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奉佛的李煜

许程明

　　当一个人承受了太多的痛苦而无法在现实中得到排遣的时候，他就会转向精神层面寻求自我解脱。此时，宗教的力量往往特别具有吸引力。五代十国时期，南方诸国佛教盛行，为李煜从精神层面上寻求解脱带来了契机。
　　史学前辈陈垣曾说：“五季乱而五宗盛。”历史也证明了纷乱之世宗教易于流行，五代十国就是其中之一。佛教盛行于五代，除了有民困于兵燹，剃度为僧以避苛政，士穷于仕途，研习佛典以求解脱等社会因素外，还由于当时盛行的禅宗简易，易于为人们所接受。
　　禅宗把“禅”从早期佛教的一种修行方法上升为一种精神，使“禅”由手段一跃而成为目的。它悬置了一个永恒的终极境界，将之称为佛的境界，借以引导信仰者从现实的、苦难的世界中超脱出来。对于这终极境界的具体内容，不同宗派有不同的解释，而现实的途径也由早期禅宗的静坐、念佛、诵经等渐进形式演变为南宗掸简捷的感悟；这种禅思想无疑具有了一种蔑视外在行迹而重视内在感悟，不重神灵崇拜而重心灵空寂的倾向。“宗教如果是大多数人的宗教而不只是少数人的思想的话，它就不能没有仪式、方法和信仰，正如基督教需要有牺牲、忏悔和祈祷一样，这是引起信仰、维持信仰、获得解脱或联系信仰者与唯一实在的具体途径。”(葛兆光)因此，人们尤其是文人士大夫阶层选择了这种倾向于形而上的探索的禅宗。在参禅学佛追求永恒境界的同时也还会或多或少地保持着外在的宗教行迹：禅宗梵我合一，即心即佛的思想对于现实生活中痛苦无助的李煜而言无疑是茫茫大海的一根浮木。早在先主、中主之世，南禅宗“五叶”之一的法眼宗创始人文益禅师便已长期在南唐金陵传道弘法，并受到先主和中主的礼遇和重视。李煜从小便沐浴在法眼宗风中，再结合其特殊的人生经历，接受佛教信仰是可以理解的。
　　在传统思想文化以儒家为正统，并十分重视显示人生和社会责任的中国社会里，出家离世本就不易办到，对于受儒家浸淫甚深并拥有特殊身份的李煜来说，那种抛弃社会、家族的思想行为更是不可设想的，而居士佛教的存在则为李煜的佛教信仰开了方便之门。
　　所谓居士佛教，意即居士的佛教信仰，佛教思想及各类佛教活动。虽然禅宗有简易和朝思想的形而上方向发展的趋势，但它毕竟还是宗教，居士们研习佛典，思考人生奥妙的同时，也还会沿袭许多宗教传统，举行或参加其他宗教仪式和活动。
　　李煜的奉佛举措在各史书、灯录以及其他佛教典籍中均有记载，现摘录如下：
　　煜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屠，
　　为高谈，不恤政事。(《新五代史》卷六十二，《续资治通鉴》卷五同)
　　后主天资纯孝，……然酷好浮
　　屠，崇塔庙，度僧尼不可胜数、罢朝辄
　　遣佛屋，易服膜拜，以故颇废政事。(陆游《南唐书》卷三)
　　(后主)宫中造佛寺十余，出余钱
　　募民及遭为僧。都城至万僧。……(陆游《南唐书》卷十八、马令《南唐书》卷三十六)
　　唐主事佛甚谨，中书舍人全椒张
　　泊，每见辄谈佛法，由是骤由宠。”(《续资治通鉴》卷五)
　　唐主笃信浮屠，出禁中金钱募人为
　　僧。……(《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七十一)
　　乾德二卑，国主延入(金陵报慈道场文逐导师)居长庆，次清凉，次报慈大道场，罢霄膏觉海大导师，礼待异平他等。(《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五)
　　国主为郑王时，受心法于法眼之室。暨法眼入灭，复尝问师(泰钦法禅师)曰：“先师有什么不了底公案?”师曰：“见分口次。”
　　李主建报慈院，命师(法眼)门人去觉行言导师开法。(《五灯会远》卷十)
　　以上所列史书，资料中还有李煜奉佛举措与其他禅师往来问道的记载，不尽录。
　　就所得资料统计，李煜的奉佛活动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大方面：第一，为表示对佛教的支持，在京城内外敕建了许多寺庙，又于寺内广造佛像，出金募民为僧；第二，为宣传佛法，多次延请各方高僧于宫中、寺院讲法并设法会、斋会；第三，依托其特殊地位，与清凉文益禅师法嗣——清凉泰钦法禅师、钟山章义院道钦禅师、报恩院法安慧济禅师、匡逸禅师、净德院志筠达观禅师等建立起密切关系，给予优厚的待遇。
　　虽然李煜在佛教思想方面并不见有何建树，也没有关于佛学见解的专门著述流传于世，但他的确曾极力标榜自己对佛教的真诚信仰，并在各种场合下积极予以提倡，毕竟是一名深具影响的护法居土。他对佛教的贡献无疑主要集中于经济支持方面，也由于他身居帝位，上行下效，其奉佛言行必定会在意识形态上对南唐杜会带来巨大影响。

摘自《人海灯》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