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之佛教』 重版后记

　　『印度之佛教』，是民国三十一年写作的，也是我第一部出版的作品。四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再版，这是多少使人感到有点意外的，其实也只是因缘而已。

 

　　这部书在重庆出版。那时的抗战后方，一般印书是不容易得到白报纸的。生报纸薄而脆，容易碎裂；熟报纸要坚韧些，但又粗又厚，也不理想，当时就是用这两种纸印的。抗战胜利了，觉得这种纸张的书，不会受人尊重，所以三十五年春，只带了二十册熟报纸本离川。经历了西安、开封、武昌，回到上海、杭州、宁波，这二十本书也就差不多了。从香港到台湾，连自己仅有的一册，也不知给谁借去而失了踪。在香港时，一直在出版新的作品，没有想到这本书的再版。来台湾以后，一直忙着讲经，出国，建道场，还有疾病；「在佛法的进修来说，这是最松弛的十二年」。没有有分量的新的作品，也就没有想到连自己都没有保存了的『印度之佛教』。所以这一期间，很少有人知道我曾写过这部书的。

 

　　民国五十五年，为了写『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想参考这本书，知道道安老法师有一本，特地向他借来参考。也就在『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的序文中，说到了这部『印度之佛教』：「这部书，是用文言写的，多叙述而少引证，对佛教史来说，体裁是很不适合的。而且，空疏与错误的也不少。……我要用语体的，引证的，重写一部」。这是当时(闭关以后)的决定，觉得文言文写的，对现代一般读者，未免困难了一点。这是印度佛教史，着重于佛法流变的思想史，只说这样那样，很少引证，引证的也没有注明出处，这是不能为现代学者所能接受的，所以决定重写，并且分写为多少部。还有，在大乘佛法中，本书分为：「性空唯名」，「虚妄唯识」，「真常唯心」三系。前二者，也就是一般所说的「中观」与「瑜伽」，都重于论义。古代的论师，有思想上的传承：对于众多的经文，有整理与抉择，有批评也有融会。但在传统的信仰中，又都表示是依经而造论的。这点，在『空有之间』──答复王恩洋居士对本书的批评时，已说明了依经立论。但在本书，对于前二系论义，显然的没有注重到经典。第三「真常唯心」，在经典中，本重于「胜义自性」──真如、法界，佛身常住，而在众生位上，点出真常本有；与自性清净心合一。起初，都是经说(有些是论式的经)，仅有的『宝性论』，也重于自性清净的转依为离垢清净。这一真常心的经义，虚妄唯识者早就有了接触，而多少修正他。但在流行中，真常心与虚妄识相关联，而有「如来藏藏识心」──『楞伽』、『密严』等集出。本书称之为「真常唯心论」，其实还是尊重「虚妄唯识」者的部分内容(所以『成唯识论』也还引『楞伽』、『密严』为经证)。真常心的特质是真常我，在佛法的演化中，达到众生本来是佛，众生即佛。末了是意解为「本初佛」，有本为一佛，一切为佛所显现的意义，这是更梵我化了！对这些，还没有能明确的表示。所以不想重版，想分别的写为多少部，而对本书有所修正，有所补充。写了『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又写了『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六十年夏，我将过去的一般作品(或记录)，编为『妙云集』。将『印度之佛教』的第一章「印度佛教流变概观」，第十七章「密教之兴与佛教之灭」，分别编入『妙云集』的『佛教史地考论』，『以佛法研究佛法』。大概从此以后，『印度之佛教』这部书，知道的人渐渐多了，但书是没有流通的，连我自己也没有。

 

　　决定不再出版，怎么又要重版呢？第一，想分写为多少部，而二十年来，在说到过的两部以外，只写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如来藏之研究』，『空之探究』。体力越来越差，怕难有大部的写作。想到『印度之佛教』，到底是始终条理，表示了印度佛教的演变过程，指出了抉择取舍的明确标准。在我的其他作品中，还没有足以代替的。虽然文字、体裁、内容，不完全理想，还是有值得重印的意义。第二，有些人要读。约在六十三、四年，蓝吉富居士在佛光山，油印多少部给同学们参考，原书可能是常觉法师提贡的。六十七年春，台北研究佛学的青年缁素，重版了一次。今年，圆光佛学院的同学，又重版一次。他们的重版，当然是分赠有缘而不是销售的。六十七年重版时，不知那一位写的『重版前言』这样说：

 

　　『印度之佛教』为 印顺老法师早年于大陆出版的第一部著作，时值动乱，故流传不广；来台之后，始终未尝再版，故鲜为后学者所知。近年，有得旧本而抄之者，时有托借复印，展转传告，求托复印者日众，而原作者无意再版，奈何！

 

　　本书予吾人对印度佛法流传之递变以提纲挈领之认识，出吾人于摸索附会之深坑，示吾人学佛之正途，免学者之枉劳，可谓开吾人眼目者，较诸一般，究非凡响。而求者日众，必难以任其湮灭，故有私下重版之议。

 

　　「本书未必普遍为人信受」，但抄写的，复印的，私下重版的，看来是终究非出版不可的。这部书在重庆初版，脱落、错误、前后颠倒的就不少。再经抄写、重印，也难免有误。有些错误，连我自己都想不出原文是什么。那不如自己来重加校正一下；表式排得不理想的，也加以改善。既有人要读，总得校印一部比较好的本子，使读者读起来方便些。这样，就决定重版流通。

 

　　在文字的改正，表式的改善以外，在本书的某些章节中，加上附注。这因为，本书是叙述而少引证，引证也没有说明出处。所以加上附注，这一节、这一段，可参阅我所作的其他作品。这些作品，对某些论题，都引证而注明出处。这样，可以补足本书的部分缺点。还有，本书是四十多年前的作品，现在看来，有些是应该修正的，如十二分教；阿含经的集出；有部内在的三系等。注明参阅某书，凡所说而与本书不同的，就应该依据这些后出的作品来改正。这样，也可以减少因读本书而引起不完善的见解。

 

　　本书「自序」中说：「僻处空山，参考苦少，直探于译典者多，于时贤之作，惟内院出版之数种，商务本『印度佛教史略』、『印度宗教哲学史』而已」。我想在这里补充几句：「译典」是清刻的「大藏经」；法尊法师从藏文译出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入中论』。与支那内学院有关的，是吕澄的『杂阿含经刊定记』(『内学』第一辑)，『阿毗达磨泛论』(『内学』第二辑)，『西藏佛学原论』(商务本)；何载阳的『南传小乘部执』(『内学』第二辑)；刘定权的『经部义』(「内学」第二辑)；吕澄等合编的『诸家戒本通论』(『内学』第三辑)。还有日人寺本婉雅译注的Ta^rana^tha『印度佛教史』』，这是西藏传说的，特别是后期的印度佛教，有很好的参考价值。这本书是留日学僧墨禅法师的。抗战军兴，墨师到武昌来，我向他借了这本书。不久，他去了香港。等到抗战胜利回来，知道墨师已在上海去世。这本书，就这样的「久借无归」，成为我的书了。

 

　　沈隐了四十年的『印度之佛教』，忽而重版，多少有点意外。其实，意外的事多着呢！『印度之佛教』初版时，也曾有过非常的意外。当时，我住在合江深山的法王寺，由住在重庆的蒙君仁慈，负责出版事宜。他与出版商谈妥了，预付一笔印刷费，开始排版、校对。消息传到山上，大家非常欢喜。半个月以后，送稿校对的事停止了。蒙君怎么催，也没有效果，后来竟渺茫到原稿也不知在那里了！消息传来，说不出的着急，着急也没有用，只有一再写信给蒙君，急急的追索了。沈闷了一个多月，好消息忽然传来，有人负责承印，并已开始送稿。后来才知道：蒙君接洽的出版商，自己没有印刷厂，转交另一印刷厂承印，当然他要取得一分利益。那时(三十二年)，通货膨胀加速，负责排印的工厂，觉得没有利润可得，所以排了多少版(与他收到的款项相当)就停止了，也就是不想做这笔生意了！后来，非常意外的(我想，可能是承包商将原稿到处去接洽)，这份原稿落在属于军部的一个印刷厂主管的手里。这位主管，曾经出家，在国民革命期间，参加了革命行列。他见到这份原稿，觉得有不同平常的内容，凭他对佛法的一分信心，决意由他来负责完成这部书的出版。价钱依旧，可说为佛法服务，工厂是没有利润可得的。就这样，『印度之佛教』终于出版了。三十三年夏，我回缙云山，路过重庆，特地约这位主管见面，表示我对他深深的谢意。意外的事，我说是不可思议的因缘，在这意外的重版时刻，顺便记下了这一段因缘。希望读者有这样的感觉，『印度之佛教』能与大家见面，从过去到现在，都是有点意外的！七十四年七月五日，印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