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史革新(1949-)，男，山西省阳泉市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5

【内容提要】作为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不仅积极赞助民族民主革命，提倡国学，而且还有不凡的习佛经历。章太炎的佛学思想内容丰富，影响广泛。他不仅把佛学思想作为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为“作民声”而“作佛声”，而且还从学理上阐发佛教哲学的基本观点，评判中国佛教流派，考辨佛教历史，呼吁佛教改革，为佛教在近代中国的复兴而奔走呼号。章太炎的佛学思想始终与他的政治思想、文化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交织在一起，是近代中国宗教思想与社会思想互动离合关系的一个重要体现。

【关 键 词】章太炎|佛学思想|习佛心路|宗教

【参考文献】
    [1]　粱启超.清代学术概论[A].饮冰室合集：第8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　陈平原，等.追忆章太炎[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3]　章太炎.太炎先生自定年谱[J].近代史资料，1957(1).
    [4]　章太炎先生自述术次第[M].章氏国学讲习会刊行本.
    [5]　章太炎全集：第4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6]　宋恕集：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3.
    [7]　章太炎读佛典杂记[N].国粹学报，1905-04-24.
    [8]　革命逸史：初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9]　谢樱宁.章太炎年谱摭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10]　中央.寄太炎[J].江苏，1903(6).
    [11]　杨仁山全集[M].合肥：黄山出版社，2000.
    [12]　杨仁山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3]　章太炎政论选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4]　章太炎.论佛法与宗教、哲学以及现实之关系[J].中国哲学，第6辑.
    [15]　章太炎.菿汉微言[M].民国5年(1916年)刊行本.
    [16]　章太炎全集：第6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晚清思想领域，各种宗教思潮泉喷浪涌，跌宕交织，活跃异常。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一些思想家在提出思想、阐述观点的时候，总要或多或少地带上一定的宗教色彩，或者使用宗教语言，或者借用宗教理念。耶和华、释迦牟尼、老子等宗教偶像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其自身教派的界限，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各个社会阶层，成为人们构建自己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资料。其中，佛学的兴起、佛教思潮的流布，就是晚清思想领域变迁的一个新动向。梁启超曾把佛学思潮称为晚清思想界的一股“伏流”，曾说：“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1](P73)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大家章太炎也不例外。在章太炎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中，宗教思想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佛学思想又是其宗教思想的核心内容。

    　　一、章太炎习佛心路历程考察

    早年的章太炎敏而好学，博览群书，在潜心钻研中西学术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宗教观。章太炎虽然用进化论解释过宗教的起源和作用，一度标榜无神论、批判基督教，但他对佛学却情有独钟，钻研佛学所花的心血远在对于其他宗教的关注之上。有人评价他“先是由儒入佛，次则以佛反儒、以佛解庄，最后是儒释道互补”[2](P584)，此论大致不差。在章太炎的思想体系中，佛学思想占有特别显著的地位。
    章太炎佛学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心路历程。从家庭影响来看，他的父亲章濬曾好禅学，但由于去世过早，几乎没有对章太炎产生什么影响，而引导章太炎最初接触佛学的则是他的两位好友夏曾佑和宋恕。
    1894年，章太炎结识对佛学深有心得的夏曾佑，受到初步的启发。《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记载：是年“始与钱塘夏曾佑穗卿交。穗卿慧辩，一时鲜匹，亦多矫怪之论”。夏曾佑治学喜谈今文经学，于佛则崇法相宗，对《成唯实论》深有心得，曾劝章太炎购览佛典。在夏曾佑的影响下，章太炎“略涉《法华》、《华严》、《涅槃》诸经”[3]，开始对佛学初步涉猎，只是未留下深刻的印象。
    1897年，积极投身于戊戌维新运动的章太炎在浙江杭州组织兴浙会，与向好佛学的宋恕相识，从而结下佛缘。据章太炎后来回忆：
    余少年独治经史通典，旁及当代政书而已，不好宋学，尤无意于释氏。三十岁顷，与宋平子交。平子劝读佛书，始观《涅槃》、《维摩诘起信论》、《华严》、《法华》诸书，渐近玄门，而未有所专精也[4](P1)。
    宋恕曾潜心佛学，颇得要领，受到章氏的高度评价：
    平子疏通知远，学兼内外，治释典……始治《宝积经》，最后乃一意治《瑜伽》。……闻平子治《瑜伽》，窃自喜，以为梵方之学，知微者莫如平子，视天台、华严诸家深远[5](P224-225)。
    宋恕素有以佛教救世之志，曾作诗云：
    儒佛同声苦劝仁，众生受惠数千春。区中久黜实权教，海外犹尊鸣树伦。
    求译藏编有西族，列科京校是东邻。文明果出慈悲种，太息时流误认新[6](P857-858)。
    章太炎曾在《幽人行》写道，“驰步不可东，驰步不可西，驰步不可南，驰步不可北”，流露出思想上的迷惘之情。宋恕遂作诗《束发篇》予以开导，诗云：
    四顾灵踪绝，太息谢骖服。托命礼观音，移情存净域。
    踽踽素臣身，栖栖大泽滨。殷勤再三赠，强饭抑酸辛”[6](P814)。
    章太炎对宋恕的佛学观点颇为折服，遂生习佛兴趣。他在《自定年谱》中谈到宋恕当年劝习佛书的情景：
    平子以浏阳谭嗣同所著《仁学》见示，余怪其杂糅，不甚许也。个子因问：“君读佛典否？”余言：“穗卿尝劝购览，略涉《法华》、《华严》、《涅槃》诸经，不能深也。”平子言：“何不取三论读之？”读竟，亦不甚好。时余所操儒术，以孙卿为宗，不喜持空论言捷径者。偶得《大乘起信论》，一见心悟，常讽诵之[3]。
    宋恕的习佛劝导对章太炎产生了比较深刻的影响，成为他习佛的起点。章太炎自谓：“炳麟少治经，交平子，始知佛藏。”[5](P224)
    1903年6月，章太炎因“苏报案”被上海租界当局逮捕入狱，在狱中精研佛典，使他真正步入了佛学思想的殿堂。章氏《自定年谱》谈到这段经历时说：
    始余尝观《因明入正理论》，在日本购得《瑜伽师地论》，烦扰为卒读，羁时友人来致；及是，并致金陵所刻《成唯识论》。役毕，晨夜研诵，乃悟大乘法义[3]。
    章太炎在《自述学术次第》中也提到：
    遭祸系狱，始专读《瑜伽师地论》及《因明论》、《唯识论》，乃知《瑜伽》为不可加。既东游日本，提倡改革，人事繁多。而暇则读藏经，又取魏译《楞伽》及《密严》诵之，参以近代康德、萧宾诃尔之书，益信玄理无过《楞伽》、《瑜伽者》[4](P1)。
    由上可见，在因“苏报案”囚禁期间，章太炎除了从事秘密的革命活动外，把大量精力用在研习佛典方面，系统地研究了佛教理论。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佛门经典有《因明入正理论》、《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即使在后来的岁月中，这些佛典对他的思想发展也都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章太炎在入狱后比较全面地学习了佛学知识，对佛学的研究可谓登堂入室。1905年4月出版的《国粹学报》刊登《章太炎读佛典杂记》，其第二则云：
    天下无纯粹之自由，亦无纯粹之不自由，何以言之？饥则必食，疲则必卧，迫于物理，无可奈何。虽昌言自由者，于此亦不得已，故天下无纯粹之自由也。投灰于道，条狼所遮焉；便利于衢，警察将引焉。有法制在，而不得不率行之，则喜其自由矣。虽然，苟欲自由，任其苛罚，亦何不可，今自愿其自由，而率从于法律，即此自愿，亦不得不谓之自由，故曰天下无纯粹之不自由也。然则虽至柱囚奴隶，其自由亦无所失。所以者何？住囚奴隶，人所强迫也，而天下实无强迫之事。苟遇强迫，拒之以死，彼强迫亦无所用。今不愿死，而愿从其强迫，此于死及强迫二事，固任其取舍矣。任取其一而任舍其一，得不谓之自由乎[7]？
    这是一篇以佛家“无我”的精神境界直面坎坷人生逆境的上乘佳作，反映出佛教精神对他的思想已有相当深刻的影响。
    此外，章太炎还与佛教界的僧人、居士有着密切的往还，直接受到佛门教化的熏染。
    章太炎与近代名僧黄宗仰有着深厚的友谊。1902年春，章太炎和蔡元培、蒋观云、叶瀚及黄宗仰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带有民族革命倾向的中国教育会，也结识了黄宗仰。据冯自由《革命逸史》记载：
    壬寅春，旅沪志士余杭章炳麟，常熟黄中央(释名宗仰，别号乌木山僧)，山阴蔡元培，阳湖吴敬恒诸人，以译本教科书多不适用，非从新编订完善，不足以改良教育，因联络海上有志之士，发起中国教育会为策动机关。倡议诸子，均属热心民族主义之名宿，故此会不啻隐然为东南各省革命之集团[8](P115-116)。
    是为章太炎与黄宗仰订交之始。次年，章太炎因“苏报案”入狱，黄宗仰仗义奔走，积极营救。章、黄之间的书信往还频繁，既有习佛心得交流，亦有相互间的精神慰勉。章太炎的《狱中致黄宗仰论佛学书》就向黄宗仰倾诉了自己对参照哲学、佛学的看法：
    宗仰大师左右：得梵文《阿弥陀经》后，即复一函，并略举所得求诲。下走于止观六法，燂习未深，但随分动止，以驱烦恼……而间取哲学诸书以与内典对校，则有彼此镕合无少分相异者[9](P31-32)。
    黄宗仰则对章太炎不畏清廷淫威的革命精神大加赞扬，作《寄太炎》诗云：
    大鱼飞跃浙江潮，雷峰塔震玉泉号。哀吾同胞正酣睡，万籁微闻鼾声调。独有峨嵋一片月，凛凛相照印怒涛。神州男子气何壮，义如山岳死鸿毛。自投夷狱经百日，两颗头颅争一刀[10]。
    与名僧黄宗仰的交往，进一步坚定了章太炎的习佛信念。
    章太炎还是晚清著名佛学居士杨文会的弟子。章太炎习佛就直接、间接地受到杨氏的影响。最早影响章太炎习佛的夏曾佑就是杨文会的弟子。章太炎在狱中读的佛典《成唯实论》也是杨文会主持的金陵刻经处的出版物[3]。杨文会的弟子欧阳渐(字竟无)亦把章太炎归于杨文会的门下：
    惟居士(案：指杨文会)之规模弘广，故门下多材。谭嗣同善华严，桂伯华善密宗，黎端甫善三论，而唯实法相之学有章太炎、孙少侯、梅撷芸、李证刚、蒯若木、欧阳渐等，亦云夥矣[11](P587)。
    1909年春夏间，章太炎拟学梵文，致信杨文会弟子余同伯，希望能够得到支持。信中提到，“某等详婆罗门正宗之教，本为大乘先声，中间或相攻伐，近则佛教与婆罗门教渐已合为一家。得此扶掖，圣教当为一振，又令大乘经论得返梵文，诚万世之幸也”。遂建议，“贵处年少沙门甚众，亦必有白衣喜学者，如能告仁山居士设法资遣数人，到此学习，相与支持此局，则幸甚”。不料，杨文会认为章太炎“近则佛教与婆罗门教渐已合为一家”的说法有“混乱正法”的偏颇，拒绝其资遣数人习梵文的请求。杨文会代作余同伯的答书云：
    来书呈之仁师，师复于公曰：佛法自东汉入支那，历六朝而至唐宋，精微奥妙之义，阐发无遗。深知如来在世，转婆罗门而入佛教，不容丝毫假借。今当末法之时，而以婆罗门与佛教合为一家，是混乱正法，而渐入于灭亡，吾不忍闻也。桑榆晚景，一刻千金，不于此时而体究无上妙理，遑及异途问津乎[12](P635)？
    这不仅说明章太炎与佛门居士关系密切，也反映了他习佛恪守“依自不依他”的思想原则。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章太炎准备响应辛亥革命回国，时值杨文会逝世，便与日本佛教界人士在11月8日共同发起举行追悼会。追悼会当日，章太炎因故未能到场，改由其弟子傅铜代为出席[2]。
    章太炎习佛并不是单纯地追求宗教信仰上的精神寄托，而是把佛学与其革命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努力使之政治化、道德化，借用佛学思想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
    1906年6月，章太炎出狱东渡日本。在日本东京留学生举行的欢迎会上，他发出以佛教助“排满革命”的狮子吼：
    我们今日要用华严、法相二宗改良旧法。这华严宗所说，要在普度众生，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与人，在道德上最为有益。这法相宗所说，就是万法惟心。一切有形的色相，无形的法尘，总是幻见幻想，并非实在真有。……所以提倡佛教，为社会道德上起见，固是最要；为我们革命军的道德上起见，亦是最要[13](P274-275)。
    同时，他参加同盟会，主编《民报》，成为革命阵营中的一员健将。在以后的岁月里，无论是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还是研究和鼓吹国学，章太炎都借鉴了许多佛教思想，写下了大量熔佛学与政治、学术、道德、宗教于一炉的文章，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有：《无神论》、《建立宗教论》、《人无我论》、《五无论》、《四惑论》、《国家论》、《答铁铮》、《答梦庵》、《大乘佛教缘起考》、《〈大乘起信论〉辩》、《法显发现西半球说》、《频加精社校刊〈大藏经〉序》、《〈初步梵文典〉序》、《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俱分进化论》、《阿育王寺重修舍利殿记》、《论佛法与宗教》、哲学以及现实之关系、《支那内学院缘起》、《诸子学略说》、《菿汉微言》等，以及《訄书》中《原教》、《争教》、《忧教》等篇章，都阐述了他汇革命与佛学为一体的思想主张。
    对于宗教，章太炎推崇佛教，批判基督教，著《无神论》申明此论；对于佛教，他对禅宗及天台、密、净土等宗多有微词，表示“有所不取”，而明显倾向于法相唯识宗，试图建立以唯识为主体的新宗教，著《建立宗教论》阐发宗旨。他说，建立新宗教“不得于万有之上而虚拟其一为神”，即不设崇拜偶像，而是“在今之立教，惟以自识为宗。识者云何？真如即是惟识实性，所谓圆成实也”[5](P414)。在他写的许多文章中，包括论述政治、思想、学术、社会等各种问题，都渗入了佛学观念。如借用佛学中的“平等”观念鼓吹民主革命，用掺杂了无政府主义的佛教思想宣传国家政府“非实有自性”，而是虚幻之物。鼓吹佛教境界高尚，可以净化人们的灵魂和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甚至评价诸子学说也以佛学的观点为标准来衡量。他在《诸子学略说》中认为，先秦诸子“惟以师说为宗，小有异同，便不相附，非如后人之忌狭隘、喜宽容、恶门户、矜旷观也”。佛教与这种习气不同。他引用《成唯识论》中的话说：
    佛家有言，何等名为所熏，若法平等，无所违逆，能容习气，乃是所熏。此遮善染，势力强盛，无所容纳，故非所熏。若法自在性，非坚密能受习气，乃是所熏。此遮心所。及无为法，依他坚密，故非所熏。此可见古学之独立者，由其持论强盛，义证坚密，故不受外熏也[13](P286)。
    佛教思想已经渗入到他思想的各个方面。其结果，一方面佛学主张给他以新的思维天地和思想方法，使他的论述新见迭出，发人所未发，具有鲜明的个性；另一方面，佛教思想的消极因素也给他以深刻的影响，使他在不少问题上陷入了认识的盲区。聪明绝顶的章太炎对此岂能不知？大致在1908年前后，章太炎较为认真地反思了自己的宗教思想，尤其是佛教观，考虑用先秦诸子学说解析、补充佛家思想，把二者结合起来，继续寻找解救社会的新的思想出路。他首先把老庄思想汇入佛学之中，著《齐物论释》以明其理。他明确表示，“所以老子的话，一方是治天下，一方是无政府，只看当时人情所好，无论是专制，是立宪，是无政府，无不可为。仿佛佛法中有三乘的话，应机说法。老子在政治上也是三乘的话，并不执著一定的方针，强去配合。……这是老庄的第一高见。就使维摩诘生在今日，必定也主张这种议论，发起这种志愿，断不是只说几句慈善事业的话，就以为够用了”[14](P308-310)。民国以后，章太炎仍与佛教界保持一定联系，甚至参与兴佛活动。如1918年8月，赞助太虚、刘仁航创立以弘扬佛法为主旨的“觉社”，并应太虚邀请在“觉社”开办“佛教讲习会”[9](P102)。但章太炎更多的还是对佛法进行反思，认为“佛法虽高，不应用于政治社会”[9](P58)。他还以佛学解《易》和《论语》，说：“癸甲之际，厄于龙泉，始玩爻象，重籀《论语》，明作《易》之忧患。”[13](P735)这表明，在他的思想中，包括佛学思想在内的宗教思想受到削弱，出现了向儒学复归的趋势。如他所说：“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13](P736)总之，章太炎的佛学思想及宗教观是在清末民初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为了寻找救国道路，章太炎从儒学出发，把目光投向佛学领地，出入于革命、国学与佛学之间；求佛无获后，走上儒释合一、儒释互补的道路，大体呈现出螺旋形发展的心路轨迹。

    　　二、章太炎习佛原因透视

    章太炎自狱中习佛以后，对佛学理论倾心服膺，一度达到着迷的程度。他不仅写了大量阐述佛学的著作，而且运用佛学理论宣传革命思想，开展学术研究，甚至“思适印度为浮屠”[2](P21)，只是因为“资斧困绝”，才未成行。那么，他倾心佛学的原因何在呢？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
    其一，出于政治斗争和社会改造的需要。
    章太炎推崇佛学是与他的政治活动实践及社会改造的主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始终把佛学视为推进民主革命、改造中国社会的重要武器。他认为，无论是进行反满革命，还是进行社会改造，都离不开人们道德水平的提高。在他看来，社会道德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因素。他指出，康有为、唐才常等改良派以往斗争的失败，就是由“不道德”的原因所致。“戊戌之变，戊戌党人之不道德致之也”；“庚子之变，庚子党人之不道德致之也”。搞改良比进行反满革命要容易得多，“以道德腐败之故犹不可久，况其难于此者”[5](P280)。在他看来，开展反满革命首要的任务就是树立起一种“勇猛无畏，众志成城”的道德精神，而佛教则是给人们提供这种道德精神力量的主要源泉。因此，他在出狱东渡后发表的《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公开提出“用宗教发起革命，增进国民的道德”的口号。他所说的宗教，指的就是佛教。因为佛教“要在普度众生，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与人，在道德上最为有益”；“要有这种信仰，才得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方可干得事来。佛教里面，虽有许多他力摄护的话，但就华严、法相讲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所靠的佛祖仍是靠的自心，比那基督教人依傍上帝，扶墙摸壁，靠山靠水的气象，岂不强得多吗？”[13](P274)他认为，只有像佛教视天下万物为“幻见幻想”，才能消除人们的富贵利禄思想及种种私心杂念，激励不怕牺牲、勇猛无畏的精神，具备革命所需要的道德。
    章太炎还认为，佛教最重平等，符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平等原则，“与恢复民权的话相合”，提倡佛学有助于推动民主革命的开展。对此，他明确指出：
    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碍平等的东西，必要除去。满洲政府待我汉人种种不平，岂不应该攘逐？且如婆罗门教分出四性阶级，在佛教中最所痛恨。如今清人待我汉人，比那刹帝利种虐待首陀更要利害十倍。照佛教说，逐满复汉，正是分内的事。又且佛教最恨君权，大乘戒律都说：“国王暴虐，菩萨有权，应当废黜。”又说：“杀了一人，能救众人，这就是菩萨行。”其余经论，王贼两项，都是并举。所以佛是王子，出家为僧，他看做王就与做贼一样，这更与恢复民权的话相合[5](P275)。
    相反，他却批评基督教反对民主平等，“一切哲学都不许讲，使人人自由思想，一概堵塞不行，以至学问日衰，政治日敝”。他以平等的原则作为评判宗教高下的标准，认定只有佛教才能够普度众生，解救天下人的苦难，佛教必将普及平民，成为最有生命力的宗教。他说，“晚近独逸诸师，亦于内典有所摭拾。则继起之宗教，必释教无疑也。他时释迦正教，普及平民，非今世所能臆测”[5](P419)。出于为国计民生考虑，他提出建立以佛教为基础的新宗教的主张，指出“宗教之高下胜劣，不容先论。要以上不失真，下有益于生民之道德为其准的”[5](P408)；并强调，“吾所谓主张佛教者，特欲发扬芳烈，使好之者轻去而齐死生，非欲人人皆归蓝若”。也就是说，习佛是为了激扬人们的社会道德，为正义的事业去奋斗，而非要人人都入佛门，习佛必须找对门径。他谈到明末王学士人尽管习佛，以禅宗为依归，但结果流弊很大，“急功近利，不避声色，则阳明学为之厉阶。顾宁人欲以礼教改易天下，势有不能”。这并不是佛法有误，而是习佛的路数不对。如果改习大乘宗(法相宗)，情况就不同了，“夫礼教不如戒律之安稳，王学不如大乘之精严，固可知矣。人果学佛，蹈汤赴火，必有王学之长，而放诞诪张之病，庶其获免。作民德者，舍此无他术也”[13](P396-397)。
    其二、佛教与儒学等学术有相通之处，有可资用来构造新哲学的成分。
    章太炎考察了中国、印度和西方的文化学术历史，认为宗教与学术有着内在的联系，它们之间可以相互影响、相互辅助。他在《建立宗教论》一文中谈到宗教与学术相互补充、相互辅助的问题：
    若中国之孔、老，希腊之琐格拉底、柏拉图辈，皆以哲学而为宗教之代起者。琐氏、柏氏之学，缘生基督，孔子、老子之学，迁为汉儒，则哲学复成宗教。至于今斯二教者，亦骎骎普及于国民矣。一自培庚、笛加尔辈，一自程、朱、陆、王诸儒，又复变易旧章，自成哲学。程、朱、陆、王，故以禅宗为其根本[5](P418)。
    宗教与学术的相辅相成，推动了人类思想文化的发展。他还认为，佛教理论高深，其宗旨是求智，应与哲学无异，以至于把佛教视为哲学，提出“佛法只与哲学家为同聚”的观点。对此，他专门作了论证：
    试看佛陀菩提这种名号，译来原是“觉”字。般若译来原是“智”字。一切大乘的目的，无非是“断而知障”、“成就一切智者”，分明是求智的意思，断不是要立一个宗教，劝人信仰。细想释迦牟尼的本意，只是求智，所以发明一种最高的哲理出来。发明以后，到底还要亲证，方才不是空言。……试想种种物理，无不是从实验上看出来，不是纯靠理论。哲学反纯靠理论，没有实验，这不是相差很远么？佛法的高处，一方在理论极成，一方在圣智内证。岂但不为宗教起见，也并不为解脱生死起见，不为提倡道德起见，只是发明真如的见解，必要实证真如。发明如来藏的见解，必要实证如来藏。与其称为宗教，不如称为“哲学之实证者”[14](P300)。
    章太炎还认为，佛学和儒学有一致之处，佛学可以用来补充儒学、发展儒学。章氏平生崇信儒学，尤其精通训诂、考据等一套汉学的治学方法，而佛教法相宗也强调用相应的概念范畴对世界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作理论上、逻辑上的分析，最后得出“万法唯心”、“万法唯识”的结论，也有一套逻辑思维的方法。在他看来，汉学的治学原则和佛教法相宗的思维方法是一致的，可以相互借鉴，“此一术(按：指法相宗)也，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从入之涂，与平生朴学相似，易于契机，解此以还，乃达大乘深趣”[13](P734)。他还从学术发展趋势的角度强调了佛学(主要是法相宗)与儒学互补的必然性，指出：
    盖近代学术，渐趋实事求是之途，自汉学诸公分条析理，远非明儒所能企及。逮科学萌芽，而用心益复缜密矣。是故法相之学，于明代则不宜，于近代则甚适，由学术所趋然也[5](P370)。
    基于这种认识，章太炎把佛学融入了自己对诸子百家的研究之中，融入了哲学体系的构造之中，写出了体现合佛学与老庄为一的《齐物论释》等著作，提出追求“真如”的哲学理论，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独树一帜。
    其三、习佛可以实现人生更高的精神追求。
    章太炎认为，人与动物不同，除有为生存需要所必须的本能活动之外，还有更高层次的精神活动，不断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在世间各种学说、信仰中，只有佛学的理论、佛教的境界最高尚、最纯正，优于其他各种学说，可以满足人们高层次的精神追求。他说，“佛法的高处，一方在理论极成，一方在圣智内证”，它的终极作用“不为解脱生死起见，不为提倡道德起见”，而在发明“真如”这个宇宙万物本体的内涵真蕴，即“只是发明真如的见解，必要实证真如”[14](P300)。所谓“真如”，是佛教唯识宗的一个概念。章太炎对这个概念作了新的解释：
    夫此圆成实自性云者，或称真如，或称法界，或称涅槃。而柏拉图所谓伊跌耶者，亦往往近其区域。佛家以为正智所缘，乃为真如；柏拉图以为明了智识之对境为伊跌耶[5](P404)。
    他把“真如”与柏拉图哲学的最高范畴“伊跌耶”(idea)相比拟，视为一种高深莫测的哲学理念和精神境界。达到“真如”境界，就能真正实现“依自不依他”，即使人的精神获得彻底自由，不受外界环境的制约和束缚，不为花花世界所诱惑，做到人我合一、无私勇猛、应世自如。在他看来，佛教对人们在精神境界追求方面是其他宗教和学派难以比拟的。基督教“亦几可斫雕为朴矣，然义趣单纯，好思者多不乐此，又与老、庄旧说，过相违戾”；儒学过于注重功名利禄，尤其“自宋世昌言理学，君臣之义日重，虽古之沮、溺、荷 ，以贬斥以为不仕无义，世载其风，逸民日乏”[13](P394)；老、庄之说也不圆满。因此，以佛学融合其他学说来解决人们精神追求的问题，乃是最好的选择。

    　　三、章太炎对佛学思想的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