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公在什么地方

贾题韬

　　善知识，心量广大，遍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应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来自由，心体无滞，即是般若，善知识，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莫用错意，名为真性自用。一真一切真，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莫终日说空，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凡人，自称国王，终不可得，非吾弟子。
　　真正开悟的人，真正有见地的人，不会把客观世界抛在一边，不会逃避现实生活。相反地，他对工作、对生活的考虑更周密，作得更好、更巧、更高明，可以“遍周法界”，了了分别”，而且“应用便知一切”。那些空心静坐，坠入“无记空”的人，有这样的能耐吗？
　　“心量广大”是前提，必须承认这个东西，你体会到这里就抓住根本了。心体是空性，第一义空。一说佛性就是全体空，但空呢？全体是色，没有一处不是物，也没有一处不是空，所以“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这是泄露天机的话呀！其实：空就是什么都有，有就是什么都空，这个空就是这个有，这个有就是这个空，但是这个空也不是这个有，这个有也不是这个空。达到了这样的认识，你才能深入“一切即一，一即一切”，也才能“来去自由，心体无滞”。也就是说，你已经品尝出般若的味道了。要知道，正因为空，才能建立一切，正因为空，你舞剑弄拳才没有障碍，正因为空，才会有昨天、今天、明天。
　　禅宗讲传心。心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心量又是如此之大，如此之妙，所以是大事。要学这个法，就不要去学哪些邪门歪道。要知道心是根本，“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这里真了，对了，那一切都对了，所以这个事情大得很。《法华经》称佛出世“为一大事因缘”，就是这个道理。老师悟的是这个东西，传呢？不过是把他悟到的让学生再悟一下，老师是不能、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的。你想，一个无时间空间、无色无相、无善无恶、无是无非的东西怎么个传法呢？所以，开悟见性是大事，但不要从外面去寻觅。洞山禅师开悟时就说：“切忌从他觅，迢迢与我殊”。在外面求，是永无结果的。
　　欧洲大哲学家笛卡尔有个著名的论断：“我思故我在”，他认为任何推理必须有个根本的前提，而这个前提是无须证明的。把宇宙万物找完，只有一个东西无须证明，这就是“我”的存在。我正在“思维着”的这个存在是无须证明的，所以一切推论都必须从这儿开始。这是无须怀疑的，而其他一切则是可以怀疑的。这与禅宗有些相近，怀疑到最后，这个“怀疑”本身还能否怀疑呢？又是谁在怀疑呢？所以只有这个东西非承认不可。“我思故我在”，对我就不能怀疑了，禅宗认为不行还须更进一步，“我”还是空，这就是内道外道的分水岭，现在西方哲学大多有笛卡尔这个味道。康德哲学、存在主义、现象学、新托马斯主义等等都知道这个重要性。只有一点他们不敢谈，就是这个我也是空的。这是佛教的特点，禅宗的特点。
　　讲个公案。元代高峰原妙是著名的禅师，他最初参禅多年一无所得，一天睡觉中醒来忽然想起赵州“万法归一，一归何处”的话头，挑起了他的疑情，七天七夜没睡，茶里饭里，静时闹时都在参。一天随众上堂，看见法堂上有个偈子“百年三万六千日，反复原来是这汉”豁然间一念脱落。开悟了。这就是禅宗的“破本参”。他下来对老师说：“你以后不要再用棒子打我了。”老师说：“你还没有了。”他说：“那你考我嘛。”老师就问他：“日间浩浩时作得主么？白天应酬周旋时作得主不？也就是八风吹得动不？”高峰说：“作得主。”老师又问：“那晚上睡觉做梦时作得主不？”他说：“作得主。”——梦里心可以不动了。大家知道，白天理智活动清醒，容易把自己的思想管住，梦里可不同了，白天不敢做的事，梦里往往敢做。白天不动心的，梦里却会动心。所以要知道这两句话的分量。不昧己灵，又能作主是谈何容易。可是他的老师并没有到此为止，在人闻所未闻。想所未想的地方又逼一拶：“无梦无想时，主人公又在何处呢？”高峰答不出来了，以后才到天目山去闭死关，用了五年的时间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笛卡尔和那些哲学家就没有这上面的功夫，也达不到这样的境界。我们也可以这样间笛卡尔：诚然我思故我在，如果我不思，我不想，这个我又在哪儿呢？以至父母未生我之前，或者烧成了灰之后，这个我还有没有，又在什么地方呢？这里就是“拈花一笑”，就是诸佛的心印。世间各宗各派在这个问题上都不能更进一步，可以说百尺竿头到了顶。但禅宗却要你百尺竿头上更进一步，要你放身舍命。不如此，怎么谈得上更进一步呢？这的确是要命之处，没有如实修行，纸上谈兵哪里能到得了这里。那些口头禅，狂禅，在公案里拣了几句，认为自己悟了，或者在理论上推来推去，认为自己懂了，都是不行的，那是得不到解脱的。

摘自《转识成智－－贾题韬与佛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