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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禅宗的兴起及其主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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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禅宗的兴起及其主要特色

杨曾文

  北魏时印度高僧菩提达摩来到少林寺修行和传法,传二祖慧可后,经过僧璨,到唐代道信、弘忍创立东山法门,标志着中国禅宗正式成立,到六祖慧能创立南宗以后,禅宗在全国迅速兴起,到唐宋代以后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

  禅门五宗当中少林寺的地位何在?它也是曹洞宗的祖庭。元代著名曹洞宗禅师雪庭福裕在这里住持传法,天下三分之一的禅师都是他的弟子。后来的曹洞宗——北传曹洞宗,一直传到现在的江西、福建一带。现在禅门五宗当中只有两宗存在实实在在的传承,那就是临济宗和曹洞宗。

  禅宗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印度直接传过来的,它是在佛教传入中国,经过相当时期的民族化以后,而且在一些宗派成立以后产生的。所以它不仅继承了印度佛教的基本思想,也吸收了在它以往成立的中国佛教宗派的思想。禅宗在思想角上、佛法上并不是排斥别的佛教派别,它虽对某些佛教宗派的思想和做法有批评,但同时也敞开大门,吸收一切对于禅宗,特别是民众容易接受的有益部分。禅宗很重要的特点是适应不同时代的社会民众来传播。

  下面我们要讲一下佛教民族化的简单的过程。这过程当中造成了几个结果,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佛教宗派,特别是禅宗。现在中国佛教提倡“人间佛法”,就是提倡与咱们现在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人间佛教。人间佛教在中国最早提出者是太虚大师。太虚大师很年轻的时候就感到中国佛教已经走到末路了,就是清末的那个状态,他称之为“死人的佛教”、“鬼的佛教”。为什么呢?就是说佛教脱离了现实社会,只重视经忏、追荐法会,热衷于诵经礼忏和超度亡灵法会,忘记了活生生的现实,脱离了广大的民众,忘记了正在发展中的社会。为此,太虚大师提倡“人生佛教”,也讲过“人间佛教”。后来他的弟子印顺法师觉得还是“人间佛教”更贴近,容易接受,突出佛教贴近民众这么一个特色,便以“人间佛教”来倡导。实际上太虚已经提过“人间佛教”,写过“人间佛教”建设方面的文章。

  太虚对中国佛教是很了解的,他如是对禅宗进行定位:“中国至晚唐五代以来,佛教可谓完全是禅宗之佛教。”禅宗成为中国佛教的主体了,“禅风之所播,不惟遍及佛教之各宗,且儒家宋明理学、道家之性命双修,亦无不受禅宗之酝酿而成者”。到明代以后,天台宗有吗?有。净土宗也有,华严宗也有,然而这些宗派也都受禅宗的影响。儒家宋明理学被看作是中国哲学发展的高峰。宋明理学,或称道学,包括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学在内都是理学。“道家之性命双修”,这个道家是道教,叫“性命双修”,也受禅宗的影响。“故禅宗者,中国唐、宋以来道德文化之根源也”。大家注意这个结论,“唐宋以来道德、文化之根源也”。这个判断非常简单,希望你们掌握住,将来别人问禅宗在历史上有什么贡献呢?可以参考这个提法。太虚说,“中国佛法之骨髓在于禅;中国佛教特质在禅”。

  再回过头来,禅宗怎么形成呢?就必须结合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历史来加以说明。佛教什么时候传到中国的?在历史的记载当中,曾经发生过一些混乱,就是因为佛教跟道教之间的斗争有一段时间很激烈,所以西晋道士王浮就伪造了《老子化胡经》,说老子出关以后到了印度,在那里传法教化胡人,释迦牟尼佛是他的弟子之一。佛教当时为了反驳这个理论,除从正面加以说明,也造出文书进行辩驳,甚至把佛教产生的时间往前推。所以记载佛教成立乃至传入中国的资料比较杂乱。近现代以后,中外学者结合东西方交通的历史,把一些资料加以梳理,佛教产生的历史就搞清楚了。古印度释迦牟尼佛大约生活在孔子所在的时期,即公元前五六世纪。这个时间定了,公元年五六世纪相当于中国什么时代呢?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时代。那么佛教什么时候传到中国呢?这个也好搞清楚了。很清楚,中国的历史有记载,据《三国志》记载,前汉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使伊存口受《浮屠经》”。元寿元年是公元多少年呢?公元前2年。大月氏原居中国敦煌、祁连山一带,公元前2世纪因被匈奴战败,被迫西迁,征服大夏,占领阿姆河、锡尔河流域,大约在公元1世纪建立贵霜王国,并将所占地域扩展到整个印度西北地区。后来,大月氏往往是指印度,他们迁居那里之后很快接受了佛教。大月氏的使者在西汉末年到了内地,向博士弟子景庐口传佛经。博士是五经博士,学儒家经典的,专门研究五经。博士本身地位不低,因为汉武帝的时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博士,相当知县地位。大月氏口授《浮图经》,就是讲佛教的经典,估计所传授的就是早期《佛经》当中关于释迦牟尼佛本生传记和传法的这一部分。这标志着佛法传入中国的开始。

  到东汉明帝的时候,再次派使者去求法,请大月氏的僧人摄摩腾、竺法兰来中国,用白马驮经而归,翻译的第一部经就是《四十二章经》。所建藏经的地方,因白马驮经而归称为白马寺。然而,不能认为此时佛教才传入中国。汉明帝有一个弟弟,即楚王刘英,在这以前已经祭祀释迦牟尼佛了,身边有出家的沙门,也有男女居士一块在祭佛,把佛跟黄老的像一块祭祀。早期人们不区别佛教和中国本土方术或者是周围传来宗教的区别,按照中国传统的祭祀方法来祭祀佛和黄老。这是佛教早期传播的特点。

  佛教何时传入中国?概括地说公元前后佛教传入中国就可以了。我这个说法是意味着公元前2年有文字记载佛教已经传入,至于没有文字记载可能更早,但是讲话要有根据啊。所以说是公元前后印度的佛教通过丝绸之路、河西走廊,到了当时的国都,西汉的时候是长安,东汉的时候是洛阳,就传到了内地,这是第一个结论。传入以后人们对佛教有一个认识的过程,最早的是社会的上层人士——最高上层自然是皇帝。东汉桓帝就信奉佛教,在宫中祭祀佛陀跟黄老,也是一块儿祭祀。他们想象的佛教跟当地的宗教信仰并不矛盾。在跪拜祭祀佛陀的时候奏什么乐呢?用祭天之乐,中国祭天最高隆重的仪式,用这个礼乐,说明佛在他心中的地位极高。这都属于初传阶段,两汉魏晋的初传。

  到东晋十六国时期,佛教开始普及了,从上层贵族、一些知识分子,到平民,一般的老百姓就开始信仰。当时的社会环境,北方有五胡十六国,五个少数民族从边疆地区进入中原,在中原当国王、当皇帝。西晋灭了,南下成立东晋政权,所以形成南北分裂的局面,一直到隋统一中国。东晋以后,南朝宋齐梁陈,北边有北魏,形成南北朝。东晋十六国时期佛教就开始在民间传播了,到南北朝,南方、北方虽然有战争,但是相对稳定。最乱的时候就是十六国时期,北方朝廷走马灯似的换,战争很多。佛教在战争混乱局面当中有安抚人心的功能,很多人感到生前没有希望,佛教能够给人们以安慰,展现来世的安乐景象,另外向统治阶层传播就是爱护生灵,不要乱杀生。比如后赵的石勒、石虎兄弟,把大和尚佛图澄,不仅当作是大和尚,而且奉为军政的顾问。打仗了问谁啊?问佛图澄。佛图澄告诉他们要爱护生灵,不能杀生,劝他们弃舍屠杀政策,提倡恢复农业,使民众安居乐业。按照中国儒家理论,少数民族不能在中原当皇帝,但是佛教讲因果报应。佛图澄曾对石虎说,你前生供养了很多和尚,你前生做了善事今生当皇帝,那是理所应当的。佛教用善恶报应思想来对抗儒家的种族歧视,少数民族不能当皇帝的观点。在佛图澄的时候,取消了禁止汉族出家的规定,所以那以后出家人里头汉族人也多了,各民族都可以出家。佛教在十六国时期得到空前发展。另外,佛教在民族大融合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社会混乱当中起了一个安抚人心的作用,宣传念佛在死后可以往生极乐世界的信仰。

  在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当中,往往与民族大融合密切相关。中国每一个朝代民族大融合以后,就有民族文化的大发展。这个我不想细讲,因为我们将来有机会请一些研究中国文化的人来讲这个问题。南北朝时期是民族大融合时期,经过南北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沟通,出现隋唐盛世文化的大发展。后世又出现了几次类似情况,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南移,开发了南方偏远地区。两宋时期北方有西夏、辽、金、蒙元。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接受汉文化,促进文化的发展。到清的时候也有这个现象,清进关以后进一步接受汉化,接受了包括佛教在内的文化。

  东晋十六国时期是佛教的普及时期,南北朝是佛教的研究时期,因为有了普及,中国的高僧和学者,包括世俗的学者,对佛教做了深入了解。怎么了解佛法?对佛教经、律、论三藏深入研究,通过研究加以注释,在注释中把自己的见解写出来,形成了很多学派。老师传弟子,弟子再传弟子。这些学派,有的围绕一部佛经或几部经、一部论或几部论。因为人一辈子精力有限,所以要把最重要的力量用在一部经典或者几部经典上。涅槃学派围绕《大涅槃经》,特别是佛经的问题,不仅要讲清楚,而且要将每一句,每一个字注释。还有人研究三论,对《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进行研究,中心在今南京栖霞山。还有从少林寺菩提达摩开始对《楞伽经》的研究。菩提达摩认为,在汉地只有四卷《楞伽经》最适合传播。达摩提倡读的《楞伽经》的重要思想是什么呢?人人生来就有清静的“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就是佛性;人人都有佛性,跟佛在本质上没有区别;本性就是如来藏,生来就是清静的。只是由于人有情欲、有烦恼、有污染,才把佛性污染,如果你把污染去掉,清净佛性显现,那就跟佛一样。这是《楞伽经》的基本思想。达摩提倡坐禅、观心,认识自己,讲“理入“。理就是佛性。如果你的认识和理相契合,达成一致,就是“舍伪归真”。这个学派就是楞伽宗。

  这些宗派的兴起说明什么问题呢?中国的教内外学者用中国的传统的思想重新认识佛法,而且加以注释,提出自己的见解,把佛教的民族化进程推进一大步,为隋唐时期在形成中国带有民族特色的宗派创立了思想前提。当然还有别的,还有经济方面的,最早的佛教寺院经济依靠什么呢?形成了不同于印度的,以土地经营为基础的寺院经济。中国南北气侯变化很大,领域很广,如果靠释迦牟尼佛在世创立下来的靠施舍的方法,即乞食,带着钵盂挨家挨户的乞,要饭吃,过午不食。按照这种方法,不能认为他富了我就每天去要饭吃,他穷了我就避开,不行!挨户挨家走!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乞食。中国能那么做吗?中国的气候环境跟印度相差别很大,靠乞食是不可能的,只有靠土地经营。地哪来的呢?世俗信众施舍的,包括国王贵族施舍的,包括自己开荒的。白天很多有劳动力,就是中青年的出僧众下地干活,晚上修行坐禅。大约在农历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那个时候农活不是很集中,可以有一部分人完全固定下来安居。这个安居的过程不得了,同时也就是佛教进修的一个好机会,安居过程当中可以提高自己对佛法的理解和修养,经过打坐,各方面提高很大。所以在有寺院经济这个情况下,就可以支撑寺院照常运转,而且不断发展。这样的话,寺院经济为隋唐时期宗派的创立在物质上提供了前提。

  隋唐时期的佛教宗派,有的实际就是在南北朝的基础上建立的,比如天台宗、三论宗都是如此。禅宗也是这样形成的,追根溯源就追到少林寺达摩了。了解隋唐时期形成佛教宗派,应当了解有这么几个前提。我们什么时候都要着眼于历史。我是学历史出身的,深深感受到把一个问题搞清楚,没有对历史情况的梳理,不理解历史的空间、历史的环境,对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物、思想什么也搞不清楚,说出来自己不满意,别人听了也是糊里糊涂,所以请大家要有历史的意识。今天如果没有历史的意识,时代的意识,佛教要往哪儿发展啊!在大的寺院当一个住持不容易,日理万机,而脑袋里首先要辨认的是时代定位的问题。我们处在什么时代?有的人确实不注意这个,所以总是感到困惑。有了时代意识,但又不是赶时髦,应看到历史的主流,或说是主旋律。古代也是这个问题啊。这个不能太发挥了,这实际是个审时度势的问题。

  隋唐时期,有一些人能够有这个时代意识。南北统一了,佛教不能停在原来的阶段,把南北的佛法的特色汇总起来,建立自己的学说和宗派。他们当初没有想到成立宗派,几代以后才说这是某某宗派,当时只有学说。比如说天台大师智顗创立了天台宗,他本身没有说我要创立天台宗了,没有这个想法。他在说法当中贯穿了很多的想法,就是把南北的佛法加以汇总,其他的法师也是这样。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研究推进了佛教中国化,结果促成隋唐时期带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的创立。到现在为止,我个人认为隋唐时期奠定的民族佛教的格局还没有完全打破。佛学院讲课,还是要讲八宗,现在讲佛学思想还是讲什么宗什么宗。中国的佛教宗派扩展到外国,韩国、日本、越南也是这样的,他们当然也有他们的佛教民族化的过程,但是佛教宗派主要是来自中国佛教的移植和发展。

  在隋唐所形成的宗派当中,实际上过去有一个分法,受日本的影响,后来日本也不怎么提了,就是把研究《俱舍论》的叫俱舍宗,研究《成实论》的叫成实宗,加在一块有十大宗派。实际研究《俱舍论》的也是法相宗的学人,研究《成实论》的学者一般就是三论宗的学人,所以就是八大宗派。在八大宗派当中最富有民族特色的有三个:一个天台宗,一个华严宗,一个是禅宗。禅宗的产生比较晚,但不是最后,禅宗跟密教成立的时间差不多,但正式形成要再向前追溯,比密宗要早,相当于高宗武则天时期。我们现在一般就是说佛教禅宗的发展有几个阶段:第一个是酝酿期,就是菩提达摩到中国面壁、传法,然后传到二祖慧可,三祖僧璨,这是一个酝酿期,大体延续到隋朝。到了唐代的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当时在双峰山传法,五祖到了东山,现在有五祖寺。那个时候他们开创的禅法叫“东山法门”,标志着禅宗的正式形成。那个时候很明确的就认为初祖是达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然后第三个阶段南北禅的并立期,五祖门下神秀跟他的弟子普寂等人传法于北方,受到了朝廷的直接支持,在以东西两京(唐代西京长安、东京洛阳)为中心的广大北方地区传播北宗。北宗的历史不能被忽略,你不能否认它,它确实是在北方传播了,不管从文字记载或者是考古资料,特别是碑文都是有记载的。但是特别是近代以后,上个世纪敦煌禅籍的发现也证实了这个说法,北宗曾经很盛行。六祖慧能从黄梅弘忍门下受法南归,在曹溪传法,长期间影响很小。到了他去世以后,他的弟子神会北上,经过跟北宗辩论,南宗影响扩大。因为神会在“安史之乱”当中通过授戒、卖度牒筹集军饷有功,得到了皇帝的嘉奖,南宗地位得到朝廷的承认。“安史之乱”以后,依靠朝廷的北宗迅速衰落下来。后来藩镇割据,中央朝廷势力越来越小,北宗失去朝廷支持而逐渐衰微。南宗因为得到皇帝的认可,禅宗进入第三阶段——南宗都盛期,北宗衰落,直至湮灭不闻。最后在唐末五代,进入“禅门五宗”(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并行发展。宋代以后,只有法眼宗、云门宗、临济宗、曹洞宗,后来发展到只剩下临济宗、曹洞宗二大宗派。

  禅宗为什么能够传播到现在呢?那是因为它有特色,简单来说,它最适应社会,适应现实,贴近普通民众,简单易行,孕育着强大的生命力。这个下面解释的时候要讲的。

  刚才对佛教民族化基本是讲完了,下面是结论了。结论就不细讲了,作出结论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加准确的表达。

  一、佛教民族化的历程

  进入南北朝(420年~589年)时期以后,随着佛教的深入普及,在南北方陆续兴起研究佛教经论的风尚。在佛教经论中,主张人人可以成佛的《法华经》、宣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大涅槃经》、论证诸法性空和中道的《般若经》及《中论》等、论述“三界唯心”的《十地经论》、讲心性转变的《楞伽经》等大乘经典,以及讲述早期佛教解脱理论和系统的名相分析的阿毗昙(小乘论书)等,都被普遍研究、注释和讲解,形成以讲一部或多部佛教经论为主的众多学派。这种对佛教经论的深入研究和著述,促进了佛教对传统儒、道思想和民间信仰、习俗的吸收,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向前推进一大步。

  下面我要讲几个结论了,这几个结论也是多年研究的结果,经过深思我认为下面三个结论最重要。这个也是方法论,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就是从中得到一些结论性的东西,这个结论的东西就是通过观察过去的、现代的一些现象,提供一个方法论,一个指导。

  第一个结论:通过对佛教各种经典、教义的研究比较,确定以大乘佛教作为中国佛教的主体。

  现在不是光中国有佛教,佛教也不完全是一个宗派的,一个体系的,至少有南传佛教,有北传佛教。南传佛教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这些国家流行。这些国家的佛教曾经有过大、小乘并传的阶段,但是后来还是回归于“小乘佛教”,他们称为南传上座部佛教。因为释迦牟尼佛,涅槃一百年左右到二百年之间,佛教发生了分裂,形成了上座部、大众部两大系统,后来两大系统不断的分裂,进入了十八部派或者是二十部派。因为南北传佛教资料记载不一样,部派数目记载不同。

  现在的南传佛教称“南传上座部佛教”,按中国的史书来说,称是“小乘佛教”。因为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开始的时候是带有贬义和褒义,就是说你是羊肠小道,我是阳关大道,你是小船小车,我的是大船大车,你们是一部分得到解脱,我们是全部得到解脱,本身带有贬义、褒义。现在我们有时虽然也称大小乘,但已去掉褒贬义,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讲的。那么在国际场合,特别是少林寺现在的名声很大,你跟南传佛教僧众交往,要注意尊重对方,要避免讲你们是小乘佛教,我们是大乘佛教。

  中国佛教跟南传佛教不一样。因为佛教传到中国的时候,同时把大小乘的佛教经典传到中国来了。开始的中国人并不区分哪是小乘佛教,哪是大乘佛教。为什么呢?佛教上第一句话都是一样的:“如是我闻”,我当年听佛是这么说的,然后是“佛一时”在什么地方、跟什么人说法的。既然是佛说的,怎么能有大小乘之分呢?佛经是按照阿难的口气,我听佛这么说的。可实际呢?佛教是不断发展的,大小乘佛教的思想不完全一致。中国经过初传、普及,到研究阶段,在鸠摩罗什翻译出大量的大乘经典,特别是在翻译《三论》、《维摩诘经》以后,大、小乘的自觉意识在中国的僧众当中得到加强。有意识地认为自己应当接受大乘,因为《维摩诘经》当中有批评小乘的话;《三论》当中也有批评的思想。所以从那以后中国就逐渐选择了大乘佛教。南北朝时期,这种选择的结果通过判教理论得到体现。什么叫判教?就是把佛法加以分析、分类,然后加以排比,哪一个高,哪一个低,什么关系,这叫判教学说。比如说天台宗的“五时八教”就是判教学说。这些判教学说,如果根据天台宗智顗《法华玄义》的介绍,南北朝时全国形成十家著名的判教学说,叫“南三北七”——南方三家北方七家。它们的判教内容虽有不完全一样之处,但是有共同之点,都把以《阿含经》所代表小乘佛教放在了低的地位,把《般若经》、《法华经》、《大涅槃经》、《华严经》都放在很高的地位,最高的地位,有的把《法华经》放在第一地位,有的把《涅槃经》或《华严经》放在第一位。这说明什么呢?中国佛教徒认为大乘佛教最能代表释迦牟尼佛的说法,所以将它作为中国佛教的主体。这个选择一直沿用到现在没有改变。后来中国有人想提倡小乘,但没有成功。中国的八大宗派都是以大乘经典为主体,为主要的依据,天台、三论、华严都是大乘宗派,甚至道宣的四分律宗也是如此。《四分律》本来是小乘律,但是道宣在解释当中把它纳入了大乘的佛法体系。他将戒分为四科:戒法、戒体、戒相、戒行。“戒体”就是纳戒法于心,虽然受戒人看不到,但是经常受到它的制约,实指受戒以后形成的对戒律的一种意志和信念,制约你一生严守戒律。佛教界以往对戒体有所谓色法,非色非心的说法,道宣用法相宗的阿赖耶识中的清净种子来解释戒体,这样的话,便把《四分律》戒的解释纳入了大乘佛法体系。所以我说八大宗派是以大乘为主体的。

  第二个结论:经过南北朝时期的研究,将般若中道思想作为中国佛教的重要理论基础。

  没有这个理论基础,禅宗成立不了,其他宗派也成立不了。寺院为什么每天念《般若心经》呢?《心经》里面的学问大了。“心”就是精要、纲要,是般若类经典中的根本精神所在。古来的《般若经》有小品大品之别,最早的有小品经,如东汉翻译的《道行般若经》、三国吴翻译的《大明度无极经》、后秦有《小品般若经》,皆是小品般若的不同翻译。大品的翻译,晋朝的时候有《光赞般若经》、《放光般若经》,后秦有《摩诃般若经》,最为流行。“空”就是虚幻无实,不等同于没有,“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不可分的。般若思想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的理论基础,也是后来中国各宗,特别是禅宗传法的一个重要思想。我难以想象,如果没有般若、没有不二思想,禅宗怎么传法?所以六祖慧能在圆寂以前讲三科法门、三十六对法,讲说法时“出没即离两边”。什么叫两边呢?边见,常见、断见都不行,不常不断,不生不灭这才是正法。所以这个是一个理论基础。为什么中国这么选择?中国也有思想基础啊!玄学,魏晋以后,讲三玄——《周易》、《老子》、《庄子》,玄学经久不衰,与玄学相似的就是佛教的般若和中道思想。所以最早成立的学派就是六家七宗,这是对《般若经》当中的空的不同解释而形成。什么是空啊?万法皆空,一切法的本质是空的。什么叫空?因为解释不同就形成了七家,为什么叫六家七宗?其中一个跟道安那个本无宗相似,叫本无异宗。这是《般若经》的普遍传播,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思想的发展。比如说僧肇的《肇论》,就是阐释般若思想的,特别讲不二思想的。后世禅宗说法经常引用《肇论》的思想。

  第三个结论:受儒家人性论的启发,以大乘佛教的佛性论作为众生超凡入圣,觉悟解脱的理论依据。这是中国佛教第二个主要理论依据,一个是般若,一个是涅槃佛性论。

  中国人做什么事都要追根溯源,讲内在依据。儒家讲人人都会成为圣贤,为什么呢?有什么根据吗?孔子提出性善论,说人生来就有善的本性,后来孟子有很大发展,认为人如果按照本性去发展,再一修养就可以成为圣人、贤人。当时有的人提出来水可引之向东向西,哪有性善性不善。还有主张性恶论的荀子,比孟子稍微晚一点,他说人生来好逸恶劳,不爱干活,就爱享受,这种恶的本性,人人都有。既然人人性恶,那怎么成为圣贤啊?你不是性恶吗,那就要靠外在的礼制,进行强制性教育、管教;还可以用法来强制你遵从社会规范、规则。荀子有两大弟子韩非子、李斯,都是法家。还有性有善恶论,说人性兼有善恶,发展善的方面成为圣贤,放纵恶的方面成为恶人。

  不管怎么样,中华民族的思维有一个特点,凡事总要要追溯根源,那么成为圣贤的根据是什么?儒家占主导地位的性善论认为是生来秉有的善性。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大乘佛教讲成佛的问题,解脱的最高境界是成佛。那么,成佛又有什么内在的根据呢?《大涅槃经》里讲人人都有佛性,人人可以成佛,善性灭绝者“一阐提”也能成佛。最早的传播是六卷本,东晋的法显带回了早期的六卷本《涅槃经》,讲一阐提不能成佛,没有佛性。后来北凉四十卷本《大涅槃经》翻译出来,经文讲一阐提也有佛性,也可以成佛。中国人看到这个,觉得和中国的性善论是相似的。然而在《大涅槃经》中对佛性的说法很不一致。什么叫佛性啊?众生是佛性、十二因缘也是佛性,等等。有的经文说佛性就是“菩提种子”,就是觉悟的基因。中国学僧对此加以发挥,南朝研究佛性的形成很多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竺道生的佛性见解,认为佛性就是“理”,就是人生来秉有的本性。有的讲佛性是神明,即灵魂,说它的清净的部分就是佛性。梁武帝写《立神明成佛义记》,说神明当中有体、有用,“用有兴废,体无生灭”,神明之体是清净的部分,是永远存在的。佛性问题受到中国人的重视,尽管解释不一样,但是把佛性论纳入中国的佛教体系并作为重要理论基础。现在我就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三个结论,它们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佛教宗派。

  第一个是以大乘佛教为主体;第二个般若空的思想、中道不二思想,是中国大乘佛教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第三个涅槃佛性思想是中国佛教的另一个理论基础。后面的两点,或者是三点加一块,禅宗表现最为突出。禅宗的自信,自修、自悟的主张,立足点就是大乘佛法,特别是依据了佛性的思想,而禅法的灵活性、应变性,它就是发挥了般若不二的思想。

  为了讲禅宗的特点,必须回顾一下禅宗以外各宗有什么共同的特点,这样的话就容易领悟禅宗的特点。禅宗以外有什么宗?第一个天台宗,第二个三论宗,第三法相宗,第四华严宗,第五律宗,第六密宗,还有一个净土宗。禅宗以外的宗派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各宗派按照自己的判教学说,都有一部或者是几部佛经论述作为本宗依据的基本经典。天台宗以《法华经》,华严宗以《华严经》为基本经典,法相宗有“六经十一论”,实际有的没有传译进来。

  第二,各宗创始人都撰有卷帙浩繁的论述本宗教义理论的著作。天台宗有《法华玄义》等三大部,华严宗有法藏的《华严经探玄记》、《华严五教章》等等。

  第三,按照各宗教义,虽然修行方法不一样,但是都提出一个比较严格的修行的程序。天台宗提出“一心三观”的理论,通过观空、假、中三谛得到三种智慧,体认最高的中道实相,达到觉悟。华严宗提出了观想以真如法性为宇宙万物本体本原的法界法门,法相宗通过体悟一切是唯识所变的认识,通过转识成智,达到解脱。举一个例子,天台宗有三观,观空、假、中三谛,认为一个事物有三个方面:一是从本质上讲的,因为它是各种缘分形成的,所以它是空的;第二是说,虽空但有假相存在,有外相,有现象;第三是说空、假相即不二,空的方面跟有是不分离的,用《般若心经》的说法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是三谛,观此三谛来断三种烦恼:见思惑、尘沙惑、烦恼惑,然后达到三智: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其中一切种智最高,是佛智。天台宗有此修行程序,其他宗也有自己的程序,然而禅宗不讲这些。

  第四,各宗都强调写经、读经、讲经和坐禅,做各种善事,积累功德等,禅宗不是不讲,但是作为修行来说,最重要的是“识心见性”,达到心性觉悟,认为离开自性,向外求佛求法,永远达不到解脱。

  下面进入禅宗本身,禅宗跟各宗相比有什么鲜明的特性呢?

  第一,它自称教外别传,以心传心。佛教各宗都有判教理论,禅宗本身没有系统的判教理论,但是在南宗兴起以后,特别是与禅宗以外的各宗加以比较的时候,自称为宗、宗乘,然后称其他各宗为教,也称各宗为教乘。禅宗自称所传不属于言教,是超越于语言文字之教,所传是佛心。因此禅宗也称“佛心宗”。到宋代以后形成一种看法,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有一天在灵山说法,各大弟子都在,他没有说话,手拿一个青莲花,拈花示众,也不说话,下面的弟子都说佛怎么不说法,都很严肃的看着佛。这个时候只有大迦叶,突然一笑,叫破颜微笑。释迦牟尼看到很高兴,说,好,我这里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现传授给你。大迦叶的一笑,表示他已经从佛那里受法。受了什么法呢?源于佛的心法、心地法门。这就是以心传心,所以禅宗后来将大迦叶奉为“西土第一祖”。西土二十八祖,第一祖是谁啊?大迦叶,最后一祖是菩提达摩,兼东土六祖中的第一祖。列祖传什么?传心法。

  什么叫“教外别传”呢?在佛的言教之外的传的心,就是“教外别传”,不立于文字。认为心法是任何的文字都没有办法描述的,说不清楚,怎么说都有缺点。这种思维方法在佛教以外有没有?类似的也有。老子《道德经》第一句话就是“道可道,非常道”。“道”是可以说的,但是说出来的“道”就不是原来存在的那个“常道”,有距离。就好象我们画一幅画,画月亮,画的很像,但毕竟永远不是原来的月亮。按照这种逻辑,文字可以表述佛的本怀,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表述佛的本怀。所以后来丛林间禅话中的“何为祖师西来意”,即达摩为什么到中国来啊?一百人有一百人的回答,任何一个回答都不完全,都不准确,最好的回答就是不回答。后来唐宋之间参禅当中经常问的就是“何为祖师西来意”?回答没有完全一样的。有的禅师听此一问,便一棒子下去或大声喝一声,回避回答。

  这里举一个例子。比如法眼宗创始人文益在《宗门十规论》中说:“祖师西来”,祖师是谁啊?菩提达摩祖师,“非有法可传”,但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强调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不提倡读经,著书立说。这样便与禅宗以外的宗派划清界线。后来有各种说法,到宋代的时候归纳出四句,作为禅宗的基本宗旨。希望大家能背下来,说禅宗是什么宗旨啊?“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别人问你不立文字,怎么禅宗的文献最多啊?禅宗虽然讲不立文字,但是又主张可以借助文字来传法。这实际是真谛和俗谛的关系。光有真谛没有俗谛,佛法就断了,不用俗谛也就永远没有办法描述真谛了。真谛是远离文字,不可描述,不可讲的。但如果真的没有文字,你怎么知道真谛的内容呢?所以真谛与俗谛尤如两条腿,应该并行。

  标榜“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就是禅宗的第一个特色。所以很多禅宗的语录、史书记载,如果一个禅师进入寺院,不知道禅门的规矩,每天关起门来读经、坐禅,就受到师父的批评,认为他没有抓住根本。禅师的目的是引导弟子自修自悟本性。唐代著名的禅师马祖道一,在南昌传法,弟子上百人,把禅宗进一步推向全国。然而马祖道一开始在南岳怀让禅师处学法,他就是抓住一个理——“坐禅”,早上起来吃完饭就去坐禅,一有时间就坐禅。怀让一看,后生有发展前途,但是方法有问题,没有掌握要领。便在他经常经过的地方磨砖,每天磨。马祖开始不知道师父磨砖干什么,不好问,一次、两次、三次,“师傅,你每天磨砖干什么?”“哎呀,我要磨一面镜子啊!”古代的镜子不是玻璃的,是铜的,铜越磨越亮,磨砖磨着磨着就没有了,怎么会磨出镜子呢?这正是怀让要引导的入手之处,你不是问我吗?马祖就说了,“不对啊,没有听说磨砖可以磨出镜子来!”怀让说:“好了,磨砖既然磨不出镜子来,你坐禅可以成佛吗?”佛绝不只是一个坐相,只坐禅也不能成佛,关键是你对心、你的心性有觉悟吗?譬如你坐牛车,牛车不走,你拿了鞭子打牛还是打车?他说,“当然打牛了。”“好,那你修行成佛,就要在觉悟心性上功夫啊!”又给马祖讲一些道理,他听了以后大悟。这样,马祖道一以后成为一个著名禅师。这是第一,讲心性觉悟。

  第二,禅宗讲人人都有佛性,都可以成佛,引导信众自修自悟,识心见性,顿见本性,不主张到处求佛求法。或者说“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佛就是众生;自性悟,众生即是佛。佛教讲平等,但是禅宗更讲平等。佛不是高高在上,脱离民众,民众也不是跟佛有不可跨越的鸿沟,关键是对自性是迷还是悟。自性迷的话,佛即是众生;自性悟,众生就是佛,佛和众生处于流动的过程之中。所以禅宗不讲修行阶次的“十地”等,不讲从一个境界到另一个境界,然后才达到成佛的过程。禅宗是讲顿悟的,也不讲一悟永悟,悟了就永远悟了。要保持自心清净,不断地悟。世界之大,法门之多,哪能一悟就永悟了?所以禅宗鼓励不断地自修自悟,自成佛道。这是第二个特色。

  第三,禅宗主张“定慧不二”。初创时期的禅宗以神秀、普寂为代表的北宗,针对当时佛教界热衷读经、讲经和著述的风气,曾提倡观心。北宗不是不讲佛性,也讲佛性,但是它讲通过坐禅这个形式,从浅入深,从外到内,从现象到本质,来观察、再观察,认识外在皆空,再观察你的自性,自性也是空,然后达到解脱。是讲渐次,像上楼梯似的,一步一步地进展。敦煌文献中发现一个文件,叫《大乘五方便北宗》,讲修行方便之门。其中讲大和尚引导弟子们坐禅,是先受大乘戒,然后坐禅。大和尚说诸位“和子”,“注意,往远看,再往远看,看见什么了吗?”回答:“没看到。”“再看,上下看,四方八面看,看到什么了吗?”“没看到。”引导弟子体认空、一切事物空寂无相,然后再引导断除心性当中的一切执著,断除情欲烦恼,达到入悟。这种方法叫“拂尘看净”,属于渐教法门。后来在五祖门下的神秀作的偈颂就是:“时时勤拂试,莫使惹尘埃”。对自己的心要跟擦镜子一样地擦,莫染上尘埃,修行要不间断地进行。

  慧能的南宗提出“定慧不二”,坐禅是可以坐的,但是坐禅跟智慧不是分开的,不是“依定发慧”,定与慧是一个事的两面,好象灯跟光是一样的,有了灯就有了光,看到光也就看到有灯,不能分开的,所以叫“定慧不二”。你只要体悟自性,“慧”本身也就是“定”。提倡“无念为宗”,“于念而不念”,“虽即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常自在”,要人取消对任何事物的好恶、取舍等观念,做到自然无为,将修行置于日常生活之中。禅宗的宗旨有三个: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念、无相、无住,是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念,就是我们的念头,我们人除非死掉,总是有念的,念念不断,关键怎么引导。六祖慧能不希望人们把念断掉,把念断掉不是死了吗?那不行啊!要于念而无念,虽然不断的念,但是你无住,你不执着于一点,没有取舍之心。我举一个例子,人在闹市,看到这么好的相机,这么好的电视机,能做到不动一念吗?看着表好,就想买一个,看着电脑,就想配个好电脑,看到这个好就买一个好的。如果虽看到、想到,却没有产生取舍之心、贪取之心,就是无念,“于念而无念”。

  类似这种思想在《老子》里面有,但是不完全一样。《老子》讲不看到这个东西便没有对它的欲望。比如说我再举电视机,现在电视机升级很快,原来不是平板屏幕的,现在是平板的,又有好多类的,有挂在墙上的,像放电影一样的。看了以后就会追求贪取之念,得不到就会不满足。邻居都有了我没有,觉得心理不平衡。《老子》中有一句话叫“不见可欲而心不乱”,说我没看到东西就不会对它产生欲望。禅宗不这样,看了也不乱,这就是“虽即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常自在”,禅法是以“无念为宗”。《金刚经》讲“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清净之心的产生不应该离开现实,要求在日常生活中做到无所取舍。

  第四,就是因机施教,这就是“门庭施设”。禅宗特别重视因机施教,就是在正面传法之外,借助手势、动作,乃至棒打、吆喝等做法来提示弟子。提示弟子自己努力,自己修行,自己达到觉悟,不要靠别人,不要依赖别人。唐末五代形成禅门五宗: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后来临济宗又分了黄龙和杨岐两派,成五家七宗。各宗在禅法根本的理论上没有差别,差别主要是引导的方法有所不同,这就是“门庭施设”。临济宗有“三玄三要”等,曹洞宗有“偏正五位”等。

  这里简单回顾一下,从禅宗创立,并不是说各个禅师都没有作正面的言教,是有的。比如说道信、弘忍、慧能,都有正面的说法,不是回避,向门下讲了很多话。六祖慧能如果一句话不讲,哪来的《六祖坛经》呢?后世禅师在开法普说中也有正面说法,除此之外就是平常地引导弟子中,经常是有问有答的。从总体上来看,南宗从慧能到他的弟子神会、怀让、行思等人,主要是采取正面说法的方式引导前来参禅的学人,然而在慧能下二代道一、希迁以后,往往采取暗示、反诘语、动作,乃至棒喝的方式来启示学人。

  现在举例说明,先举暗示。唐代有位庞居士,原是准备进京赶考的,中途改变主意想投马祖出家,但最后没有出家,成为在家居士。他的身份不一样,经常到各大山门参禅,受到欢迎。庞居士始见马祖时问:“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意为超越于万法之上的是什么?实际上讲的是真如佛性的问题。真如佛性被当作一切万事万物的本原、本体,相当于过去所说的帝王。曹洞宗就把真如的概念,空的概念当作“理”,称为君,把万事万物称为臣,提出“君臣五位”之说,讲的是理事关系。理和事,万事万物的关系如何啊?是问这个呢!如果马祖说,是真如佛性、是理不就完了吗?不能这么回答的,要启发本人觉悟。说你一口把西江的水喝完了我再给你说。回没回答?西江就是赣江啊,南昌附近有个赣江,说“一口饮尽西江水”。庞居士一听就明白,哦,让我自己觉悟啊!这就是说佛与真如佛性是不能用语言文字加以表达的。

  还有一个隐喻的方法。百丈问:“如何是佛法旨趣?”百丈怀海是马祖道一的弟子。马祖回答:“正是汝放身命处”,这是暗喻的方法,说佛法本身就是你安身立命之处。还有动作,庞居士“不昧本来人,请师高着眼”,说我已经体悟自己的本来的面目,如果您认可请将眼往高处看,然而马祖不认可,只往下看。这不也是回答吗?还有动作。有位水老和尚问马祖,“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说菩提达摩祖师当初为什么到中国来啊?真正的原因何在呢?马祖没有回答,抬起一脚踹过去,水老和尚个子不高,当时就被踹倒了。他倒了以后没有生气,当即大悟。起来鼓掌哈哈大笑,“大奇,百千三昧,无量妙义,只向一毛头上,便识得根原去!”这里讲了《华严经》中的圆融思想,一个毛头可以放进大千世界而绰绰有余,因为理事是互融的、大小是互融的。

  另外比如说打手势、走动、礼拜,拿下拂子,放下拂子等等都是一种传法的语言。这些能做到吗?这些原是来自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不通过语言文字来表达意思。你在家里与人说话,孩子放学回来,你点点头,招招手他就懂了。有的“啪”打一下懂了,喊一声也懂了。但是后来禅宗在发展当中过度使用这些,甚至自身不深明佛法,动不动就棒打弟子,打得弟子更加糊涂。到了明清以后,有一些禅师不高明,动辄棒打。严师出高徒,如果严师本身不高明,如何出高徒!

  另外,喝,就是大声喊叫。百丈怀海讲“佛法无小事”,我当年被马祖大师一喝,震得三日耳聋。马祖长的个高,身体魁梧,百丈可能问的是“何为祖师西来意”,马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大喝一声。有一个僧人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马祖没有回答,举棒就打,说我不打你别人就要笑话我了。棒打吆喝,统称棒喝。

  第五,是玄学化的思维。在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上,玄学有它的功劳,这个功劳我一说大家也就理解了。汉武帝的时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者地位提高了,儒学属官学,成为正统思想,学习和研究五经,不仅是一种学问,还是为官之道。所以五经博士和弟子,对《易经》、《尚书》、《诗经》、《仪礼》、《春秋》这些经典研究一辈子,研究来研究去,不断扩充注释,几个字注几万字,弄的五经蕴含的原义支离破碎。后又有今古文经之争,争来争去,问题没有解决。于是应运出现魏晋玄学。玄学的做法就是改变过去那种做法,从整体上、从思想角度来诠释和概括一部经的思想,文字讲究简而约。当时称《周易》、《老子》和《庄子》为三玄。玄学讲本末、动静、体用,认为在现象背后有本(本体、本无),本体与现象是本与末的关系,以本制末,以静制动。本体与现象、无与有,是主从关系。禅宗实际也就吸收了这种思想,因此士大夫乐意接受。所以唐代、宋代的士大夫很多人接近禅宗,像苏轼兄弟、黄庭坚都是这样。我刚才讲的庞居士,丛林对庞居士评价,说他穿着儒者的衣服,但是他的心却超越俗世人间,称之为“心游象外”,“旷情而形符真趣”,性情崇尚自然,一切表现符合本来的实相;“浑迹而卓越人间”,虽然在人间,但是超越一般的人;“实玄学之儒流,乃在家之菩萨”。

  下面简单讲一讲禅宗为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唐宋时代,禅宗的兴起得到了各地儒者的支持,特别得到了身穿官衣的士大夫,包括担任地方州、县长官和观察使,甚至唐代节度使对禅宗兴起帮助很大。一个大的寺院,过去州县大的寺院一般都是官家的,不是父子庙(师弟私相传授)。佛教界可以推荐僧人担任寺院住持,然而最后决定是地方最高长官,经报请朝廷后再任命。普通寺院、民间寺院是不要报请官府、朝廷批准任命住持的。苏东坡到了杭州,曾选任僧官来帮助他处理佛教事物。大寺院住持的任命他得过问;有的大寺院住持被朝廷召请到京城去当住持,他要去送行等等。唐宋以儒者为主体的士大夫对禅宗的支持和理解,对禅宗的传播兴盛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刚才讲了庞蕴居士,以及丹霞天然,原来都是儒者。这两个人本来要到京城赶考,走到了湖北汉南,大概就是襄樊附近吧。在一个旅店,看到有个僧人在那儿介绍马祖道一在南昌传法的情况,讲得活灵活现,说马祖出世了,在那儿说法,门下出了八十多位善知识,个个都是不得了的人。把他们两个感动了,经过商量,不到长安了,决定“不求选官,而求选佛”,回过头来到南昌投到了马祖门下。后来马祖对天然说,你应该到南岳石头希迁那里学法。所以天然后来到那边去了,成为希迁的弟子。庞居士后来一直是个居士。到现在为止,禅宗寺院禅堂上写着“选佛堂”,意为坐禅是为了选佛、修补成佛。

  禅宗跟儒者关系很密切,与普通民众也接近。禅宗讲平等,《金刚经》有一句话“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为什么“是法平等”?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由各种因缘的聚合来形成的,它的聚就是生,就是存在,它的散就是灭,就是亡,离不开因缘的聚散。既然因缘形成的东西,都是平等的,所以没有高下之分。一切众生也都有佛性,都能成佛。禅宗依据在这种价值观,不把一些人看得高或者是低。用这种观点对待平民,哪怕是普通的,不识字的、打柴的、种地的、放牛的民众,皆一样看待。这样,禅宗与民众之间就不能形成隔阂,所以当时禅师与农民的关系都很融洽。在理论上没有障碍,不因为他不识字,甚至偶尔杀生而鄙视他。他不杀生不行啊,他要是不宰五畜,怎么换来钱啊?他不下地,不锄地怎么办呢?所以在理论上、在佛法上,禅宗与民众的关系比较融洽。禅僧尊重一切人在宇宙中拥有的尊严地位,追求最高精神境界的权利,人人皆可以成佛嘛!按照大乘佛法,修行者最高的境界就是成佛。我尊重你,你有达到这个境界的权利,至于达不达得到就是你的事了。所以普通的民众在禅宗面前没有感到自卑,自然拉近众生跟禅宗的距离。

  第二,禅宗自百丈怀海制定清规,规定有“普请”的做法。普请,就是一块干活,干农活。“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不干活就没有饭吃。这样就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不是全靠农民施舍,主要靠土地农耕、靠经营山林来满足寺院的需要。这样的话便容易与农民搞好关系。不仅如此,在灾荒之年,寺院还可以把自己剩余粮食施给农民救灾,或者是借给农民。禅宗也劝你出家,慧能讲道:“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寺不修,如西方心恶之人;在家若修,如东方人修善。但愿自家修清净,即是西方。”六祖慧能认为,东西方的差别,关键在自性,不要只追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我们东方看的很低;即使你在西方,如果你不修行,就是西方心恶之人;如果你修行,那么当下就是西方。后来禅宗与净土的结合讲的是“唯心净土,自性弥陀”。既然自性是佛,佛在自心,当然阿弥陀佛也在自性当中。明清时期中国有很多净土法门,有的是禅净结合,既可坐禅,也可念佛,但是立足点你首先要修善,自净自心。

  禅宗因为能符合儒者士大夫和普遍民众的利益、情趣,能够适应,所以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能够得到传播和发展。到现在为止,禅宗还是中国佛教当中最有生命力的一个宗派。

  我再说一下,明代以后,实际形成了以禅宗为主体的融合性佛教。一个寺院虽可称为禅寺,但是它已经跟各宗融合了,禅跟净土、天台、华严密切融合,特别对华严的思想已经充分吸收了。这与日本不一样,日本有外在因素。日本从中国传入的宗派,它的寺院永远属于这个宗派。中国不是这样,大寺院任用住持不是这个寺院决定的,不受宗派制约。另外,日本17世纪进入江户时代以后,为了反对基督教的传播,幕府下达民众改宗制度,每家每户必须到一个寺院登记成为它的信徒,每一个寺院必须确定自己的本山是什么?所以各宗形成了上下等级,如同金字塔式的本山末寺的制度,还有严格的寺院与信众的“寺檀”制度。信众家里死了人,首先要等寺院来验尸之以后才能火化,遗骨要安葬所属寺院,定期给寺院施舍,寺院给信众先祖做法会。如果到日本去,不仅可以打听到一个出家人属于什么宗什么派,就是问一个在家里的人,也可以了解他的祖上是奉什么宗什么派的。中国佛教虽也讲宗,但是侧重于佛法思想的角度。

  杨曾文(1939- )山东省即墨县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现任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教授),佛教史学者。他先后游学日本、美国等地,致力于中外佛教学术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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