代方丈定慧戒明为师，得法名慈青。

受戒后，慈青即进入昭觉寺佛学院学习。认真诵读《金刚经》、《六祖坛经》等佛教典籍，深刻体会禅宗的三大基本观点——本性是佛、无念为宗、顿悟成佛。

不久，能海法师(1886—1967)来昭觉寺举办藏传佛教密宗讲经法会。慈青每会必到，每次听后心中都十分崇拜。能海法师也注意到这位小和尚智慧过人，记忆超群，学习刻苦，德才兼优，认定是可造之材。乃于民国二十年(1931)初，派遣慈青、智慧、神聪三位青年僧人去康定跑马山，依止降巴格西，学习藏文和菩萨戒、比丘戒及密乘诸戒，以及《菩提道次第广论》、《俱舍论》等，降巴格西还为他们灌顶并传授了度母等密法。

民国二十一年(1932)初，慈青应在拉萨哲蚌寺的能海法师之召，从康定启程，随同去缅甸、印度做生意的多杰巴西骡帮，经四川木里、云南永宁，由丽江翻越鸡足山直达缅甸的八莫、瓦城(曼德勒)、仰光，再经印度的加尔各答，过喜玛拉雅山口，由帕里、江孜抵达拉萨，在哲蚌寺拜见了能海法师。法师将其推荐给康萨格西(？—1941)。于是慈青遂拜康萨格西为根本上师，在其座下潜心苦学藏传佛教显密诸法。先学显宗的五大经典——《现观庄严论》、《入中论》、《释量论》、《戒律本论》、《俱舍论》。继学密宗的作密、行密、瑜伽密、无上密四部要法。循序渐进，心无旁骛，过目成诵，游心法海，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尽年，七载苦学，知识大进，填海深功，使这位青年僧人获得了“学富五车”的赞誉。1977年，他在回忆这段时光时说：藏语和藏文是很复杂的，学习时难度很大，需要有极大的毅力。既要眼看心记，又要口练手写。那时，整天学习都感到时间不够，每晚都要学到深夜，次日凌晨四、五点钟起床又学。无论是烈日炎炎的盛夏，还是风雪迷漫的严冬，天天如此，最后终于达到了“说藏语流利，写藏文随心”的地步。

慈青对密宗的主要经典《大日经》七卷三十六品下力尤深。密宗是以《大日经》、《金刚顶经》建立了三密——身密、语密、意密。他深有体会地说：密宗不直言，多隐语，不深学就不能会诵真言，更不能用密语真言传授弟子。所以密宗的近百部经典，对他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慈青在拉萨的七年里，曾多次朝拜布达拉宫、色拉寺、甘丹寺、白居寺、昌珠寺等，并以其出众的才华，与西藏上层僧侣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

民国二十九年(1940)初，二十八岁的慈青结束了在哲蚌寺的学习，离开拉萨，循原路经印度、缅甸返回四川。临行时，康萨格西赠给他一件名贵的红呢袈裟。过印度时，他朝拜了释迦牟尼圣迹和印度佛教史上的第一座寺院——竹林精舍等遗迹。过缅甸时，又朝拜了曼德山的佛寺古刹，古城蒲甘(今缅甸北部)的五千多座佛塔。最后经昆明、贵阳、重庆，于次年回到成都昭觉寺。其间跋涉万里，踏珠峰之冰，破峨眉之雪，崎岖访道，艰难参寻，为法忘躯，哪顾尘头土面，追求真理，不惮千山万水，枕青山而卧白云，侣樵牧而友麋鹿，披星戴月，茹苦含辛。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殊属不易！可见其为寻求佛法，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

慈青法师回到成都后，在昭觉寺佛学院任教。他教学相长，行解并重，深入浅出，言近旨远，深受学员的欢迎。他还经常应邀到能海法师在内地首创的西藏黄教密宗根本道场——位于成都南郊五公里石羊场附近的近慈寺讲经说法。后又应张怡荪先生(1893—1983，曾任清华大学教授、山东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四川大学教授兼文科研究所所长，为我国第一部《藏汉大辞典》主编)之邀，多次到其在成都创办的研究西藏文化的专门机构——西陲文化院讲解藏文佛经，他不仅继承和弘扬了汉语系佛教，而且传播和交流了藏语系佛教。

中国佛教，迨至清季，已成强弩之末，每况愈下。到杨仁山居士(1837—1911)自日本传回《性相宗章疏》后，士大夫阶层竞相传习，讲学之风，始为之一振。但作为佛教重地的丛林寺院，仍狃于旧习，僧律废弛，学修不兴。一些僧众热衷于赶经忏，超度亡灵，思想僵化，品质低劣。于是一批居士学者，公开倡言但皈佛、法二宝，不皈僧宝。白衣高座说法，缁流噤若寒蝉。慈青法师对此末法衰相，心忧如焚，慨然以荷担如来、重振家业为己任。印度后期佛教多传入西藏，未来汉地。藏区佛教学修并进，师师相授，代有传人。西藏佛教前弘期(约七世纪中叶至九世纪中叶)已经译出大、小显密经、律、论七百三十八种，其中从汉文转译的仅三十二种，所以西藏佛教有直接从印度传入的一部分为汉地所无。后弘期(978至今)又翻译了很多经论。特别是1203年(南宋宁宗赵扩嘉泰三年)，印度比哈尔省的大寺院在战争中全部被毁后，那烂陀寺、超岩寺等古刹的学者来到西藏的很多，传译之风因而大盛。藏文《大藏经》近六千部经律论中，绝大多数是直接由梵文翻译的，仅少部分是从汉文转译的。因此印度晚期佛教的论著保存在藏文经里的极为丰富，尤其是五明中的因明、声明、医方明等论著，数量庞大，十分重要。西藏的佛法以密教最为普遍和突出。密教主要属于定学，在汉地失传的次第禅，在密教中得到保存和发展，有源远流长的传习。在显教方面，西藏黄教各大寺都推行以因明、俱舍、戒律、中观、瑜伽五种学说为中心的教学制度。根据唐初高僧玄奘(600—664)、义净(635—713)的记载，可知这正是当初那烂陀寺学风的继续。西藏佛教自元至清，虽已传入汉地，但只为帝王所御用，民间传习者甚少。特于汉僧丛林，尤为扦格不入。这是因为，首先，汉地佛教诸宗，已有悠久历史，以为近取诸己即可满足，无须远求，固步自封。其次是由于藏文佛教典籍无人译传，一般人不知其蕴藏之富。再次是藏族僧人来汉地者，多不通汉语，仅传授一些密宗事相，于较深的教理，因译述能力所限，未能尽述。遂令大多数人认为西藏佛教就只是富于神秘色彩的密宗。谨慎的丛林老宿，对西藏佛教望而生畏，莫敢问津，导致汉藏佛教徒之间产生了严重隔阂。所以沟通汉藏佛学，亦是团结蒙藏人民，巩固边陲之要务。能海、慈青等高僧敢为天下先，以大无畏的精神，为法忘身，冒九死一生的艰险，为追求真理而百折不挠，堪称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民国三十五年(1946)，三十四岁的慈青继定持法师之后，荣任昭觉寺第十六代方丈。昭觉寺自清初起，即与藏区来往密切。第二代方丈佛冤彻纲，曾驻锡松州(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藩县)大悲寺达六年之久，康熙四十一年(1702)，佛冤和尚年迈，特遣昭觉寺僧人专程去松藩迎请藏族格西(格西是拉让格西的简称，为格鲁巴最高学位)竹峰真续(1660—1739)入主昭觉，是为该寺第三代方丈。寺内向设密坛，供藏族喇嘛、蒙族呼图克图修持密法。三百年来藏僧到成都均挂单于城北五公里之昭觉寺。

国民党元老张群任四川省主席时，关心西藏局势。与慈青法师私交甚好的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1889—1964，后继张群为四川省主席，1955年任四川省副省长)上将向张群推荐说：慈青法师在西藏学经七年，刚回来不久，他对西藏的情况很熟悉。因此，张群游昭觉寺时，特别会见了法师，向他询问西藏的情况。慈青遂把西藏的佛教领袖、上层人士、政教合一的社会风俗一一向张群作了具体的介绍，张群十分满意。此后不久，西藏地方政府派扎巴堪布(堪布相当于汉地佛教寺院的方丈)来成都，向张群请求拨粮救济藏民，法师应邀作翻译。会谈十分成功，张群为了安抚西藏，稳定四川，同意拨粮救济，双方都很满意。张群特将自己的一张照片赠送给法师，以作纪念，从此两人成了莫逆之交。

慈青法师还与陈铭枢上将(1889—1965，三十年代曾任十九路军总指挥，1949年起任全国政协委员，系佛教居士)等社会名流往来甚密。

1950年3月，法师被选为成都市人民代表。同年减租退押时，他主动卖了祖业私房，折合二十四石大米，加上1931年初昭觉寺发给他去康定的路费二百银元，一次全部退清。并说：“出家人四大皆空，退了既使自己心中坦然，又利在农民。”当时政府要求僧侣自食其力，生产自救。他遂带领寺僧大搞农业生产，从事手工劳动，结果不但年年粮食自给自足，而且年年上交公粮，卖余粮给国家。

1952年11月，法师赴北京广济寺参加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人会议，翌年6月，又在广济寺参加了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大会，并当选为理事。同年，他带领僧众对昭觉寺进行了大规模的维修。

慈青法师长于文物鉴定，1953年被聘为四川省文史馆馆员。同年，成都市佛教徒学习委员会成立，他被选为主任。

1954年8月，法师当选为首届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首届成都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经常在各种会议上，就如何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和意见。五十年代初，国家修建成渝铁路和建设工厂时，曾两次规划毁寺占地，法师均根据宗教政策上书，要求保存昭觉寺，结果两次都得到国务院和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政府的同意。

1957年，成都市佛教协会成立，大家一致推举慈青法师为会长。3月，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二届代表会议上，法师连任理事。

1955年4月，一代文豪郭沫若(1892—1978)回成都游昭觉寺、文殊院，慈青法师陪同。郭老诗兴大发，吟七绝二首，以纪此行。赠昭觉寺的是：

一别蓉城十二年，今来昭觉倍慰然。

丈雪破山人已渺，几行遗墨见薪传。

赠文殊院的是：

四十年后始来游，西天文物萃斯楼。

只今人民翻身日，亦见宗门庆自由。

(载1979《中国书画》第一期)

从1954年到1958年，慈青法师年年节衣缩食，带头认购国家经济建设公债。

从1957年起，由于左倾政策的错误影响，昭觉寺不断受到侵占和摧残。特别是到了1960年，有人竟把昭觉寺这座创建于唐僖宗乾符年间的全国重点寺庙，变成了畜牧场。为此，慈青法师多次与政府有关部门交涉，据理力争，进行抵制，终于在1961年停办了畜牧场，保护了这座“川西第一禅林”。停办后，法师还要求：“凡是借(占)用寺庙的房屋家具，弄坏了的必须照价赔偿。”由此引起了某些官员的不满，指责法师“不听话”，“坚持己见”。法师反驳道：“如果听了你们的话，不坚持，那就糟了！”八十年代拨乱反正后，一位领导评价道：“慈青法师对保护昭觉寺是有功的，如果没有他一次又一次的努力，就没有今天的昭觉寺”。

1962年2月，五十岁的慈青法师被选为第三届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9月，四川省佛教协会成立，他被选为会长，并兼任第二届成都市佛教协会名誉会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浩劫聿始，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被粗暴践踏，各级佛教协会均被迫停止活动，昭觉寺受到严重破坏和侵占，经像法器被损毁一空。慈青法师也深罹其厄，多次被残酷地批斗折磨，关进“牛棚”，非法拷打，失去了人身自由。他珍藏的唐伯虎印章、宫廷宝砚、纯金佛像、古瓷玉器、名人字画、国内一百多位历代著名高僧大德的画像，从西藏带回的经书、康萨格西赠送的红呢袈裟、一些未发表的佛学手稿，以及私人衣物用品、书籍均被查抄一空。1978年2月14日，法师圆寂于昭觉寺，世寿六十六岁，戒腊五十龄。

1987年，昭觉寺僧众在寺内为慈青法师建造了灵骨塔。

禅刊 2000年度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