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谛略传及其译经成就(肖太国) - 佛教期刊文章选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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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谛略传及其译经成就

肖太国

真谛是中国佛教史上四大翻译家之一，他在华短短二十三年期间，所翻译的经典多达二百余卷，这个数目仅次于玄奘，而近于鸠摩罗什。虽然成就位列玄奘和鸠摩罗什之后，但是，考虑到他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坎坷经历，这些成绩不能不令人惊叹。所以，我们有必要对真谛的译经成就进行整理和分析。在介绍真谛的这些翻译成就之前，首先来介绍一下他的生平。

(一)真谛传略

真谛(公元499——569年)，梵名拘那罗陀或波罗末陀，华言亲依，出身于西印度优禅尼婆罗门族，他气质殊胜，颇富才学。包容异教，心胸开阔。阅历丰富，勇敢卓越。年少时到处游历，遍访名师，学通内外，尤其精通大乘学说。为了弘扬佛法，他泛游南海，后来住在扶南国(今柬埔寨)。梁武帝大同年间(公元535—545年)，梁朝直后(官名)张汜送扶南国的使者回国，顺便迎请佛家大德和大乘经论、《杂华》等经。扶南国推荐真谛来华，真谛欣然同意。他带了梵本经论二百四十箱，于大同元年(546年)八月到了南海郡(今天广东省南部)，当时已经年近五十了。

真谛在中国命运多舛，经历坎坷。正如吕澂先生所言，他是从印度来华的翻译家之中遭遇最为不幸的一位。一方面，真谛在华期间，转徙各地，居无定所。他于中大同元年(即546年)来到中国，当时48岁。于大建元年(即569年)去世，时年71岁。在这23年的时间里，他辗转于南海(今广东省南部)、建业(今江苏南京)、富春(今浙江省富阳县)、豫章(今江西南昌)、新吴(今江西省奉新县)、始兴(今广东省曲江县)、南康(今江西省赣县西南)、晋安(今福建省晋江县)、梁安(今广东省惠阳一带)等地区，其中，从南海去建业在路上整整用了两年的时间，可谓费尽了周折。

另一方面，真谛三次启程，希望回到故国印度，但又均告失败。真谛第一次回国是在永定三年，即559年，时年61岁。这一年或者上一年，他刚刚翻译完了《立世阿毗昙》十卷。当时，“真谛虽传经论”，却感到“道缺情离，本意不申”，郁郁不能得志，难以实现自己弘扬佛法的愿望，所以他“遂欲泛舶，往楞伽修国”。由于“道俗虔请，结誓留之”，他“不免物议，遂停南越”，[1]没有回去。于是住在晋安，与僧宗、法准、僧忍等人核对以前所翻译的经论。真谛第二次回国是在天嘉二年，即561年，时年63岁。由于漂泊不定，不能够稳定下自己的心情(“飘寓投委，无心宁寄”)，真谛又乘船去梁安郡，再换乘大船，想回印度(“又泛小舶至梁安郡，更装大舶欲返西国”)，可是弟子们再三劝阻，太守王方奢也虔诚邀请，真谛只好“权止海隅”，[2]在建造寺翻译《谛节经》一卷，《义疏》四卷。真谛第三次回国是在天嘉三年，即562年，时年64岁。是年九月，他又从梁安出发，“泛舶西引”，想回天竺。可是，由于“业风赋命”，遇到了大风，船只又于十二月“飘还广州”。刺史欧阳頠邀请他住在制旨寺，“请翻新文”。真谛看到“西还无措”[3]，就与慧恺等人一起翻译《广义法门经》及唯识论等。

不但回国无望，真谛留在中国翻译和传播佛教唯识宗思想的愿望也难以实

现。据《拘那罗陀传》(即真谛传记，道宣《续高僧传》卷一)所说，当时，反对真谛的人攻击他所翻译和介绍的学说有碍统治，有伤风化，不宜提倡：“言乖

治术，有蔽国风，不隶诸华，可流荒服”。所以，他的学说在陈代始终没有流行。

由于印度大乘佛学反映平民思想，与统治阶级关系不甚密切，而真谛又受到这些

思想的影响，在他所翻译的理论里，存在着“转依”[4]之类的概念，它的含义与“解脱”相近，追求从根本(所依)上着眼，来消灭错误的认识，而另外建立正确的认识。这种思想隐含着变革社会现实的要求，对当时的统治者构成了妨碍，因而得不到统治阶级的支持，自然不能大行其道。这是真谛的思想不能流行的原因之一，详细原因放在后文“义学大师”部分进行分析。

由于环境异常恶劣，抱负很难实现，真谛非常郁闷，几次想到了自杀。光大二年(568年)，他已经70岁了，由于“厌世浮杂，情弊形骸”，他悲观厌世地跑到

南海的北山，“将捐性命”，可是自杀没有实现。当时“正讲俱舍”的慧恺听到消息“闻告驰往”。前去的人很多，“道俗奔赴，相继山川”。此后，刺史欧阳纥派人“伺卫防遏”[5]，守护着他，防止他再寻短见。

对于命运不济，真谛师徒曾经悲叹不已。真谛自杀未遂，回来以后，慧恺等人“如先奉侍”他。有一天，真谛“喟然愤气冲口者三”，长长地悲叹了三声，慧恺“问其故”，真谛回答说，“但恨弘法非时，有阻来意耳。”只恨自己生不逢时，弘扬佛法不能如愿。慧恺“闻之如噎”，过了一会儿“声泪俱发”，然后跪倒在地说：“大法绝尘，远通赤县”，[6]立志日后要传播师傅的学说。

真谛为人严肃，性喜幽闲。不贪享乐，生活节俭。据说他还有神通之术。《续高僧传》说，真谛定力很大，不可估量：“神思幽通，量非情测”。他一般离群索居，住处“四绝水洲”。他生活“节俭知足”，即使天气寒冷，也不多穿一件衣服。有一天，已经“气属严冬”，他“衣服单疏”，而且已经“忍噤通霄”了，弟子们“终夜静立奉侍”。当他睡着了以后，弟子慧恺悄悄地“以衣被覆之”，真谛觉察到了以后，把衣被“曳之于地”。据说真谛有很多神异的事情。他住在一个四面环水的小岛上。有一天，弟子欧阳纥陪他回小岛，欧阳纥见到波涛汹涌，就不敢渡水。真谛则把坐具铺到水面上，自己坐到坐具上，好象乘船一样，漂到对岸，而且“坐具不湿”。有的时候他拿一片荷叶，“搨水乘之而度”。

真谛于大建元年(569年)71岁的时候“遘疾”，卧病在床，留下遗言，“严正勖示因果”，把它交给弟子智休。这一年正月十一日中午圆寂。[7]十二日，在潮亭荼毗[8]，人们建塔供养。十三日，僧宗、法准等人各带经论“还返匡山”。 [9]沙门法海把真谛的文章结集成书。

虽然“时逢丧乱”，社会环境比较动荡，真谛刚到建业就遇到了梁朝末年的政变。而且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一直在颠沛流离，到处流浪，生活环境很不稳定，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追求。他以非凡的毅力“随方翻译”，“流离弘化，随方卷行”，[10]继续着自己的佛经翻译事业，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真谛不仅从事佛经翻译工作，还对所翻译的佛经进行讲解，而且撰写了很多注疏。汤用彤先生认为，真谛不仅仅是一位译经大家，还是一位义学大师。真谛穷其毕生精力所传播的思想是印度瑜伽行派的学说，即“唯识无尘”的“有宗”[11]思想，他对佛教思想的贡献体现在推崇、传播《摄大乘论》和开创、发展摄论学派上。

综上所述，真谛在中国二十三年期间，饱经磨难，历经坎坷。然而，在这样的逆境之中，他竟然翻译了的众多的经论，成为名副其实的佛经翻译大家。下面介绍一下他的翻译成就。

(二)译经成就

真谛在华翻译佛经的时间纵跨了南朝梁、陈两代，共计二十三年。这个数字是从真谛大同元年(546年)48岁来华，到大建元年(569年)71岁圆寂，计算得出的。真谛所翻译的经论等共有六十四部，二百七十八卷。根据汤用彤的考证，到梁朝时达到三百多卷。真谛带来的经书共有二百四十捆，其中《华严经》、《涅槃经》、《金光明经》的梵文本在建康，其余的在广州制旨寺、王园寺。翻译出来的经书仅仅只有几捆，占他所带来经书的很小一部分。据《续高僧传﹒拘那罗陀》记载：

“今总历二代共通数之，故始梁武之末，至陈宣即位，凡二十三载，所出经论记传六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卷，微附华饰，盛显隋唐，见曹毗别历及唐贞观内典录。余有未译梵本书并多罗树叶。凡有二百四十甲。若依陈纸翻之，则列二万余卷。今见译讫，止是数甲之文，并在广州制旨王园两寺。是知法宝弘博，定在中天；识量玼琐，诚归东夏。何以明之？见译藏经减三千卷，生便弃掷，习学全希。用此量情，情可知矣。”[12]

真谛所翻译的经典有《解节经》[13]、《决定藏论》以及《转识论》、《显识论》、

《三无性论》(这三部论都注明了是从《无相论》中引出，论记说《无性论》就是《显扬圣教论》的无性品)，天亲的《佛性论》、无著的《中边分别论》[14]以及世亲的《大乘唯识论》[15]。按照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的考证：

真谛翻译时间不详的重要经典有：《三无性论》两卷，《显识论》一卷，《转识论》一卷，《无相思尘论》一卷，《大涅槃经论》一卷，《决定藏论》三卷，《金刚般若论》一卷，《四谛论》四卷，《佛性论》四卷，《宝行王正论》一卷，《正说道理论》一卷，《十八空论》一卷，《成就三乘论》一卷，《意业论》一卷，《解拳论》一卷，《佛阿毗昙经》一卷，《遗教论》一卷，《修禅定法》一卷，《僧涩多律》一卷，《部异执论》一卷，《金七十论》三卷，《外国语》七卷，《婆薮盘豆传》一卷。

真谛不清楚年月的义疏有：《如实论疏》三卷，《金光明疏》十三卷，《部异执论疏》十卷，《四谛论疏》三卷，《无上依经疏》四卷，《破我论疏》一卷，《佛性义》二卷，《禅定》一卷，《众经通序》二卷。总起来说，真谛翻译的有经，有论，有释经论，有论释。有的时候论偈[16]单写别行，如果与疏相区别则称为经本、论本。而吕澂先生在《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则采用了《开元录》的记载，认定真谛翻译的书籍有四十九部，一百四十几卷。并刊定现存书籍为二十六部，八十七卷。吕澂考定的数目比汤用彤考定的少了一二百卷。

要之，真谛所翻译的经论，《续高僧传》卷一记载为：六十四部，二百七十八卷；《历代三宝记》记载为：四十八部，二百三十二卷；赖永海主编的《中国佛教百科全书》历史卷采用了《开元释教录》第七卷的记载：三十八部，一百一十八卷。这些差异主要是所采用的考据不同、认定标准差异造成的。尽管在真谛的翻译成绩方面说法有些差异，但是《续高僧传》、《历代三宝记》认定的数字都在二百卷以上。与玄奘和鸠摩罗什相比，真谛在恶劣的社会条件下能够取得这样的译经成绩是难能可贵的。

我们不妨略作对比来说明问题：

唐玄奘西行的时候虽然是混藏在逃难队伍中才得以遁出国境的，但是，他回来的时候则正值唐朝的鼎盛时期，他返回长安的时候，群众夹道欢迎，他的翻译工作得到了唐朝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保护：政府任命房玄龄负责监护他的翻译，翻译费用由朝廷拨款，翻译场所(弘福寺、慈恩寺、玉华殿)由政府提供，翻译队伍非常庞大。蒋维乔在《中国佛教史》《唐之诸宗》一章中说：“玄奘门下，弟子三千，达者七十，其盛可比孔子”。[17]

鸠摩罗什从西域来华的时候，虽然时逢五胡乱华、十六国竞起的乱世，但是他深得当时势力强大的前秦王苻坚的崇敬，以至于苻坚派大臣吕光率军远征，把他从西域夺到长安。后秦姚兴即位后，以国师之礼待之，赐给他逍遥园作为翻译场所。鸠摩罗什的翻译队伍也颇具实力，其门徒如云，号称三千余人。翻译《法华经》的时候，各地研究义学的沙门，聚集在译场中的多达两千余人。他门下还有“关中四杰”——道生、僧肇、道融、僧睿。

真谛就没有这些优越条件。他从南海到都城建康，在路上就耗去了近两年的时间，刚到建康又遇到了侯景之乱。然后他被迫转徙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各地，居无定所，颠沛流离。他的翻译场所多是一些寺院或者居士提供的，经费来源也不象玄奘和鸠摩罗什那么充足。这样比较起来，他能够翻译出二百多卷佛经实属不易，他的契而不舍的精神和顽强的毅力是让人肃然起敬的。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真谛在佛教史上确立了自己四大译师之一的牢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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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道宣撰《续高僧传》卷一，《拘那罗陀转》。《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卷，第430页。

[2]同上书，第429页。

[3]同上书，同上页。

[4]转依，佛教用语。法相宗所说彻底转变我执、法执之二障，以证得涅槃、菩提之二果。这是其全部修习的最高目标。

[5][唐]道宣撰《续高僧传》卷一，《拘那罗陀传》。《大正藏》第50卷，第430页。

[6][唐]道宣撰《续高僧传》卷一，《拘那罗陀传》。《大正藏》第50卷，第430页。

[7]圆寂：佛教名词。佛教对于僧尼死亡的美称。

[8]荼毗：出家人圆寂后焚身。

[9][唐]道宣撰《续高僧传》卷一，《拘那罗陀传》。《大正藏》第50卷，第430页。

[10]同上书，同上页。

[11]有宗：上座部系统“说一切有部”和“大乘有宗”的简称，这里指后者。“大乘有宗”即“瑜伽行派”，主张除了心识之外，没有任何独立存在的客体。“瑜伽行派”传入中国后叫法相宗或唯识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