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唐末五代的唯识师

遗憾的是，唯识宗在智周之后，作为宗派标志的代际之间的封闭性、排他性传承已经湮没不闻。见于文献记载的唐代后期僧众，很难找到纯粹以唯识之学名世的僧人。会昌法难，唐代佛教遭到沉重打击，隋唐佛教甚至整个中国佛教由此发生转折，而对于经典和师承都很倚重的唯识宗，其原本的发展线索被中断。会昌法难之后的唐末五代时期，面对禅宗和净土宗的迅猛发展，唯识宗是否有一个完整的富有成效的恢复活动，都无从证实。而从赞宁《宋高僧传》中很少且很简要的传记中，已经很难找到如智周之前的唯识宗僧人般专心致志弘扬唯识经典的例子。下文所叙述的几位弘扬唯识经典的僧人，其活动的主要时段都在五代时期，而有几位僧人参学阶段是在唐末，这也就间接证明，唐末时期，唯识宗僧人仍然在不懈地弘扬唯识经典。而从五代时期的唯识师看，不专弘唯识是一个特点，而对公认的对唯识之学在北宋的恢复贡献巨大的永明延寿的思想体系之分析中可知，如玄奘、窥基诸师所弘扬的纯正的护法系唯识学说已经让位于《大乘起信论》学。从“法系”以及佛教“教学”的纯粹性角度说，至此，已经表明，唯识宗已经消失。延续于后世，不绝如缕的唯识经典的宣讲、弘扬，已经不再具有“宗派”意义，而仅仅是“唯识学”，更明确地说，这种“唯识学”是摄论、地论、起信论传统的“唯识学”。

一、彦晖、智佺、归屿

释彦晖和归屿、智佺是师徒关系，都以弘扬传播《百法明门论》为主。从赞宁的叙述看，智佺与彦晖是严格的师徒关系，而归屿则仅仅是一般的参学关系。鉴于此，先叙述智佺的事迹，后叙述归屿的事迹。

释彦晖(840—911年)，姓孙氏，东京阳武县(今属河南省原阳县)人。根据《宋高僧传》卷七《梁滑州明福寺彦晖传》记载：“佩觽之岁，闻父读《金刚般若》，瞪目凝听，澹然欢喜。又属家内斋僧，磬梵俱作，于帘幕之下，合掌欣然。登年十五，随师学法。往太原、京兆、洛阳听采忘劳。年满，于嵩山少室寺受大戒，隶习《毘尼》，颇通深趣。次寻经论，皆讨玄源。”依据此中所说，彦晖出家为沙弥的时间是在唐大中五年(855年)，受具足戒的时间是在咸通元年(860年)，此后，研习数年戒律，然后置各地参学经论。文中未说明他是在何时何地跟从何人学习唯识经典，因此，其师承无从判断。

关于彦晖的学问和修为，僧传说：“届洛都先达，无不推伏。至乎四部，悉仰柔明。”可见，早在洛阳参学时期，他就获得了僧俗的高度评价。“临鉴，则戚少欣多；执瓶，则荷轻持重。三衣之外，百一之资量足而供，更无余长。所行慈忍，匪事规求。不畜门徒，惟劳自己，勤勤化导，默默进修。是故南燕之人，号为佛子。”他还以严整的修行，获得了“佛子”的赞誉。

关于彦晖宣讲经论的处所，僧传说：“初寄明福寺，讲《百法论》也，四海英髦，风趋波委。恒溢百余，且多俊迈，精研论席，钻仰经宗。”参照此传名称可知，彦晖所在的寺院是滑州(今河南省滑县东)明福寺。“晖《因明》、《百法》二论，各讲百许遍，出弟子一百五十余人。著钞曰《滑台》，盛行于世。”彦晖以宣讲《因明》和《百法明门论》为主要任务，一生宣讲一百余遍，有弟子一百五十余人，可谓弟子遍满天下，其所著《百法明门论》的批注被称为“滑台钞”，流通于世。

彦晖的著述今日不存，《宋高僧传·彦晖传》有一段文字论及其思想：“为善不同，同归乎治。治则，戒、定、慧也。入圣机械，此三治性之极致也。”——这是强调“三学”之间的融会修行。此外，彦晖对门下弟子分为“上下十恶”，其文说：“间硕学兼才，故有分为上、下十恶。十恶者，若八伯之号焉。上十恶，则洞闲性相，高建法幢，宗因喻三，立破无滞。下十恶，则学包内外，吟咏风骚，击论谈经，声清口捷。赞扬梵呗，表白导宣，盖因题目之分，乃极才能之际，云恶则倒背之言，乃是极善也。其门弟子为若此也。”此中说的“八伯”是指晋代的郗鉴、阮放、卞壸、蔡谟、胡毋辅之、阮孚、刘绥、羊曼八人，时号“兖州八伯”。而滑台就是兖州的治所。彦晖以此来品评其门下弟子，显得很独特。

彦晖圆寂于干化元年(911年)秋八月三日，春秋七十二，法腊五十二。

关于彦晖的弟子智佺，《宋高僧传》卷七《周魏府观音院智佺传》略叙其事。

释智佺(876—958年)，姓张氏，铜台永济人。九岁时，智佺依邺都临清王舍城寺僧出家为沙弥师，受具足戒之后，“恒诵诸经，昼三夜三，礼佛无阙。本师知其法器，遣往滑台，抵明福寺，就晖师讲肆，期月顿见诸法体用，喜不自任。时晖之门生，炮勇烋干者数十员，皆出佺之下。”从此叙述可知，智佺大致在896年之后从邺城到滑台礼拜彦晖为师。并且在不长的时间内，超越了师门前期弟子。

此后，“徇睢阳人请讲，未久又今东京，遇信士舍宅为万岁百法院。由此，洛京、陈许、徐宿，维青、琴台，咸乐请其敷演，自鸠聚檀嚫，前后饭僧三十万。天雄军戴、张、郭三家，同建观音院，命居之。”此中所说“天雄军”指魏州(今河北省大名县)。根据此说，智佺最先受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县)信众之请，开始宣讲经论，其后又至东京开封住于居士舍宅修建的万岁百法院，此院的名称暗示他是以宣讲《百法明门论》名世的。此后，他就在今河南、山东、河北以及江苏北部一带弘扬《百法》。

关于智佺宣讲经论的风采，《宋高僧传·智佺传》记载：“佺敏利之性天资，初终讲《百法论》可百许遍，登法座多不临文，悬述辩给。后三过览《大藏经》，以辅见知，其诵讽经呪也，甞闻户外閴然有弹指声者，感鬼神赞叹欤？”他除宣讲《百法》之外，还阅读当时《大藏经》三编，全面地了解三藏，且诵咒也很在行。

智佺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魏帅陈君思让，笃志归依，表荐紫衣师号曰‘归政’。”陈思让为武将，根据《宋史》卷二六一《陈思让传》记载，他在后晋天福八年(943年)曾经短期任磁州刺史；后周初立(951)，曾任磁州刺史，领军住于此地，大概一年有余。经陈思让举荐，智佺获得紫衣和“归政”师号的时间必然在此两个时段中。“殆临八十一，而克意学欧王书体，仅入能妙。或问之，曰：‘吾习来生字耳。’”显德五年(958年)，年八十三，“呼弟子奉晏等嘱累，令造木舆一所，敛送阇维。至其年十一月十一日奄终。”

智佺为彦晖弟子，智佺又有弟子奉晏等，可见，这一法脉一直延续到北宋时期，且主要以讲习《因明》和《百法明门论》为主。

释归屿(862—936年)，姓湄氏，寿春(今属安徽省)人。《宋高僧传》卷七有《梁东京相国寺归屿传》叙述其事。

根据《宋高僧传·归屿传》记载：其“父元旭，知子敏利，授以诗书，诵览记忆，弥见过群。从诸子而窃愿出尘，父母允其频请。乃礼本郡开元寺道宗律师为力生焉。未及周星，念通《法华》、《仁王》二经。登于弱冠而全戒足，矜持三行，靡旷四仪，习听新章，寺通讲授。后闻洛京、三辅，经论盛行，结侣求师。仅于十载，疏通性、相，精大、小乘，名数一支，因明一学，《俱舍》、《唯识》、《维摩》、《上生》，皆深藏若虚也。”根据这一记载，归屿于881年受具足戒之后，离开本郡前往洛阳和关中，在这些地域参学十年，精通了大小乘佛教的精义，《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因明》、《俱舍论》、《成唯识论》、《维摩诘经》、《弥勒上生经》等经纶都很精通。“复往南燕就晖公重复所学，研朱益丹。”此中所说的“晖公”就是彦晖。归屿跟从彦晖参学的时间，大概在891年后，略早于智佺。但与智佺不同，他的学问不完全是来源于彦晖。如僧传所说：归屿“犹慨义章，未为尽善，乃之今东京相国寺，遂糅新钞，讲训克勤，门生领悟。”如前文说说，彦晖撰有《百法论滑台钞》，而归屿离开滑台，到开封大相国寺独立弘法之后另撰疏钞。

僧传说，“时朱梁后主与屿丱角，同学庠序，狎密情浓，隔面年深。即位半载，下诏访之。屿虽知故旧，终岁不言。事不可逃，应召方入。帝见，悲喜交集，宣赉丰厚。时属嘉庆节，曾下勅止绝天下荐僧道恩命，其年独赐屿紫衣，仍号演法大师。两街威仪，迎导至寺，兼勅东塔御容院为长讲院。”梁后主即末帝朱友贞，归屿获得紫衣和“演法大师”师号的时间应是乾化元年(911年)。“然覩旧钞，有所不安，未极其理，遂搜抉精义，于三载，著成二十卷，号曰《会要》。草字写毕，进呈，帝览赏叹，勅令入藏。屿苦辞，乃止。如是十五年中，唱导无怠，学徒继荣赡公，相继传持。”依据这一叙述，归屿为了重新撰写《百法明门论》的注疏，多方收集材料，并且用了三年的时间方才写成。这一方面，说明了其认真严谨的程度，另一方面，也暗示了经过法难之后，资料其实已经不完备了，搜求很困难。根据这些材料分析，归屿对于《滑台疏》不满意，也许因为其撰写时并未获得完备的资料，特别是如唐代义忠的《百法明门论》的注疏是否仍然在流通，也是一个问题。一般而言，如果《滑台疏》钞略于此疏，算是继之有统，归屿应该不会不满意，而归屿从911年着手准备，三年写成，然后十五年弘扬，而从后文可知他圆寂于936年。如果僧传的叙述没有间断的话，他从滑台彦晖门下时(893年—？)有重新撰述的想法，到开始写作的918年，时间跨度是相当大，可见，当时收集资料的艰难。由此可见，会昌法难之后唯识宗的恢复最大的难点就是注疏的派系传承的中断。

后唐清泰三年(936年)十月十日，归屿对门人洪演说：“余气力惙然，无常将至。汝好住修进。”初夜，圆寂，春秋七十五，僧腊五十五。

二、可止

释可止(860—934年)，姓马氏，范阳大房山高丘(今北京市房山县内)人。根据《宋高僧传》卷七《后唐洛京长寿寺可止传》的记载：“年甫十二，逈有出俗之心，依悯忠寺法贞律师，年十五为息慈。辞师往真定，习学经论。时大华严寺有仁楚法师讲《因明论》，止执卷服膺三遍，精义入神，众推俊迈。”从这一记载可知，可止十二岁出家为沙弥，十五岁前往真定府(今河北省正定市)大华严寺听仁楚法师宣讲《因明论》，学习三遍后，已得精髓。“有老宿维摩和尚者，释门之奇士也。问楚师曰：‘门人秀拔，孰者为先？’曰：‘有幽州沙弥者，温故知新，厉精弗懈。’于是求见，遂质问胜军比量，随难应变，辞不可屈。维摩曰：‘后生可畏。契经所谓虽小不可欺也。’遂率力请止，开讲恒阳，缁素无不钦羡焉。”可止确实属于少年俊才，以沙弥身份至恒阳(今河北省行唐县)讲说经论。

十九岁，可止“抵五台山求戒。于受前方，便感文殊灵光爥身已，而归宁父母及师，于寺敷演。”受戒之后，可止回到范阳。二十三岁时，他又前往太原，学习《法华经》、《百法论》。在此地，可止度过了自己边学习边讲经论的阶段。

《宋高僧传·可止传》记载：“景福年(892—893年)中，至河池，有请讲《因明》，后于长安大庄严寺，化徒数载。”景福为唐昭宗的年号，仅有两年，相当于892—893年，而此时，可止二十三、四岁。可见，可止在太原停留的时间不长就去了当时的首都长安，住于大庄严寺。乾宁三年(896年)，“进诗昭宗，赐紫袈裟，应制内殿。”

在长安几年之后，有“本道刘仁恭者，据有北门，控扼蕃汉。闻止之名，移书召归故乡。”这位刘仁恭于896年起，任卢龙节度使，后来于幽州(即北京市)割据。可止到达范阳，“其父与师，相次物故，母犹在堂，止持盂乞食，以供甘旨。”从这些描述看，可止到范阳时，此地已经陷入战乱之中，可止只好以行乞方式赡养其母。僧传说他“诵“青龙疏”三载，此后有“燕师家子曰制胜司徒，召申供养。”可止的衣食才得到保证。“时庄宗遣兵出飞狐以围之，历乎年载，百谷勇贵。”此事发生于913年，战争结束于914年，刘氏父子俘归晋阳，可止于是避乱中山(今河北省定州市)，“节度使王处直素钦名誉，请于开元寺安置，逐月供俸。”可止和尚到定州(今河北省定县一带)之后，获得义武节度使王处直的供养，安置于开元寺，这才算安定下来。他于此地著《顿渐教义钞》一卷，并且才有可能授徒。后梁龙德三年(923年)，王处直被其养子王都所杀，王都继承其职务。天成三年(928年)，后唐明宗攻陷定州，招讨使王晏休受瀛王冯道的委托，寻找可止和尚。冯道曾经在刘仁恭手下任职，昔日可能在幽州认识可止和尚，“既见，以车马送至洛京。河南尹秦王从荣，优礼待之，奏署大师号文智焉。于长寿净土院住持。”此后，可止就在洛阳长寿寺住锡弘法。此时他已经六十八岁了。

应顺元年(934年)正月二十二日，可止“忽微疾作，召弟子助吾往生，念弥陀佛，奄然而化，俗年七十五，僧腊五十六。闰正月二日茶毘收遗骨，至清泰二年四月八日建塔于龙门山广化寺之东南隅。”

从可止的弘法历程可知，在唐末时期，即便是在当时较为边远的幽州仍然有僧人宣讲《因明论》和《百法论》，说明唯识学在有唐一代的普及程度，是超乎先进学术界的想象的。可止和尚身处战乱，颠簸流离，朝不保夕，仍然坚持弘法活动，对于唯识学的传播作艰苦了的努力。然而，也许指出，可止所著《顿渐教义钞》已散失，不知是否为唯识学著作。而他“及在洛也，讲外，长诵《金刚经》，不知纪极。昔多居终南山崆峒山，故有《三山集》诗三百五十篇，盛行于时。”可见，他所弘经论驳杂，尤其精通《金刚经》，精通青龙大师道氤《金刚经疏》。从赞宁所说“弟子修文、修智、修行，微见师之道焉”的叙述来看，其弟子在当时影响不大。

三、息尘、巨岷、继伦

息尘、巨岷、继伦三位僧人弘法地点都在太原，而且息尘、巨岷之间又似乎有师承关系，但年齡相差不大。

释息尘(875？—938年？)，姓杨氏。并州(今山西省太原市)人。《宋高僧传》卷二十三有《晋太原永和三学院息尘传》叙述其事。

根据《宋高僧传·息尘传》记载：“年方十二，因梦金人瑰奇之状，引之入精庐。明旦告白二亲，恳求出家。未允之前，泣而不食。父母悯其天然，情何厌塞，遂曲顺之。即投草堂院从师诵《净名经》、《菩萨戒》，达宵不寐。将周一祀，舍本讽通。年当十七，便听习《维摩》讲席，粗知大义。及乎弱冠，乃圆上品，执持律范，曾无缺然。”这一学习历程属于唐末时期。年二十三，“文义斡通，于崇福寺宗感法师胜集传授，复学《因明》、《唯识》。”此中所说的崇福寺是太原城中的佛寺，在当地很有影响，高僧辈出。息尘所跟随的宗感未见于其它文献，不知其师承，但宗感精通《因明论》和《唯识论》是没有问题的。

根据《宋高僧传·息尘传》记载：息尘“不亏敷演，学徒颕脱者数人，崇福寺辩才大师从式最为高足。”这句话是接续上引文字的，如果所叙述的事在中间的间隔不算太长的话，息尘从宗感处出师，就开始宣讲经论，其中辨才大师从式是最杰出的。

天祐二年(905年)，李克用占据河东(今山西省一带)。“武皇帝请居大安寺净土院，四事供养。”此中的“武皇”是指李克用，大安寺即太原的大安国寺。息尘于此思“专览藏教，修炼上生业，设无遮大斋，前后五会。尘甞以身饲狼虎，入山谷中，其兽近嗅而奔走。又于林薄裸体，以啖蚊虻。乃游仙岩岳寺，养道栖神。复看大藏经匝，设斋然一指，伸其报庆。彼寺有圣观音菩萨像，长爥七灯，香华供献。”此中所叙，合于修行上生弥勒净土的“六事”，所以文中以“修炼上生业”来概括。“后被诸生就请下山，城内传扬《大论》，四序无辍。”此中所说的《大论》一般是指《大智度论》，息尘于太原城中宣讲《大智度论》多遍。后唐长兴二年(931年)，“众请于大安国寺后，建三学院一所，供待四方听众。时又讲《华严新经》，传授于崇福寺继晖法师。由是三年不出院门，一字一礼《华严经》一遍，字字礼《大佛名经》，共一百二十卷。复炼一指，前后计然五指。”此段话有两个要点：一是在大安国寺后建立“三学院”一所，这就是赞宁表明此传为“晋太原永和三学院息尘传”的缘由。

僧传又说：时晋高祖石敬瑭居晋阳，“最多钦重。洎乎龙飞，尘每入洛京朝觐，必延内殿从容，锡赉颇丰。帝赐紫服并懿号，固让方俞。”这一段文字时间跨度极大，石敬瑭在后唐明宗时期始任河东节度使，住晋阳，时间大概在926年后一段时间。天福元年(936年)十一月，石敬瑭即位于柳林(今山西太原市东南)。同月，石敬瑭攻入洛阳，后唐亡。后晋天福二年，后晋迁都汴梁，翌年(938年)，升汴梁为东京开封府。如此疏解可知，石敬瑭至晋阳的时间要早于息尘建立三学院的时间，因此，此院的建立也可能得到了石敬瑭的支持。当石敬瑭作了皇帝后，他很快受诏至洛阳觐见晋高祖，并且被赐紫衣和师号。赞宁在传文中接着说：“尘闻凤翔府法门寺有佛中指骨节真身，乃辞帝，往岐阳瞻礼，覩其希奇。又然一指，尘之双手唯存二指耳。续于天柱寺，就楚伦法师学《俱舍论》。”从赞宁的叙述看，息尘可能是在洛阳拜见晋高祖之后不久就西去至凤翔府(治所在今陕西省凤翔县)的法门寺(位于今陕西省扶风县)礼拜佛骨的，然后去天柱寺跟随楚伦法师学习《俱舍论》。关于天柱寺，有证据表明是凤翔府的天柱寺。如唐末诗人李洞(唐昭宗时，不第，游蜀卒)有《宿凤翔天柱寺穷易玄上人房》的诗，而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游历凤翔，写了《风翔八观》的组诗，其中第四首是咏赞唐代著名雕塑家在风翔天柱寺所塑的维摩诘像。

息尘至天柱寺“方经数日，微有疾生。至七月二十七日辰时，枕肱而逝。俗年六十三，腊四十四。”息尘是当时一位很有影响的僧人，圆寂之后，“陇坻之间，闻其示灭，黑白二众具威仪送，焚之得舍利数百粒，弟子以灵骨，归于太原。晋祖勅葬于晋水之西山，小塔至今存焉。”从上述叙述推知，息尘圆寂时间的上限为938年，下限在941年。

释巨岷(877—949年)，姓任氏，西河(今山西省汾阳市)人。《宋高僧传》卷七《汉太原崇福寺巨岷传》叙述其事。

根据《宋高僧传·巨岷传》记载：“年甫七岁，志气敦笃。暂见佛像，注仰欣然。父母知有宿因，或携入寺，意欲忘归。至本郡净心院，见宣远论师，志恋其房，泣求摄受。二亲知不能阻其愿，咸皆可之。”这位宣远论师不知其所主弘经典。“年十岁，诵终《法华》、《维摩》二经，日持十卷，更无间隔。”二十岁受具足戒恶，“便习尸罗，克通开制之科。恒照欣戚之鉴。”在学习了戒律之后，“自尔大乘理趣，经论精穷，得其师门，则并部永和三学也。”此中的关键词句是“并部永和三学”，将此与前述“晋太原永和三学院息尘”相比照，则可知此处所说的一定是息尘法师，因此，可以确定，巨岷就是息尘的嫡传弟子。

巨岷在息尘门下，“俾夜作昼，窓案是临，不暇诸他，除研习义章，修六事二因也。於《大般涅槃经》兼《因明论》，末年逾切，又传输‘金论’，尽屏余缘，各讲十遍，仍求辅亮，博览群书，得义最精，又扬具美。”由此可知，巨岷有两件大事：一是“研习义章”，即《大般涅槃经》、《因明论》，“金论”可能是譬喻的説法。二是“修六事二因”，即修习此法门以上生弥勒兜率天。由这些内容可知，在义学方面，兼弘“性”、“相”二宗，而信仰方面则是弥勒净土。

乾祐元年(948年)，汉高祖刘知远“以龙潜晋土之日，便仰岷名。特降庭臣，赐紫衣，号圆智大师。续有诏宣，住崇福寺讲堂院，仍充管内僧正。经年而变法于晋，检策僧徒如风偃草。”从文中叙述的语句分析，刘知远在称帝之前就上报朝廷，给予巨岷紫衣、师号和僧正等。根据史籍记载，941年七月刘知远任北京留守兼河东节度使，944年任幽州道行营招讨使，封太原王，947年刘知远称帝。

乾祐二年(949年)十一月五日，巨岷无疾而终。俗龄七十三[①]，法腊五十四。“汉主勅葬于西山天龙寺，凡事官供，起石塔，勅谥号曰达识焉。”后汉高祖刘知远勅葬于西山天龙寺(即山西省太原市郊)

巨岷所住锡的太原崇福寺又有一位继伦，与息尘、巨岷所学所弘很相似。

释继伦(918—969年)，姓曹氏，晋阳(即山西省太原市)人。《宋高僧传》卷七《宋并州崇福寺佛山院继伦传》记载：他“弱齿而壮其志，勇其心，决求出家。本师授《法华经》，日念三纸，时惊宿习，慧察过人。登戒之后，至年二十一，学通《法华经》，义理幽赜。《唯识》、《因明》二论，一览能讲。”他二十一岁时，即939年，巨岷在晋阳，但不在崇福寺，而继伦出家寺院、参学寺院以及出师后住寺，此传都未提及，尤其是，他何时住于崇福寺也缺载。

《宋高僧传·继伦传》又记载：“由是著述其钞，至今河东盛行。三讲恒一，百五十余徒，从其道训。又撰《法华钞》三卷。其为人也，慈忍成性，戒范坚强，人望之而心服。以刘氏据有并汾，酷重其道，署号‘法宝’，录右街僧事。宽猛相参，无敢违拒。”后汉或者“北汉”时期，继伦被赐以法寳的师号，且任“录右街僧事”。

《宋高僧传·继伦传》记载：继伦“以伪汉己已岁冬十月示疾。心祈口述，愿生知足天，终后顶热，半日方冷，则开宝二年也。享年五十一，阇维毕淘，获舍利，远近取供养焉。”这一记载对照其它历史记载，有些错误。“己已岁”为945年，即后晋开运二年。此年刘知远并未称帝。开运四年(947年)，契丹灭后晋。河东行军司马张彦威等人以中原无主为由，劝刘知远称帝，刘知远在推搪一番后便在太原称帝，沿用后晋高祖年号天福，称天福十二年(947年)，同年六月入汴京，改国号为“汉”。这是明显的错误。此外，继伦法师945年发病，至开宝二年(969年)圆寂，中间间隔很长。这是暗示他在945年生病之后，发愿修行上生兜率天(即文中的“知足天”)。面对这一情形，此文中的“开寳二年”也开运二年之误的可能。但考虑到此传的标题就是“宋并州崇福寺佛山院继伦传”，因此，只能判定文中有脱漏。

从朝代更替角度说，后汉乾祐三年(950年)十一月，枢密使郭威于邺都(今河北大名东北)起兵，广顺元年(951)正月,郭威称帝，改国号为周，史称后周。刘知远的弟弟刘崇随即据河东十二州称帝,用后汉乾祐年号，史称“北汉”或“东汉”。北汉是十国中唯一在北方之国。北汉政权结辽为援，苟延到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才被宋太宗赵光义灭掉。如此则可知，赞宁所说“刘氏据有并汾，酷重其道，署号‘法宝’，录右街僧事”的真正含义。由这一背景可知，继伦法师晚年于后汉、北汉统治下的太原弘传《成唯识论》和《因明论》等。

综上所述，从唐末开始直到北宋初年，太原都有僧人前后相继传播唯识学，并且在当地很有影响。

四、贞辩、恒超、智江

贞辩、恒超、智江这三位僧人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弥勒净土的坚定信仰者，都以上生兜率天为修行目标，贞辩、智江还有有关《上生经》的著述问世。

释贞辩，中山(今河北省定州市)人。《宋高僧传》卷七《后唐定州开元寺贞辩传》记载：少年时，“一志听寻，暇则刺血书经。又针血画，立观自在像、慈氏像等。”后来，“辩负笈抵太原城听习。时中山王氏与后唐李氏，封境相接。虞其觇间者，并州城内不容外僧。辩由此驱出，遂于野外古冢间宿。会武皇帝畋游，冢在围场中。辩固不知方，将入城赴讲，见旌旗骑卒，缩身还入穴中。武皇疑令擒，见问其故，遂验冢中，敷草座案砚疏钞罗布，遂命入府供养。时曹太后深加仰重。辩诉于太后曰：‘止以学法为怀。久在王宫，不乐如梏械耳。’武皇纵其自由，乃成其业。”此中的武皇即李克用。从这一记载可知，即便是在战乱之中，太原城中仍然有讲习宣讲经论的法会，贞辩就是在其地学习成长的。

《宋高僧传·贞辩传》又记载：“洎王处直平乃归中山，讲训、补故伽蓝，无不谐愿。”此中所说的王处直就是义武军节度易定祁等州观察处置使，他于后梁龙德三年(923年)被其养子王都所杀，王都继承了义武节度使。后唐天成四年(929年)定州王都战败自焚，定州归顺于后唐。从这一背景看，贞辩离开太原回归故乡的时间一定是在923年或929年之后。此后，他便一直在定州弘法，其住寺主要是开元寺，他“讲训”即宣讲经论、训导僧徒，“补故伽蓝”即修修葺塔寺，卓有成效，在当时很有影响，时人将其与息尘并称。

赞宁《宋高僧傳·贞辩傳》没有记载贞辩的生卒年，從讚寧將其稱之爲后唐僧人來推測，卒年不會晚于936年。而其生年，如后文將要敍述了，讚寧在敍述恆超事跡時，將貞辯稱之為“言行俱臻，證修有位”的“碩德”，因此，貞辯的年齡至少要長恆超五嵗以上。

贞辩“撰《上生经钞》，为学者所贵，时号‘辩钞’者是。”此《上生经钞》在北宋时期仍然有僧人研习。

释恒超(877—949年)，姓冯氏，范阳(今北京市)人。《宋高僧传》卷七《汉棣州开元寺恒超传》记载：“祖父不仕，世修儒道，而家富巨万。”恒超年十五岁时，“忽一日，因阅佛经，洗然开悟，乃叹曰：‘人生富贵，喻等幻泡，唯有真乘，可登运载。’遂投驻跸寺出俗，未周三祀，方议进修，昼夜不疲。而属师亡，亦遵释氏丧仪，守礼无怠。”梁干化三年(913年)，恒超“往五台山受木叉戒，由是陟遐自迩，切问近思。”由此年成为正式比丘，赞宁传记中的僧腊也是如此计算的。

于五台山受戒之后，恒超“结契，远求名匠。阻两河间，兵未罢，路不通。南则梁祖，北则庄宗，抗衡于轻重之前，逐鹿在存亡之际。”当是时，“超止于本州岛魏博、并汾之间，学大小乘经律论计七本，讲通思于雍洛。”在战乱背景下，恒超仍然在洛阳以及关中地区访求名师，学通经论七种。“虽然巡历非远，宏畅殊精，瓶满见知，翼飞名字。是故并部息尘、中山贞辩，夫二人者，言行俱臻，证修有位。一见超，叹曰：‘义龙之头角，悉完备矣。待飞奋而为霖雨焉。’其为硕德题目多此类也。”可见，恒超所学所修，已经很精到了。

后梁龙德二年(922年)，恒超挂锡于无棣(今山东省无棣县)。恒超说：“此则全齐旧壤，邹鲁善邻。”于是在此地开元寺的东北隅，“置院，讲诸经论。二十余年倡导，各三十余遍。节操高迈，举措舒徐。缁素见之，无不怯惧。声无叱咤，语不夸奢，自然而然。”博得远近信众、权贵的崇信。“前后州牧、往来使臣，向誉钦风，修名执刺。相礼重者，止令童子，辞以讲贯，罕曾接对。初有所慊，终伏其高。齐鲁之间造秀，不远数百里，造其门以诘难。诸公一覩超容，傍听议论，参乎子史，证以教宗。或问‘因明’，超答以诗一首，辞新理妙，皆悉叹降。”可见，其所弘扬的经典中，一定有唯识经典，否则不会有人上门来专以此主题诘问。

恒超居于无棣，有出世凌云之志，“时郡守李君素重高风，欲飞章举，赐紫衣。超闻惊愕，遂命笔为诗云：‘虚著褐衣老。浮杯道不成。誓传经论死。不染利名生。厌树遮山色。怜窓向月明。他时随范蠡。一棹五湖清。’李君复令人劝勉，愿结因缘。超确乎不拔，且曰：‘而其复尔，则吾在卢龙塞外矣。’郡将闻而止。又相国瀛王冯道，闻其名，知是乡关宗人，先遗其书，序以归向之意。超曰：‘贫道闲人，早舍父母，克志修行，本期弥勒知名，不谓浪传于宰衡之耳也。于吾何益？’门人敦喻，不得已而答书，具陈出家之人，岂得以虚名薄利而留心乎？瀛王益加郑重，表闻汉祖，遂就赐紫衣。自此忽忽不乐。”以乾祐二年(949年)仲春三日微疾，数辰而圆寂于本院。

恒超以上生弥勒兜率天宫为愿，乾祐二年(949年)二月三日，圆寂之时，“院众咸闻，天乐沸空，乃升兜率之明证也。春秋七十三，僧腊三十五。门人洞征，与学徒百余人持心丧，倾城士庶僧尼，会送城外。”学徒百人，弘传其学者，应当不在少数。

释智江(885—958年)，俗姓单，幽州三河南管(今河北省三河市)人。根据《宋高僧传》卷二十八《周宋州广寿院智江传》记载：他本来是富族游侠之子，“略闻竺干之教，必淡虑凝情，若潇湘之逢故人也。唐乾宁四载，始年十五，诣磐山感化寺，遂成息慈，息慈业备。”乾宁四载(897年)，时年不足十五岁，智江到磐山(今位于天津蓟县境内)出家为沙弥。天复三年(903年)，“往五台山梨园寺纳木叉法。自此担簦请业，择木依师。《净名》、《上生》二典，精练涣然氷释，心未属厌。”

梁龙德元年(921年)，他于商丘开元寺，“请名数一支，所谓精义入神，散则繁衍。因著《瑞应钞》八卷，达者传之。生徒影附，缮写伙多。”此中的“名数”或指《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或指《百法论》，是唯识宗重要宗论。《瑞应钞》八卷是对《弥勒上生经》的诠释。

后唐同光元年(924年)，他在微子之墟住院(位于商丘市)“缔构堂宇，轮奂可观，复塑慈氏、释迦二尊、十六罗汉像，加绩彩，克肖圣仪。”周显德五年(958年)孟秋，智江圆寂，享龄七十四。“当属纩时，满院天人杂沓，若迎导之状。畴昔誓生覩史之昭应也。”

五、令諲、从隐、梦江

令諲、隐传、梦江三位僧人都与洛阳长水县(今河南省洛宁县长水乡)的佛寺有关。

释令諲(865—935年)，姓杨氏，陕府阌乡(今属河南省灵宝市)人。《宋高僧传》卷七《后唐洛阳长水令諲传》记载：“幼而履操，回求出俗。得本邑之师，授《净名经》。年既应法，乃纳戒津。大小乘教，兼而学之。于《名数》法门，染成淳粹。《弥陀》、《中观》斡及膏腴，声光振发，莫之与京。因游洛南长水，遇归心檀信，构伽蓝。”从这里可知，令諲受居士的赞助，在长水县修建一所寺院，但传记中并未记载寺额。令諲在此寺中“讲贯，一论一经，三十载中宣化计各五十余遍。日别诵《维摩》、《上生》以为恒课，执行持心，而绝瑕类。远近宗承，若望梅者得饮焉，”

以清泰二年(935年)圆寂于长水县住寺，春秋七十一，法腊五十一。这位令諲，以《百法论》、《维摩诘经》、《弥陀经》和《弥勒上生经》以及为弘扬核心，其弟子从隐继承其修为，从其弟子所弘《百法》逆推，他应对唯识学有所了解，至少长水寺中另有高僧弘讲《百法》。

释从隐(897—949年)，姓刘氏，洛阳三乡(今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三乡乡)人。《宋高僧传》卷七《汉洛阳天宫寺从隐传》记载：“丱年敏慧，誓欲出尘。二亲既听，乃投本邑竹阁院，依师诵习，陶练灵府。寻于嵩阳受戒毕，就长水听采，才历数年，克通《百法》、《中观》、弥陀三经论焉。而諲师年老，深许隐之博达性、相。”此中明确记载，从隐在长水县某寺学习了《百法明门论》等经典，而且年老的“諲师”非常赞成从隐博通“性宗”和“相宗”发展方向。从这些表述看，有理由认为二者具有师徒关系。

后来，从隐“于洛布金院，赴请敷演。至后唐清泰中，諲付讲座日，为众三登法席。夏中长晷，览藏经一袟，精进苦节，人无与比。”从隐后来至洛阳布金院宣讲经论。此院不知所指。然在清泰年，諲法师讲座的时候，从隐三次升席宣讲。可见，从隐与諲师关系不同一般。

关于从隐的住寺，僧传中未曾交待，而且从隐与天宫寺的关系，传文中也未提及。天宫寺是贞观六年，以太宗舍昔日洛阳旧宅修建的，唐代时期很著名，综合这些资料，要么布金院是天宫寺的分院，要么从隐后来长期住于天宫寺。

乾祐二年(949)正月，从隐示疾而终，俗寿五十三，僧腊三十二。

释梦江(？—956年)，姓杨氏，长水县人。《宋高僧传》卷七《从隐传附传》记载：梦江“神彩洒落，超拔凡态。遂愿出家，恒诵《仁王般若》。进具后，讲《百法论》。”关于其宣讲《百法论》的寺院，传文未明说，仅有起首一句“有长水县县(悬)泉院释梦江”，但从行文习惯看，此僧的初始寺籍应该在长水县某寺。

清泰年(934—936年)中，梦江受邀至龙门广化寺为众开演经论，“遇帝幸其寺宣问，妙辩天逸，悦可上心。时于御前赐紫袈裟，确乎不受。”梦江“训导二十余年，讲罢行道礼佛，日唯一食，慈忍于物，罕逢愠色。”周显德三年(956年)圆寂。

从上述三位僧人的经历可知，五代时期的洛阳也有僧人宣讲《百法明门论》和《上生经》，其特點已是“性”、“相”二宗混融的。

六、无作、鸿楚、虚受、宗季

此中叙述的无作、虚受、鸿楚、宗季都是在吴越境内弘扬唯识学的僧人。

释无作(853？—909年？)，字不用，姓司马氏，姑苏(今江苏省苏州市)人。根据《宋高僧传》卷三十《梁四明山无作传》记载：少年时，其母说服其父，送他入流水寺中。“年二十，受具足法。相次讲通，删补律钞。《法华》、《上生》等经，《百法论》，一性、五性宗教，励精寻究；孔老书篇，无不猎涉。后参其玄学，于雪峯存禅师，深入堂奥。”从此简要的叙述中可知，其修学的历程，先律后经论，而以《法华经》、《上生经》和《百法论》为重点，后来又参学于著名的禅宗大师雪峰存奖。由此可见，无作法师并不归向与一宗一派，也自然不属于唯识宗僧人，只能说是唯识学的研习者而已。

无作“至庐陵三顾山，檀越造云亭院，豫章创南平院，请作住持，皆拂衣而去。”无作“居洪井十载，且未识洪帅[②]锺氏之面”，唐末江西由南平郡王锺传统治。无作崇尚佛教的出世精神，拒绝与政界人士打交道。在庐山及周边居十年之后，无作“乃游会稽四明，因有终焉之志。吴越武肃王钱氏仰重，召略出四明，因便归山，盖谢病也。有诗杼意呈王，王亦不留。”于是隐居四明山(今浙江省余姚市)。以梁开平(907—911年)中，卒于四明山，春秋五十六。

与无作法师相近，鸿楚法师也注重《法华经》和《上生经》的弘扬，。

释鸿楚(858—932年)，字方外，姓唐氏，永嘉人。根据《宋高僧传》卷二十五《梁温州大云寺鸿楚传》记载：“及甫髫龄，器度宏旷。楚之外昆弟，皆出俗越之龙宫伽蓝，遂祈二亲，亦愿随往，网疎鱼脱，笼揭鹤飞。”少年时期就征求父母同意，跟随其外昆弟至越州龙宫寺出家为沙弥，“互相切直，诵习弥通。”此中的“龙宫伽蓝”即龙宫寺，唐末时，有“释鸿莒，姓唐氏，永嘉人也。早出家于越州龙宫寺，始则诵《法华经》全部。”[③]龙宫寺遗址尚在，位于今浙江嵊州市北部三界镇的嶀山北麓，是太和七年前后由修真法师发起建成的，唐代诗人李绅撰有《龙宫寺碑》专叙其事。鸿楚法师在龙宫寺度过来沙弥阶段的修行研习生活，“年二十三，方升上品无作。”对此中的“无作”如何理解，很关键。从下文赞宁说鸿楚僧腊五十二来看，此句是说的受具足戒，成为比丘的事情。

鸿楚“回本郡时，州将朱褒，知其名节，钦揖愈勤。”学成之后,他回到故乡永嘉。以唐代大顺(890—891年)中，“以城南有废大云寺荒墌，表闻昭宗，欲重缔构，帝俞其请。于是百工俱作，楚躬主之。施利程功，不愆于素。而讲经、礼像，无相夺伦。”大云寺修造完成，鸿楚就在此寺宣讲经论，弘法利生。

武肃王钱氏，干化初年(911年)，“于杭州龙兴寺开度戒坛，召楚足临坛员数，因奏荐梁太祖赐紫衣并号，固让弗听，终不披著。”

长兴三年(932年)六月五日，鸿楚无疾而圆寂，俗龄七十五，法腊五十二。他一生宣讲《法华经》计五十余遍，撰有《上生经钞》，刺血写《法华经》一部，在当地影响很大。

释虚受(—925年)，嘉禾御儿(今浙江省嘉兴)人。根据《宋高僧传》卷七《后唐会稽郡大善寺虚受传》记载：虚受在“纳戒后，于上都习学，内外博通，传讲数本大经论，不惮倡导。”从这一记载可知，虚受在当地出家受具足戒之后，前往当时国都长安学习经论。咸通(860—873年)中，“累应奉圣节，充左街鉴义，辈流孰不弭伏。”这说明，他在京城已經成長為學識淵博的僧人，頗得時人注意，並進入僧官隊伍。及廣明(880年)中，“京闕盜據，逃難邐迤，抵越大善寺。”此中的大善寺為位于今浙江省紹興市内的著名寺院。

虚受法师住锡于大善寺，“同好者命讲《涅槃》、《维摩》二经，即天祐年中也。因愤谦雅等师释《崇福疏》，繁略不中，其犹以水济水，终无必济焉，遂撰《义评钞》十四卷。同光中，方毕轴。”对“谦雅等师释《崇福疏》”一句须略作考证。日本《新编诸宗教藏总录》的记载：《维摩经》“《注》十卷，什、肇、生三注……《疏七卷，神楷述。《随崇福疏搜微钞》十卷，《科》二卷，慧涉述。”《宋高僧传》卷四有《周京兆崇福寺神楷传》，而本著前文已经在窥基弟子项下对神楷法师的事迹略作考辨。将这些材料综合起来考虑，则得知《崇福疏》就是指神楷所撰写的《维摩诘经疏》七卷，而《随崇福疏搜微钞》十卷以及《科》二卷也即是对《崇福疏》的改作。而改做的慧涉與此處所說的“謙雅等師”的關係則缺攷。如此則可知，出于对谦雅等师对《崇福疏》的不恰当改作的不满，虚受下决心自己以《崇福疏》为蓝本充作注疏。

天祐年(904—907年)中，开始宣讲《涅槃经》、《维摩经》，并开始作疏，至同光年(923—926年)中完成《义评钞》十四卷。而在此传最后，赞宁说，虚受原籍于同光三年(925年)，可见，至其圆寂前不久，此著才完成。

《宋高僧传·虚受传》又记载：“又因讲《俱舍论疏》，有贾曾侍郎序次僧圆晖序，皆著钞解之。其文富赡，昔甞染指知焉。受于《涅槃》，辩而非略，仍多驳议小远之疏，免为青蝇之玷。余则《法华》、《百法》、《唯识》，各有别行义章。”由此可知，虚受撰著丰富，计有《维摩诘经义评钞》十四卷、《俱舍论疏钞》、《涅槃经疏》以及《法华经义章》、《百法明门论义章》、《唯识论义章》。此外，虚受还有《文集》数卷，《述义章》三十余卷于北宋时期流通。

关于虚受的品行，赞宁也有叙述：“受性且狷急，与人不同，畜弟子无一可中。甞自执爨馔斋食，柴生火灭，复吹又熸，怒发汲水沃之，终日不食而讲焉。及晚年眼昏甚，登师子座，戴竹笠而讲，贵目不闪烁尔。或讥其慢众，受亦不介意。”这些记述，颇含些许贬义，由赞宁对于虚受对待当政者赐紫的态度的评论可体知，赞宁对虚受的作派颇有微词。

“属武肃王钱氏按部至越，遂出谒见。王素向风，乃加优礼，言劳再三。暨干化中，于会稽开元寺度戒，命之充监坛选练。吴会间，行此职者，自受始也。”赞宁此文所讲的两件事可能是相承发生的。乾化元年(911年)，吴越王于会稽开元寺设坛度僧，任命虚受充任监坛选练。中唐之后，唐朝廷在京城设立监坛大德，而吴越此前未曾设立，虚受是第一个。赞宁认为是一种恩宠。“王表于朝廷，荐其紫衣，庄宗制赐，行人赍至营丘，时受讲当《上生经疏序》，至若洪钟。而虚受受，舍麈柄言曰‘某得名无典实，今后更为虚受。小子识之。’及状闻王，王曰：‘此僧必无恩命分，何名虚受乎？’至同光乙酉岁受终，迨海舰赍诰牒来。稽其终日，正到青社，果符武肃之言。”

释宗季(？—948年)，俗姓俞，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宋高僧传》卷七《汉杭州龙兴寺宗季传》记载：少年时，“尝天震邻家树，季随僵仆。有姊尼抱就膝，视之曰：‘此非震死，且有生候。’至夜未央，苏而复作。遂劝令出家。事欣平寺僧。后往衢州，投巨信论师，学《名数论》，文义淹详，且难诎伏，锋芒如也。”此中的《名数论》或指《百法明门论》或者指《集论》，都属于唯识论典。宗季至衢州(今浙江省衢州市)学习此论，说明衢州此时尚有宣讲此唯识经典的高僧。

学成之后，宗季法师“迨回杭龙兴寺召讲。时僧正蕴让给慧，纵横两面之敌也。与闾丘方远先生、江东罗隐为莫逆之交也。见而申问。季作二百语詶之，让正赏叹。遂请开讲四十余年，出弟子七、八百人。”宗季在龙兴寺开讲《对法论》四十余年，一生“孜孜，手不释卷，乐道向终。至今此宗越多，弟子讲导不泯焉。”这是说，截至赞宁写此传时，在越地仍然有宗季弟子在弘扬唯识宗经典。

宗季法师圆寂于后汉乾祐元年(948年)，撰有《永新钞》释《般若心经》，《晖理钞》解《上生经》，《弥勒成佛经疏钞》、《补猷钞》、《阙诸别行义章》，可数十卷，并行于世。

吴越佛教在五代时期独树一帜，比北方佛教更兴盛。《宋高僧传》又是出生于吴越的赞宁所写，其涉及到唯识学的也就是这四位。由此可见，“唯识宗”的确是濒临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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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正藏》正文写作“九”，加注说宋、元本作“七”。参照僧腊五十四以及传文中的叙述，俗龄七十三是正确的。

[②] 《大正藏》本文作“师”，批注说宋、本作“帅”，应该作“帅”。

[③] 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十五《后唐温州小松山鸿莒传》，《大正藏》第50卷，第870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