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杀猪，比贿选严重
释昭慧

        七月二十五日报载：花莲县长选战，为了杀猪宴客是否涉及贿选而展开激辩，屏东原住民部落大学则于二十四日进行杀猪教学观摩。

        杀猪竟可成为“教学观摩”，而且公然秀于媒体。猪只被宰杀时，大量鲜血流下，这种血淋淋的镜头，竟可公开曝光在全国视听群众(包括幼儿与少年)之前，摆明了要“杀给你看”，这真是匪夷所思！

        检警部门关心的，只是杀猪宴客是否涉及贿选的问题；媒体的报导，则只强调原住民旧惯文化的意义。但在笔者看来，此中暴戾与血腥的不良示范，才是比贿选更严重的问题；而文化旧惯的价值，也无权“无限上纲”，凌驾于一切价值之上，特别是当它与“生命价值”有所冲突的时候。

        好生恶死，是所有动物的本能。一个文明社会，即使无法全面戒杀，但必然对“杀”之一事，抱持“哀矜而勿喜”的态度；更深深体会得，眼见耳闻杀生过程，往往助长暴戾，无益于社会之良善风俗，所以会选在隐蔽角落以进行之。在一个文明社会里，我们必须更为重视生命尊严，无论杀的是人还是猪，吾人都无权以文化旧惯为由，大剌剌地“杀给你看”！

        此事非关“原汉意识”，而是普世价值。台湾过去每逢选举，总有一、二候选人在庙口“斩鸡头”以自誓，此一恶质文化，因被动保团体严厉谴责，近年来已消声匿迹。民国八十二年初，因台南天后宫文化季展开“抓春鸡”活动，关怀生命协会出面强烈抗议，并未因其为汉民族之文化旧惯，而就视作免受公评的“化外之区”。古中国处决罪犯，种种酷刑不一而足，并且允由公众围观行刑过程，有的还“枭首示众”；随着道德意识的进步，刑罚不但力求人道、减除痛苦，而且刑场隐蔽，不令民众目睹行刑过程。这都是人道精神的展现，吾人无权以斩首示众为汉民族之文化旧惯，即要求刑罚复古且准予围观。

        即使杀猪宴客风波出自泛蓝阵营，吾人对此事之置喙，亦非关蓝、绿标签问题。民国八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民进党籍立委候选人徐宜生，大闹于宋楚瑜感恩晚会现场，将无辜的仔猪拖上街头，抛掷于十数公尺远，小猪当场摔死一只，有的骨折，有的奄奄一息。关怀生命协会同样是出面强烈抗议徐氏虐待动物，并要求其公开致歉。徐氏乃于其竞选总部成立时，“向全地球的猪道歉”，过后并于民进党中央，正式向台湾人民道歉。如果较诸抛猪更为血腥的杀猪，竟可拿来当作“教学观摩”，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认定，徐氏当年必须为其抛猪恶行而致歉？难道政治标签一经转换，善恶伦理即可予以倒置？

        即使不在伦理学层次讨论价值优位问题，落实在法律层面，公开杀猪，而且招徕媒体以迫令民众“观摩”之，也并非无法可管。动物保护法第十三条明文规定：“除主管机关公告之情况外，不得于公共场所及公众得出入之场所宰杀动物。”不料农委会面对此一质询，其答覆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畜牧处官员说：如果杀的是“肉猪”，就触犯动保法第十三条规定，得处一到五万元罚金；不过，若被宰杀的是“山猪”，那可能就属于林业处保育科的管辖范围了。而保育科官员则皮球一踢：“不管是肉猪或山猪，都不是保育类动物，怎么是我们管的呢？”(25日《中时晚报》二版，陈世财报导)这令笔者不禁想起“锯箭法”的典故：有人中了箭，请外科医生治疗，医生把箭杆锯断了，即索谢礼，问他何以不将箭头拔出？他说：“那是内科的事。”

        事实上，动物保护法第三条，早已对该法所指涉的“动物”下了定义：“动物：指犬、猫及其他人为饲养或管领之脊椎动物，包括经济动物、实验动物、宠物及其他动物。”至于经济动物的定义，则是“指为皮毛、肉用、乳用、役用或其他经济目的而饲养或管领之动物”。

        准此以观，肉猪固然是经济动物，山猪在台湾，也早已因其非属“保育类野生动物”而被人工饲养、繁殖、买卖，且已被当作宰杀宴客的对象了，那当然也是经济动物，最少也可涵盖于前述定义的“其他动物”范畴之中。总不能让这群山猪徒然长了一副“脊椎”，却因其非保育类而被人工饲养，竟成了动物保护法与野生动物保育法都管不到的“化外之猪”吧！

九二、七、廿五　于尊悔楼
——刊于九十二年七月廿七日《自由时报》“自由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