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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路峥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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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路峥嵘
明尧
  

我现在记不清是什么因缘使我在大学本科时选择了中文专业。在学校里,我拼命地大量阅读中外文学名着。现在回忆起来,可以说,是文学点燃了我生命中的圣火。从文学中,我感觉到生命的无限美好和绝对的尊贵与神圣。可是当时,我对生活的感受,似乎总是忧伤、孤独和凄美。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总喜欢用一种感伤的情调回忆我的少年时代。其实我的少年时代很平淡,没有什么不幸。后来我才明白,我从小情感就非常脆弱,养成了一种古怪的习惯,总喜欢把周围人的不幸幻化在自己身上,而无限悲伤。我记得当时有一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父亲告诉我,解放初,我们村里来了一位四川的女乞丐,原是个富家小姐,土改时父母被处决了,自己一个跑了出来。她哀求村民把她留下来,做妻子也可。当时不知为什么,没有人敢收留她。她后来投水自杀了,留下一首诗。诗是这样的:“崎岖世道起干戈,天厄红颜受折磨。频着宫鞋行雨路,懒梳云鬓照山河。穷投觅食施恩少,热面求人冷眼多。回首故园千里外,夕阳西下泪谤沱。”

这样的事好象不应当发生,可是居然就在我的故乡发生了!我记得当时,听了这故事,我一个人偷偷躲开,伤心流眼泪;我甚至一度想找到女乞丐的坟,坐在那儿,给她作伴!一种强烈的憾恨和负罪感不知不觉中在我的心中埋下了。这样感觉直到我上中文系,才真正地进入我明白的意识中。而每次感觉到它的时候,内心就不能平静。长期的反省和文学熏陶,使我逐渐形成了一种基本的生活态度:此生,我既不想当官,也不想发财,我只想祭奠。活着就是一种祭奠,这是我对人生的基本看法,到现在仍没有改变。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我总感觉到我在有意无意地祭奠着什么。

但在当时,到底要祭奠什么,我也说不清,我只有一种朦胧的感觉。中文系毕业后,对这个“什么”,我仍然一无所知。但我知道它是人间最珍贵、最神圣的东西。我内心有一股强烈的愿望,非把这个“什么”弄清楚,并且告诉人不可,否则我的心就不会安宁。当时我明白地意识到,这个“什么”就是我生存的支柱,我心灵的归宿,我的为什么而活,我的存在的保护神。

我就是带着这种疑问和渴求踏进武汉大学哲学系的。我试图弄清这个问题。我读了不少的书。我甚至说服自己,接受并按照西方某位哲人的观点去生活,可是结果总因为行不通或者不合自己本性而中途放弃。当时,人们热衷于下海。在这种气氛下,我的精神追求常常受到冲击,并因此而非常痛苦。当时校园流行三大命题:“无所谓”、“没意思”、“你……,又怎么样呢?”接受这三大命题,意味着你将堕入生命虚无之中。糟糕的是,我为自己的精神追求所寻找的每一个证据,都经不住这三个命题的反复盘问。而最后一个命题,几乎是能摧毁一切的!三年校园生活,我一直处在精神的生与死的夹缝中。一方面,少年时代就扎根的“祭奠”的观念仍顽固地盘踞在我的心中,它阻止我象别人一样追名逐利,醉心声色。可是另一方面,我又尚未确知这个“什么”真正的含义。在我的心中,这个“什么”存在,但很缥缈,必须让它明白化,方可经受上述三大命题的冲击。也许我的出发点和思维方式一开始就错了。结果三年结束,我仍然未找到这个我孜孜祭奠的对象。最后,我被一张纸推到H大学马列课部,在那里,我讲授我最头痛的政治理论课。

在H大学,我认认真真、任劳任怨地干了一年半。我曾希望自己本分一点,象别的老师一样,对事业有点献身精神,领导也这么劝我。我当然知道人应当有献身精神,但是我跟别人不一样,在我献身之前,我必须充分考究,我将为之献身的这东西本身是否可靠,是否为他人真心需要。

考察的结果是令我非常失望、伤心和恐怖。我满怀热情地备课,又满怀热情地走上讲台,可是学生们不愿意听,在下面唉声叹气,或者做别的事情。我突然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我原来象个小丑一样在讲台上说一些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话,对自己对学生都是一种痛苦的折磨。我的生命一下子陷入一种强烈的虚幻和荒诞之中。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恐怖。试想一下,一个人终其一生,以最大的热情和虔敬,为某事而奋斗,可是临终前。突然有人告诉他,你所干的一切都是可笑的,那么他所领受的那种生命的幻灭感将是怎样的巨大和残酷啊!

当我意识到我的处境和在学生心目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再也没有勇气在H大学呆下去了。虽然我表面很平静,与世无争,可我的心灵一直在漂泊!我常常记起我父亲曾给我算的命运,他用四句诗表达的:“蔽棹济天涯,心伤命不佳。孤身临晚照,倦眼逐红霞。”这四句诗特别切合我当时的心境。所以我每读到它时,心里总抑制不止涌出一股强烈的生命悲剧感来。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作出决定离开H大学的那一时刻。那天夜里很冷,我照例坐在宁静而柔和的烛光下沉思。我在日记中写道:“人生是短暂的,一次性的,不可逆转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现在不去说自己想说的话,什么时候说?如果你现在不去干自己想干的事,什么时候干?如果你现在不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什么时候过?”我当时禁不住浑身发抖。就在那一刻,我为之寒窗苦读二十余年的一纸文凭和将我象狗一样招来招去、又象臭虫一样被压住终身不得自主的档案袋,突然间丧失了它们往日的庄严和沉重,变得一钱不值!将那些成千上万的英雄好汉,终生系于一处,让他们“骈死于槽枥之间”,不得施展“千里之志”的,原来竟是一纸!这又是何等的荒诞和残酷!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我笑得那么开心,那么狂野,以致我的同住用恐怖的眼睛盯着我:“你是不是疯了?”我回答道:“我没疯!”我非常幸福,因为我战胜了自己的软弱.而将强加在身上的枷锁抛掉了。我第一次体验到“自主”的快乐。

我决定把一切关系都丢掉而去河北禅学研究所。当我把这一决定告诉系领导和我的同行们时,他们觉得太突然,不可思议。武汉是大城市,经济、文化、信息、交通、生活待遇哪一样不比河北赵县强?你有好好的稳定工作,干吗要走?住进庙里研究佛教,作为一个大学生来说,这太荒唐了,你也应当替你父母想想。他们面子上不好过的!如此等等的劝止和议论一时间劈头盖脑地向我倾来。当然他们是好意劝我,为我着想。最后他们驳不倒我的想法,就表示理解和赞叹。很简单,我跟他们说,你们看到泥鳅在泥坑中生存,觉得它可怜,会得关节炎的,同情它,从而把它放进干净的壁厨里,那会怎样呢?!泥鳅在泥坑中是不会感冒得关节炎的,放在壁厨里反而会死掉。他们笑不可支。话说到这份上,再说也是多余的。我告诉他们,天地之大,只要你愿意走,总可以找到旅店的。即便某一天穷途末路,你们在武汉市的大街上,看到一个乞丐.说;“这不是我们原来课都的小黄吗?”那时你们不要以为我会不好意的,我会主动朝你们笑的!

    我这种走法,在H大学是少见的。别的老师要走,领导总能卡住;可是对我,无可奈何。当我提出离开H大学时,领导的第一句话是:“想调动还是什么的?”我说:“我赤条条地走,什么也不要!”又问:‘“那里待遇怎么样?”我说:“比H大多差得远。”他们吁了一口气。那种表情很好笑。我的走,对他们而言大突然了,太便宜了,以至他们无所作为。我深知,在这个社会上,你要的越多,你依靠的越多.你受卡的可能性就越多。你要房子,他用房子卡你;你要职称,他用职称卡你;你要调动老婆;他用老婆卡你。当你什么都不要的时候,他们就拿你没办法,这时反而同情你,主动帮助你,反而向你展露人性中最真诚的一面。人就是这么怪!

我感到惊讶的是,我的这种走法,很多年轻老师和学生觉得很浪漫,很潇洒,甚至表示羡慕。他们说,他们考虑的太多,生活得沉重,苦闷,还是我这种行为痛快,刺激,有股男子汉的悲壮。严格说来,他们并不理解,这是一种不幸,一种无可奈何,一种辛酸。当我说我不愿意在一棵我不喜欢的树上吊死,而愿意多吊几棵,直到找到适合的树为止时,他们从中读出的竟是洒脱。我不明白这有何洒脱。其实,我并没有完全放下。象平常人一样,我有我的感情,我害怕孤独和漂泊。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对我的选择表示理解。他们的道理很简单,你的选择只要是合乎道德的,有助于学识的增长,就行了。他们并没有想到我应当为他们尽人子之责。唯其他们不这样想,我尤觉得伤心,觉得对不起他们。他们含辛茹苦把我养大,而我在物质上竟不能帮助他们减轻负担。临走时,父亲只说了一句:“去河北后,常给家里写信。”他们送我,送很远的路程!我来河北,父亲唯一担心的是,路程远,回家次数少,哪一天他们要走,怕见不上我一面。他说这话时,我强忍住眼泪,不让流出来。走时,我用乡音写了一首诗,赠给父亲:“一生风雨尽艰辛,两脚伶仃似鹤形。莫对夕阳嗟晚景,好看雁足系儿心。”

在H大学,虽然我教的课学生不感兴趣,但我跟学生的关系非常亲密。我来河北,在情感上也难割舍他们,他们更不希望我离开他们。我和我的一位女学生关系尤深。她很有才情,善良,我们经常在一起谈心。老实说,她可能是此生唯一让我动真情的人;我深深地默默地爱着她,她也期待着我主动表白,但我一直未踏出这一步。我很严肃,我深知,在我未找到我的心灵归宿之前,我不会停止漂泊的,而这种漂泊的生活对她来说将是残酷的折磨。她太纯贞了,太善良了,小时受过太多的苦;她不应受这价折磨。所以我克制自己,不走这一步,我只能将我的爱化作无言的帮助和鼓励。当她得知我已下定决心去河北时,她很绝望,很伤心。她问我:“你去河北,就没有一点觉得遗憾的吗?心里就那么坦然吗?”我怎么回答呢?我说,佛教讲随缘任运,不主张太执着,但同时又主张,要珍惜每一次相逢,要珍惜每一次漂泊。我不知道她是否理解我的心情。后来临走时,我就她提出的这一问题,作了一首诗,送给她,以示我的心迹,题目是“咏落花。”诗是这样的:“有意春光短,无情水流长。落日天涯尽,回首亦心伤。”我现在觉得,这诗太感伤了一点。

我来河北前,已作好忍受心灵孤独和漂泊的准备。但尽管如此,当我真正踏上旅途时,我自然觉得难受,甚至有些犹豫。当我在武昌火车站托运行李时,当时我没有吃饭,很累,坐在水泥地上,看来来往往的忙碌的人们,我突然悲从心来:这些人忙忙碌碌,也许有个可意的工作,有个温暖的家,所以他们不觉得这是漂泊,而我为了什么呢?去河北我能安心吗?如果因缘不契怎么办?如果是那样,那这次忙碌不是为了下一次更长久,更大的漂泊作准备吗?这样一想,我竟然有些不寒而栗,当时脑子冒出两句诗来:“两眼空蒙寻故里,一身尘土带斜阳”!因为太悲伤了,我没有勇气把这首诗续完。况且,我现在思想变了,“一身尘土带斜阳”固然难受,可这不正是生命的悲壮吗?不正是男子汉的风彩吗?所以,这首诗就让它永远这样残着吧。

刚来柏林寺,我确实孤独。这孤独一方面来自生活和作息制度方面的不习惯,更主要的是,我说过,我没有完全放下开始时,我非常思念我的朋友以及我的那位女学生。北方风大,常常把门吹得哐啷直响,象是有人敲门,我老发生错觉,以为还是在H大学,以为她正站在门口,因为在H大学时,这种情形常发生。

幸运的是,这种心境并没有持续多久。我很快习惯了寺庙生活。我开始把精力用在读书和思考问题上。我非常幸福的是,在这里,我碰到了一位有才气、有学识、有德行的年轻法师,他的法号叫明海。我们很谈得来。他丰富的佛学知识和修证经验以及过去世俗生活中的种种人生感受,使我受益非浅。我们经常围着树墩子吃茶,聊天,谈人生,谈哲学,也谈情感,那种生活场景是何等自在、快乐!

在柏林寺,我有个很好的方便,就是可以了解出家人出家前与出家后的心态。对这些出家人,我心生敬佩!他们那种精进,那种洒脱,那种慈悲,以及那种对生命的无限虔敬,让我激动不已。他们象我一样,曾经是心灵的孤独者和漂泊者,他们向往至美至真的充满神性的生活,他们把这种理想落实到日常生活的当下。在这里,我体验到了我愿意以毕生的生命孜孜祭奠的那种东西,而且我正着手研究它。我相信,找到它之后,我将不再漂泊;即便肉体漂泊,而心灵不再漂泊。

海德格尔曾说过,世界上有两类问题,一类叫可以追问的问题,这类问题有确定答案,一旦找出这种答案,那么这个问题的生命就结束了;一类叫做值得追问的问题,这类问题涉及的是无限、永恒本身,没有确定答案,它要求我们每个人用自己的全部生命去碰撞,它的答案就是这种碰撞本身,这类问题永远不过时,永远有生命,每一个体生命的完善,都是在做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显然,我所寻找的那个祭奠的对象本身,正是海德格尔所说的那种“值得追问的问题。”无论我今后的生活有怎样的风霜和坎坷,我确信我会一如既往地追寻它。诚如一只被海潮遗忘在岸边的海螺,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追寻渐渐远去的梦幻一般的潮声,而在自己身后的淤泥上留下一线绵长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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