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沙门的礼敬问题

 

出家僧尼的日常生活中，对于帝王及父母的沙门态度，在重视礼教的六朝贵族社会，首先就成了问题。因为中国的出家人，遵守着印度传来的佛教惯例，相信沙门的权威性，以此而从事佛道的修行。最初把它当作问题的是东晋辅政者庾冰，他于成帝咸康六年(西元三四○年)，主张中国僧尼，应对国王礼拜，唯因尚书何充等的极力反对而作罢。自此由东晋以至南朝期间，沙门的礼敬问题，曾被一再地提起。这也表明了外来佛教之世界主义的佛道精神，与中国儒教之民族主义的礼教精神，有其对立之处。

 

在此期间，庐山慧远，着了〈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说明出家僧尼，已舍世俗，故亦不在王法之内，乃系出世间者，于是确保了方外之士的立场。可见当时的江南佛教，仍具有印度佛教的特性。

 

然在华北方面，承接五胡十六国之后的北朝国家，如在北魏、北周、北齐，对此沙门拜或不拜王者的问题，均以胡族国家强有力的帝王权，作了新事态的发展。当沙门法果做了北魏初的道人统之后，他主张太祖英明好佛，即是当今的如来，沙门应予礼敬。因而往常礼拜太祖道武帝，并向大众宣称，最能广弘佛道者，即为人主，我们非拜天子，乃唯礼佛而已。这是以佛教须藉转轮圣王那样伟大的君王作外护，而得弘道的思想，将国家与佛教，纳入了一致的观点，以期由政治的提携，来发展佛教。其结果，遂使佛教仰赖政治力，并被掌握于北魏的专制君权之内，北齐与北周也受其影响，形成北朝国家与佛教之间的相同关系。

 

隋朝是继北朝的胡族国而兴起，统一了二百数十年的分裂局面，合并了南北朝的汉民族国家。及于唐代，又进一步，使南北对立的佛法和王法的关系，得到了结论，那便是沙门的敬礼问题，顺从了中国的传统。唐太宗贞观五年(西元六三一年)诏令天下僧尼，敬礼父母，同七年停止实行。到了高宗龙朔二年(西元六六二年)四月，又诏僧道须拜君亲，当时有道宣、威秀、彦悰等人，起而上奏反对。交由百官审议，也形成赞否两论的争持不决，结果，敕令宜拜两亲而不拜君主。到此为止，中国佛教已经完全从印度的特性中变化出来，融入于中国社会的形式。虽仍有部分学问僧持反对意见，无奈大势所趋，已不成为问题了。继续了贞观之治而来的开元之治，完成了唐的律令制度而确立了统一国家的政治体制。遂将南北朝时代所呈佛法与王法两相对立和一致的差别现象，以隋唐的国家统一的专制君权，产生了抑扬的功用。

 

唐代的佛教，沿着此一线索向前，和家族制社会的行事、冠、婚、葬、祭，特别与其中的葬祭问题，发生了深切的关系。中国出家人不仅不扰乱家族制度的秩序及其社会伦理，且进而以宗教的立场加以支持，对于祖先的祭祀以及为父母所做的追善佛事，便是孝养之道的伟大强调，所以这在中国佛教里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再说，唐代以《盂兰盆经》、《净土盂兰盆经》、《父母恩重经》、《大报父母恩重经》、《阎罗王授记生七斋往生净土经》、《十王经》等，流行于广大的民间者，便是其例证。这到宋代以后的近世佛教史中，便是关联于庶民的佛教信仰了。

 

再看，六朝的沙门，上奏文时，以方外之士的身分，屡用「贫道」自称，但到唐贞观开元之后，便行不通了，进而变成用「臣沙门」作为署名的程度了。在君主国家的中国，佛教的制度及僧尼的地位，大概就是如此地确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