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佛教整理思想中的改革佛教文化观

印顺  

      佛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宗教之一,自从它在东汉时从印度和中亚地区传入我国之后，到现在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在漫长历史过程中，中国的佛教徒按照自己的需要，对印度佛教进行了改造，最终形成了中国民族化的宗教，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但是到了清末民初时，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进入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社会，中国佛教也发生了变化，其中教制改革的问题引起了佛教界的深思。太虚大师则是提倡改革教制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太虚大师改革佛教教制，是在东方文化复兴的思潮下进行的，他的弟子印顺(台湾)曾说：“虚公大师弘法三十多年，可称为觉世觉人的佛化运动。此一运动的思想体系，是以中国本位佛教为重心，简持世界佛教的精华。以佛教文化为总线索，摄导东方文化──特重于中国文化，及现代中国文化的三民主义，促成东方文化，东方世界的复兴。东方文化的复兴，才能革新西方蔽于唯神、唯物的功利文化，摄取其精华，而陶练为世界性的，佛化中心的新文化，造成人世和乐国──人间净土。”由此可见，佛教文化是太虚大师的佛教改革思想中的总线索，太虚大师把整个佛教放在了世界文化，特别是东方文化大背景下来进行的一种尝试。

      1912年，面对全国汹涌的寺产兴学的反佛浪潮，寄禅法师受各地佛教界之托前往北京北洋民国政府请愿，不料因病突然圆寂于法源寺。年底，在上海静安寺召开的寄禅法师追思会上，太虚大师发表了生平最著名的佛教三大革命的口号。所谓的“三大革命”就是指的中国佛教要进行“教理革命、教制革命和教产革命”三方面的内容。“三大革命”的核心是“教理革命”，因为观念的改变是最重要的，没有这一点就没有佛教的未来。太虚认为：“唯佛学在中国以隋唐为最兴盛之时期，中国文化、政治、社会，各方面皆受其很深的影响；而自宋明理学出现后，佛教便无隋唐时代欣欣向荣的那种生气了。现在研究佛学的人，莫不推重隋唐时代的佛学，故近今复兴起来的佛学，也为隋唐之佛学；若能因重光隋唐时代那种优美的佛教文化的关系，把中国宋以前那种民族文化的精神恢复发扬起来，则久在衰颓中之中华民族，亦重可自信自新自强自立。故从发扬佛学以昌明中国固有文化的壮阔精神，则中国民族乃真正从根本救起了。何况在时代的新趋势上，佛教文化，更有把近代文明走到末路后，开辟出新生机来的可能呢！”隋唐佛学的特点是中国佛教民族化宗派的建立，佛教各宗在隋唐时代纷呈异彩，将中国的佛教与佛学推到了高潮。但是随着中国佛教在宋元时代的衰落，佛教最后只剩下了禅宗与净土宗两大法门，而禅宗因为有寺院依托，使之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主流，契合了中国的社会，所以太虚大师认为“中华佛化之特质在乎禅宗。欲构成住持佛法之新僧宝，当于律仪与教理之基础上，重振禅门宗风为根本。”

      太虚大师又以融通世學之根本方式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為東方西方所共有，特有所偏重，也各有利弊，应以大乘导化之使完善。《大学》之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虽有完备之纲目，而考其内容，代表中国正统文化之儒道，其较优详者祇在修齐治平。现代中国文化的更新，离不开佛教文化的更新，特别是“佛教中心的新：即是以佛教为中心，而适应现代思想文化所成的新佛教。……若不能以佛教为中心，但树起契机标帜，而奔趋时代文化潮流或浪漫文艺的新，则他们的新，已失去了佛教中心的思想信仰，而必然的会流到反俗叛教中去！

      当代中国佛教的改革，从内部来讲，主要是制度的改造，使之更加与时俱进，适应社会的发展。对外来说，就是文化的复兴，使之能在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让更多的人相信佛教，起信佛教。太虚对属于“教理革命”的佛教文化的改革一直给予了重要的关注，早在民国二年他发表的《上佛教总会全国支会部联合会意见书》中提出了七条改革办法，其中第一条，昌明佛学：兴复各宗专科大学，此系佛教之根本，事业之首要，应实力建设，庶不虚泛。第三条、普及教育：分设之各种学校，诸乘研究社，讲习所，其功课等及程度等，编制一定专章。他给佛教文化的未来发展设计了方向。然而最有价值的还是在他的深远影响的《整理僧伽制度论》中的具体论述。《整理僧伽制度论》是太虚“为欲根据教理、教史以树立佛教改进运动的理论”。在第三“整理制度品”中，他介绍了佛教文化改革的想法，专门为寺院文化建设设计了“广文精舍”的文化部门，下设有“华文科”、“梵文科”、“欧文科”、“翻译科”和“纂述科”五个部门，特别是“纂述科：近世用书报如水火，欲张吾教，固非有此一编纂撰述之文字宣发机关不可。而各宗之宗学、宗史、备讲授者、犹当各别纂辑。由各人之心得，著书出版，亦在例外。然经评议稽考，及此纂述科审定，或编入于法藏，亦由佛法僧园任为印刊流通。”与广文科有关系的还有“众艺科”，这是研究各种术数的部门，“广文五科，实利赖以宏通流布教法，故足尚也。若夫众艺五科，既无益乎传教明道，此诸科学又极博深，析其科目殆将数百，世之学者究其一，即可以终身，区区数年，岂能研几入微，有所发明，开济世间；亦徒以杂学乱其心而已！”太虚指出，从事佛教文化的法师，“于说法堂说法──佛法僧园说法堂中，或应时节，或受施主斋主所请，依少室宗之仪式，上堂说法。于讲经堂讲经──佛法僧园讲经堂中，每日讲经，此中所讲经典，当取《大集》、《宝积》、《涅槃》等经，《起信》、《大宗地》、《瑜伽师地》、《大智度》等论。于演说堂主席──佛法僧园演说堂中，每星期日开演说会一次，准诸异教异学皆来辩说。亦复依诸圣诞节日，国俗庆喜节日，合佛教通俗宣讲团，开演各种关于佛教之戏剧、音乐、奇技、美术等大会，诱起大众信仰。其入会法，临时定之。及代理统教大师位，赴斋课等亦复于般若波罗蜜林，与大众评议及研究佛学社员，种种辩难、问答、讨论、决择，以研究佛学。”
 
      作为僧伽内部的文化教育机构，广文精舍和众艺精舍的人员安排与招生数目，以及教学的科目和课程的设置，太虚都予以专门的论述。他说“广文精舍广文精舍长一人，主持广文精舍法务。由大师于过二十夏苾刍中，择德望学术俱优者，请任。任期五年，连任无限。华文科教授八人，梵文科教授六人，欧文科教授六人，翻译科长一人，纂述科长一人。由大师商同广文精舍长，择学术相称者，请任。翻译科员三十人，纂述科员三十人，由广文精舍长商同翻译科长、纂述科长，择学术相称者，请任。前三科教授，亦可兼任之。任期一年，连任无限。学者约四百人，由各宗寺绍介参学苾刍来舍，分科考取。”“汉文、梵文、欧文三科，是学者所学之学也。翻译、纂述二科，是弘教明道所行之事也。所以同隶于广文精舍者，以其事相通，而其人可相助以为理也。不独教授可兼任翻译、纂述，即学者亦可于课外参佐之故。”“众艺精舍长一人每科教授四人，共二十人。学者约四百人，同上广文精舍。”教学的课目有：美科，艺学、文学；业科，群学，工学；着科，生学，物学；微科，质学，心学；玄科，数学，名学。太虚认为：“广文五科，实利赖以宏通流布教法，故足尚也。若夫众艺五科，既无益乎传教明道，此诸科学又极博深，析其科目殆将数百，世之学者究其一，即可以终身，区区数年，岂能研几入微，有所发明，开济世间；亦徒以杂学乱其心而已！释太虚曰：学术，盖亦由淡泊宁静而精妙者也。以不求闻达之僧人，而能实心专力从事学术，自较汨没性灵于尘网者为易精进；况至此求学者，皆曾培佛学之根本于八宗寺者乎？且此中学科虽繁密，学者亦随旧日所习，才性所近，专其一而深造之耳。学期虽祇五年，一学门径，必已具通，欲臻邃奥，大地间旷，尽可自究。几见东西大学问家，乃终身为学生者乎！傥能发明一学，工妙一术，布施世间，膏沐群生，宁非利益有情之大愿哉？即于佛化，亦多裨益。”可以看出，太虚的佛教文化改革的是以佛教为本位，同时又吸收了世间的各种学问，由此来构成了一个繁富的文化体系，这样就能更好地把佛教文化的现代性给体现出来，由此让佛教文化能与世间的知识紧密地结合起来，走上新的发展道路。

      太虚大师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一直认为“然宗教之最高信仰，又必适应时代之思潮与国民之生活，方可推行无阻，兴利除弊。”他始终用这一眼光来对待他的佛教改革事业。在太虚的改革思想影响下，整个社会对佛教文化更加关注，各地都有佛教讲学会和讲经会的设立，太虚创办的觉社致力于佛教文化的弘扬，中国大地佛教文化事业如火如荼开展。“觉社是以佛法来作救人救世的和平运动为宗旨；这样以佛法作口头和文字的宣传后，各地设会讲经或讲学的，盛极一时。民国七、八、九年，我在武汉、北平、上海、广州等地讲经讲佛学。在这种风气和提倡之下，各地都有佛教讲学会和讲经会的设立，而许多佛教团体的组织，如上海佛教居土林等，亦乘时出现。”整个中国佛教界也迸发出文化自觉的省醒意识，自觉从事佛教文化事业。整个民国时期，全国佛教界办有各种刊物近300种。太虚晚年，正值抗战结束，他从重庆回到南京，倡导成立“佛教文化社”，以李子宽居士为社长，其宗旨就是“流通经教，编印高僧大德之言论著述，及发行佛教书报杂志为职志”。办报宣传佛教文化成为他的一生追求，贯穿了他的生命始终。

      具有世界发展的眼光，也是太虚大师改革思想的重要方面之一。他认为”中国人心之转移系乎欧化：于正信佛法之新社会，当将佛法传播于国际文化，先从变易西洋学者之思想入手。” 而“人类的文化，是依各宗教为集中点而彼此有歧异”，故主以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为三大文化总线索而研究之。欧美澳地区以基督教，西亚及非洲以伊斯兰教，而南亚东南亚东亚的文化，则以佛教得以见其总线索。将它们进行分别研究，再“将三大系的文化，镕冶在一炉，使之铸成为全人类瑰玮灿烂的新文化。” 研究世界不同体系的宗教与文化，其根本目的还是在于建设中国的文化，而中国的文化里面，佛教文化更具有中外两种文化相结合的特点。太虚说：“而对于建设现代中国文化，更有何特殊之要点？一、因佛法传存中国者最为完备；二、因佛法在中国将二千年，与中国历史文化礼俗习尚早皆渗透，而尤普遍深入多数庶民心理中，成为国民的精神要素。但于佛教文献，中国人民心理中所蕴藏的大乘精义，大多尚待人掘发阐扬出来，流贯到一般思想信仰行为上去，乃能内之化合汉藏蒙满诸族，外之联合东南亚强弱小大诸族。以二千余年之佛教教化关系，成亚洲东南各民族大联合，协力将大乘佛教文化，宣达到亚洲西北以及欧美非澳，融摄近代的个人主义文化、将来的社会主义文化，造成全世界人类的中正和平圆满文化。中国于佛教文化，有可因藉之便利，有待发扬之需要，有能化合联合佛教民族复兴之关系，有可融摄创造世界新文化之希望，这是今日作建设中国文化运动的人所特须注意的！”

      太虚大师受国际和国内的动荡形势与思潮的牵动，着手世界佛教运动，认为“如果把佛教传到世界各国，能够从做人立国的思想根本改造，使他们知道万有皆从众缘所成，没有孤立存在的个体，想得到个人的利益，要从大众的利益做起，大家得到利益则个人自然亦得利益；不特人与人间要相资相成，阶级与阶级、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间，也要相助相益，不应有你死我活的争斗。要是以这种真理去感化世界人心，感化有思想学问的领袖，改变他们做人立国之道路，从这做人立国的思想，解除了世界纷乱的因素，取得真正的世界和平，中国才可以安宁，佛教才有昌明的日子。”1927年，太虚周游了欧美，约见过世界著名的佛学家与僧人，发起世界佛学苑，发表宣言书及组织计划，在英、德、意各地设有通讯处。“世苑是把世界凡足以为研究根据的教理，依之修行证果，而树立世界的佛教为目的。”太虚大师设想，“在冠以世界佛学院的名称下，拟以雪窦寺为禅观林，北平柏林佛学院为中英文系，闽南佛学院为华日文系以资联络；而实属世苑系统的，惟专为研究汉藏文佛学的汉藏教理院，及武昌佛学院改设之世苑图书馆。”1931年，太虚在重庆创立了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又将武昌佛学院正式定为世宛图书馆，这是世界佛学苑仅有的几个成果。太虚大师的“世界佛教运动”作为他的佛教改革实践的活动，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再由中国传到越南、日本和韩国等地，在这些国家产生了深深的影响。欧美国家一直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地，东方的佛教虽然曾经传入，但是影响甚微。20世纪以后，随着东方国家的移民到这些地区，佛教开始有了影响，但是信仰佛教的人主要在东方人中，西方人很少信仰佛教。太虚想把佛教传入西方，让西方人接受佛教的信仰，“把他们做人立国的思想和方法都有所改变”，如果这个目的能够实现的话，那么中国的佛教文化就能够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可惜的是在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情况下，这种想法是没有机会实现的。

      从太虚大师圆寂到现在已经是六十多年，太虚生前提出的教制整理思想，因为种种原因，未能被贯彻下来，因此他的思想只停留在口头上。但是到了现在，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局面已经有了彻底的变化，中国的文化也在世纪初开始复兴，太虚生前所提出的改革思想，被人们重视，并得到了认真的体现，对当前中国佛教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现代中国的佛教要向前发展，佛教的文化建设工作是必不可少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和佛教界一直在致力于佛教文化的创新工作，出版刊物和召开佛教会议已经成为中国佛教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长兴碧岩寺紧跟时代潮流，召开佛教文化的研讨会，这是对中国佛教文化的一个推动，表现了佛教界的自觉意识，也为中国文化与地方文化作出了贡献。

      一个大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文化的创新也是必不可少的，当前我国政府已经将文化发展纳入了政府的工作，这对发展佛教文化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契机。今天我们重温太虚大师的佛教文化改革观的思想，就是要在党中央和政府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更好地将佛教文化光大，让中国的佛教文化与时俱进，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同时也使中国佛教文化走上一个新的台阶，给后人留下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