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佛教中国化进程的道安

洪丕谟　

　　东汉时期，佛教刚传来中国，由于是舶来的新产品，所以一个相当时期，人们对其教义并不十分在意。及至东晋道安等人出，由于当时玄学兴起，知识分子中一部分人为了清谈需要，对于佛教中大乘空宗的思辩理论才产生了浓烈的兴趣。这一清谈风气演变到后来，反映在佛教界，便有了玄佛合流、“六家七宗”的兴起。“六家七宗”中最有影响的，要数以道安为首的本无学派。“无在元化之先，空为众形之始，故称本无。”
        道安(312或314～385年)，俗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省翼县西北)人。
    虽说当时天下战乱，父母早亡，可是由于世代业儒，他在外兄孔氏的扶养下，从七岁起，就开始了对儒家经典的攻读。
    由于道安的长相非常难看，所以当他在十几岁出家为僧后，虽然有着满腹才华，却没能引起老师的注意，而被派到田里去干杂活。
    稍稍长大后，道安向剃度师求读佛经，师父给他一卷约五千字的小乘经典。不料过了一天，道安就把经书还给老师，要求再借。老师纳闷：“昨天刚给一经，还没读好，怎么今天又借？”不过最后还是借了一卷近一万字的大乘《成具光明定意经》给他。谁知借后，依然和上次一样，刚过一天，又来归还经书。老师好奇之下一试，但听道安一字不差地把两经从头到尾背了出来。老师大惊之下，终于对他刮目相看，倍加器重。
    二十岁那年，道安受具足戒。晋成帝咸康元年(335年)，年方二十四岁的道安游学来到石赵京师邺都(今河北省临障县西南)，在那里碰上了年已一百多岁的高僧佛图澄，并投拜在他门下。当时，有人因为看到道安面貌丑陋，年纪又轻，禁不住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气。可是佛图澄却对那些人说：“你们可别小看了他，他有远识，非尔等可及。”
就这样，在跟随佛图澄的十多年里，道安经常为老师复讲佛法，解答难点，赢得了人们的普遍赞誉，叹为：“漆道人，惊四邻。”
        佛图澄入灭后，石赵内乱，社会不宁，道安避乱来到偏远的 濩泽(今山西省阳城)地区，离群独处，苦攻佛典。不久竺法济、竺僧辅、竺道护等高僧也相继来到这里。有了学业上的益友良师，道安对安世高所译《阴持入经》、《大小十二门经》、《修行道地经》等小乘经典用力更勤，并且还写序作注，兴致勃勃。 晋穆帝永和七年(351年)，道安和同学竺法汰北上雁门飞龙山(今山西省浑源西南)，在那里碰上了道安做小沙弥时的旧相识僧光，得以彼此辩难，共研佛法。当时出家人讲解佛经，为了便于中土人士理解接受，往往引用我国原有名词、概念，尤其是老庄术语，名为“格义”。早先，道安也用“格义”解释佛经，可是这一阵子和僧光共同研习以来，却又感到用“格义”之法阐讲佛经，难以抉尽经中精义，便对僧光颇有感慨地说：“先旧格义，与理多违。”不过，僧光并不这样认为，所以说道：“且当分析逍遥，何容是非先达？”
        道安则坚持：“弘赞教理，宜令允惬，法鼓竞鸣，何先何后？”指出宏阐教理，应该力求准确，不必理会先达那套不切实际的旧方法。由于道安首次看到并指出“格义”阐释佛经的局限和不足，所以对于后世按照佛经本义理解佛教，使佛教摆脱传统思想依附而独立发展，起到了相当的启发作用。话虽如此，可是后来道安在阐解佛经中，依旧经常取用“格义”，可见彻底改变旧法，尚要有个过程。
    晋穆帝永和十年(354年)前后,道安离开山西来到太行恒山一带，弘传佛法，创寺建塔。当时石赵已灭，前燕建国，武邑太守卢歆听到道安的大名，曾恭敬地把他请去讲经，收到了“名实既符，道俗欣慕”的良好效果。此后，道安回到邺都，住受都寺弘法。由于其时战乱未息，天下不宁，所以住不多久，道安就离开邺都赴牵口山(邺都西北)，随之又赴王屋女林山，达陆浑，走新野，南下襄阳，一路辗转，历时十年，虽艰苦备尝，而弘法未曾稍有中断。为了有利于佛教的宏传，这时，道安还让法汰、法和等分别率领众弟子去扬州、蜀中等地，广播种子，宣妙法音。
    襄阳属于东晋地界，较之北方，相对来说要安稳得多。在襄阳，道安一住就是十五年。这十五年，是他一生弘法事业中最为灿烂的时期。他编撰《众经目录》，制定僧尼轨范，开讲《放光般若经》，开启出家人姓“释”先声，同时考校译本，注释经义，多所建树。
    当时他所创的檀溪寺，建塔五层，起房四百，规模极其宏大。关于道安在檀溪寺的斋讲仪范，以及师徒间的人际关系，在习凿齿《致谢安书》中，有着较为客观的反映：“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大威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
        孝武帝太元四年(379年)，苻秦攻陷襄阳，道安、习凿齿被拘，送往长安。苻坚是个崇佛之人，对道安、习凿齿等非常尊崇，认为襄阳之役只得到一个半人，一个是道安，还有半个是习凿齿。从此，道安开始了他在长安的译经弘法生涯。
    其时，道安安居在五重寺里，讲经之暇，领导了包括外国沙门僧伽婆提、昙摩难提、僧伽跋澄等人在内的翻译大道场，大肆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他在《摩诃钵罗蜜经抄序》中，对佛经翻译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等经验之谈。“五失本”为佛经翻译中有五种情况要改变梵文原本的表述方式，以符合中土的习惯：一是应把原本中倒装句改成为中国习惯用法；二是应对质朴的佛经原文稍加修饰，以增文彩；三是对繁琐重复的原文，应作适当的删节；四是对原本中虽带总结性，但却重复的颂文，应尽量删掉；五是原本中重述前文的内容，也务必删尽勿惜。“三不易”是佛经翻译中三种不容易的情况：一是要把古代的经书翻译得适合当今口味不容易；二是要把圣人的话翻译得连笨人也接受理解不容易；三是当代佛经翻译者要理解表达千年以前的佛经微旨不容易。
    道安的著作，现存《人本欲生经注》、《综理众经目录》、《鼻那耶经序》，以及一些零星的论序等，其他都佚失了。这些著述，基本反映了他从禅观趣般若，以般若解禅观的“本无”特色，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贯通了般若和禅学的两大思想体系。虽说道安的著述现存不多，可是由于他反对“格义”，以及他朴实严谨的治学态度，所以开创了纯正的佛学研究风气，对后世有着很大的影响。
    综括道安一生，他在佛学上的贡献在于：一是集佛教中土理论的大成，开创“六家七宗”中的本无学派，推动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二是制定寺院僧尼规范：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是为我国佛教史上建立寺院规则的创始人。三是首次提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乃以释命氏”，开佛教出家僧人以释为姓的定式，一扫过去以老师之姓为姓的做法。四是领导并参加翻译了《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三法度经》、《阿毗昙八犍度论》、《毗昙心论》、《摩诃钵罗蜜经抄》、《鼻那耶经》等上百卷、百余万字的佛经。

摘自《古今100高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