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的国立佛经译场　

果仁　

　　隋唐以来的佛经翻译逐渐扩充，成为一个国立的分工合作的编译馆，那时称为“译场”。只是那时的译场是临时敕设的机构，如译某部经，或某一些经时，即设立，经译完后，即解散译场。译场中，各部门的人选是由国内大寺的名僧中选聘的，经籍译完，即分别遣回。译场的组织极为庞大，有多至五六百人或近千人。可惜详细情形现在已不能十分清楚。其译经的程序共分十部。每部各有主持人以司专责。十部的职掌分述如下：
　　(一)译主。即译场的主持人，也就是翻译的主持人。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佛经所题某人译，其实译者不只此一人，只是单举译主一个人的姓名以明责任而已。译主须精通华梵文字，并须教理娴熟，戒行卓荦为众所钦服方可。遇有疑文歧义，尚须负责判定其得失，以定取舍。工作时译主坐在译场的中间正面。
　　(二)证义。坐在译主的左边，与译主评量已译的意义与梵文有何不同，以便酌量修正。据说法藏大师，即因与玄奘的译文的意义有不同意的地方，辩论结果终不能相合。干是他退出了玄奘主持的译场。
　　(三)证文。坐在译主的右边，听译主高读梵文，以验其差误。证义是考验中译的文义是否妥当，护文是考验所译的原文是否有错误。原文若有错误，当然译文不能妥善。
　　(四)书字。根据梵文厚本，写成中文，但仍是梵音。这一职司也称为“度语”。倘译主是外国人，而又不能十分通晓中文时，那末，书字一职绝不可少。
　　(五)笔受。翻梵音为中国的语言。如梵文称“纥里那野”，书字只写“纥里那野”四字，笔受即翻成中国的“心”宇；书字只写“素怛览”，笔受即翻成中国的经卷的“经”字。

　　(六)缀文。因为西方的语言习惯与结构与中国不同，有些附属的句子，或形容字的次序与中国文法不同，所以有时需要把句子里面的排列次序肛侧，或是重新组织。譬如笔受写的是“照见五蕴彼自性空”。缀文即可改成“照见五蕴皆空”。
　　(七)参译。一方面校勘原文是否有误，一方面再由译文回证原文，反证二者是否完全相合。如果翻成中文再由中文翻回梵文时若不相合，即是翻译有了问题。
　　(八)刊定。刊削冗长，定取句义。因为梵文的组织或句法，容易使中国人觉得过分的重复，中国文字一向喜欢简洁，所以要在不影响原义的条件下，刊削冗长或重复的字句。
　　(九)润文。有时润文与刊定二人合作，或只设一人。刊定的工作多半是删削 ，润文的工作多半是增益。如心经中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 是诸法空相，不生不，不垢下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句中“是故”二字梵文所无，是加上去的。
　　(十)梵呗。用高声念经的调子把新译的经朗诵一遍，以验其是否顺口顺耳。因为佛经总是要人念诵的。
　　除了上述的十部，必须由僧众选拔外，尚有若干不限人数的僧众来听译主讲说新译的经，如有疑难，可以随时发问讨论，所以不论在教义方面，在文字方面，若有一宇的不妥，不但通不过这十重关卡，即使这十个人一时有所忽略，也很难逃过几百人听众的讨论和辩难。同时朝廷为了郑重这种事业，还要派钦命大臣在译场作监护大使，有时在开始翻经的第一天，皇帝还亲自到译场担任“笔受”的工作。以隋唐时代中国人力财力之盛，国内局面安定统一，国君敕集海内第一流的人才参加翻译的工作，当然所翻的经文本质与量均超过前代远甚。
　　以上是说的当时翻译的人才和译场的组织，就以翻译人所备具的条件来看，不但在当时是个最好的标准，即使在今日以至将来，还是不刊之论。隋代的彦琮曾举有八个条件：
　　(一)翻译的人应诚心爱护佛家的道理和教养，有志救人救世，翻译工作历时长久，而绝无懈怠。
　　(二)要有好的操行，他的作品才为人看重。
　　(三)要博通佛家大小二乘的经典，才不致于义理有不明白的地方。
　　(四)要精熟佛教以外的书籍，有文学的修养，译出的经才不致拙笨。
　　(五)要有公平的器廑，不可固执己见。
　　(六)要名利心淡，不要急于出名。
　　(七)要精熟梵文。
　　(八)要懂得文字学，用字才会正确。
　　以上八条虽是说的 “应当”如此的条件，但在事实上，他们那些翻译的人才也真正不折不扣的达到了这种标准。他们冒死跋涉万里去求法，当然是有诚意弘扬佛法的，有志救世的。他们一生的精力全花在研究佛理上面，当然精通大小二乘。他们不去考秀才进士进取功名，而去出家，当然是没有名利心的。而且从那些译家本身的作品看来，他们的梵文的修养，中文的修养，文学的造诣都是很高的，这八条并不是虚设的标准，而是事实上已经作到的标准。
　　唐代国立译场的制度非常完备，场内组织设有许多职掌，翻译时有译主、笔受、证义、润文等各种分工。随着翻译的进行，同时开展译文的讲解讨论，反复钻研，使翻译和研究相结合。这种优良传统，直到今天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摘自《传灯》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