恪遵遗教缅怀盛德——纪念太虚法师圆寂40周年
正果
我在太虚法师创办的汉藏教理院读书六年，任教九载。八年抗战期间，法师经常驻锡汉院指导学僧的修学，曾为学僧讲授《中国佛学》、《真现实论》等，并总括其学行为《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及《我之佛教革命失败史》二文。我忝列师门，屡蒙慈诲，法乳深恩，铭记难忘。法师是智者、贤首后集佛学之大成者。他融摄古今各家学说，判释一切佛法，系统地提出了人生佛教的理论，为近代佛子继承佛教优良传统，适应时代潮流指明了方向；他和易近人，思想通泰(鲁迅语)，严持戒律，解行并进，为实践人生佛教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法师为法为人的菩萨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值得我们学习。
法师幼年聪慧过人，邻里视若神童。他十五岁受戒时能在短时间内背诵《毗尼日用》、《沙弥律仪》、《四分比丘戒本》和《梵网经菩萨戒本》，戒堂中的各种问答都能应对裕如，戒堂诸师视为非常法器，得戒和尚八指头陀更以玄奘相期许(见《太虚自传》)。为了深入经藏，彻悟自心，他曾两次闭关阅藏，从而大开圆解。他十九岁于慈谿西方寺阅藏，在《大般若》将要阅完时，一日，阅经次，忽然失却身心世界，泯然空寂中灵光湛湛，无数尘刹焕然炳现，如凌虚影像，明照无边，坐经数小时，如弹指顷。历数日，身心犹在轻清安悦中。阅尽所余《般若》后，旋再阅《华严经》，恍然皆自心中现量境界。伸纸飞笔，以似歌非歌，似偈非偈的诗句，随意抒发，日数十纸，累千万字。从此对以前禅宗语录上的疑团，一概冰释，心智透脱无滞，曾学过的诸宗教义以及世间文字，亦随心活用，悟解非凡，“幽思风发，妙义泉涌”(见《太虚自传》)，下笔如有神助。法师一生弘扬佛法，著作等身，一部《太虚大师全书》洋洋七百余万言，光照人天，嘉惠后学，其影响至深且远。
法师于中国大乘各宗善于融会贯通，认为各宗因本果极，平等无二，唯建言制行方便有殊。他在《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一文中总括佛法为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大乘特法和法性空慧宗、法相唯识宗、法界圆觉宗。他认为，在“依人乘行果趣进修大乘行的末法时期……依声闻行果，是要被诟为消极逃世的；依天乘行果，是要被谤为迷信神权的，不惟不是方便，而反成为障碍了。所以在今日的情形，所向的应在进趣大乘行，而所依的，既非初期的声闻行果，亦非二期的天乘行果，而确定是在人乘行果，以实行我所说的人生佛教原理。”法师不仅系统地提出了人生佛教理论，而且他一生都本着菩萨济世利生的精神致力于人生佛教的实践。他有感于近代佛教日趋落伍，僧伽文化素质低，偏居一隅，不是热衷于赶经忏，便是消极遁世，毫无生气。于是他提出从教制、教产、教理三方面进行适应性的改革，使佛教与时俱进，永放光明。他为实践自己的宗旨，终生奋斗不息：积极筹组佛教协进会、中国佛教会等组织，以维护佛教徒的合法权益，并推进僧制改革运动；倡办《觉社丛书》、《海潮音》等佛教刊物，大力宣传人生佛教思想，开近代僧伽从事佛教学术研究之先河；致力于佛教教育事业，先后开办了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等佛教院校，培育了大量的弘法人才；先后远赴日本、马来半岛、欧美诸国考查与弘化，并发起筹组世界佛学苑，提高了中国佛教的国际地位。抗战期间，他还率领中国佛教访问团出访印度和南洋群岛，为争取国际社会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日救国事业作出了贡献。记得那次法师访问归来作了《从巴利语系佛教说到今菩萨行》的演说。他认为，要使中国佛教复兴起来，首先就“要洗除教徒好尚空谈的习惯，使理论浸入实验的民众化。以现社会的情形和需要来说，今后我国的佛教徒，要从大乘佛教的理论上，向国家民族、世界人类，实际地去体验修学。这大乘理论的行动，即所谓新菩萨行。而此菩萨行，要能够适应今时今地今人的实际需要，故也可名为今菩萨行。
“今菩萨行的实行者，要养成高尚的道德和品格，精博优良的佛学和科学知识，参加社会各部门的工作。如出家众可参加文化界、教育界、慈善界等工作；在家众则政治界、军事界、实业界、金融界、劳动界、……都去参加，使国家社会民众都得佛教之益。
“今菩萨行者，集体联合起来！本着大乘菩萨的菩提心为主因，大慈悲为根本，实践方便的万行，发挥救世无畏的精神！……总之，我们想复兴中国的佛教，树立现代的中国佛教，就得实现振兴僧寺、服务人群的今菩萨行。”
法师在“五十自题”中说：“我今学修菩萨行，我今应正菩萨名，愿皆称我以菩萨，比丘不是佛未成。”法师还有四句脍炙人口的格言：“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这些掷地作金石声的言教，体现了法师一生的怀抱。他一生“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萨戒本”，嘉言盛德，光照法门！
在海内外教友纪念法师逝世四十周年的时刻，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法师的积极思想和菩萨精神，大力提倡人间佛教，发扬中国佛教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和国际友好交往的优良传统，使中国佛教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协调，为祖国的统一和繁荣、佛教文化的发扬光大，尽到应尽之责。我想，我们这样来纪念太虚法师，才能与法师的思想相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