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禅
李豫川
作为北宋文坛领袖的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开宗立派的人物。在灿若繁星的古代伟人群中，他一直闪耀着璀璨夺目的光华。
宋仁宗赵祯景祜三年十二月(阳历1037年1月)十九日卯时，这位卓越超越、博学多才的大文豪诞生于眉川(今四川眉山)纱zi行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故址后辟为“三苏祠堂”今尚存)。“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见苏轼《答任师中、家汉公》诗，其远祖苏味道(648－705年)曾任初唐武则天时期的宰相，工诗善文，与杜甫祖父杜审言(约645－约708年)、李峤(644－713年)、崔融(653－706年)并称为武后时代的“文章四友”。
苏轼之父苏洵(1009－1066年)，号老泉，是着名的“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系云门宗四世圆通居讷(1010－1071年，四川中江人)皈依弟子。其母程夫人(1009－1057年，北宋大理寺丞程文应之女)亦系优婆夷。所以，苏家佛教气氛十分浓厚，供有五代贯休(832－912年，即禅月大师)所绘之水墨十八罗汉像。苏老泉和程夫人逝世后，苏轼将他们生平喜爱之物捐给寺院，并作《十八阿罗汉颂叙》东坡之弟苏辙(1039－1112年，字子由)亦系佛教居士，名列“唐宋散文八大家”之内．他在《试院唱酬十一首。次前韵三首》中吟道：“老去在家同出家。《椤伽》四卷即生涯。”又谓：“日断家山空记路，手披禅册渐忘情。”)见《次韵子瞻与安节夜坐三首》)苏轼的续室王闰之(1047－1093年，四川青神人)亦好佛，东坡在她的生日曾根据《金光明最胜王经》的教义，买鱼放生为其祝寿。并作《蝶恋花》词云：“放尽穷鳞看圉圉，天公为下曼陀雨。”王氏辞世后，东坡又遵从亡妻遗愿，特请当时的着中画家李公麟(1049－1060年，号龙眠居士)绘释迦牟尼及十大弟子供奉京师丛林。
宋神宗赵顼(音xu熙宁七年(1074)九月，苏轼在杭州纳歌妓王朝云(1062－1096年)为妾。这王朝云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为泗上比丘义冲的皈依弟子。她与东坡患难与共，南北颠沛。在惠州(今广东惠阳)临终时，还念着《金刚经．六如偈》的句 子：“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东坡为其作诔辞云：“浮屠是瞻，伽蓝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归。”又赋《悼朝云》诗：
“苗而不秀岂其天，不使童乌与我玄。
驻景恨无千岁药，赠行惟有小乘禅。
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
归卧竹根无远近，夜灯勤礼塔中仙。”
北宋嘉祜元年(1956)、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赴京应考，路过河南渑池时，结识了老僧奉闲，并在奉闲所住的禅院题了诗，时光流转，五年后，苏轼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判官。行至渑池，与时任渑池县主簿的苏辙欢聚。苏辙回想往事，作了一首七律《怀渑池寄子瞻兄》，苏轼也和了一诗：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这便是名传千古的《和子由渑池怀旧》。该诗流露出世事的变化无常，难以逆料，表示了作者的无限感慨与惆怅，比喻新鲜贴切，文辞清新隽永，结句含蓄双关。“飞鸿”典，系借用云门宗夫义怀(989-1060年)法语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见《天衣义怀禅师语要》)。
苏轼正式研究佛教，也是在他初步宦海，任大理评事(掌管刑狱的京官)签书凤翔府判官(佐助州官掌管文书)的时候，初习佛于同事王大年。他在《王大年哀辞》中说：“嘉祜末(1061)，予从事歧下，而太原王君讳彭字大年监府诸军......予始未知佛法，君为言大略，皆推见至隐以自证耳，使人不疑。予之喜佛书，盖自君发之。”
东坡初入空门时，与其说他重在佛教的信仰，不如说是重在人生哲理的探求。他的作品最早写到佛教题材的，是嘉祜六年(1061)所写的《凤翔八观》组诗。其第四首《维摩像唐杨惠之塑在天柱寺》云：
“今观古塑维摩像，病骨磊嵬如枯龟。
乃知至人外生死，此身变化浮云随。
世人岂不硕且好，身虽未病心已疲。
此叟神完中有有恃，谈笑可却千熊sixong 。
当其在时或问法，俯首无言心自知。
见之使人每自失，谁能与结无言师。”
《维摩诘所说经．入不二法门品》叙述维摩诘向文殊等八千菩萨提出“云何菩萨入不二法门”的问题，法自在等三十位菩萨皆用“言说”表述，维摩诘不置可否，于是三十菩萨要文殊表示看法。文殊说：“如我意者，于一切法，无言无说，无示无识，离诸问答，是为入不二法门。”文殊说毕。又问维摩诘：“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维摩诘默默无言。文殊赞叹道：“善哉！善哉！乃至无有文字言语，是真入不二法门。”佛教有八万四千法门，而所谓不二法门在诸法门之上。苏轼诗文所引释典，以《维摩诘所说经》为最多，本诗仅是个开端，维摩洁居士示病于外而智慧充实于内，亦最为东坡所佩服。
苏轼满腹经纶，天才高峻，但在宦海中却屡遭没顶之灾。究竟原因，在于苏氏不投机取巧，不左右逢源，独立不倚，刚正招祸，“道大难容，才高为累”(见《李方叔祭文》)。其妾朝云尝谓：“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东坡也夫子自道：“赋性刚拙，议论不随”；“不善俯仰，累致纷纭”。正因为如此，他半世生涯都只能在政治 斗争的夹缝中过日子，动辄得咎，也正因为如此，他对佛老(老庄)思想(尤其是禅学)产生了浓厚的学趣，养成了随缘任运，安然洒脱的人生态度。
苏轼第一次遭贬，是三十四岁时因反对王安石(1021－1086年)的新党变法而出任杭州通判，在杭州期间，他与高僧来往密切。苏辙在《偶游大愚见余杭明雅照师旧识子瞻能言西湖旧游将行赋诗送之》一诗中回忆道：
“昔年苏夫子，杖屦无不之。
三百六十寺，处处题清诗。
麋鹿尽相识，况乃比丘师。
辩净二老人，精明吐琉璃。
笑言每忘去，蒲褐相依随。”
苏轼在《祭龙井辩才文》中亦说：
“我初适吴，尚见五公。
“ 讲有辩臻，禅有琏嵩。”
这里的“辩”指海月慧辩(1014－1073年)和辩才元净(1011－1091年)，二人同为明智大师弟子。“臻”指南屏梵臻，为天台宗四明知礼(960－1028年)高足。“琏”指育王怀琏(1009－1090年)，为前述之云门宗四世圆通居讷高足，与东坡乃世交。“嵩”指灵隐契嵩(1007－1072)为云门宗德山缘密法嗣。
现在简单地谈一谈苏轼与上述五位高僧的关系。
海月慧辩当时为杭州都僧正，讲经说法二十五年，，门下弟子几近千人。东坡在《海月辩公真赞》中说：“予通守钱塘时，海月大师惠辩者实在此住，神守澄穆，不见愠喜而缁素悦服。予固喜从之游。”又说：“予方年壮气盛，不安厥官，每行见师，清坐相对，时闻一言，则百忧冰解，形神俱泰。”慧辩圆寂后，苏轼曾作《吊天竺海月辩师三首》以悼，中有“安心好住王文度，此理何须更问人。”之句。可见东坡之喜禅，首先是要求静心。现实世界带给他无究的苦闷和烦恼。在佛教中，他找到了摆脱这些苦闷和烦恼的方法，对人世进行超然的冷静观察，从而对一切苦难都无所挂碍，无所顾念，跳出矛盾纠缠之外，达到心泰神宁的妙境。物我两忘，身心俱空。他入禅院，与其说是求佛佑，不如说是寻求内心的宁静，亦即“净心”、“安心”是也。
辩才元净当时驻锡杭州天竺观音道场，苏轼对他与慧辩一样礼敬如师。在《赠上天竺辩才师》一诗中，东坡描绘道：
“南北一山门，上下两天竺。
中有老法师，瘦长如鹳鹄。
不知修何行，碧眼照山谷。
见之自清凉，洗尽烦恼毒。
坐令一都会，勇丈礼白足。”
苏辙在《龙井辩才法师塔碑》中记述：苏轼二子苏迨(继室王闰之所生)，三岁时仍不能行走，“请师为落发，摩顶祝之。不数日，能行如他儿。”
南屏梵臻当时驻锡杭州上天竺寺，后迁金山寺(在今江苏省镇江市)，再后为南屏山兴教寺住持，南宋天台宗僧人释志磬(约1218－约1278年)所撰《佛祖统纪。卷十二》云：“东坡初来杭，与师最厚。”
育王怀琏为云门五世，曾掌圆通居讷记室，与苏轼之父苏洵互为师兄弟，苏轼的《与大觉禅师琏公书》，就是为布施洵所藏贯休手绘水墨十八罗汉真迹而写的。东坡还作有《宸奎阁碑》是为怀琏住持的阿育王山广利禅寺收藏宋仁宗所赐颂寺诗十七首的宸(音chen)奎阁所写的碑文(作于1091年正月，“宸奎”指帝王手书)。他在这篇文章中称赞了怀琏提倡的三教合一的思想，说：“是时北方之为佛者，皆留于名相，囿于因果，以故士之聪明超轶者皆鄙其言，诋为蛮夷下俚之说。琏独指与妙与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时士大夫喜从之游。”
灵隐契嵩文笔锦锈，著作有《辅教篇》、《原教篇》、《传法正宗记》、《镡津文津》(津镡在今广西藤县，为契嵩故里)等，深得仁宗赏识，赐号明教大师。神宗熙宁五年(1072)圆寂于杭州灵隐寺。苏辙在《南华长老重辩师逸事》中，曾提到他，说：“予在钱塘，亲见二人。”
此外，东坡在杭州还与孤山惠勤、惠思，祥符寺清顺、宝岩院可久(此四人均系诗僧)、净慈寺宗本等方外缁流来往密切，苏氏尝自谓：“吴越名僧与余善者十九。”诚哉斯言！
但东坡前半生对佛教感兴趣，与僧人交往，只不过是文人当时以谈禅为高雅的风气使然。嘴上说禅，其内心却是以“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的正统儒生、正统士大夫自命。《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一诗就是明证：
“天欲雪，去满湖，楼台灭山有无。
水清出石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
腊日不归对妻孥，名寻道人实自娱。
道人之居在何许？宝云山前路盘纡。
孤山孤绝谁肯庐，道人有道山不孤。
纸窗竹屋深自暖，拥褐坐睡依圆蒲。
天寒路远愁仆夫，整驾催归及未哺。
出山回望云木合，但见野鹘盘浮图。
兹游淡簿欢有余。到家恍如梦蘧蘧。
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
此诗确为佳作，山水如画，清新而微寒之气扑面而来。这就是苏轼通守钱塘，到官之日，即访诗僧惠勤、惠思之作。名为找和尚谈禅，实则到孤山寻诗。倘若子瞻此时象那些怀才自负，骄纵狂妄的士大夫；或是逐利失利，沽名成空的贪官那样，借谈禅来医治自己的心病，那么，肯定表达不出这种清寂的意境，淡薄的欢娱。也难以用客观的笔触，去淡淡钩勒禅房和浮图。
所以，用“名寻道实自娱”这句诗来概括苏轼前半期的禅学生涯，大概是恰当的罢。在这段时期，他的诗文更多地强调了禅学与儒学的一致性，认为“台阁山林本无异，故应文字不离禅。”(见《次韵参寥寄少游》)按《维摩诘所说 经》云：“一切文字即解脱相，勿离文字求解脱也。”天台宗祖师智kai(538－597年)所着《妙法莲华经玄义．卷五》亦云：“文字是法身气命，读诵明利是圆家数息。”禅宗则强调心印，“见性成佛，不立文字。”苏轼折衷了佛门各宗的观点，而强调了“虽居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换个说法就是“身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这正是南北朝以来封建士大夫所肯定了的政治与宗教的统一。苏氏赞同这个观点、这种生活方式。
熙宁十年(1077)四月，苏轼到徐州任太守。在这里，他结识了诗僧参寥，作有《送参寥师》一诗：
“上人学苦空，百念已灰冷。剑头惟一，焦谷无新颖。胡为逐吾辈，文字争蔚炳。新诗如玉悄，出语便清警。退之论草书，万事未尝屏。忧愁不平气，一寓笔所骋。颇怪浮屠人，视身如丘井。颓然寄淡泊，谁与发豪猛？细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诗法不相妨，此语当更请。”
禅宗的空观和静观，是要让人们把世间的万事万物都看作水中月，镜中花。而苏轼却发现了禅理可以作为诗法的借鉴，可谓特具诗人之卓识。苏氏指出，诗人不妨把空静观借来作为一面镜子，去观察和体味人间的“群动”、“万境”。这样吟成的诗篇，才是“真巧非幻影”，而且其中还蕴含着一种隽永的哲理的“至味”。事实上，苏诗中的不少佳作如《题西林壁》等，都具有这们的理趣。其想象的奇妙，诗语的清隽，都得力于他从禅机中悟得的新奇的观照方式。
苏轼前半生抱着对儒家政治理想和真诚信仰，奔走宦途。他激烈地反对新法，态度是执着而真诚的，不同于那些投机钻营，见风使舵的无耻政客。但他也深知卷入政治斗争的危险性，敏感地察觉到了北宋王朝的盛世之下潜伏着的巨大危机。元丰元年(1078)，他在今江苏铜山所作的《百步洪二首》中写道：
“四山眩转风掠耳，但见流沫生千涡。
险中得乐虽一快，何意水伯夸秋河
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觉一今逾新罗。
纷纷争夺醉梦里，岂信荆棘埋铜驼。
觉来俯仰失千劫，回视此水殊委蛇。
君看岸边苍石上，古来篙眼如蜂窠。
但应此心无所住，造物虽驶如吾何！”
诗中，“一念逾新罗”系借用《景德传灯录》典：有僧问金陵宝资大师：“如何是金刚一枝箭？”师云：“过新罗国去。”形容迷念之速如箭。“荆棘理铜驼”则借用《晋书．索靖传》典：“靖有先识远量，知天下将乱，指洛阳宫门铜驼，叹曰：‘会见汝在荆棘中耳！’”“但应此心无所住”出自《金刚经．庄严净土分第十》和《六祖法宝坛经》，此处从略。苏轼看到了历史纷争，人间劫夺，瞬息万变，一切犹如过眼烟云，因此他表示要断除迷念，忘却世间的善恶好丑，从政治漩涡的言语触刺欺争中解脱出来。他认为不论世事如何变化，只要自己无所系缚，就可以安时处顺，大彻大悟。
元丰三年(1080)着名的“乌台诗案”后，四十三岁的苏轼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但又不得签书公事，仅仅挂个空名。政治上的挫折，使他更加倾心空门，深入三藏。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说：“既而谪居于黄(州)，杜门深居......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苏轼在《和子由四首．送春》诗中所亦云：“凭君借取《法界观》，一洗人间万事非”。(原注：“来书云近看此书，余未尝见也。”)这里的《法界观》，是指华严宗五祖圭峰宗密(780－841年)所着《注华严法界观门》。该书乃发挥华严法界缘起理论的重要著作。刚到黄州时，苏轼寓居定慧院，随僧素食，宦海风波的险恶使他灰心钳口。在《与程彝仲推官书》中，他写道：“但多难畏人，不复作文字，惟时作僧佛语耳。”这一时期，他结识了佛印禅师，重晤了诗僧参寥，三人后来成了挚友。“东坡居士”的称号也取自此时，在黄州五年，苏轼进入了政治上的失意时期，但却迎来了文字上的丰收季节，流传千古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记承天寺夜游》等名篇均作于此时。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他抒发了“人生如梦”的感慨。“如梦”是大乘十喻之一，是佛教人生观的表现。又如元丰五年(1082)所作的《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郊寻春，忽忆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
“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村。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
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
同样抒发了人生如梦的感慨，表现了敝屣名利，超然物外，与世无争，心胸旷达，豪放不羁，自得其乐的洒脱态度。
元丰八年(1085)，神宗死，王安石变法失败。旧派司马光(1019－1086年)入朝为相，尽改新法，恢复旧制。这又引起了刚被擢升为翰林学士兼侍读的苏轼的不满，他认为新法“不可尽废”，而应当“参用所长”。(见《东坡奏议集．卷三》)结果招致了新旧两党夹击，在朝廷中无所适从，不得不连上章疏，请求外放出任地方官，哲宗赵煦元佑四年(1089)，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任杭州太守。元佑六年(1091)年，又改知颖州(今安徽阜阳)。他在颖州与人开浚西湖，引来焦陂之水，修筑清河、西湖三闸。在《轼在颖州与赵德麟同治西湖.....》一诗中，他写道：
“太山秋毫两无穷，巨细本出相形中。
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颖谁雌雄。”
万法平等，所以万物各得其所。祸福苦乐，只是相形而现，是人们的感觉而已。在一切都不断生灭流转的大千世界里，什么是非荣辱都是无所谓的。同年，他在《祭龙井辩才文》中说：
“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虽大法师，自戒定通，律无持破，垢净皆空。讲无辩讷，事理皆融，如不动山，如常撞钟，如一月水，如万窍风。八十一年，生虽有终，遇物而应，施则无穷。.....”
根据事理圆融的观点，不但佛教各宗，就是儒、道各家也都有其价值，共同汇合到真理的大海里。而在儒、佛二教之间，东坡认为相反而相为用，不谋而同。宰官行世间法，缁流行出世间法，世间即出世间等有无二，所以他对二者都不偏废。
绍圣元年(1094)，新党再度执政，将苏轼目为旧党。四月，贬为宁远军节度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五十七岁的东坡居士赴惠州途中，路过金陵(今江苏南京)，游崇因寺，见宗袭长老。时崇因寺新塑观世音菩萨像，苏氏于像前礼拜并发愿：“吾如北归，必将再过此地，当为大士作颂。”后果于六年后北返时(1100年)，为作《观世音菩萨颂》。
南迁途中，过曹溪南华寺(在今广东曲江县)。见到六祖惠能(638－713年)漆泞真身，苏轼不禁老泪纵横，作《南华寺》一首：
“云何见祖师，要识本来面。
亭亭塔中人，问我何所见？
可怜明上座，万法了一电。
饮水既自知，指月无复眩。
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
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
抠衣礼真相，感动泪雨霰。
借师锡端泉，洗我绮语砚。”
此诗通篇咏六祖事迹，用《坛经》之典。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一禅宗祖庭，诗人重新发现了自己－－“我本修行人。”在他看来，人生的祸福苦乐，都决定于一念之间，应物处世只决定于主观的认识和态度，表现出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已悲的洒脱情怀。
在惠州，苏轼建“思无邪斋”，并用《思无邪斋铭》：
“东坡居士问法于子由，子由报以佛语曰：‘未觉必明，无明明觉。’。居士欣然有得于孔子之言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夫有思皆邪也。无思则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惟有思而无所思乎。于是幅中危坐，终日不言，明目直视而无所见，摄心正念而无所觉。于是得道，乃铭其斋曰：‘思地邪’。.....”
铭文中的“有思而无所思，”深得佛家“中道 ”三昧，有思指无邪之思，即下文的“正念”；无所思则指不为外界所干扰，苏轼要这样做到外轻内顺，即：安则物之感我者轻，和则我之应物者顺，如此心境自然宁静。把释迦牟尼的“正道”与孔子的“思无邪”相统一，这正是他揉合儒佛的表现。
绍圣四年(1097)，朝延加重了对元佑党人的惩处，加之东坡又在惠州写了一首七绝《纵笔》：
“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用超然洒脱的禅悦方式，对待政敌的迫害。这首诗很快传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宰相章惊冷笑道：“苏子尚尔快乐耶！”又重议东坡“草制讪谤”之罪，再贬为琼州(今海南省海口市)别驾，昌化军(今海南儋县)安置。
无符三年(1100)五月，苏轼被赦内迁廉州(今广西合浦)。六月二十日渡海北还，重游曹溪南华寺。未至前，友人苏贤在南华寺迎候，东坡先寄(昔在九江与苏伯固唱和......《一诗，有句云：
“水香知是曹溪口，眼净同看古佛衣。
不向南华结香火，此生何处是真依。”
诗中的“眼净”，系借用《维摩诘所说经》句“远离尘垢，得法眼净。”他又作《追和沈辽顷赠南华诗》：
“善哉彼上人，了知明镜台。
欢然不我厌，肯致远公材。
莞尔无心云，胡为出岫来。
一堂安寂灭，卒岁扃苍苔。”
徽宗赵佶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卒于常州，遗愿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钓台乡上端里小峨眉。
综观东坡的一生，他前期涉及佛教的诗文，往往流露出不堪世事压迫以求解脱的心情。而到后期，则能以透脱的教理来认识世界，看待苦海中的人生，作飒然出离之想。他利用佛教对人生进行理智的思索，深刻的反省，培养出一种超然洒脱，与世无争的襟怀，求得心理上的平静安宁。这种观今与儒家的入世思想相互为用，既矛盾又统一，使他处于危难之间不惧不馁，不悲不忧，而机遇来临之时又能坚持其以仁政治国的崇高理想，奋斗不已。苏辙在《追和陶渊明诗引》中，说东坡谪居琼州时，“日啖薯芋而华堂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喜和陶诗，笔力纵横，挥洒自如 ，“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没有消极颓废，而是乐观向上。可见其得力于佛学修养之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