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情、欲望、意志

明真　

    受：《成唯识论》卷三说：“受，谓能领纳顺、违、俱非境相为性，起爱为业；能起合、离、非二欲故。”境相，复词，即环境，环境中的人、物、事皆能刺激人们的生理和心理，引起不同情愫的反应。能激引喜乐情愫的为顺境，激引忧苦情愫的是违境，激引非喜乐、非忧苦情愫的称俱非境。“受”是领纳义，亦即感受义，能感受喜乐忧苦情愫的精神作用，简称曰受，亦即感情。这就是受的自性。“受”以“起爱为业”。爱欲在佛典里往往是复词，此处爱字就是欲，如下文所说的合欲、离欲等。这就是受的业用。人们对环境中能激引喜乐情愫的人、物、事、则起合欲：未得欲得，已得欲不离；对环境中能激引忧苦情愫的人、物、事则起离欲：已得者欲离，未得者欲不得。人们的苦乐观虽有差异，但欲求避苦趋乐的心情，大体是一致的。如何看待苦乐？“苦”应不应避？“乐”应不应趋？如何避苦？如何趋乐？这些问题在每个人的具体生活中，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关于“受”，佛学有建立三受或五受的。合身心为一，就立苦、乐、舍三受；析身心为二，就立苦、乐、忧、喜、舍五受。舍受，是舍离苦乐、忧喜二边的一种平平淡淡的感受。建立五受，比较符合生活实际，今因之。人类在生理方面感受的苦乐大致是相同的。心理方面感受的苦乐忧喜，因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不无岐异，甚至形成本质上的岐异。即约个人讲，有时生理感受与心理感受亦能形成尖锐的矛盾，亦即所谓灵与肉的冲突。在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兼得，于中必须有所取舍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对于一个人的品德的考验。
感情既然是环境刺激的反应，而人生的苦乐、忧喜、悲欢，就不是神所赋予，也不是命里注定，而是在一定的主客观条件下所形成的，也是能够改变的。人生的高尚情操和品德，只要创造条件，也是完全可以培育的。目前我们国家提倡的五讲、四美活动，实际上就是培育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培养青少年高尚的情操和优良品德的积极措施，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受，不但能感受自己的苦乐忧喜，实际上也能感受别人的苦乐忧喜。“看戏流眼泪”、“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些都是人与人之间忧乐与共的绝好证明。“受”是人生的至宝，或者说人类固有的良心和同情心!正因为人生有此至宝，故古今中外的志士仁人皆能以众人的喜乐为喜乐，以众人的忧苦为忧苦。视能与国人天下人同呼吸、共命运，为自己的最大快乐。心胸开阔，眼光深远，为国人天下人解除疾苦登于衽席，虽绞脑滤血，历艰涉险，却百死而不悔。在我们今天的新时代，上自元首，下至负贩，皆应以天下为己任，关心国人天下人的痛痒，不图一身一家的私利，登斯民于衽席之上。充分发挥“受”——同情心的潜力和优势，应该是我们时代独具的异彩。
    欲：《成唯识论》卷三说：“云何为欲？于所乐境，希望为性，勤依为业。”所乐境，即能激引喜乐情愫的顺境；希望，即是合欲；为了满足自己的希望，使所乐境能在生活中变成现实，这就需要付出辛勤的代价了。在一般佛书上皆称“财、色、名、食、睡”为五欲。食欲和睡欲，在于维持个体的生存；色欲即性欲，在于欲求种族的繁衍，欲求生之变相的绵延与扩展，这在身内是一股坚韧的力，有时是猛烈的力；名誉欲，浅言之就是欲求生的光彩，能炫耀自己丰美的羽毛，深言之还欲求不朽的永生，欲求百年身后还能在人们的内心占有适当的位置；财，金钱欲，有些人追求金钱，并不仅是为了维持生活，维持生活的舒适美好，而是利用金钱以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欲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是极其复杂、很有力量的。人们在生活中极难对付的，恐怕就是这个“欲”了。“五欲”，当然还不能概括人类的欲望，但单从五欲分析，实皆以“生”为核心，同“生”有密切的联系。人生，把人与生连缀成词，是颇富深意的。欲生，大概就是人类最基本的欲望吧！
    值得玩味的是，佛学不但强调无我，还强调无生。无我，应在否定我；无生，应在否定生。即使现实生活中没有“我”与“生”，恐怕佛学也不会强调无我与无生了。何因名我？何因名生？我的实质是什么？生的实质又是什么？这是有我有生者必须彻底明白的。人世间无量恒河沙数的矛盾，似乎皆离不了“我”，也离不了“生”。不知今世之宣传或批判佛学的专家学者，在这两个吃紧的问题上，能彼此各抒所见、畅所欲言否？
佛学视欲虽非善法，实亦非烦恼法，而认为它是中性的，可善可恶的。无欲，也许就没有崇高的愿望、伟大的理想了。古今中外的志士仁人，为了维护国人天下人的生存，往往毫不踌躇、毫不吝惜、慷慨地献出自己的生命，求仁得仁，了无杂质。这是人类生活中的一种特异生活，是精神境界的高度升华。不“欲”这种特异生活，人类会出现这种特异生活吗？恐怕是不可能的。欲乎，欲乎，难道不值得人类用气力认真地去研究吗？何况人类精神生活中蕴藏的绝不仅仅只有“欲”啊！
   思：《成唯识论》卷三说：“思，谓令心造作为性，于善品等役心为业。”造作，是为了达到欲望所采取的实际行动，应即意志。令心造作，是思的自性；役使心、心所去造作善品等业，是思的业用。思的自性与业用，似乎并无明显的区别。品，类义。善品等，包括恶及无记。善、恶、无记(非善非恶，无可记别，名曰无记)的区分，是对实际行动的评价。《义林章》卷七把“思”分为三个阶段：一、审虑思，在采取实际行动以前，慎重地审查考虑；二、决定思，审虑成熟，决定采取行动；三、发动思，既经决定，即发动身口，实际执行。前二阶段为意业，亦称思业；后一阶段为身业或口业，亦称思已业。在身业和口业中也有意业；因身口只是意识役用的工具，没有意识发动，身与口是不能自己活动的。现在有一个问题：意识为什么不能直接向外界采取行动，必须借助于身与口呢？我在《精神的试析》中，对精神揭示了两个特点：(一)精神是无体积、无形相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二)精神必须借助于物质才能向外界表达，同时，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不借助于物质必无法直接接触别人的精神。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皆能证验的事实。不紧紧抓住这两个特点，就无法认识精神。
    对于受、欲、思三个心所，我不惜用浓墨重笔加以分析引发，目的是想说明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绝不仅仅只有身与物，实实在在是还有精神的；而精神又绝不仅仅只是一个空洞的名词，而是有其具体的内容和无比强大的力量的。我是一个佛教徒，在长时期内侈谈七识八识、五十一个心所，而这些精神的质素却在我的思想内、生活中始终迷离扑朔，虚无缥渺，不明彻，不具体，当然也就不能发生什么作用了。终日昭昭所能见的，却又只是实实在在的身与物；此二者在日常生活中所占的比重是异常沉的，虽有精神，也不免为身与物所困扰了。我总觉得我们日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主要是精神在起作用。我们的生活离不开阳光、空气和水，实际上也离不开精神。工作和学习主要也是为了生活——为自己，也为他人。人们的生活应该是精神的体现，一个人离开了精神，难道还会有生活吗？无论你是否承认精神的存在，精神总是洋溢于我们日常生活之中的。精神能在日常生活中占上风，不为身与物所奴役，即能向往真美善；设使不自知有精神，又不自觉地使精神为身与物所奴役、所困扰，也许就会日渐陷于假丑恶了。近人有自视精神生活丰满，而慨叹余人之精神生活空虚。我觉得“精神生活空虚”一语不大妥当，有易导人误解“精神”的危险，不能不稍加辨析。
    精神生活空虚，意在说明“空虚者”的身上已经没有“精神生活”了。这显然是违悖事实的。细玩作此语者的用意，大概认为精神生活实优越于物质生活，似乎精神生活惟有真美善，绝无假丑恶；在精神生活不能体现真美善的时候，于是就发出精神生活没有了、空虚了的慨叹。事实上，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皆能体现真美善，也皆能暴露假丑恶。无论是个人生活或社会生活皆有其两面性，既不能纯粹视为真美善，也不能纯粹视为假丑恶。而且真美善与假丑恶都是相对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们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这种现象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今天摆在人类面前的重大课题之一，即在改造和提高人类的精神生活。慨叹精神生活空虚，只能把精神生活绝对化，认为空虚者的身上已经没有精神生活了，当然也只能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使之对精神生活起一种误解，不利于精神生活的改造和提高。我们不妨结合当前人类精神状态的具体情况，再作些观察分析：今天世界上还有杀人越货扰乱社会治安的盗匪，有重利盘剥、为富不仁的豪商巨贾，有擅作威福、巧取豪夺的贪官污吏，有滥用权力、残民以逞的暴君，有以人类命运为儿戏的战争狂人——这些人的精神状态都是不健康的、丑恶的。这些人的精神生活只能说是淤浊的，而不能说是空虚的。因为说明精神生活淤浊，并不否认精神生活的存在；说精神生活空虚，是指精神生活已经丧失了，没有了，这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那些不断地给人类制造恐怖、痛苦、灾难和死亡的人，他们也是在发挥其心思才力，发挥其精神的作用。他们的行为是人类精神生活阴暗面的彻底暴露，并不是精神生活的空虚。精神生活的阴暗面也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形成的，只要创造条件，加强力量的对比，阴暗面也是能够转化成光明面的。因此，我认为精神生活只有高低善恶之分，并无有无虚实之别。当然，摆在人类面前的现实是十分严峻的，但也不是没有办法的。今天是人民的时代，人民的力量是无敌的，是能够按照自己的理想开创新世界的。但是，站在严峻的现实面前，要能挺然屹立，不为歪风邪气所压倒，并战而胜之，这就需要明白自己的精神，珍惜自己的精神，振奋自己的精神；而作为面向人民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和宗教工作者，都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同心协力猛着先鞭。我对其他兄弟宗教的教义没有研究，因而没有发言权；但我深深相信佛教是能适应今天的人民时代、科学时代、社会主义时代的。以“缘生无我”理论为指导的佛教徒，决不应置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于度外；“报佛深恩”，“续佛慧命”，和合精进创造人间净土，是我们每个佛教徒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佛教徒果能如是行持，佛教就能适应时代，与时俱进。
    我在前文还曾说：“五蕴”的色蕴，约当物质；受想行识四蕴，约当精神。受想行识四蕴中“识”为心王，“受、想、行”为心所。为何独尊识为心王，受想行只能作为心所呢？又“心所”何义？王、所关系若何？在此也稍作补充。
    心所是“心所有法”的简称。《成唯识论》卷五说：“恒依心起，与心相应，系属于心，故名心所。”恒时皆依附于心王，始能生起；生起时，又必须与心王同依一根，同缘一境，故云“与心相应”。为什么心所对心王这样服服贴贴，不能单独搞一点“自由活动”呢？据说心所是系属于心王，为心王的所有物，这就不能不依附于心，服服贴贴地随着心王的脚跟转了。书本上是这样讲的，在日常生活的实际中，是不是真就如此呢？笔者在上面分析“欲”心所时，知道欲是蕴藏在我们身内的一股力，它折腾起来是能使人们晕头转向的。生活的实践告诉我们：即使有时明知会触犯刑网，导致身败名裂，有些人却硬是控制不住！“必欲”冒险侥幸一试。请问：这时候的理智还能发挥作用吗？作为心王的识，还能控制与自己相应的欲心所，不作欲心所的俘虏吗？独尊识为心王，把欲等列为心所有法，唯识学者在这点上是有其苦心的。之所以独尊识为心王，是要人们把思想认识摆在日常生活中的第一位，通过对主客观事物的不断观察研究，能够逐渐把认识磨冶成为智慧，成为清醒明彻的认识。佛学是十分重视智慧的。佛译为觉者，又称智人。学佛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转识成智；不能转识成智，是无法转染成净、转凡成圣的。人类的精神生活中既然有理智，也有感情、有欲望，如何不断提高理智的质量，使之对情欲具有调御疏导的能力，发挥自他俱利的正常作用，不致泛滥成灾，自苦苦人、自害害人，这应该是人类今后共同努力的一个方向。
    精神是什么？我在前文初步作了回答：精神是以我为中心，概括了思想、感情、意志和欲望的混合体。这里补充一点未尽之意：能依据我法二空真如，把思想提炼为智慧，感情陶冶为大慈大悲，意志磨砺为大雄大力，欲望熔铸为大愿大行，“我”也就塑造成为佛了。人身难得，佛法难闻。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精神，就是成佛的原材料。

摘自《佛教的认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