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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净土归趣略析(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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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净土归趣略析

周齐

内容提要:净土法门法脉源远流长,但近世延承的则主要是宋明以来渐成的相关模式。其中明末实是净土信仰及观念模式承上启下大致完型的重要时期。本文通过对典型人物袁宏道净土归趣的形成及代表作《西方合论》的分析,以期对明末流行并影响后世的唯心净土指向和华严净土说中突出心性本体及智境之实相净土的解释理论作一浅略说明。

关键词:袁宏道 净土归趣 心性本体 实相净土

作者周齐,196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室副研究员。

佛教流传中国两千年,净土之教是始终绵延不绝的法门之一。它不仅为佛教各宗派所共修,而且深具广被效力,可谓一声佛号深入人人之心。不过,净土法脉虽源远流长,但影响近现代净土信仰及思想观念大而深者,当是宋明以来逐渐形成的相关模式。尤其明代,净土教显盛,加之明末涌现出一批杰出高僧及居士相继推波助澜,可以说明末是净土信仰及观念模式承上启下大致完型的重要时期。在当时精进猛健的推动者中,袁宏道是突出的居士俊杰,因而其净土归趣有一定典型性意义。

一、 袁宏道净土归趣的形成及其背景

袁宏道(1568—1610年),字中郎,号石头居士,湖北公安人。“与兄宗道,弟中道并有才名。时称‘三袁’。”[1] 他们不仅以形成文学史上“公安体”而闻名,也以佛门居士而着称,是文人士大夫中热衷向佛的着名人物。其中以袁宏道尤为突出,除却文学成就不论,相关佛教的文章也很多,特别是《西方合论》,成为具有一定影响的净土着作,几可谓龙舒居士后最具规模的居士净土着作,不仅集中反映了袁宏道的佛学造诣,也标明了其佛教修习的净土归趣。不过袁宏道之归心净土经历了先禅而后净的过程,是所谓于禅中“知无所得,皈心净土”[2]的。这样的结果当与其个人修习经历以及外界相关氛围的影响有密切关系。受父辈及兄长的影响,袁宏道“弱冠即留意禅宗。”[3] 其兄袁宗道形容说:“石头居士,少志参禅,性根猛烈,十年内洞有所入,机锋迅利,珠语走盘。寻常与人论及此事,下笔倾湫,不蹈祖师陈言,直丛胸臆流出,火虎生龙,无一死句。”[4]虽活脱一副颇具悟性之倜傥才子形象,但袁宏道受兄长指点于性命之学还是的确下过极力参究而至废寝忘食如醉如痴的工夫,并且时有所解。

结识李卓吾,对袁宏道的修习则产生了更大影响。李卓吾的思想亲近王龙溪、罗近溪,与“左派王学”相涉,但独立异端,不守绳墨,颇引争议;中年又由究生死大事而潜心佛学,晚年更是别妻舍家住进寺院,但依旧风骨棱棱,任性不羁,被讥之为“狂禅”,是一位极具个性,见解独到的人物。其实李卓吾的表现在当时并非孤立现象,实是王学余续的一种极端走势。袁氏兄弟由焦弱侯引介结识李卓吾时,李已住进麻城龙湖芝佛院,年已老,知音稀,而袁宏道则20出头风华正茂,但二人互为敬慕欣赏,相交契合,“留三月余,殷殷不舍”[5]。李卓吾与人交往常常是“非参其神契者不与语”,[6]而袁李相投,除了各赏才学,人格气质也必有可近之处,大致皆为率性之人。《德山谈》中袁宏道有一段话便可做其精神趋向的佐证。袁宏道称:“今之慕禅者,其方寸洁净,戒行精严,义学通解,自不乏人,我皆不取。我只要做个英灵汉,担当此事耳。夫心行根本,岂不要净,但单只有此,亦没干耳。此孔子所以不取乡愿,而取狂狷也。”[7]当时在一般文人才子中狂放任运之风走盛,突出个性,破拆樊篱,鼓倡人皆可为圣,有所谓主体意识强烈之表现趋势,袁氏兄弟与李卓吾亲近更深一层的原因更可能是在这些方面趣味相投。因而年轻的袁宏道自然地被李卓吾吸引,接受了李卓吾的禅学,乃至津津乐道李卓吾“离经叛道”的《藏书》,视之为可解愁发聩获得力量的精神食粮。对于袁宏道而言,李卓吾是既师亦友。认识袁宏道,李卓吾也大发道遇知音可解老苦之慨。虽然袁宏道一生与李卓吾面晤次数不多,但世人传记多称袁宏道学禅得法于李卓吾,此说虽不尽然也无大出入,因为影响袁宏道者除其父兄,还有如焦弱侯、陶石篑、管东溟等同道之切磋,以及如收留李卓吾的芝佛院长老无念深有等僧人的熏染,甚至还要算上社会氛围因素,但李卓吾的影响则无疑是深刻的。因此有批评说:“袁氏……得法龙湖。龙湖不无狂魔入肺腑之证,至袁氏一转而为轻清魔坠在清安快活里作窠臼。”[8]袁宗道也说,宏道参禅虽时有所悟,世情减少,但于日常仍未免纵意疏狂,好在参究生死之心迫切,醒悟滞之所在,于是“约偏空之见,涉入普贤之门,又思行门端的,莫如念佛。”[9]袁宏道后来放弃了李卓吾的禅学,趋向净土,是其佛教修习的重要转折,这大概是在他们结识十年左右。由袁中道所说:“逾年(万历二十七年),先生之学复稍稍变,觉龙湖等所见,尚欠稳实,以为悟修犹两毂也,向者所见,偏重悟理,而尽废修持,遗弃伦物,面背绳墨,纵放习气,亦是膏肓之病。……遂一矫而主修,自律甚严,自检甚密,以澹守之,以静凝之。”[10]对于这个转变,袁宏道在《西方合论》序中自白:“余十年学道,堕此狂病,后因触机,薄有省发,遂简尘劳,皈心净土。”[11]袁李的交往也日趋冷淡。以《西方合论》为标志,袁宏道走上了自己比较成熟的修行之路,有了自己所要遵循的一套佛学见解。袁宏道脱离“狂禅”归心净土的转变促因很多,在此简略探察几个基本方面。

首先应是袁宏道对自己所陷入的禅学产生了怀疑。如中道所说是觉得欠稳当了。对此我们还可从袁宏道对无念深有的一段话中略窥一斑,袁宏道说:“禅有二种。有一种狂禅,于本体上有所入,便一切讨现成。大慧……云:此事极不易,须生惭愧始得。往往利根上智者,得之不费力,遂生容易之心,便不修行,多为目前境界夺将去,做主宰不得。日久月深,述而不返,道力而不能胜业力,魔得其便,定为魔所摄持,临命终时,亦不得力。……”[12]所说虽不为专门议论狂禅,但还是反映了其怀疑点之所在,以及对“道力不能胜业力”的惧怕。这里有义理认识原因,也有宗教心理原因。其实李卓吾也是心归净土的,其《净土诀》也是当时很有影响的居士净土着作,而且“怖死”的心理动因、求“不死之道”的理性追求更明确、反应更强烈,但李卓吾参禅不免知解,念佛念而不修。袁宏道则逐渐认为如这般一切讨现成,极不易得解脱,却易为障所遮蔽,因而转变了修为方向,并“常对中道曰:‘吾觉向来精神,未免泼散,近日一意收敛。’”“其学亦日趋平淡”。[13]在当时弘扬净土竭力者当属云栖宏,袁宏道与其有交往,称赞其戒律精严,尤其称赞云栖倡导“单提念佛一门”是“尤为直捷简要,六个字中,旋天转地,何劳捏目更趋狂解,然则虽谓莲池一无所悟可也。”[14]由此可明见袁宏道认识趋向的变化。而且袁宏道也开始注意修行持戒,自称是学做下下根行。义理研究与修行实践上都与以往发生很大改变。其次,应是实际的“触机”促使其“薄有省发”造成转变。这个“机”当是现实的人生磨砺,尤其生老病死之苦,以及遭遇与丑恶对抗等,最易引起省思。袁宏道又是极具性情之人,这方面原因自不可忽视。他8岁丧母,幸有族亲爱护,但人生在世不免有至亲者或病或死,这在他反应极为强烈,甚至曾为此类事情自去官职。而他自己并不健壮(43岁即逝),多有病苦感受。另外,袁宏道于仕途中也常遇到颇令其拍案的官场罪恶污浊,几起归隐之意。类似这种身处苦痛感触尤深,加之所参之禅并不得力,难以凭借安慰的经历,可能是其由禅而思归净土的一方面之实际诱因。明末四大师之一智旭的修行经历中也有这样的触因。智旭一生多病,常有大病垂死的记录,“不能饮食,不能疗治,无术分解。唯痛哭、称佛菩萨名字、归心净土而已。”智旭因而慨叹:“平日实在心性上用力,尚不得力,况仅从文字上用力哉。”[15]本即有一定的心理和认识基础,再经此类切身体验,便可能更加激发对解脱的渴望,净土法门自然是最为方便稳当的超越之路和最令向往的理想归宿。当然这是比较显见原因的解释思路。因为比较李卓吾,李的人生经历更加困苦,且由于性情耿介而每况愈下,以至76岁还被加罪入狱,持刀自割脖颈,又两日未能咽气,结果,一生的解脱求索,却只能以手指划字,在“七十老翁何所求!”的无声哀叹中不了了之。显然,袁宏道的归心净土与李卓吾一生求索的不了了之,都不是简单以触人生磨砺之机而省发所能诠解的,但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背景动因。

再者,应是社会氛围大环境对其的影响熏染。在明代,净土之教比较昌盛,从“国初第一禅师”楚石梵琦,到明末四大高僧的最后一位益智旭,崇信净土之教几可谓一以贯之,尤其明中后期,净土信仰遍及教内教外,又加上云栖宏等大师的极力倡导,净信之风更加炽盛。在禅净、教净、禅净教的结合、调和趋势中,净是无处不在的。而且僧人居士相关净土教的着述也空前的多,据圣严法师统计,仅明末就有僧俗161人着作24种71卷,再加上明朝其他时期的净土着作7种11卷,大致合计31种82卷明朝净土着作在藏入册。另外仅明末宏、真可、德清、慧经、圆澄、元来、元贤、智旭八位高僧又有关于净土的单散文章120篇。[16]由此大可想见人们对净土教趋之若骛的状况。其实不仅明末,明代倡导净土的大德,往往即如圣严法师所分析:“不仅都有儒家道家学问的基础,又是佛门的大通家,也是禅门的行家,通教理、知禅病,而导归净土。因为禅有优点,亦有其弱点,本是大补药,对于若干乃至多数不受大补的人,反而成了剧毒。”[17]而净土教无疑适宜上下根所有人,所以,倡导兼禅兼教趣归净土,可以说是相关有识大德的自觉选择。不过这只是共同的方向,各自诠释则实有不同,比如有持天台立场者,有持华严立场者,或以禅家立场等,乃至念佛也有念“有相”“无相”佛之分,所趋净土有“心内”“心外”之别。虽然当时也有反对的声音,但净土教的昌盛确是逐渐形成的时代潮流。此外,在社会氛围因素中,明代民风中迷信色彩浓重可能也是净土教兴盛的一种社会心理因素。善恶报应,生死轮回,不仅是佛教原理教义,更是悬于人们头上无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