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精神公园

——访王雷泉副教授

江子
 
王雷泉先生是近年来我国宗教研究界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复旦大学哲学系副主任，中国宗教学会理事，译著有《神与西方思想》、《禅与精神分析》、《特异心理学纵横谈》及大批学术论文。今年二月，他受国家宗教事务局之托，率在复旦大学宗教干部专修科学习的部分省市宗教干部来湘，赣两省考察佛教禅宗传播网络，记者就有关学术问题采访了他。

记：禅学在当代中国已有重兴的势头，可望与西方禅学研究热遥相呼应了吗?

王：中国是禅学的故乡，但当代对它的研究基本上是空白。禅是本世纪初，通过日本铃木大拙博士等人传到美国、欧洲去的，以至于有些西方禅者认为是日本“产品”，大批欧美人士到日本学禅，台湾的法师只能去日本才能拿到学位。蕴藏禅文化丰富传统、遗址的中国在世界禅学热中竟被冷落，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学术界的悲哀。美国已有几十所禅学中心，法国、英国、比利时、德国也都建有禅学研究机构，禅学在西方确实声势较大。今年三月北京大学将召开的中日禅学研讨会，也只好由日本学者唱主角。现在禅由“出口转内销”了，一批西方学者的禅学著作已被翻译过来，每年都有不少日本信徒来中国寻根礼祖。历史上，六祖慧能创立的南禅从广东进入湖南、江西，湘、赣是南禅的兴盛之地。但遗憾的是，今天这些遗址大都倾圮破坏。日本花园大学禅文化研究所四十多位师生来湖南祭祖，在醴陵云岩寺废墟挖出一块禅宗宗祖墓碑。他们感叹：这在日本是国宝，在中国却如一钱不值的一坯黄土。国内曾极左地将宗教作“精神鸦片”批判，这确实抑制了人们对禅文化进行客观的认识与研究的可能性。

记：有学者称，宗教是一种信仰地掌握世界的方式，它把握的是已知世界与未知世界，已控力量与未控力量之间永恒存在的“空白地带”，宗教的消亡，至少在可见的将来是不可能的，禅在西方的“热”，是否可引起一些启发?

王：西方的禅热，有几个原因。西方的哲学传统，是主客两分的二元论：人与自然、人与上帝、精神与肉体，理性与非理性等等互相对立。一次大战后，西方价值观念发生危机，理性文化发生崩溃，尼采喊出了西方人共同的声音：上帝死了!一种空前的怀疑意识弥漫西方思想界，禅作为东方思想一部分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禅宗认为，这个世界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没有任何部分可以真正脱离其余部分。这对精神与物质、意识与潜意识方面一向有重大分裂的西方文化，可以提供深刻而清新的有完整感的世界观。加上禅与维特根斯坦哲学、存在主义、玄妙语言学、科学哲学及心理治疗等纯粹西方产物具有相似性、亲和力。因此，巴瑞特称：“禅对西方人确有一些殷切需要的福音。”

禅是佛教的精华，铃木大拙说：“禅就是觉悟的修行。”觉悟并不意味着摆脱尘世，而相反是要积极介入生活。所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日常生活就是觉悟之路。完美的人，应是动物性、社会性、超越性的统一，禅的经验归根结底就是超越，但它将人的内在性与超越性紧紧结合，成佛不离世间，草木皆可成佛，佛就是觉悟了的人。

禅是研究与实践人的超越性的，这不光是宗教问题，也是哲学问题。因此，禅自有其生命力。

记：中国气功素有儒、道、释、医、武五大主要流派，气功曾与宗教结下不解之缘。气功与禅有什么关系?

王：在我看来，气功有三个层次：硬气功是低级阶段，道家气功是中期阶段，佛家气功是高级阶段。所谓“练体还精、练精化气、练气化神、练神还虚”，很清楚地说明了三个阶段。道家功追求打通大小周天，炼丹，还不忘“执着”。气功的核心在练神不在练气，佛家功破“执着”而重神思，因此我认为它高于道家功。气功不同于宗教，它主要是强健身体的手段，国内”气功热”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目前推动气功热的流行功法。不是高级功法。气功本身要发展，必须有高深的东西来引导。禅能起提高作用，它的“定学”可以说是气功，但又不是一般所说的气功，主要是完整的“练神”。西方人从他们的观念出发，认为“禅既不是一种哲学，又不是一种秘教，既非泛神论，又非一神论”，但他们都建立很多的禅定中心，每天去打坐几小时，他们并不教这是练“气功”，从中却得到很多益处。

记：中国禅学的再兴，可成为联接东西方思想的纽带，它的作用除此之外……?

王：我国在思想文化方面正在放弃旧时“大统一”观念，鼓励形成一个多元化的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局面，不管是什么思潮，只要能稳定社会，提高人的思想素质，就有其存在的意义。现实是：商品经济过程中带来的负面价值，造成道德观念混乱。先哲曾说：资本的发展，是以道德沦丧为代价，必须有东西来克制它。我认为精神生活的平衡就是克制的办法，人的精神生活需要治理，应建立一些“精神公园”。各种各样的“公园”都应有，澄清人的思想境界，促人向上。禅强调“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自言“念佛一声，漱口三日”，体现他反对任何权威，反偶像反教条，注重个体自由，高扬人的主体性。禅把修行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是有积极意义的。有些人可以接受禅的思想，禅便起到了保持“精神生态平衡”的作用。

(原载1989年3月23日湖南《新闻图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