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中华大藏经》在汉文大藏经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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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上编，以下简称《中华藏》)，1982年在当时的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支持下立项起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组成《中华藏》编辑局进行编辑，1994年编辑工作完成。该书由中华书局出版，1997年出版工作完成。全106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编辑出版史上，这可算是一个屈指可数的重大工程。先后获得全国古籍整理一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荣誉奖、国家图书奖荣誉奖。

汉传佛教在中国酝酿成熟，流遍东亚。近代以来，日本于上世纪20年代编辑的《大正新修大正藏》被当作汉传佛教大藏经的代表，得到世界普遍的承认。因此，编纂一部高水平的汉文大藏经，便成为中国佛教界、研究界百年来的梦想。上世纪20年代以来，不少仁人志士为现实这一梦想而努力奋斗。

承载着百年的梦想，任继愈先生主持的这部《中华藏》，作为由国家立项的重大课题，从一开始就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各方面的人士，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这部大藏经的编纂，都曾经提出自己的设想。面对这一局面，《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方针是：不坐而论道(即不争论)，不成立编委会，不受各种议论的干扰，把事情做出来。这一方针的结果是：经过13年的努力，《中华藏》(上编)106册编辑完成；13年中，也时常听到对于《中华藏》的各种议论。在这些议论中，褒奖的议论在此暂且不论；批评的意见主要有两条：一为百衲本；一为使用不便。

当笔者撰写这篇文章时，距《中华藏》的编辑完成已经11年，距它的全部出版，也已经7年。虽然不能说什么“盖棺定论”，但拉开一定的时间段，站到今天的立场上回顾《中华藏》，我们的评论可以更加客观一点。

评论《中华藏》，可以从各个角度去进行，本文主要想把它放在汉文大藏经史的背景中来考察。

汉文大藏经从形成到如今，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写本时期、刻本时期、近现代印刷本时期与数码化时期。目前，我们正处在近现代印刷本时期与数码化时期交替的过程中。《中华藏》则属于近现代印刷本时期的藏经。

近现代印刷本时期的藏经，按其采用的方式不同，可分为排印与影印两种。

属于排印的，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铅印，即用铅活字排版，做成纸型，然后印刷。用这种方式印刷的藏经，日本先后有《弘教藏》、《大日本大藏经》、《大日本续藏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等，中国则有《频伽藏》与《普慧藏》等。另一类是激光照排，即计算机录入，激光制版，然后印刷。用这种方式印刷的藏经，中国有《文殊大藏经》(中途夭折)、《佛光大藏经》(正在进行)。铅印与激光照排，虽然方式不同，科技含量不同，但都要全部重新植字(录入)，然后印刷，就藏经形态而言，两者并无本质差异。

排印本藏经文字清晰，装帧实用，信息量大。特别应该提出的是，排印本藏经的出现，与近现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兴起基本同步。由此新编的藏经，学术含量高。这不但体现在独具一格的分类体系，也体现在校勘、断句标点等方面。其方便、实用与科学，远远超过古代的木刻本。因此，问世不久，便以其无可辩驳的优势，淘汰掉古代的刻本藏经。不过，排印本需要大规模植字。校对精细的，仍难免疏漏百出；校对粗疏的，则鱼鲁之讹，不忍卒读。日本《大正藏》号称水平最高，按照最近的研究，其植字错误至少达万分之十几，大大超过万分之三的一般要求。按照中国目前的通行标准，它肯定上不了优秀图书的参评线。

属于影印本者，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单纯影印本，即不改变原底本的编排，单纯影印。如近年影印的《明北藏》、《清龙藏》、《频伽藏》等。这些影印本可视为原藏经的一种重印本。另一类是重编影印本，即改变了原底本的编排，按照新的体例重新编排所收经典，如《中华藏》。这种影印本实际上已经与原底本脱节，形成新的藏经。

今天，古代刻本藏经基本上已经成为文物，单纯影印本使它们化身百千，既可以满足寺院供养法宝的需求，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一睹它的真面目；相对于排印本藏经的大量植字错误，单纯影印本为我们提供了可信的核对依据；单纯影印本还保留了刻本藏经的原始形态，大大方便了刻本藏经研究者的工作；加之影印本改用现代装帧，使用方便。如此种种，都是单纯影印本受到人们欢迎的原因。

但是，单纯影印本均以古代某一特定刻本藏经为底本，而囿于各种原因，古代刻本藏经的收经范围都有不足。此外，古代刻本藏经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各种错谬，而上述单纯影印本的操作者大抵着眼于经济效益，并没有做校勘之类费钱吃力的工作。有些单纯影印本在印刷过程中曾作修版、补版，而又不予以说明，从而损害了它的可信度。凡此种种，又不免降低了这些影印本的价值。

而《中华藏》这样的重编影印本，与排印本相比，它具有影印本的忠实于底本的优势，起到反映刻本面貌、可供研究刻本状况之功；与单纯影印本相比，它又吸收了排印本校勘的优点，把历代主要藏经的行文差异聚集在一起，使读者得持一本而揽全局之效。也就是说，《中华藏》凭现代印刷科技之便利，积13年孜孜校勘之苦功，使得它在写本、刻本、近现代印刷本、数码本这一汉文大藏经的发展序列中，位于近现代印刷本的最高端，从而在汉文大藏经发展史上，产生出一个新的品类，树立起自己独特的地位。

谈到《中华藏》在汉文大藏经史上的地位，还必须谈到的一点，就是大藏经的收经标准。

我曾经提出大藏经的三要素，首当其冲的是收经标准。一部藏经，总有它的编纂目标。收经标准，是体现这一目标主要方面。考察古代藏经，无不有自己明确的收经标准。但我们考察《大正藏》，可以发现，它竟然没有确定的收经标准。我曾有专文评述过《大正藏》的这一缺憾，在此不拟详细展开。《中华藏》则赓续了我国的编藏传统，其上编收入历代大藏经的有千字文编号的所有典籍。由此，一藏在手，历代诸藏总揽于此。

我在这里提出收经标准这一问题，还在于像《大正藏》这样在世界上具有重大影响的藏经，竟然不将收经标准纳入自己的工作规范，此例一开，势必对后代的编藏实践造成负面影响。《中华藏》重新严格收经标准，这在汉文大藏经的编纂史上自然会记上一笔。

下面谈谈人们对《中华藏》的两点批评。

关于百衲本问题，我想，这既是《中华藏》的缺点，也是它的优点。由于是百衲本，使得《中华藏》缺乏统一的版式，显得不那么美观。但正因为是百衲本，使得《中华藏》可以尽显古代各种木刻藏经的风采。得失相比，应该还是得大于失吧。何况《中华藏》本身全部现代装帧，上下三栏，总体风格还是一致的。

关于使用不便问题，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经文没有标点断句；二是校勘记放在卷末；三是长期缺乏可供读者使用的实用目录与索引。

经文没有标点断句，的确是《中华藏》的一大缺点。公允地说，至今为止所有汉文大藏经，包括日本《大正藏》，乃至网上大藏经都缺乏全面、正确的标点。《中华藏》没有施加标点的原因有两条：第一，《中华藏》是影印，影印本上无法施加标点。第二，1982年《中华藏》启动时，我国的佛教研究力量还不足以完成大藏经标点这一艰巨的任务。20年来，我国的佛教研究突飞猛进，佛教研究队伍也飞速成长。现在，我们已经完全具备对大藏经进行标点的学术力量。我想，只要经费落实，组织落实，《中华藏》标点这一问题，将会在佛典数码化的进程中得到解决。

校勘记放在卷末，使用的确非常不便。这也是影印本的不得已处。这一问题的解决，也只能寄希望于下一步的数码化。

关于实用目录与索引，我想作一点说明。1997年《中华藏》编辑完成，任继愈先生便把编撰《中华藏总目索引》的任务交给我，中华书局责任编辑毛双民先生也曾多次催稿。由于我设计的《总目索引》包括多方面信息，纳入多种功能，自我加大了工作量；又因为我还承担了其它一些工作，未能全身心投入《总目索引》的编纂；从而使这一工作迟迟不能完成。最后在任先生的决断下，交由潘桂明先生继续承担，才使得《总目》在短期内编成，并在200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在此，我应对迟迟未能向读者提供《中华藏总目》承担责任，并向读者及中华书局致歉。2003年版的《中华藏总目》，已附有简单索引。至于更详尽的索引，有待日后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