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在校对这部书稿的过程中，我时时在感叹因缘的神奇。在大学毕业之时，当时在计划经济下的强制分配以及背后的某些交易，使得我没有能去家乡所在城市的大烟厂编厂报，而被迫去一座新建的博物馆工作。我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一去竟然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或者准确地说，改变了我的人生设计。 在仍然是小小少年的时候，我就梦想着成为作家、诗人。而中学的学习成绩和业余爱好，也使得我自己以及周围的师长都以为我以后一定会成为作家。高中毕业，在填报高考自愿的时候，便义无反顾地填写了中文系。大学期间，写过诗，也写过小说，也积极地参加学生文学社团活动。可我渐渐地发现，自己写的东西诗不像诗，小说不像小说。很惭愧，大学四年竟然不如中学，没有一个字见诸于报章。这样，作家之梦便破灭了。于是，我又对文学理论、美学感兴趣，暗暗立志作研究工作。可惜，大学期间的浑浑噩噩，使我失去了进入这一目标的门径。遥想当年，我在一位中学好友陪伴下，前去报到。先是汽车，后是手扶拖拉机，在黄昏时分，将我们送到农舍。原来，我将要加入的所谓的博物馆，还是一片工地。而这未来的博物馆，却也距离破旧的县城达十公里之多。 在那个“工地”度过了几个月后，我逐渐地被这座博物馆之文物所显示的佛教文化所吸引，竟然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这份工作。想当初，我们一同分配去的几位大学生在各自确定以后的“学术”方向时，我脱口而出报了在此之前未曾有多少好感、更谈不上了解的佛教。因为我当时已经意识到，要进入此处保藏的文物研究，了解佛教是关键。此后数月，我找到了当时能够找到的现代人的佛教著作，如饥似渴地读着。1990年9月初，在这座被称为“佛骨圣地”的地方举行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黄心川、杜继文、杨曾文、郭朋、张新鹰、王志远等先生，中国人民大学的方立天先生，北京大学的汤一介先生，还有许多历史学、考古学等方面的著名教授专家与会。有缘向这么多的先生请教，真是三生有幸。诸位先生的鼓励与指点，使我坚定了走向问学之道的决心。此后，我便开始新的问学求学时期。我的求学之路，也算是好事多磨。幸运的是，在若干磨难发生之时，或者之后，总是有长者伸出援助之手，将我从泥潭中拖出来。这些，我常常心存感激。 在此，我特别要感谢我的硕士导师张孝评先生和博士导师赖永海先生。在我想离开工作单位外出求学而时间紧迫、学力不逮的情形下，承蒙张先生不弃，想法设法将我引入母校西北大学校门。而在校期间，先生多次宽容我对学术方向的抉择，并且为我因兴趣的转移而对文艺学学习的懈怠，给以最大限度的理解。尤其是，在我所确定的未来的学术方向已经越出了先生的治学领域的情形下，先生仍然鼓励有加。这一幕幕情景，现在想起来，仍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1995年南下，投奔赖永海先生门下，由此正式开始了严格的佛学研究的训练。尤为幸运，毕业后留在母校任教，仍然时时得到先生的指点、照顾。先生常常于静默良久之后的一句点拨，不仅仅是学术，还有为人处世之道等等，往往需要我琢磨许久方才领悟其中三昧。而一旦领悟，往往也立见改变观念、改造心灵之效。跟从先生十年有余，这样的事例也不胜枚举。 在宁问学、工作数年，得到了哲学系郭广银、张异宾、李书有、洪修平、徐小跃、伍玲玲、孙亦平等等先生多方面的指点和帮助。特别要指出的是，南京大学哲学系诸位师长以及诸位学兄，在市场经济泛化几乎侵蚀到一切精神领域的大背景下，仍然固守学术之道，以学术为立身之本。这样的氛围时时感染着我，使我不断地克服松懈和畏难情绪，在学术之道上踯躅前行。处于这样的环境，我自然应该感到幸运。 最后，应特别感谢我的妻子，她的自愿牺牲和忍耐精神是我坚守问学之道的重要支柱。父母多年的养育之恩和殷切期望是另一重要动力，自当铭记于心，时时报之。 收入此著中的十九篇论文，是我十年来所写的佛学论文的主要部分。其中，第一篇论文写于1996年攻博期间，内容与我工作时所获得的资料有关，收于此著以作纪念。其它的论文大致反映了我近十年来研究的范围：佛教经典诠释、佛教心性论、佛道思想比较等等，由于参加学术活动等原因也略微涉及到近现代佛教。 依照学术界的“潜规则”，现在的我出论文集多少有些“越位”的嫌疑。但考虑到我的博士论文和《佛国记》、《华严经·入法界品》、《华严经·十地品》译注等著述，都未能出版简体字版，所以，有机会列入《宝庆丛书》之中出版我的论文集，我仍然禁不住心向往之。在此，非常感谢本丛书的主编朗宇法师、副主编圣凯法师、道坚法师、黄夏年老师以及亲自担任本书责任编辑的宗教文化出版社副社长戴晨京先生。没有他们的提携、帮助，这本论文集是根本不可能问世的。在我还在原单位的时候，就有幸认识了黄夏年先生，此后就一直得到他的照拂。作为同门，圣凯法师对我的帮助也是数不胜数，我的若干论著的问世，都与他的辛勤努力密不可分。在此，谨向二位致以特别的感谢。 杨维中谨识 2006年7月22日于南京清凉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