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净化人心．珍惜自然

圣严法师推动心灵环保

高暄专访

近三年来，推动「心灵环保」不遗余力的圣严法师，今(一九九三)年开春后，更积极推出各项活动，三月十二日植树节，他也不忘趁此良机，再向国人强调环保意识。

中国佛教界从事学术研究，并接受正统经院教育，自一九四九年至今，除了当代佛教思想家「印顺长老」外，首推圣严法师。

他从一个为了向往「狼山」美景而出家的小孩，到今日成为佛教界备受推崇的宗教家，实非偶然；因为好思考、反省，愿意学习，乃是他这个人的特色，所以到了四十岁，他仍坚决到日本攻读博士。

《弘一大师传》的作者陈慧剑说，当圣严法师完成博士论文时，学校的同学及东京的学术界都感到不可思议，一个中国人能在四年之内完成博士课程，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在日本尚无前例；日本立正大学的博士课程开了十八年之久，他的博士文凭编号是第三号，这也是令日本佛学界惊叹的一件事！

如今，他已六十三岁，仍继续为延续中国佛教文化的命脉锲而不舍，对于这位当今佛教界长者之一的圣严法师，我们特别作了一次专访。

高暄

(以下简称高)

：请谈谈您学佛、出家的经过？是否自小就有此志向，还是环境因缘所促成？

圣严法师

(以下简称师)：

我这个人从未替自己打算，即连第一次出家也是如此。

我生长在一个民间信仰相当普遍的乡间，家人信奉的也是民间信仰，根本不懂「佛教」。

民国三十二年(西元一九四三年)夏，我十三岁，一位邻居佛教徒带着师父给他的任务──往江南找徒弟，这位邻居从江北找到了江南一带，正逢下雨，就到我家躲雨。

他见到我，就问我母亲，让我出家好不好？我母亲想想，反正家里穷，也无法供给我一个好的读书环境，此法或许可行。我一听要到「狼山」去，还没弄清楚当和尚是怎么回事，就很高兴地答应了，因为听父母说过，那个地方就像仙境、天国一般美好。到了山上，一看到房子那么多，风景那么优美，又有两位教我念书的老师，实在太好了。当时在家居士称老和尚为「老爷」，小和尚为「小老爷」，备受礼遇。

可是没多久，军队来了，整个狼山乡下都不平安，老师、工作人员全跑了，一下子，小老爷成了小伙计，打扫、除草、种菜、煮饭、挑柴样样都要做。

军队侵占了整个狼山，好端端的一座庙被拆得残破不堪。我们只好到上海另起「炉灶」。到了上海，没有信徒的支持，没田产，几个出家人全靠为丧家伴灵、诵经、做七，赚取生活费，每天在马路上奔走、送葬。

那段时间，佛经只是念给鬼听，不是给人听，我心中感触良多，深深觉得，佛教的道理应该是帮助人解决问题。

如此度过一年多后，直到民国三十六年(西元一九四七年)，我决定到当时上海静安寺的佛学院念书，经长辈同意后，才得以参加考试，当时我只有小学四年级的学历，自传还是老师父帮我写的。本以为背熟即可应付，没想到作文题目居然是：「对佛教的期望」，这那是我能够写的？写不出来，干脆照旧将自传交上去，后来，还是被录取了。

刚开始，老师们口音太重，佛理太深奥，教人听不懂，但我还是认真地做笔记，半年后，就赶上进度，二年后以第一名毕业。

在佛学院这段期间，我扎下佛学根基，了解近代佛教、中国社会以及东南亚高僧的状况，令我大开眼界。

高：战争的缘故，您投入军旅十年余，来到台湾后，在名山方丈「东初老人」的剃度下，重披袈裟，可否请您谈谈与东初老人的因缘，以及他对您的影响？

师：一九四九年我十九岁，大陆局势急转直下。此际，我只有从军一途，加入二○七师青年军。记得当时许多佛学院同学都得到师父的经济支援，我也如法炮制，没想到要不到钱，还挨了一顿刮，师父骂我：「老和尚不怕死，小和尚倒怕死，要死就死在一块！」

最后，我还是以出家人身分从军到了台湾。这段时间，开始写文章投稿，这个机缘，使我认识了东初老人。从此，他不断鼓励我、关怀我。

决定退伍时，许多老和尚问我，要在那儿出家？我认为在那儿都一样，当时东初老人对我说：「出家是个人的事，三分师徒，七分道友。」加上他那儿环境很单纯，我就在他的剃度下，成就了再度出家的因缘。

东初老人对我的影响，非常深刻。他说，人要先把自己管理好，才能把寺院管理好，再扩大至社会、国家、世界的管理。如果连自己都无法管理的话，在其他人、事上的管理，就不切实际了。

所以，他带徒弟非常重视个人的训练，采用的是「养蜂」的方式，只给「蜂房」，至于如何采食物全靠自己想办法，采来的食物，不但要养自己，还能照顾别人。

除了供给「住」之外，一开始，他连衣服都不给我一件，当时我已经三十岁，该有能力负责自己的生活，总不能凡事都靠别人吧！用这个方法来训练弟子，非常好！

高：您是第一位拿到文学博士的出家人，且赴日本念书时已四十岁，不算年轻，在求学期间，经历不少困难吧？当时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您如此坚定负笈东瀛？

师：一九六○年元月一日，我自军中退役(当时三十岁)，重新剃度于东初老人座下，百感交集，尤其自觉修持不足，对佛法的经、律、论都不够深入，就先到美浓山中闭关六年。

这段期间，我念佛、拜忏、禅修、阅读藏经，也写了好几本书。当时，我深深感到，弘法的人实在太少了，我应该来做这件事，救济这苦难的人间。

住山期间，曾读过许多有关基督教、天主教的文章，这些文章中都曾提到中国佛教界没有人才，佛教徒已不知什么是真正的佛教，梵文原典没几人看得懂等等，这皆非妄言，当时我非常难过，发愿要深入精研佛法。

那时日本已有二十多所佛教相关大学，不但科系、课程完备，更有专业教师针对学生个别差异，因材施教。但是，国内却连一座类似的教育单位也没有。

因此，我想，若要弘扬佛法，必须学习国外的研究态度与实践精神，积极培育佛教人才。于是，一九六九年，决定到日本去念书，尽管已经四十岁了，也应及时努力，希望有一天落实这个理想。

到日本念书待了六年，头二年顺利拿到硕士学位，后四年攻读博士学位。刚开始，我的记忆力及反应的确不如班上年轻人，但我用毅力、时间来克服这些不足，每天什么事也不做，就是专心念书。

昔日在国内靠自修也为自己奠下学术基础，加上自己禅定的修行，心灵相当稳定，不至于着急、焦虑，慢慢地克服许多困难。

硕士、博士论文都是靠自己用日文逐字推敲写成，再经日本友人协助删改才完成的。当时，我所就读的立正大学，即使是日本人要顺利毕业都相当难。我不但如期完成，博士论文也屡获指导教授肯定，一致认为颇富创见。

当我快拿到博士学位时，我的师父东初老人给我一句话，他说：「宁可当大宗教家，不要当大学问家或宗教学者。」

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很深，虽然到现在，我一直在几个大学研究所当指导老师，但我却从不以学者自居。因为一位宗教家除应具备宗教学识外，还需要修行，靠着修行，就不会流于自我膨胀、过度自我……，取而代之的反是一份悲天悯人的关怀。

高：近三年来，农禅寺以「心灵环保」运动为主要工作，贵寺也以身作则，实践简朴生活，能否请您谈谈贵寺的环保计画？

师：近三年来，农禅寺不断推动环保运动，说实在的，成效还没有达到我们满意的程度。

寺院本来就应过着简朴的生活，和今日提倡环保的大趋势无关，只是此时两者互相呼应而已。

出家人的生活，凡事都要从简，不仅用水、用电求节约，连饮食也如此。一般人不喜欢吃的菜根部分，农禅寺一样珍惜，去皮后，还是可以煮成美味的汤；发酸的饭也不轻易倒掉，炒过、蒸过，我们一样吃；至于保丽龙等塑胶用品，寺内绝不提倡，这可从我们一律用不锈钢的碗、筷、盘子吃饭得知。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着手环保，一是物质环境的保护，一是正本清源，从人心的净化做起；前者治标，后者治本。

如果从心灵的环保做起，我们就会心甘情愿，自发性地少浪费自然资源，不是要求别人该如何如何，且会觉得是一种享受，而不是牺牲，从佛教的观点来看，这就是「惜福」！

因此，农禅寺推动的环保运动，除了从物质层面做起，提供大家「生活环保」的方法外，尤其加强「净化心灵」的工作。如此一来，人在那里，环保就到那里，所以，这几年来，农禅寺一直努力办了一系列的环保讲座与活动，以提倡心灵环保。

高：将佛法弘扬于美国，是您重要的理想之一，一年里您待在美国的时间就长达半年，为何您如此重视美国？而今美国道场的发展情况如何？

师：其实，到美国弘法也是因缘巧合，当我在日本拿到文学博士学位时，国内佛教界也没有人请我回国，连教书的机会也没有，自己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正巧当时一批华侨佛教徒，请我到美国佛教会推动传教弘法的工作，便在那边弘法了一年多，直到先师东初老人──中华佛教文化馆创办人圆寂了，我才匆匆束装返台，接管该馆及其下院农禅寺一切寺务，为了兼顾两处，就这样，我当了十五年的空中飞人，两地奔波到今日。

目前在美国的弘法，对象主要以英语社会为主，希望未来能扩大弘法范围，不只在美国，且能扩及英语世界及受其影响的国家。

由于对象不同、环境不同，在学佛的过程中，西方世界面临的问题，自然和国人有所差异。因此，弘法的内容、出版的刊物及书籍，和国内农禅寺一向出版的也不相同。

现在在美国道场出版的二份杂志，多以「心灵环保」为主，发行网广达欧美三十八个国家地区；书籍的内容，主要以我阐述佛法的观点加以整理而成，以英文版发行。

高：您被公推为当代重要的禅法弘扬者，十五年中主持过九十三期禅七，教授了二万人坐禅，出版了十五种中、英文禅书，可否请您谈谈禅坐对现代人的价值？而且您教授的禅坐法仍保持古老丛林式的教法，和时下流行的禅坐有何不同？

师：首先，我要澄清的是，我教的禅坐只保有「古老丛林式」的要求标准，却不是按照那套传统形式来教。教现代人学禅，就要用现代人能接受的方式，让现代人接受古人的模式，并不合时宜。

像农禅寺所开的初级禅训班，乃是我根据古老丛林禅坐法及佛经内容的精神，再参考现代人的需要加以糅合设计而成，属于个人自创的禅修法，在古老的禅修活动中，根本找不到。

禅坐对现代人的生活，能产生安定和谐的作用，因为禅法，第一要我们「放松」身心，这已是一大享受；第二要我们「放下」身心，就能自在。

坐禅可使我们同样努力工作，而不受工作限制，能超越人、事、物之上，投入时间的洪流，而不受时间困扰，这就是所谓「出世」的精神。

高：农禅寺所在地北投区的关渡平原，目前面临被征收的命运，加上信众及读佛研所的学生日益增加，早晚要他迁，据闻，贵寺已在台北县金山乡三界村觅得一块地，能否请您谈谈在金山筹建的计画？

此外，您非常重视佛教人才的培育，可否请您介绍一下农禅寺培育人才的摇篮──中华佛学研究所？

师：农禅寺「中华佛学研究所」的前身是中国文化学院(今文化大学的前身)的中华学术院佛学研究所，那是一九七八年，文化大学创办人张其昀先生得知我返国的消息后，很希望我能接办佛研所，在没有任何经济支援及信徒基础的情况下，我接下了这个职务，并得到华严莲社成一法师及几十位信徒的支持。

第一届共录取八位，三年修业完成，其中有一位已往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攻读博士。依国内现在学制，佛研所的「硕士」学位并不被教育部承认，但由于这位学生相当优秀，外国学校承认她在佛研所所修的学分，这对我们的鼓舞相当大，其他的学生有的在教书，有的正协助我工作。

可惜经过三届招生之后，张其昀先生不幸过世了，校方的人事、办学政策受到影响，佛学研究所受到波及，不许再招生。中华佛学研究所只好改设在北投区的中华佛教文化馆，以近六百坪的馆舍为所址，再加上两百坪左右的公寓作为教职员和学生宿舍。

到一九九○年，已招收了四届学生，如此先后共计七届，每届学生的程度都很好，毕业生中先后有七位到日本深造，分别进入东京、京都、名古屋、筑波等著名的学府，多半都能获得日本政府提供的奖学金。其中有两位已获东京大学博士学位。

由于要贯通经典、论典及佛教原典，佛研所的学生必须学习多种语言，如日文、英文、梵文、巴利文、西藏文等。

办佛教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在培养人才之后，由他们带动更多的人才，无论是国内外，佛法弘扬的层面就会更广而深远，不但能使正信佛教受到重视，也将佛法传遍社会每个角落。

除了中华佛学研究所，为了加强人文教育，目前我们正向政府申请成立「法鼓人文社会学院」，这个目标可能要过几年才能付诸实现。

现今，我们整个硬体设备要扩迁至金山乡，此处，我们称之为「法鼓山」，法鼓山的建设约需新台币十二亿元左右，目前筹募的款额，距离此目标，还有一大段距离。未来第一期工程的建设蓝图，包括研究所、佛学院、国际禅修中心、国际弘化中心、编译出版中心、举办国际佛学会议、清修安养的环境。

这个蓝图希望成立的是一个完备、均衡发展的环境。我们希望将这里建设成真正的人间乐土，让人感觉到生活在现实的极乐世界，到处都是那样安详、和平、清静、安定、光明，有山有水、花香鸟语，不致和现代都市文明脱节，却能远离尘俗的烦扰。

房舍将尽量配合山上地形来设计，依着山势、高度来建，使落成后的建筑物，就像山上生长出的自然景观，一走近就有赏心悦目的舒适感。

希望我们的建筑具有时代性，不是在几十年后就要拆掉重建，而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三、五百年之后，还有使用与纪念的价值，让后人了解在中华民国的时代，曾有许多人为佛教的化世事业奉献，以及法鼓山产生的力量与影响。

(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一日至十七日，《中央日报》「星期天」杂志二七二期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