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存在的家园

杨玉昌
 
经常听人说：“活的很累”，这几乎成了人们的一句口头禅。

作为一个研究生，我对这句话也有着自己的感受。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躺在床上，远离了白天的喧闹，一种极度的疲惫和厌烦便涌上心头，这时我禁不住想，要是我睡着了不再醒来有多好!

有一天我偶然从校报上看到一篇关于研究生心理症的文章，说是有不少研究生竟有着与我一模一样的感觉。惊讶之余，我才发现，知识并没有使我们登上神圣的殿堂，相反却使我们面临精神分裂的深渊；一方面是对精神自由的不懈追求，另一方面则是世俗欲望的无情纠缠。我们被置身于两个对立自我的夹缝之中。

欲求解脱，却不能摆脱欲求，我意识到了自己的矛盾，从其他人身上我也看到了类似的矛盾。

在我所生活的这座大城市里，每天，车流人涌，热闹非凡。但人们在享受着现代文明的同时也承受着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污染的空气与嘈杂的噪声。流经市区的河流已是名符其实的臭水沟，蒸发着令人难以忍受的气味。老人们回忆，几十年前这里曾是绿树成荫，蜻蜓飞舞，清流泛舟，而今却已成为不可企及的梦幻了。处在这种环境中的人怎能不渴望重返大自然的怀抱呢?难怪外出旅游会成为城市人的一种风气。人们希望着哪怕暂时能够驻足于一个安静的环境，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

然而，他们真的能够在自然中得到清静吗 ?当我置身于湖光山色之中，看到游人争相拍照留念，或匆匆走过，随手丢下垃圾的时候，我并没有体会到这一点。显然，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欲求，相反，他们出来正是为了满足它。 除此之外，他们已不再知道自然为何物。而正是自己的欲求使他们与自然隔离。

人离开自然不是自觉的，因而要自觉地回到自然就非常困难。我是在农村长大的，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种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情景。那时周围的一切，从田野、河流、树木，到飞 鸟、枯草、虫蚁，都与我一样有着生命，是我的伙伴，是我须臾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此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自己”。我浑然不知有“我”，但我充实地生活在每一天，犹如生活在永恒之中。然而，自从外出求学之后，我便离开了生养我的土地，常年踯躅于城市的街头，成了半个城市人。尽管我自认我的根仍是在乡间的泥土里，而不是在城市的柏油路面上，但当我作为游客真的踏上林间小路的时候，我却发现自己再不能同山水林木，这些昔日的伙伴交流了。正象城市的电影院、娱乐厅为我提供消遣一样，它们现在是我观赏的对象，而不再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更不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如今我是带着自己的欲求(即使是解脱的欲求)而来，因而它们对我保持沉默，甚至故意。在它们身上，我只感受到一种缺少城市繁华的空虚，一如我在城市的繁华中所感受到的空虚。

欲求解脱，就其本质仍是欲求，而不是解脱。当欲求与解脱被视为正相对立的时候，其实人，仍处在欲求之中。
一位西方哲人说自己是生活在个人与集体的分界线上。我想，中国人则是处在“入世”、与“出世”的冲突中间。中国自古就有人，身在朝廷却时时怀着归隐的志向，反之也有人，身处江湖，心 忧庙堂。因而，许多人官场失意后遁迹山林，也有不少江湖隐士重新踏上仕途之路。不管怎样，他们都没有真正找到自己，而只是在自己的欲求中徘徊。
“入世”与“出世”的根基是“在世”，只是由于“在世”，才产生了“入世”与“出世”的分别，因而“入世”与“出世”在本质上是一回事。是“我”“入世”与“出世”，但并不是“我”选择“在世”，那么，究竟是谁“入世”与“出世”呢?

在万物之中，只有人能够意识到自己，从而产生了一个在自身之外的“我”。如果说肯定自己是人的第一次觉悟(“是我”)，那么，否定自己则是人的第二次觉悟(“非我”)。显然，只有人才能肯定和否定自己，但肯定和否定自己却都是人脱离自身的标志，因为自身并不是人肯定或否定的对象，人就是他自身。“我”的产生，使人脱离自身，沦为游荡于“是我”与“非我”之间的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于是我理解了为什么西方现代哲人，如尼采、海德格尔、汤因比等分别在其著作中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大地”的概念。显然，他们都亲眼目睹了人类以理性为工具疯狂地欲求所带给自然的破坏和人类自身的异化，从而呼唤人类回到自身，回到大地母亲身边。在这一点上，使他们能与东方佛 教思想呼应。

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以来一直坚执着理念世界与感觉世界的对应，后者是神以前者为模型创造出来的。这实际上造成了“是我”与“非我”之间以及“是我”、“非我”与“我”之间的分裂。这种形而上学思想在近现代因受到攻击而逐渐衰弱。所谓“大地”，其实反映了西方哲学要求走出人类所构筑的观念世界，回到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这样西方哲学就获得了与东方佛教思想的交接点，因为后者正是要通过超越“是我”与“非我”的对立而回到我的本身。青原惟信禅师的一段语录正体现了这一点：

“老僧三十年前来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歇处，依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这里的三个阶段正分别代表了“肯定自己”、“否定自己”和“超越对自己的肯定或否定。”显然，只有最后一个阶段才真正取消了人与自身的隔离，使人真正回到自身。因此，除了肯定或否定自己之外，人还要超越对自己的肯定或否定。这是人的第三次觉悟。由此人才能在自身中彻底摆脱欲求与解脱对立的二难困境。

我曾是西方哲学的信徒，但我却感到越是深入西方哲学，就越是被引向佛教，尤其是禅。后来我发觉这并非只是我个人的现象。海德格尔在晚年曾说，禅说出了他一辈子想说的东西。的确，他关于“存在”的思想与禅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他认为，真正的存在超越人的思虑，是人本真的生命，而否定人的思虑，要人顿悟自已本来面目，正是禅的宗旨。

有一次我向一位法师提出一个自以为无法回答的问题：“如果人们都象僧人一样出家的话，那么，世界上就不会再有人了，由谁来延续佛法呢?”不料法师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不要老是想‘如果……’，最重要的是当下去做”。我这才明白自以为真实的问题，其实是由于“我”外在于我本身才有的，因而只不过是一个虚假的影子。事实上，许多看上去不可克服的矛盾，如欲求与解脱，“入世”与“出世”，肯定自己与否定自己等，都是来自假定(假定了“我”的存在)，整个西方文明的基础就是假定，一方面通过假定下降到结论，这就是自然科学，另一方面通过假定上升到原则，这就是所谓形而上学和神学。这样一来，一旦假定本身成问题(事实正是如此)，西方文明的基础就都发生了动摇，西方文明在现代的危机正是由此产生。因此，现代西方哲学正是要通过所谓“悬置”、“加括号”等办法使人们抛弃固有的思维定式(“不要想，而要看”)，从而“面向事情本身。”这意味着，人在认识之前要先放弃自己的欲求，这样人才能得到关于自身的真理，因为由自己的欲求而来的只能是自己欲求的产物，而不是自身。换言之，自身是不可能通过自己的欲求得到的，因为自己的欲求，不论其所求什么，如何求，都早已离开了自身。从自己的欲求到自身，即从“我”到我，反映了本世纪以来东西方宗教、哲学的共同发展趋势。被称为自我意识的“我”是人脱离自身、自然的根源，因为“我”使自身、自然都成为对象而我则与自身、自然融为一体，因为我、自身、自然都是作为本身而存在。“我”来源于假定，一旦取消这个假定，人会感到茫然无所适从，但由此人才能作为我完成对由“我”所导致的二难困境的超越。禅宗在世界上愈来愈受欢迎，是因为之对假定的“我”的否定及其随之而来的对人的真实、自在的我的回归。

禅，使人们真正了解自身，回到自身，实现自身。这是东西方圣哲的遗教，也是走出当今现实 精神困境的出路。当我们踏上这条路的时候，世界和人生将呈现为美好。

禅，存在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