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密宗与北京雍和宫

文章转自青海民族学院学报 社科版(西宁)1995年第3期

作者：尕藏加 单位: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一、密宗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

佛教自公元7世纪中叶正式传入藏土，虽经历了一些坎坷，但最终得到了惊人的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有过两次大高潮，即藏文史籍中所谓的“前弘期”和“后弘期”(编者按:在安多藏区无此分期)，经过这两次大高潮，基本上形成了博大精深的藏传佛教。

传入藏土的佛教之所以称为藏传佛教，除了传播的时间、地区、宗派、路线、文化背景、语言文字等外在因素外，还有其更主要的内在因素，即密宗在藏传佛教中处于核心位置。当公元7世纪佛教正式传入藏土之际，印度佛教已经发展到开始盛行密宗的阶段，“密教时期约7世纪至13世纪。8世纪时最兴盛，后因外族异教徒入侵而急剧衰落，13世纪终归消失。”①因此，佛教传入藏土一开始就带有印度后期佛教的特色。“图弥翻译出《宝云经》；藏王则作法主而讲说了《观世音六字真言》、《圣阎摩敌》及护法贡保和天女等许多法门。藏王又命许多人士修禅定，由此获得神通者亦复不少；复修建许多修行胜地，如察珠寺及许多镇肢寺庙。”②这是公元7世纪中叶松赞干布开始带头倡佛的举措，不难看出，此时主要在传播佛教密宗。

值得一提的是，在藏传佛教的形成与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有两位外籍大师对树立密宗在藏传佛教中的重要地位，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位是出现在“前弘期”的莲花生大师；另一位是“后弘期”的阿底峡尊者。莲花生大师未来藏土前曾是印度佛教密宗大学那烂陀寺的一名学僧，其思想是印度佛教思想两大主流之一的龙树“中论”系统，同时又精通密宗咒语、仪轨。他于8世纪中叶应藏王赤松德赞的邀请来到藏土，以密宗法术同藏族原有的本教巫师们展开激烈的斗法竞争，最后取得胜利，并协同印度高僧寂护按照佛教宇宙观学说及密宗坛城模型创建了藏传佛教史上的第一座正规寺院——桑鸢寺，同时还建立密宗修习院，大兴密宗法术。据《巴协》、《汉藏史集》等记载，当时寂护在桑鸢寺龙粗宫宣讲十善法、十八界、十二缘起；莲花生大师显示神通，特别向一些父母俱在的藏族青年男女首次传授了一种被称为圆光法的使鬼神附体的法术。可以说，莲花生大师以佛教密宗法术作为有力的武器，敲开了藏族传统文化(本教)的大门，为佛教立足于藏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首先和西藏的十二女神较量，运用威力慑伏诸女神，令受灌顶而许誓守护正法。”③此十二女神即本教的十二丹玛，她们在本教的神灵家族中很有威慑力量，大师调伏这群神抵，标志着佛教占据了上风。《青史》载:“莲花生大师亲自给藏王传授《金刚橛》及《吉祥马头金刚两种》法门。特别是藏王由修《吉祥马头金刚法门》，曾三次发现马鸣声，为大多数人都听到的。”可见，他推崇的密宗受到当时藏族人的敬仰，并积极接受密宗仪轨或法门。

莲花生大师不仅将印度后期佛教的密宗很顺利地移植到藏土，而且对后来的藏传佛教密宗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例如，藏传佛教宁玛派就自称是莲花生大师所开创的宗派，并在具体修炼中将莲花生大师推崇为至上本尊神，认为莲花生作为本尊神会产生大威德，显现了金刚身金刚性，有无量的功德。由此可知，莲花生大师早已超越了历史人物的范畴，成为密宗诸神中的一尊很有威慑力的神佛。

阿底峡尊者(982——1054)在“后弘期”为藏传佛教密宗的振兴或发展作出的贡献，也不亚于莲花生大师在“前弘期”为开创藏传佛教⑦噶举派则“精习瑜伽密中之密集，又无上瑜伽密中之喜金刚、四吉祥座、大神变母等法，尤于空智解脱合一

密宗所作出的贡献，故后人视阿底峡为藏传佛教密宗第一中兴人物。据有关史料，尊者未来藏土前曾任印度佛教密宗大学那烂陀寺、超戒寺等寺住持，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佛教密宗大师。“后弘期”初期，藏传佛教在修行次第、密宗仪轨等方面出现了较混乱的现象，正如《青史》所载:“如果迎请阿底峡尊者来藏，将能破除此诸邪行，而使佛教获得饶益。”阿底峡尊者于1042年被阿里地区的古格王降曲奥邀请到西藏西部，便开始了他对当时藏传佛教时弊的行之有效的整顿，诸如规定修行次第、端正密宗仪轨等。尊者先后将西藏西部和中部地区的藏族高僧大德及一切佛教人士均引入正确的修行轨道，在藏土巡锡约13年未返回故里，于1054年在距离拉萨西南方数里远的聂塘寺内示寂，终年73岁。由于阿底峡尊者在佛教显、密宗两方面具有很高的造诣，重振了密宗在西藏的正统地位，赢得当时西藏佛教界的信任和拥戴。

阿底峡尊者在西藏期间还校勘、翻译和写了许多有关显、密方面的许多论着，其中《菩提道炬论》对后世的影响更为突出，它主要阐述了显密教义不相违背之理和修行应遵循的次第的重要性，可称得上是一部融汇贯通显密之大乘学说的不朽力作，为后来宗喀巴大师造《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密宗道次第广论》二部大着奠定了理论基础。

经过莲花生和阿底峡两位外籍密宗大师的精心栽培及其后世的努力，密宗在藏传佛教的发展历史进程中始终占据着突出地位。

二、雍和宫密宗的派别及其特色

“后弘期”是藏传佛教在佛学上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开放性时期，又是诸多教派的大生产时期。除“前弘期”传承下来的宁玛派外，仅“后弘期”内就相继产生了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希解派、觉囊派、格鲁派等。其中噶举派、萨迦派和格鲁派，再加上宁玛派，在密宗这一深奥领域具有很高的造诣，可以说，此四派在密宗理论上自成体系，在实践修炼上独辟蹊径。此四派历来就是瓜分藏传佛教信徒的四大支柱性宗派，在藏族地区乃至整个信奉藏传佛教的地区或民族中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所以，历史上曾出现过元朝支持萨迦派，并

推举帝师统管藏族地区，至明朝转而对噶举派倍加重视，而清政府又不惜一切扶植和推崇格鲁派的局面。其中清政府对藏传佛教的管理和利用皆较元明两朝高明并“企图把它变成一种有利而历害的工具。”④先后将北京、承德、五台山变为内地藏传佛教的三个中心。1744年(1745年竣工)把雍和宫改建为北京地区规模最大、地位最高、机构最完备的藏传佛教寺院，直属清中央政府管辖，“由王室亲王中选派一人充当雍和宫最高行政首长，名叫‘领雍和宫事务大臣’。”⑤正因为如此，它就成为一座典型的格鲁派寺院，例如雍和宫内的时轮学院、续部学院(密宗)、闻思学院(显宗)、医药学院和大经堂皆与格鲁派大寺院的布局基本一致，这也是格鲁派不同于其它藏传佛教派别的主要特色之一。

从整个布局看，雍和宫也突出了密宗的地位。例如，寺内除了闻思学院(显宗)外，其余的大都与密宗有着密切的关系。续部学院是格鲁派纯修密宗的场所，殿内“研究密宗教义，广授法师之灌顶，教化善根弟子入密宗金刚乘门”⑥；时轮学院系密宗学院，除着重对时轮天文历算进行研习外，还要研习与修观有关的时轮密乘；医药学院主要是除了研习《四部医典》和《药王月珍》、《晶珠本草》等外，还要研修或举行许多密宗仪式，诸如“药师佛自入坛城和烧坛法会”、“马头金刚自入坛城和烧坛法会”、“阿阂佛自入坛城和烧坛法会”等。由此可以看出，密宗在雍和宫占有绝对优势。同行们周知，因为藏传佛教的诸多密宗派别都有各自的修持方法和理论依据，如宁玛派的“修学之要，大抵区分九乘:声闻、缘觉、菩萨，三乘皆应身佛释迦所说。密乘外道，作、修、瑜伽，三乘皆报身佛金刚萨陲所说。内道，大瑜伽、无比瑜伽、无上瑜伽，三乘皆法身佛普贤所说。此中复以无上瑜伽中喜金刚法为最究竟。行持从俗，不守律仪，以为观修自显现净智契证空理，而得解脱云。”之大手印法洞达奥蕴。”⑧至于萨迦派的“学说亦融会显密，而用清辩一系之中观为密乘本义之解释。又以显乘之菩萨五位(资粮、加行、见、修、究竟)与密乘四部对合而修，以为修此即自然修彼。以是于加行位中暖顶忍三味耶断所取惑，世第一法三昧耶断能取惑，同时以菩萨智慧本性光明照耀而入大乐定，则已达显密融合之境地矣。”⑨而雍和宫密宗的特色大抵可概括为“集诸派之所长”。格鲁派提倡“先显后密”，即先打好显宗理论基础，然后进入密宗修炼(实践)。因此，雍和宫在修习次第上是先通《菩提道次第广论》，后入《密宗道次第广论》，从而体现了格鲁派的“先显后密”的宗旨。

三、密宗在雍和宫传播的历史意义

藏传佛教密宗一般简称为“藏密”，藏密在整个佛教体系中是颇为孤立的。从以往的情况看，小乘行人固然对藏密的理论与行持有所非难，但大乘显宗对其恐怕也未全部首肯。就密宗本身而言，东密也极力反对藏密将“无上瑜伽部”作为“无上”的地位。出现如此情形的原由极为复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陌生。藏密由于“密”的缘故，其它佛教宗系对其就颇不了解。然而，雍和宫利用其地理人缘优势，为使藏密走出小圈子作出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可谓在藏密的发展进程中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藏密一向极重传承加持之力，素有“密无师承，不可滥学；未经灌顶，窃法无益”之戒，令许多内地热爱佛法的人士没有机会亲近藏密。1744年，清政府将雍和宫改造成藏传佛教寺院，并在寺内创立密宗等相关学院，这就为其它民族打开了一扇认识藏密的窗口，给内地的某些人开辟了研修藏密的合格场所。其中乾隆皇帝和第三世章嘉活佛对藏密在内地的迅速传播作出了特殊贡献，乾隆带头修习藏密，“现在朕欲学习密法，请给我传授入乘法灌顶，还要把你的本尊神胜乐灌顶法传授给我!”⑩这是乾隆皇帝第一次主动向章嘉活佛提出传授藏密的要求，章嘉欣然答允，并举行隆重的灌顶仪式，给乾隆皇帝传授了全部的“胜乐铃五神”灌顶法。之后，“大皇帝又依次听受了‘吉祥轮胜乐深奥二道次教授及分支’等密法，坚持每天上午修证道次，下午修证胜乐二次第。每月初十日举行坛城修供、自入坛场、会供轮、供养等活动。”(11)而且，乾隆皇帝修习藏密的信念十分坚定。“在仔细听受‘瑜伽母生起及圆满、分支’等咒语和听受‘空行修习金刚法指导’时，大皇帝将自己的坐垫收起，跪在地上，顶礼章嘉国师之脚。”(12)九五之尊的皇帝如此尊崇藏密，可谓前所未有，以至“追随大皇帝学习佛法并进行体验的行动，几位年轻皇子，宗室诸王，一些大小臣僚，很多没有供职的汉族豪绅以及皇妃身边的太监等也随之信奉佛教。”(13)从此掀起修习藏密的热潮，使藏密从最初的宫廷豪门贵族的小圈子中真正走向更广阔的内地社会。正如“章嘉国师前一天为很多满族人和汉族人传授皈依法指导和斋戒，然后用两天时间将‘吉祥金刚怖畏十三尊灌顶法’全部传授给众人。”(14)由于章嘉活佛的特殊身份及其在藏密上的卓越成就，他在内地传播藏密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使众多的内地人有机会体验或信奉藏密。“当今的和尚寺院中虽然讲学戒律和经藏，但是对于密宗教诫则一无所知。蒙受章嘉国师之恩，一些和尚法师也得到密乘的无上灌顶和教诫，并进行体验。在和尚寺院中，密乘教法也开始逐渐地传播开来。”(15)可见，藏密已揭开神秘的面纱，开始进入内地人的心灵。

而雍和宫始终是内地传播藏密的中心和权威机构，“显宗扎仓的喇嘛由哲蚌寺的哈东热绎巴·阿旺曲培担任，密宗扎仓的喇嘛由日喀则色派密院的喇嘛官却丹达担任，杂明扎仓的喇嘛由摩觉夏仲担任，医宗扎仓的喇嘛由彭措扎林担任，聪慧僧众的教师由三大寺和上下密院的十八名格西担任。”(16)象如此在藏密方面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内地其他藏传佛教寺院中尚不多见。雍和宫培养了许多后继者，“集中蒙古四十九旗、喀尔喀七部及汉藏地区的五百名天资聪颖的年轻僧人。”(17)这个数目在藏区寺院中虽然并不算多，但在当时内地藏传佛教寺院中可谓独占鳌头了。

雍和宫不仅是一般普通僧众每戒修习藏密的场所，而且大皇帝也喜欢在这里听法受戒。因为在修习藏密的过程中需要多次灌顶受戒，则，不能步步升级。为此，“班禅大师和章嘉国师一同去雍和宫，为文殊大皇带讲经说法。班禅大师给文殊大皇帝讲解‘迅捷智慧六臂依怙随许法’。”(18)这就是1780年第六世班禅大师在雍和宫给乾隆皇帝传授的最着名的藏密仪轨，故此处现命名为“受戒台”，供人们观赏和信徒们顶礼膜拜。

总之，雍和宫不仅仅是内地的一座普通的藏传佛教寺院，更是一座偏重于藏密的寺院。它曾为内地一些人民群众认识和信奉藏密作出了突出贡献，在中国各民族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愿雍和宫这座富丽堂皇的内地藏传佛教寺院，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注：

①罗照辉、江亦丽着，《东方佛教文化》第47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版。

②③《青史》(汉文版)第27页、29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④张羽新着《清政府与喇嘛教》第128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⑤魏开肇着《雍和宫漫录》第1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⑥罗发西等编《拉卜楞寺概况》第35页，甘肃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

⑦⑧⑨见吕澂着《西藏佛学原论》第41页、41页，42页，台湾文殊出版社1987 年版。

⑩⑾⑿⒀⒁⒂⒃⒄⒅见《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183页、183页、184页、186页、186页、187页、137页、137页、350页，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