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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唯识学的起源与发展(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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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唯识学的起源与发展(六)
       
张化蒙

  在印度佛教史上,空有之诤本非始于唯识与中观,而是在部派佛教时代即已形成。阿毗达磨佛教对《阿含》法相进行繁琐的分类及抉择,并以一切有部为主的佛教即主张“法体实有”,故是属于“有”的佛教;而与此相对的则是大乘般若系的佛教,该系学者对阿毗达磨佛教多有非难,主张一切诸法毕竟空无所有,故是属于“空”的佛教。但在历史上并未明确记载两系佛教有“空有之诤”,仅是在思想上有“空”“有”的对立。(注90)学界所说的“空有之诤”,乃是指瑜伽唯识学与中观学而言的。
  考瑜伽唯识学与中观学正面而有较大影响的争论,都是在中观学复兴之后,根据汉地所传共有二次,第一次是清辩与护法的争论,第二次是戒贤(?īlabhadra,529~645或528~651A.D.)与智光(J?āna-prabhā)的争论。而根据西藏多拉那他(Taranātha)《印度佛教史》载,清辩的弟子不满意安慧《大乘中观释论》的说法,到那烂陀寺与安慧的弟子进行辩论。而安慧的在家弟子月官(Candragomi)又在那烂陀寺与月称(Candrakīrti)作了长达七年的论争,其结果似乎是瑜伽唯识学要受到好评。(注91)清辩与护法争论的焦点是“三自性”的有无,但在汉译的资料中,只是零星的记载,并未有清辩论争的第一手材料。《般若灯论》(Praj?ā-pradipa-mūla-madhya-maka-vr?tti)中原有清辩破斥瑜伽唯识学的资料,但由于汉译者波罗颇蜜多罗(Prabhākaramitra,565~633A.D.)乃瑜伽唯识学者,在译汉时即将其删除。幸好在藏文《般若灯论》中将清辩的观点保存了下来,可见是在第二十五章的附录部分。依据藏文的资料,得知清辩与护法争论的焦点是在“三自性”的有无上,实则是对世俗与胜义二谛的理解上所出现的分歧所致。清辩认为,三自性中的遍计所执是“就名言的范围而言,诸法皆以自相而存在”,是属世俗,是有非空;而依他起与圆成实则是胜义,是空非有。(注92)而护法的观点则与清辩迥异,主张三性中的遍计所执与有漏依他起俱属世俗,其遍计所执是体相俱无,依他起也是相有体无;无漏依他起与圆成实性俱属胜义。故依他起与圆成实是有非空,遍计所执是空非有。(注93)此即是清辩与护法就三性之有无所作的空有论争。
  当清辩与护法之后,有戒贤与智光就三时判教而起论争。戒贤、智光俱住于那烂陀寺(Nālanda),戒贤后即由智光继任那寺住持。法藏(643~712A.D.)在《十二门论宗致义记》(注94)里面依地婆诃罗(Divākara,613~687A.D.)的说法,对两家论争有较详细的记述,从中我们可知戒贤是“远承弥勒、无著,近踵护法、难陀,依《深密》等经,《瑜伽》等论,明法相大乘。广分名数,用三教开宗,显自所依为真了义”。即依《解深密经》将一代佛法分为初时阿含、二时般若、三时方广即《深密》等,依次为有、空、中,前二是非了义,后一为真了义。(注95)智光在《般若灯论释》中,引《大乘妙智经》所说“《般若》等经是真了义,余法相名数,是方便说耳”。依笔者对两系佛教的考察,瑜伽唯识学所判阿含、般若、方广三时教,是符合印度佛教发展之史迹的,况《大般若经》中说“般若”为“二转妙***”,(注96)青目在《中论》中也说:
  “……(世尊)先于声闻法中说十二因缘,又为已习行有大心堪受深法者,以大乘法说因缘相,所谓一切法不生不灭,不一不异等,毕竟空无所有。”(注97)
  虽然《般若》等经为二时教,以“一切法空”阐发诸法毕竟空无所有,但这并不与三时的瑜伽唯识学相违。以三自性来说,般若中观之学是直证圆成实性,而瑜伽唯识学则是观依他起性如幻不实,远离遍计所执而实证圆成实性,这不过是在方法上不同而已。但是前者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即认为一切诸法毕竟空无所有,会认为没有因果观念,走上否认伦理道德的边缘,这在《中论》中即有如此的反映,被龙树进行了辩白,(注98)青目在《中论》之释文中也说:
  “……闻大乘法中说毕竟空,不知何因缘故空,即生疑见:若都毕竟空,云何分别有罪福报应等?如是则无世谛、第一义谛。”(注99)
  而瑜伽唯识学依世俗谛着手,认为有为法如幻即是无为法,故认为依他起性是“彼二分”,也就是说遍计所执与圆成实性都是建立在依他起性上的,迷依他起则是遍计所执,悟依他起则证圆成实。(注100)这样就不至于走上空无所有的断灭见。就此,笔者认为在方法上瑜伽唯识学要较中观学殊胜,但在各自所追求的终极目的上,又是同一无二的。
  至于月官与月称之争,现苦于资料的不足,也不能得知其七年中到底具体争论的是什么,在藏地所传法称的《入中论》(Madhyamakāvatāra)里,保存有对当时自立论证派(svātantrika)与瑜伽唯识学派的批判。我们从《入中论》对瑜伽唯识学的批判中,可以大致确知月称与月官争论的焦点。月称对瑜伽唯识学的态度,重点是在否认“但有内识,无诸外境”,对唯识学所说“三界唯识”进行了批判。认为瑜伽唯识学所说的阿赖耶识为一切法的种子依,是生起一切的根本,这与“大自在天为众生之作者”是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其唯一不同的一点是“大自在是常,阿赖耶识无常”。(注101)从而以大篇文字论证“识”是不能生一切法的,作为其精神的主体——识也是不存在的,以此得出“若离外境,定无内识”的结论。(注102)就否认阿赖耶识为一切法的种子依及“但有内识,无诸外境”的缘起观这一点来看,月称与月官的争论明显是与清辩与护法、戒贤与智光的争论不同。不过,在《入中论》中月称仍然对瑜伽唯识学所说的“三自性”进行了批难。月称所持的观点是与清辩相同的,仍是认为瑜伽唯识学所说的依他起性是空无所有的,“如汝所计依他事,我不许有彼世俗。”(注103)从而对三自性也作了解说:
  “如蛇于盘绳之缘起上,是遍计执,以彼于此非是有故。彼于其蛇上是圆成实,非遍计故。如是自性,于依他起所作法上是遍计执。论曰:‘自性名无作,不待异法成。’故自性非所作法。如于现见之缘起所作如幻法上遍计执者,于佛境界乃是真理,非遍计故。由不触著所作性事唯证自性,证悟真理名为佛故。当了达如是遍计执、依他起、圆成实之三性建立,而解说契经密意也。”(注104)
  在解说三性中,相关地又涉及到了“了不了义经”的问题。月称认为,《解深密经》“说遍计执、依他起、圆成实三自性中,遍计执无性,依他起有性”以及说“阿陀那识甚深细,一切种子如暴流。我于凡愚不开演,恐彼分别执为我”等教,皆是“显彼是不了义”。(注105)而其了义经典者,“当知说空性者是真了义”。(注106)由此可见,月称对了与不了义经典判别之根本者,则是在是否直宣空性与否,显然其所说之了义经典当是指“般若”类经籍,这与《解深密经》说第三时教是了义说正好相反,而与龙树说声闻学者讲“我空”是不了义、般若学讲“一切法空”是了义的说法又是大同的。由此我们从月称《入中论》所反对瑜伽唯识学的观点来看,月官与他长时期论争的焦点不外乎是“赖耶缘起论”、“三自性之有无”、“了不了义经”等问题。前一属月称与月官所发生的新的论争,而“三自性之有无”却是清辩与护法争论的焦点,“了不了义经”实则是戒贤与智光三时判教中的问题。
  虽然二系佛教多有对抗,但就瑜伽唯识学看来,中观并不违唯识,故自无著始即有唯识别解中观论书。《顺中论义入大般若波罗蜜经初品法门》即是无著所撰,是解释龙树《中论》“八不”归敬颂的,而后世亲与无著又对提婆之《百论》作释。在西藏传有《中论》“八大家”的注释书,其中有四家就是瑜伽唯识学者,在观誓(Avalokitavrata)的《智慧之灯广注》里,举出了这四家是:①Deva?arman(即菩提设摩,约5~6世纪)注;②Gun?a?ri(即德吉祥,约5~6世纪)注;③德慧(Gun?amati,约5~6世纪)注;④安慧(Sthiramati,475~555A.D.)注,汉译为《大乘中观释论》,凡九卷。(注107)护法对提婆的《四百观论》作释,玄奘译为《大乘广百论释论》,凡十卷,为九到十六章的注释。
  注:
  (注90)在印度流行的“大乘非佛说”,最早是针对“般若学”的,即对《般若》所说的“空性”进行批难。如唐·释道伦《瑜伽师地论记》(卷八二)说:“次成立大乘教起因缘。景云:由彼西国诸部小乘皆不信有大乘理教,见学大乘者名为空华。汝立真如本来是有,不生不灭,与彼外道立‘我’本有,不生不灭,有何异耶?又汝所依大乘教门,佛于何处而说?为何人说?谁请佛说?有何略、何广说?故汝所立大乘教门不可依信,我宁依彼涂灰外道!”纸19右—左,(南京)金陵刻经处,1922年刻本
  (注91)转见印顺《印度佛教思想史》,页372,(台北)正闻出版社,1993年4月5版
  (注92)详细可参见曹志成《清辨对瑜伽行派的三性思想之批判的探讨——试以〈般若灯论〉第二十五章有关唯识学的附录部分为解释线索》,载《东方宗教研究》新3期,页59—76,1993年10月版
  (注93)参见《大乘广百论释论》卷一○,《大正藏》册30,页247中—下
  (注94)《十二门论宗致义记》卷上,《大正藏》册43,页213上—下
  (注95)《解深密经》卷三,《大正藏》册16,页697上—中
  (注96)《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五四五说:“善现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分别故,于一切法,无取无舍,无说无示,无引无遣。时有无量百千天子住虚空中,欢喜踊跃,互相庆慰,同声唱言:我等经者于赡部洲见佛第二转妙***。”《大正藏》册7,页804
  (注97)《中论》卷一,《大正藏》册30,页1中
  (注98)《中论》卷四,《大正藏》册30,页32下—33中
  (注99)《中论》卷一,《大正藏》册30,页1下
  (注100)《摄大乘论本》卷中,《大正藏》册31,页140下
  (注101)法尊译本《入中论》卷三,纸1右—2左,(重庆)汉藏教理院,1942年4月刻本(下同)
  (注102)《入中论》卷三,纸16右
  (注103)《入中论》卷三,纸23右
  (注104)《入中论》卷三,纸34右—左
  (注105)《入中论》卷三,纸31左
  (注106)《入中论》卷三,纸33左
  (注107)参见梶山雄一《中观思想的历史文献》,李世杰译,蓝吉富主编“世界佛学名著译丛63”,《中观思想》第一章,页11—12,(台北)华宇出版社,1985年8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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