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宋儒与佛教

 

以科举方式，登用人才做官的制度，虽起于隋朝时代，然从六朝以来，贵族门阀的势力，杜塞了这一条路。隋唐社会，既为这些贵族所独占，当时的文化，也就不能不是贵族的文化。中唐之世，藩镇崛起，晚唐以迄五代，则因地方节度使的军阀横行，引起了社会的混乱、庄园的荒废、王侯贵族的没落。起于此后的宋朝，便极力压抑军阀，建设文治的国家，结果，旺盛了新的官僚政治，伸展了帝王的权限。这是用科举制度，广揽天下修治儒家经学的知识分子，登用官吏，委以要职，辅佐皇帝的亲政。也因如此，在有宋一代，见到儒学的兴隆。但是，宋儒勃兴的同时，他们即以唐代的文豪，韩退之的〈原人〉、〈原道〉、〈原性〉三篇文章，作为原动力，站在儒教的立场，对释道二教，展开排挤运动。例如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朱熹等硕学之士，之所以加入了排佛的阵线，也是受〈原道〉的影响。然在儒家正当有着空前活跃机会的背后，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已侵入了宋朝的北方领土；抑制军人，高扬文治的宋朝，也就不能不常常在屈辱的外交方式下求生存了。纵然在北方民族的重压之下，弥漫着危机意识的儒家学者之中，仍与韩退之的主张，先后呼应，怀着国粹主义的心理，促成了尊儒排佛思想的抬头。

 

欧阳修(西元一○○七─一○七二年)，是北宋的大政治家，也是一位文豪，他读了韩退之的文章，起了深深的共鸣，因作《本论》三篇，攻击佛教，兴隆儒学。在他编纂的《新唐书》及《新五代史》中，凡是有关佛教的记事，一律被他删除，所以他是一位彻底的排佛论者。

 

明教大师契嵩(西元一○○六─一○七二年)，鉴于当时的儒家学者，推崇古文，尚慕韩退之的排佛论，竟然形成一时之风，因而自作〈原教〉及〈孝论〉等十余篇，以明儒释一贯之道。此后，见了欧阳修的《本论》，又着《辅教编》，力说儒释二教的一致之点。欧阳修读了此书，深悔前非，晚年皈依佛教，自号六一居士，诵持《华严经》，以迄于终。

 

宋儒从研究中国古典，便以儒家的精神，作为汉民族国家的政治理想，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史书的编纂，均表露了宋代这一时代精神。同时，由于历史学的研究和发达，也将历代王朝的正统性以及君臣的名分，通过历史的叙述，有了明确的观念。故当金军入寇，和靖康之变以后，北宋灭亡，行都迁到临安，在江南成为南宋之时，仍旧期盼着卷土重来，证明南宋人士的国家意识还是很强。朱子以大义名分论，主张君主的绝对性；而且，宋儒贴切到时事问题，把对经学的研究，以实践的姿态表现出来。这正是宋儒以国粹主义的立场，对于佛教采取排斥态度的理由之一。然而，当时的佛教性格，已经中国化，已经成了中国人的宗教，并且活动在具有社会性的、相当广阔的人群之中，于是，那些本来主张排斥的儒者们，后来也转变过来，通过阅读及交友的关系，知道了佛教，甚至做了佛教信徒，成为居士。周濂溪，尝就庐山归宗寺的佛印和东林寺的常聪，学习佛教；张横渠，也由常聪之处，接受了佛教的启示，而与程明道讨论性理之说；程明道与程伊川兄弟两人，或参禅，或研究《华严经》及《楞伽经》，虽然对其思想的影响，并不太多；被认为是宋学的大成者朱熹与佛教也有渊源，他私淑大慧宗杲，爱读《大慧语录》，他喜爱唐朝沩山灵佑的思想。

 

北宋张商英，为了答辩欧阳修的排佛论，着了《护法论》，主张儒佛道三教的宗旨是一致的，并无矛盾的存在。自北宋至南宋初的宰相李纲，作《三教论》，论述了三教一致的见地；南宋的孝宗皇帝，先向大慧宗杲学佛，退位之后，便对唐代韩退之的〈原道〉，作了《原道论》，为之反驳，提倡了儒佛道三教的调和之说。

 

总之，宋代的儒者，尊儒排佛，是在感情用事的心绪下，把佛教看作外来的东西，加以排斥；结果，当在认识了彼此的内容和本质之后，即以取长补短的态度，达成了三教调和的论点。元朝的刘谧所写《三教平心论》，也是沿着这一线索，论述元代的三教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