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国的根本要事

　　──三十五年夏作──

　　使农民成为真正的中国主人，实为中国建国的根本要事。否则、中国国政基础终被劫在土劣贪污集团手内，不能有真正的民主；亦任何政党主义，任何法制国策，都成具文而莫征实效。余历居山乡农村，颇知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乡农实况，试为分析言之：中国现世识事势有专门之学术者，皆侪居政治或社会之中上层，故中级尤其上级主政治机构者，每较贤明，少数贪横者亦易被清除，而效能不强亦仍坐科员以下泄沓阘茸之所致。至于下层县、区、乡、保官长之直接临在中国百分之八十农民上者，则殊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上层或中层无论有何良法美政，一通过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层，鲜不变质为营私舞弊之具。多一政法即使农民增一苛虐之痛苦，而愚顽聋哑贫穷病弱之农民，唯有一任刮肉吸髓而已！无以改进农民之知识与生活，则农民无由为真正之主人，终不免为贪污土豪劣绅贪官发财之踏脚石，则中国之建国都建成贪污土劣之升官发财，而民族国家、民权政治、民生社会的利益都落了空。

　　贪污土劣是中国历朝末代政治的遗毒，清季已臻其极，又滋养入民国军阀时代之恶化，相习成风，恬不知耻。国民革命一成，相率钻入新政权下，繁殖愈盛；故抗战胜利后，各沦陷区一经收复，不免有下层军政官吏勾结豪绅迫害愚贫农民者，有时且甚于敌人。遂怨声载道，戾气充野，虽有上层之惠政恩泽，曾无些微能及于下。另一方、共产党虽可予贪污土劣一时打击，良善之民益无以安定苏息，谋生无路，投死无所！至其余所谓各党各派的贤达者流，本全无民众基础，假民主美名，雍容华贵，说黑论白，藉以乘机分窃高官厚禄。贤则贤矣，达则达矣，与中国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亦有何益！

　　然中国之贪污土劣何以不能根治，而民国以来益致滋蔓耶？曰：读书、作官、发财、起家，归为豪绅，假民以吓民，挟官以压民，本为政治社会之积病。而民国号称民主，然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仍为天聋地哑之农民，可以任新旧知识假借利用为升官发财捷径，由是至民国更加速繁殖，遂成了贪污土劣柄持下层政治之国。故贪污土劣与贫愚农民乃相互为缘的，百分之八十为贫愚农民，故贪污勾结土劣乃得滋长；贪污土劣为梗，乃使民主民生政治无由下达。以提高农民之教育与经济。然中国的下层政治，大都在贪污土劣之手，空谈肃清打倒，纵使都肃清打倒了，又无人能来接替办理下层政治。如由一群狂且土痞流氓光棍来办，只有更糟！除此、则剩下贫愚农民，将致民绝枢纽，政无由施。故专从打倒贪污土劣既不能，专从改善贫愚农民亦不能，而须从双方同时渐进，庶能勉济，盖病深而药不易投也。

　　此须在上当政者深察此病根之所伏，不在多施空法制，多得假报告为事，应暂藉官吏豪绅维持社会，安定民生；而消极的制止贪污土劣的蔓延纵肆，随时施于严刑峻法，使渐就法轨。而根本、须仗各党派各社会各文化分子各宗教信徒中，最认清建国根本，最悲悯贫愚农民，真能牺牲自己。服务国群之仁人志士，成立一辅益农民之组织，深入农村。每保或至少每乡(镇)办一合作社，以极简易、极低利贷给农民资金，改良农产，并集购农民要售出之物产以运散都市，渐渐提高农民之生产力，以改进农民之经济状况。而后其仅如牛马之生活亦得增善，致糊口而外之衣服、居屋、医药、卫生、均获具人理，而后其幼童乃能乐受国民教育，壮年失学者亦皆要求国民常识之补习教育。生活及知识都渐进善，对于国家意识乃可生起，政治兴趣于以发生，真可以训练施行四权；而中国百分之八十的农民，遂渐可真正成为主人；而中国的政治亦可成为真正民主。然使农村确保儿童得受国民教育，而壮丁普受国民常识教育，亦非徒具形式之保国民学校所能济事，亦须由各社会、各宗教之仁人志士团，参加合作社以义务导辅保国民学校、民众补习学校，加强而协施之，乃有实益。此诚建国之根本要事，但非一政党人才所能包办；而当政之国民党所当多负其责者，尤在消极之能制止贪污土劣之横恶也。(见正信十二卷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