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冯玉祥将军为太虚法师题词

　　“七·七事变”后，太虚法师电告全日本佛教徒：“日本的三千万佛教徒究竟何在？有如此庞大数目的佛教徒，如何竟不能制止日军的暴行？假使是真佛教徒，应当真切的知耻，体念佛教宗旨，实现佛法精神，此是佛教徒应知之耻，和佛教徒应如此雪耻。”同时以中国佛学会理事长名义，电告全国佛教徒：

　　“兹值我国或东亚或全球大难临头，我等均应本佛慈悲：

　　一、恳切修持佛法，以祈祷侵略国止息止暴，克保人类和平。

　　二、于政府统一指挥下，准备奋勇护国。

　　三、练习后防工作，如救护伤兵，收容难民，掩埋死亡，灌输民众防空放毒等战时常识诸项。各各随宜尽力为要！”

　　1938年，南京、上海沦陷，中佛会负责人圆瑛法师等未及时西迁。为粉碎日本利用沦陷区佛教会惑乱视听的阴谋，他与章嘉活佛在重庆成立“中国佛教会临时办事处”，宣布废止沦陷在京沪的中国佛教会机构，断绝与各沦陷区佛教会的关系，捍卫了战时佛教会的纯洁性。

　　太虚法师把佛教理念和抗战纲领联系起来，先后作《降魔救世与抗战救国》、《佛教徒如何雪耻》等多次公开讲演，说明遮止罪恶是佛法慈悲普济精神的积极体现，二者相辅相成，绝无违悖：“中国为国家民族自卫，为世界正义和平，为遮止罪恶、抵抗战争而应战；与阿罗汉之求解脱安宁不得不杀贼，佛立为建立三宝不得不降魔，其精神正是一贯的。故显扬佛法，不惟非降低抗战精神，而是促进增高抗战精神的”。

　　武力防御，文化进攻

　　1938年，太虚和藏传佛教爱国僧人章嘉七世等一起在重庆发表《通告全国佛教徒加强组织以抗倭书》，获得华中、西南、西北各省佛教会及在重庆中国佛教会理、监事及会员的拥护。

　　同年7月，部分理、监事决定在重庆罗汉寺设立中佛会临时办事处，推选太虚主持。该办事处曾筹办僧侣救护队、伤兵慰劳队，募捐救济流亡难胞等，成为佛教界重要的抗战力量。

　　办事处后因重庆屡遭轰炸，只得迁往重庆北碚缙云寺，但却能在困难的条件下与大后方各省市分会保持着联络。

　　1939年9月，太虚法师于国际反侵略协会中国分会(邵力子、陈真如等主持)欢送会中，法师据佛教立场，提出“武力防御与文化进攻”之说，号召佛教徒献身抗日救亡运动。

　　同时，他还邀请学者名流上缙云寺讲学，让僧侣师生了解世界。其时，重庆城里的不少著名人士如于右任、冯玉祥、郭沫若、马寅初、老舍等，都曾上山讲学，梁漱溟、顾毓(王秀)、田汉、梅贻琦以及孔祥熙、张治中、张群、易君左等也曾上山游历，还有不少外国来宾、远方僧侣，因此留下不少诗赋墨宝。太虚法师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通过与文化界的交流、沟通，振奋了民族精神，激发了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操。

    老舍手迹(写于重庆北碚缙云寺)

　　出访海外，疏通滇缅

　　抗战期间，东南亚国家通过滇缅公路向中国运送大量的抗日物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抗战时期的重要生命线。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遏制东南亚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煽动缅甸人民反对开放滇缅公路，大造谣言，说中国政府是基督教政府，诬陷“中国赤祸蔓延，共产党毁灭宗教”，谎称侵华战争是“弘扬佛教的圣战”妖言惑众，蛊惑不浅。在日本的谣言蛊惑下，缅甸关闭了滇缅公路。

    滇缅公路

　　1939年11月，太虚法师为了揭穿日本帝国主义的谣言，组成国际佛教访问团，万里迢迢出访缅甸、锡兰、印度等国，“朝拜佛教圣地，访问各地佛教领袖，藉以联络同仁之感情，阐扬我佛之法化，并宣示中国民族独立生存与公平正义之奋斗，佛教徒亦同在团结一致中而努力。”

　　“在缅甸时，曾将我国抗战情形，详为报告，盖该处为我国抗战命脉，关系至为密切，国际宣传未容或缺。经余解释后，缅即组织一访问团，赴华访问。后至印度时，则从事文化之探讨。……赴印目的，即为研究印度近今文化及引起其研究吾华文化之兴趣。经锡兰，本团最大工作，为佛教联络，当余抵锡时，首相、市长及各显要均至舟站观侯，且开多处盛大欢迎会。僧长及余坐于中间，其他官民分列两旁，先受三皈依。锡兰为欧美交通孔道，且为佛国，实为国际宣传最佳地方……”

　　“我到印度，尼赫鲁亦主持欢迎，甘地、泰戈尔都曾访问过。”

　　7个月后，访问团回到昆明。站在疮痍满目的祖国大地上，成功履行外交使命的荣耀毫无重量；而恒河之畔历劫仅存的残损、寂寞而依然庄严的释迦遗迹，那些断裂的精美石幢，空旷中矗立的古老菩提树，更使他胸中充满忧患的回响。还能为此做多少工作呢？他感到也许不多了，惟有将所剩的时间与佛教、祖国贴得再近些，相依为命吧。他给门生的信中说：

　　“你们祝我寿，他事都不用，今年只注意把学生会努力筹备！我的色身不多年的了，而法命寄予兹会。”

　　通过太虚法师的出访，宣示了日寇暴行，揭破敌方阴谋，滇缅公路重新开通。

　　太虚法师抗日护国事迹年表(注二)

一九三一年
    “九·一八事变”，柏林教理院因经费无着停办。世苑筹备处移南京佛国寺。太虚发表《为九一八事变告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勉励发扬佛陀救世精神，维护世界和平。

一九三三年
    五月，时日军占榆关，侵热河，国难曰深。太虚于电台播讲《佛教与护国》，并电《劝全国佛教青年组护国团》，主张部分从军抗暴，部分助捐、组救护队，慰祷队、运输队等。

一九三七年
    七月，“七·七事变”爆发，国难教难，日深一日，太虚致电发表《告全日本佛教徒众》，又电《告全国佛徒》等文件，以号召反侵略、卫和平。
    汉藏教理院学生，实施军事防护训练。汉口正信会成立救护队。

一九三八年
    章嘉、太虚等于重庆成立“中国佛教会临时办事处”，宣布废止沦陷区中佛会机构，并发出通电，告党政机关及全国佛教徒。
    太虚设尼众避难林于重庆江北塔坪寺，收容入川尼众。

一九三九年
    四月，受聘为“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设计委员；“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亦聘之为名誉主席。
    八月，云南省佛教会理监事联席会议，公推太虚为整理鸡足山导师。云南省僧众救护队成立。
    西南国际路线日形重要，太虚组织之“佛教访问团”终得朝野重视，拨给费用，由政府函聘为访问团团长，以佛教徒自动组织名义，赴南洋、印度一带访问。于十二月抵达缅甸，次年五月返国。
    十二月，太虚建议发起滇西特区佛教会，教育夷僧，转化夷人，提高其文化水平。
    是年，太虚作《佛教的护国与护世》、《成佛救世与革命救国》。

一九四零年
    一月，太虚抵印度，曾会见当时泰戈尔，尼赫鲁及继承达磨波罗负责摩诃菩提会的法理性海氏，并应甘地的邀请抵瓦耳达。
    在印度，曾出席印度文化协会，为永久会员。朝礼印度圣迹：菩提伽耶金刚塔、尼连河、灵鹫山、七叶窟、竹林精舍遗址、那烂陀遗址、转*轮塔、五比丘纪念塔、阿育王石柱、中华寺、拘尸那、岚毘尼园、舍卫城及祇园故址、楞伽山等处。
    佛教访问团，分别参访了缅甸、印度、尼泊尔、锡兰、新加坡各国；当时因暹罗排华，情势恶化，故直接由西贡、河内搭机返昆明，结束五个月的访问工作。
    五月，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中国文化协会、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中印学会、中国佛学会等五十余团体，对太虚成功率导之访问团，作联合盛大之欢迎。
    五月，回昆明期间，太虚筹组“滇边特区佛教会”，由云南佛教会呈请社会部，俾加强夷民内向，利于抗战。十一月，得政府核准协助，太虚派学僧往芒市，就地推进。

一九四一年
    五月，滇边特区佛教联合会成立，受社会部嘉奖。

一九四二年
    三月，太虚指导协助成立“佛教中医慈济院”，及佛慈药厂之筹设。

一九四三年
    一月，太虚与冯玉祥、于斌、白崇禧等发起“中国宗教徒联谊会”。五月，正式成立，太虚任常务委员。该会之任务为“拥护抗战建国，尊重信仰自由，提高精神修养，励行社会服务，促进世界和平”五项。

一九四五年
    一月，太虚莅国际宗教联合研究会演说。应国民外交协会之请，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论和平之道。
    七月，太虚以德国投降，乃作《告日本四千万佛教徒》，劝其慨然无条件投降。
    八月，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中国八年抗战终获最后胜利；太虚作《告世界佛教徒》，呼吁努力于人类真正和平的推进。

　　注一：主要摘自《太虚法师传》，邓子美、陈卫华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