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邻近的国家之中，越南和韩国及日本相同，同样是接受了中国的文化而成长的国家，若从政教的关系及地理的接壤而言，越南则更类似韩国之与中国的渊源。

 

所以，由中国人来写越南的佛教史，特别有亲切感。

 

打开中国的历史地图，我们就可看到，今日越南的河内，本是属于中国版图的一个地方：

 

秦始皇时代，河内称为象郡。

 

汉武帝时代，河内称为交趾郡。

 

西晋时代，越南称为交州。

 

唐代的越南，设立安南都护府，及静海节度使。

 

不过，当时的越南，仅指现在的北越而言。佛教的输入，亦即沿着中国向南的路线，渐次到了越南。

 

一、佛教传入的初期

 

现在的越南，位于中国广西及云南的南邻，她的西邻是寮国及柬埔寨，东面及南面则临南海，由北至南，是一个细长形的国家。

 

佛教传入越南的最早传说，也有很多。

 

一般相信，第一个将佛教传到越南的人，是汉献帝初平年间(西元一九○─一九三年)，有一位苍梧(今之广西梧州)人叫牟子，他精通儒、道，而醉心于佛教，据《佛祖历代通载》卷五(《大正藏》四九‧五一○页中)说他：「会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多为神仙辟谷长生之术。牟子常以五经难之。」这就是牟子理惑论的成因。唯以牟子的年代，近世学者，多有置疑，故以仅作参考。

 

其次，见于《梁高僧传》卷一的〈康僧会传〉：「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会年十余岁，二亲并终，至孝服毕出家。」「笃至好学，明解三藏。」根据这一记载，康僧会时，越南已经有人出家，并且有了三藏教典。他的生年虽不详，圆寂是在晋武帝大康元年(西元二八○年)。

 

到了晋惠帝永平四年(西元二九四年)，有天竺沙门耆域至洛阳，这是一位神异僧，《佛祖历代通载》卷六(《大正藏》四九‧五一八页下)记有他的事迹，并说：「初域来交广，并有灵异。」可见耆域也到过交州及广州弘传佛法的了。根据越南的《古珠法云佛本行语录》的资料说，和耆域同来交广之地的，尚有一位丘陀罗。

 

从这些资料之中，我们仅能找到零星的记载，却不能证实当时越南佛教的如何盛行。

 

此后，越南即因中国与印度方面由海路发生直接的交往，而成了中途站，到了西元第八世纪之顷，其受印度的影响很多。主要的资料，见于义净三藏《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大正藏》五一‧三页下)

 

明远法师，是益州(今之四川)清城人，梵名振多提婆，「既慨圣教陵迟，遂乃振锡南游，届于交址，鼓舶鲸波，到诃陵国(今之爪哇)，至师子洲(锡兰)。」(卷上)

 

僧伽跋摩，康居国人，他是唐高宗时代来华的，后来奉高宗敕令：「往交址采药，于时交州，时属大俭，人物饿饥。于日日中，营办饮食，救济孤苦，悲心内结，涕泣外流，时人号为常啼菩萨也。纔染微疾，奄尔而终，春秋六十余矣。」(卷上，《大正藏》五一‧四页下)

 

昙润法师，洛阳人：「善咒术、学玄理、探律典、玩医明」，「振锡江表，拯物为怀，渐次南行，达于交址，住经载稔，缁素钦风。」(卷上，《大正藏》五一‧四页下─五页上)

 

慧命禅师，从海路赴天竺，船经占波(今之南越)，遇风暴。(卷下，《大正藏》五一‧七页中)

 

智弘律师，洛阳人，及荆州江陵的无行禅师，相伴至交址，过了一夏，再往室利佛逝国(今之印尼苏门答腊)。(卷下，《大正藏》五一‧九页上)

 

在交州出身的僧人，见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的，也有好多。例如：运期、解脱天、窥冲、慧琰等四人即是。

 

运期：「交州人也，与昙润同游，仗智贤受具，旋回南海，十有余年，善昆仑音，颇知梵语。」(《大正藏》五一‧四页上)运期也是成都会宁律师的弟子，会宁尝与诃陵岛的智贤(若那跋陀罗)共译出小乘《涅槃经》，送回京师之后，又还往交趾。(《宋高僧传》卷二)

 

解脱天的梵名为木叉婆提，此人：「泛船南溟，经游诸国，到大觉寺，遍礼圣踪，于此而殒，年可二十四、五耳。」(卷上，《大正藏》五一‧四页上)

 

窥冲是明远的弟子，随师游南海，经师子洲，向西印度：「其人禀性聪睿， 善诵梵经。」「到王舍城，遘疾竹园，淹留而卒，年三十许。」(卷上，《大正藏》五一‧四页中)

 

在我们见到的资料来说，越南的初期佛教，没有系统可求，仅从过往该地及其僧人游学的零星记载中，得到若干消息而已。

 

二、佛教的发展与朝廷

 

自从西元第二世纪至第十世纪前半纪，为佛教的第一期，也即是移入期；从第十世纪之后半纪至第十四世纪之末，为佛教的第二期，也即是发展期。

 

佛教在越南的发展，颇得力于越南朝廷的拥护。越南主统之成立，是在宋太祖开宝元年(西元九六八年)，由丁部领成立了大瞿越，是为丁朝，历两主而亡，计十二年(西元九六八─九八○年)。

 

丁先皇崇信佛教，于太平二年(西元九七一年)，定文、武、僧之三道的品阶，并赐僧统吴真流以匡越大师之号，另授张麻尼为僧录，邓玄光为崇真威仪之职衔。

 

丁朝亡后，即为黎朝代起。

 

黎朝第一位皇帝，叫作大行皇帝黎桓(西元九八一─一○○五年)，唯其也仅三主二十九年而亡，在第三主黎龙钺应天十四年(西元一○○七年)之春，遣其弟明昶及掌书记之官黄成雅，入宋进献白犀，并乞《大藏经》，二年后，如愿而归。

 

佛教黄金时代之出现，是在李朝王统继起之后。

 

李公蕴为李朝的太祖(西元一○一○─一○二八年)，定都于升龙城(今之河内)，改国号称大越，文治武功，都很卓越。因他幼时受教育于佛教僧侣，曾住于古法寺，他的父亲李青云，亦为僧统万幸禅师的弟子，故其亲炙佛教，殊为深刻。当他即位，便赐衣服于僧人。顺天元年(西元一○一○年)，诏出府钱二万缗，于天德府建寺八所，并立碑录功；又于首都升龙城内，营造宫殿，建筑兴天御寺、五凤星楼，及其他的寺院，城外则创建胜严寺、天王寺等的寺院。更下诏诸邑，使之修复寺观。顺天二年，又于城外建四大寺。

 

佛教由于太祖之保护，便打下了盛大及发展的基础。而其接受宋朝的影响很大，或迎三藏教典，或仿宋制，以考试天下百姓而度为僧，并设戒场以传授戒法。太祖则亲幸建于升龙城内的真教寺，可见其皈依佛教之虔诚了。

 

第二主太宗(西元一○二八─一○五四年)，他对佛教之崇奉，也不让于其父。天成四年(西元一○三一年)之秋，亲向无言通系下的禅僧禅老，参学禅

 

学，同时他也建了好多座的寺院，于寺院落成，便设法会，诏赦天下。前后大赦，计有三次。又于干符有道二年(西元一○四一年)十月，命工匠雕刻佛像千余，绘画佛像千余，制作宝幡万余，竣工之时，开罗汉会，又行大赦，并免天下税钱之半。除此之外，尚有许多的佛事，据说由王室饬建的寺观达九十五幢，因佛事而豁免人民之税者，先后两度。最后于西元一○四九年，因梦见观世音菩萨带往瞻拜莲花法座，便敕建延佑寺，该寺仿照莲花形，建于河内城人造湖中的木柱上，所以俗称独柱寺，可惜此寺的三宝座，已于西元一九五四年法军将行撤退时，被暗行破坏了。

 

第三主圣宗(西元一○五四─一○七二年)，圣宗不但信奉佛教，甚至被越南人形容为越南的阿育王。当他御宇之前三年，宋朝的军队初与占城交锋，奏凯班师后，将俘虏分发各官为仆役，承受此优待的官僚中，有一僧官，一日因事外出，归时即见在他的语录帙上，有被修改的字迹，不禁愕然；经查问之后，始知是一俘虏来的囚兵所为，此僧官即将事启奏朝廷，上宣此一囚兵入朝，以佛理诘之，应对如流，至是方知此囚兵乃是中国的一位禅师，法号草堂，因在占城行化而被当作俘虏逮捕了。朝廷即命其入越南僧籍，住于开国寺，大张法筵，并得圣宗之崇敬而执弟子礼。

 

圣宗信奉佛教而行仁政，尝于某冬因观音现身宫中，即以大悲之旨，眷念贫苦民众，以及狱中囚犯之疾苦，故其每行赈济及恩赦之盛举。龙瑞太平三年(西元一○五六年)，建立崇度报天寺，并筑十二层塔，又以铜万二千斤，铸造洪钟，帝亲作钟铭。又因幸寺观，求后嗣应验，乃大喜而再行大赦。

 

同时，在圣宗之际，儒教也开始受到尊崇，于神武二年(西元一○七○年)，敕修文庙，塑周公及孔子等像，并画七十二贤之像。唯到了仁宗之时，才下诏初设科举制度，而使儒教获得了普遍流行于民间之机运。

 

第四主仁宗(西元一○七二─一一二七年)，仁宗于广丘三年(宋哲宗元佑二年，西元一○八七年)击退宋朝大军之侵略，又进攻了南方的真腊及占城，并使之来朝纳贡，可知此是一位英主。他对佛教也备极崇奉，除了修理许多佛寺，并以枯头禅师为国师，参与国政，而与丁黎二朝的匡越大师无异。其他佛事，也不比以前诸王为差。他在位六十五年，择才用人，内治外征，实为李朝的鼎盛时代。

 

第五主神宗在位十年。

 

第六主英宗(西元一一三八─一一七五年)，对于佛教，亦颇崇信，师事毗尼多流支系下的明空禅师，建立了永隆圣福寺，又修理了首都的真教寺。

 

第七主高宗(西元一一七六─一二一○年)，虽亦皈信佛教，但是此时的国内各地，盗贼蓬起，内乱频仍，国势日衰。致到第八主惠宗(西元一二一一─一二二四年)时，饥馑遍野，民生困苦，帝遂因发狂，终将政务委于次女佛金，自己则隐于真教寺出家去了，号惠光大师。

 

惠宗的女婿陈守度，乃是一位野心勃勃的人物，趁此机会，他便代取李朝而有天下，结束了李朝二百一十五年的历史。惠光大师亦终为陈守度所弒，后葬于宝光寺。

 

陈守度，也就是陈朝的太宗(西元一二二五─一二五八年)，他对佛教也有很深的因缘，据说当他幼时，在驿亭休息，遇有一位僧人来对他预言了将来的际遇，所以当他即位之后，便在每个驿亭塑置了佛像。到了天应政平十六年(西元一二四七年)，实行佛、儒、道三教之考试，以成绩录取，分为甲乙两等，以备登用。其后二年，修理建于李太宗时的延佑寺，并行大赦。此后又以国帑，建立寺院，铸造铜钟。

 

第二主圣宗(西元一二五八─一二七八年)，这是中国宋末元初的时代，圣宗与前王相同，保护佛教，建立有普明寺。

 

第三主仁宗(西元一二七九─一二九三年)，此时，元朝的军队，曾从陆海两路，进攻安南，西元一二五七年、一二八五年、一二八七年，蒙古军三次打进越南，国都一再沦陷，但越南欲坚持其独立的愿望，所以也击破了南方的占城，兼并了中部的顺化。但仁宗晚年，让位之后，即入禅道，出家赴安子山，隐于卧云庵，号竹林大士。着有《禅林铁嘴录》、《僧伽碎事》各一卷。

 

陈朝第四主英宗(西元一二九三─一三一四年)，因为元朝不再入侵，遂遣陈克用入元求《大藏经》，归越之后，留于天长府，并刊行副本。又诏印行佛教法事道场的文书格式，颁布全国。兴隆十一年(西元一三○三年)正月，于普明寺设无量法会，布施金银钱帛，赈济天下之贫穷，同时授《戒施经》。兴隆十六年，上皇仁宗入寂。其后有来自北方的胡僧瑜祇婆蓝之女多罗声，入于宫中，胡僧修禅定而行神秘法，深得英宗信任，因此而使佛教流于堕落之境，可见元朝的喇嘛教之弊风，也吹到了越南。而英宗晚年，也像仁宗一样，禅位出家了。

 

第五主明宗(西元一三一四─一三二九年)，信佛并读《金刚经》。此时有一感人的故事，传说陈明宗曾将他的岳父因事投于狱中，并欲使其饿死，可是保慈皇后极崇佛教，即以衣服浸水，投入狱中，让她的父亲吸饮。她同时也想到了韦提希夫人救助频婆沙罗王的崇高行为，便劝她的父亲诵《观无量寿经》、观想阿弥陀佛。

 

第六主宪宗、七主裕宗、八主艺宗、九主睿宗各代，佛教式微，未有特别的史事传流记载。而在裕宗时代，中国的政权又有了变更，已从元朝亡入明朝。越南的陈朝，势力也日渐衰落，国内盗贼蜂起，国外则有南方的占城屡屡入寇。占城与安南之间，自古以来，即常有事端，时战时和，打来打去。大体上说，安南是属于中国文化的范围，占城则与扶南、真腊(此两古国均在今之泰国东部柬埔寨内)关系密切，而属于印度文化的范围，由于文化习惯不同，国民情感相背，故当安南强盛时代，即征服占城而使之入贡，安南衰落之际，占城便来入寇安南。因此，到了陈朝第十主庆帝之时(西元一三七八─一三八八年)，由于进击占城而兵力疲惫，竟然命僧人为之助力，选僧人之健壮者为兵，以防占城之入寇。唯正在此国步艰难之日，曾应明朝之需要，选送二十名僧人至明之金陵，在此之先则已有阮道及阮算入明，并且得到明朝的厚遇，此也可能是明朝对越南的一种怀柔政策罢。

 

然而，陈朝的国势越衰，对佛教则越不利，第十一主顺宗光泰九年(西元一三九六年)正月，行僧道之淘汰，僧人未满五十岁者一律参加考试，唯有通于释教者得与僧堂之位置。这是精简佛教，实则是限制佛教。

 

终于，由于胡氏之僭夺，以及明朝大军之入侵，陈朝的王统，便在西元一四○○年结束了。先后十二主，历时一百七十五年。

 

三、禅宗三大系

 

佛教在越南的发展，确有赖助于各朝王室的保护及提倡。在丁黎两朝之际，对于佛教的依重，除了信仰的因素，尤具有文化的因素，当时的越南，文化落后，知识未曾普及，才识之士，实在不多。唯有佛教的僧人之中，受有高度文化的熏习，智慧才具，均非一般俗人可比。建国保民，有赖于僧人的才能及智慧，乃是必然的趋势。

 

佛教最大的关键，却是在于李朝的全力推展，李朝先后八主，无一主不是三宝的有力外护，所以李朝对于佛教的功德，在越南佛教史上，足可永垂千古而使越南的佛子们怀念不已。越佛史上的许多高僧，也多出现于那个时代。一到陈朝之后，教势即走下坡了。越南的佛教，主要是受中国的影响，也许中国的义学，未能在南方生根，所以越南佛教的特色，也仅是盛于中国南方的禅宗的支系，在义学上则未见有其宏大的发挥及表现。

 

到此为止，越南的佛教，可归纳为禅宗的三大系：

 

(一)

毗尼多流支的法统。

 

(二)

无言通的法统。

 

(三)

草堂的法统。

 

这根据安南人阮文玾的研究，而知其大致的情形如此。此期间的主要佛史文献，则为《禅苑传灯辑录》上卷、《禅苑集英语录》下卷。然据考证，此两书名虽异，实为同一书的上、下卷而已。

 

现在让我们介绍这三个禅系的人物：

 

(一)

毗尼多流支的禅系：毗尼多流支，他虽不是中国禅宗派下的人，却是中国禅宗初祖达摩的法孙，毗尼多流支接法于僧璨，僧璨接法于达摩，故其仍与中国的禅统有关。他是南印度人，先受教于僧璨，后来约在西元第六世纪之末顷，可能是五八○年，来到越南，住法云寺，并在那里传授禅法。此后十四年，他也就在那里圆寂了。

 

毗尼多流支的弟子，著名者有法贤，止住于越南，唐高祖武德九年(西元六二六年)入寂。此后，自三祖至七祖的事迹不明。第八祖定空禅师，建有琼林寺，寂于唐宪宗元和三年(西元八○八年)。第九祖通善。第十代出有罗贵安、法顺、摩诃、无碍，计四人，其中之法顺，着有《菩萨号忏悔文》传世。十一代知名者有禅翁、崇范、广净等三人。十二代则有万行、定慧、道行、持钵、纯真等五人。十三代为惠生、禅严、明空、本寂，以及其他二位，共计六人。十四代出有庆喜、净如、净眼、广福等四人，其中的庆喜，着有《悟道歌诗集》行世。十五代则为戒空、法融、草一等三人。十六代是智、真空、道林等三禅师。十七代，妙因、圆学、静禅之三人，其中的妙因系比丘尼。十八代的圆通，着有《诸佛迹缘事》、《洪钟文碑记》、《僧家杂录》。十九代的依山，乃是这一系可以考察的最后一人，寂于西元十三世纪之初，大约是中国南宋宁宗的时代。

 

(二)

无言通的禅系：无言通自称是得法于中国的百丈怀海，故这一系，是由中国人自中国传到越南的，无言通的年代，相当与黄檗、沩山同门同时，百丈大师寂于唐宪宗元和九年(西元八一四年)，九十五岁；黄檗希运寂于唐宣宗大中二年至九年之间(西元八四八─八五五年)；沩山灵佑寂于唐宣宗大中七年(西元八五三年)。准此推测，无言通当为西元九世纪前半期的宗匠，他是广州人，俗姓郑，虽是百丈的弟子，亦曾及马祖之门，后于唐穆宗元和十五年(西元八二○年)，游化至安南北宁之仙游县建初寺，接受该寺感诚之供养，并授禅法予感诚禅师，嗣后即终老于此。

 

因此，无言通系的第一代，即为感诚。二代为善会。三代为云峰。四代为匡越大师吴真流，他是一位文才卓荦的学者，丁朝开国，即闻名延揽，先于西元九七○年封为僧统，掌理政务，整顿僧纲；翌年，丁先皇念其护国庇民之功，即晋封为太师，并赐匡越之号。第五代则有多宝。第六代有禅老与定香二人，禅老即是李太宗的受学师。由于禅老之力，加上李太宗的拥护，故到第七代时，以太宗为首，另有圆照、究旨、宝性、心明、广智，以及其他之名匠，其中尤其以圆照禅师最为出色，名声极隆，他着有《药师十二愿文》、《赞圆觉经》、《十二菩萨行修证道场》、《参道显决》等行于世。第八代有通辨、满觉、悟印、悟法华，共计四人。第九代共有九人，著名者有道惠、辨才、宝鉴、空路、本净，辨才着有《照对录》。第十代共有十一人，重要者有明智、信学、净空、大舍、净力、智宝、长原、净戒、觉海、愿学，这是李朝的全盛时代，禅宗各派，均呈欣欣向荣之状，所以人才辈出。十一代有广严。十二代出有着了一部《南宗嗣法图》的作者常照禅师。十三代则以通师、神仪、法界之三人为有名。十四代是息虑、现光、隐空。十五代是应王、道圆、一宗，另外尚有三人，共计六位。这到了西元十三世纪前半期的时代，他同毗尼多流支一系的情形一样，自此以后，无言通系下的法脉，也无从稽考了。

 

(三)

草堂的禅系：草堂禅师，前面已经说到，他是中国人，当李朝第三主圣宗时代，行化于占城之际，被当作囚兵逮捕而进入安南的。

 

草堂系的第一代弟子，即为李圣宗、般若、遇赦等三人。第二代有吴益、绍明、空路、完觉。第三代则为李英宗、杜武、梵音、杜都。第四代是张、真玄、杜常。第五代为李高宗、海净、院识、范奉御。此到第十三世纪初即入陈朝，陈朝以后的教团史，因为资料不获，文献无征，所以不甚了然。

 

唯于陈朝之初，由三主仁宗禅位出家，号竹林大士，参禅著述，并教化弟子千余人，结果开出了竹林派，他着有两部杰作，即是《禅宗指南歌》、《御制课虚集》，从其教理的内容考察，可能属于临济禅，而其禅法则谓出于慧忠的系统，详细法脉，则不甚明了。

 

此后，陈朝的君主，尚有出家者，唯彼等之法系难考，陈朝的僧侣之中，也有几位著作家，例如法螺着有《断策录》十卷、玄光着有《玉鞭集》一卷、嘉庆着有《悟道集》一卷、宝党着有《圆通集》二卷等。再往后，不知由于何种因缘，禅宗一时绝迹，至西元十七世纪时，顿由净土宗取代了禅宗的地位，新成立了竹林莲宗一派，以阿弥陀佛为其主要之中心，乃至形成以后北越佛教的主流。这可能与中国自宋明以后，倡导禅净双修，以及明末清代的高扬弥陀净土，有甚大关系。

 

四、佛教的衰落

 

越南的佛教，自陈朝灭亡，即告衰落。

 

西元一四○○年，陈朝亡后，国内大乱，加之明朝的中国大军入寇，故于明成祖永乐十二年至明宣宗宣德二年(西元一四一四─一四二七年)，十余年间又成了中国的保护国。到了黎朝的太祖黎利起来击退了明军，即王位而称国号为大越，越南又告独立。

 

当时的中国明朝政府，正从事于儒学之奖励，所以黎太祖(西元一四二八─一四三三年)虽击退了明军，但对明朝的文化制度，却大肆吸收移植，其结果则使儒学与文学，极一时之盛；在宗教方面，道教及喇嘛教之势力，亦日益隆起。反之，正统的佛教，却落于衰退。遂而儒、道、释三教混合的新局面，也跟着出现。在明朝保护期间，中国的太守，尝下令没收佛教经书，彻底破坏各地寺观。黎太祖顺天二年(西元一四二九年)，尝行僧道之考试，不知诵经不持戒律者，一律敕令还俗。

 

黎朝二王太宗(西元一四三四─一四四二年)时，佛教又一度抬头，太宗于绍平元年(西元一四三四年)，修理寺院，设盂兰盆会，同时赦释囚犯，并赐僧钱二百二十缗。翌年，铸造国太后之金像，命僧人行开光点眼之法，并于其庙祝祷。太宗也同样重视儒教，绍平二年二月，创行祭孔之释奠，并成为以后之永式；又于同年十二月，发行了新刊之《四书大全》。

 

经过三主仁宗，至四主圣宗(西元一四六○─一四九七年)时，即行抑佛重儒之政策，光顺二年(西元一四六一年)禁止寺观之新造，又于光顺六年，命礼官改革民俗，此谓矫正民间溺信佛教之弊，监视僧侣之行踪。对于儒教，则备加重用，制定春秋二季祭孔之礼，同时增建文庙以及儒家其他的诸多设施。此时的国势颇强，乃系黎朝的盛世。唯其于重儒抑佛的政策，并无关联，因其重用儒教之后的结果，至第五主到第十主期间，国内外的动乱，又相继而现。在此阶段，政治紊乱，佛教的活动，也无特别可记述之处。

 

由于内乱，权臣莫登庸弒第九昭宗而僭夺王位，在莫氏支配政权数年之后，黎朝再兴，然其政权竟又归于重臣郑检操纵，唯其仍奉黎朝之王统而占领越北的东京地方。适巧与阮氏在顺化，支配了南部地方而对峙。在名目上，此期间仍为黎朝的王统，实际上却是郑氏与阮氏分割而治的局面。在二百余年间保持了王统的不绝，黎氏的朝廷却是威势尽失，是称为后黎朝。

 

在后黎朝时代(西元一五三三─一七九一年)，王室重奉儒教，民间则对佛教保有相当信仰，郑氏亦尝用意于佛教。唯因长期的内战变乱，民力雕弊，故对寺院的建立不多。

 

基督教传入越南之后，发生有多种弊害，故于后黎朝第九主玄宗景治元年(西元一六六三年)及十二主裕宗永盛八年(西元一七一二年)，两度下令禁止基督教之传播。

 

裕宗永盛十五年，郑棡修理福龙寺，经营达数年之久，劳役人民，民间颇有不平之怨声，甚至要求修理之工程中止。不过，郑棡修寺的动机，是在造成游览之胜地，并非出于真正崇佛之意图。

 

又有郑杠，建立琼林寺及崇严寺，石工万名，日夜不停，并以征服劳役代替税捐之缴纳。郑杠又建壶天寺与香海寺，并由百官献铜，铸造大佛像。可是到了后黎朝的末主愍帝昭统元年(西元一七八七年)，由于军用的支出浩大，国库空虚，铜之需要孔急，遂有阮有整之奏请，令各地寺观的铜像铜器，送至京师，铸造昭统通宝的钱币了。

 

由于北方的郑氏及南方的阮氏，均欲收拾民心之归向，人民信佛者多，所以为了建寺而大兴土木。故在南方的阮氏，也曾下旨建立天姆寺，今日之顺化，尚有其遗迹，此寺三宝殿之雄伟，及其所铸之钟有异常之金声，是为两大特点。一 般人皆肯定地说，今在顺化附近各区之大多数寺观工程，也均由于当年阮氏各主之功德所赐，传至今日，尚为越南佛子所津津乐道。

 

就在后黎朝的末际，起兵于西山的阮文央，声势也颇壮大。于是，越南的政局，形成了鼎足而三的分裂状态，东京的郑氏、顺化的阮氏，加上西山的阮氏，就把越南割据了。

 

于是，北越的黎朝，求助于中国清朝的军队，结果清军却大败，黎朝也就从此灭亡。占据顺化地方的阮氏政权阮福映，一时也亡命逃出了国外，后得法国的援助，才渐次回复其势力，终于击破了西山的阮氏而统一了全国。

 

阮福映遂于西元一八○二年(中国清仁宗嘉庆七年)即王位，改称年号为嘉隆，建立了阮朝。

 

当时的阮朝，领有东京、安南、交趾，真腊则为其保护国。可见其威势，已较前数朝代的版图为大了，这也就是后来被称为越南三邦的范围，含有今日的越南、柬埔寨、寮国在内。

 

然而，阮朝得到法国的援助而统一全国，她所付出的代价则是相当的大。法国到了西元一八八六年占领了越南，至翌年，终于在越南组织了印度支那政府，设置总督，统辖全域。

 

本来，我国对于越南保有宗主权，越南内政独立，但受中国的保护。阮福映引入了法国的势力，后来为了传教问题，而彼此的关系恶化，法国便以武力胁迫清朝政府，这便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中法越南的战争，也是中国的国耻之一，因为越南的宗主权终由于清朝军事失利而丧失。

 

于是，越南的阮氏王朝，成了法国的傀儡，徒拥虚名，而无实权。

 

虽然如此，阮朝王室，对于内政的处理，尚有一部分的影响力。正因如此，对于佛教是很不利的。一方面，法国的政府大力推行天主教的传教事业，一方面，阮朝的王室则采用儒教，朝廷各项制度，无不以儒教为准。

 

阮福映于平定国内之后，即于嘉隆三年(西元一八○二年)八月，建太庙于皇城之左，又诣文庙而行秋祭。

 

翌年初，敕礼部于吉日祭天地。此后屡于春秋两季亲行文庙之祭，并扩大建筑文庙的规模，阮福映为阮朝的世祖，其后各主，即以世祖所定的制度朝仪为式的惯例。

 

阮朝对于佛教的限制极苛，僧徒被黜，而由御赐之流至各寺观为寺监或法师，所以各寺观仅存外表之形式，破戒视为寻常，宗教的精神全失，同时，政府设置僧籍，以便控制；限制寺院购置地产，限制寺院接受十方善信的财物布施，以期抑制佛教的发展，致使真修实学的僧人，不获安心弘法之所，反使一般伪借佛教以行惑世之实的假佛教徒，得到了机会。

 

五、混杂信仰的佛教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越南的民间信仰，与中国的极为相近，除了少数天主基督的信徒之外，都会承认他是信仰佛教的，可是此所谓佛教，绝对不是纯粹的三宝弟子，而是混合了佛、儒、道三教观念和成分的信仰。

 

在农村之中，有各式神祇的崇拜，呈现出类似多神的复杂形态。

 

从其外貌上看，越南寺院的建筑，与中国相似，僧侣的生活，也类似中国，除了南部受有小乘佛教传播而同于上座部的形态之外，大多数的越南佛教，跟中国是极为类似的北传形式。他们的佛塔，也保留着中国的色彩。他们的经典，也是中国的文字。他们的佛殿内部，中央供释尊像，右供阿弥陀佛像，左供弥勒菩萨像，这是指的比较纯粹的寺院。

 

因此，除了少数的佛教僧侣，一般的人民之自称为佛教徒者，即无法辨别佛、儒、道的界限。于是，一般以佛教为生的佛教徒，每每成为从事于精灵崇拜等的妖术师，而在民间看来，以为这也就是佛教。

 

因此，在许多混合信仰的佛寺之中，他们的正殿中央，备有五、六段坛台，安置了各种的偶像。最前列的一段，普通是供佛的诞生像，左右则为阿难与目犍连二尊者。其次供置道教诸神、冥府之王、北极星、南极星。最上一段安置佛教的三宝、孔子、老子诸像。至左右两个胁坛，普通是供观音、弥勒、文殊等大菩萨，以及守护诸天、著名的祖师等的偶像。又有地狱图、罗汉图、道教诸神仙图，描绘于梁间者。

 

他们信仰灵魂的轮回之说，虽然正信的佛教不主张有固定的灵魂，但是轮回的观念，使得大家既有安慰也自愿自动地行善止恶。他们信仰诸佛在此世界的人类之上方，监视保护此一世界，并相信有佛教的守护诸天，守护信佛的人们。

 

在佛事方面，一般的有七月十五日的盂兰盆会，这是民间的盛会，相信此日地狱门开放，各人的祖先亡灵，来到人间受惠。所以各家门前，均备供食物，并以纸做的衣服、金钱，入夜焚化。在这一天，各寺塔内，也举行大袈裟供养之仪式。

 

每月阴历的一日及十五日，各寺塔内也举行一定的仪式。

 

与佛教寺院相等的，有儒教的文庙，及道教的关圣庙，也并存于越南的各地。农村部落尚有各村的守护神的供祀，这有类于中国的土地祠，越南人称之为亭的建筑物，也屡见不鲜。跟中国、印度、日本的民俗一样，越南人也有崇拜大树之神灵的习惯，并且非常普遍。

 

类似的民间信仰，与其说是信的佛教，不如说是信仰超人的存在，一种神秘力量的祈求。

 

正由于宗教信仰的混淆复杂，即有一些人士希望把它们有系统地统一起来，所以产生了一个结合了佛教、道教、基督教所混淆而成的高台教，这是越南的一支新宗教。

 

六、蓬勃的现代佛教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全人类是一大浩劫，但在战争结束之后，世界的形势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

 

民国三十四年(西元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便终止了二次大战，大战的终止，也为各弱小的国家民族带来了自治与独立的新机运，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便随着这一新形势而日渐萎缩后退。越南在法国殖民统治了六十多年之后，终于也在西元一九四九年独立了。

 

可惜的是，越南也和中国一样，中国刚从日本军阀的蹂躏下得到了胜利，转眼间又陷入内战分裂的局面。越南获得独立不允，也由于内战的缘故，而在一九五四年奠边府的惨败，便依日内瓦协定，将越南自十七度线为分界，切成了两半。直到目前(西元一九六六年)，南越的居民，尚在与来自北越的军队，作着殊死的战斗。不过，越南的阮氏王朝，也因南北的分裂而结束了。

 

可是，越南的佛教，因受了中国于民国之后的佛学传播之影响，他们在厌倦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之余，就把热烈的希望和安慰的追求，投向了佛教。所以到了西元一九二○年，便在越南的北、中、南三处，普遍地掀起了振兴佛教的运动。经过十一年的困苦奋斗，至一九三一年，即有一个佛学会首先在西贡创立，命名为南圻佛学研究会；一九三二年，越中又成立了佛学会；一九三四年，北越学会也相继成立。

 

这些佛学会虽各有章程，但却有其共同的目标，因为复兴禅宗、整顿皈依、造就佛教的青年而努力。同时，他们为了佛法的普及，便开始倡用越语代替了以往所用的汉文。许多译自大小乘的越文经典及杂志，也就开始出版。

 

这一佛教的振兴运动，不数年之间，即得到了全国的欢迎，上流社会的智识界，亦多自动转移了他们的思想而拥护佛教的复兴，从间接的鼓励到直接的合作，捐输财物、宣扬教义，这是令人感奋的现象。

 

后来虽因二次大战的爆发，而使这一运动一度停顿。然到越南获得独立之后，民族的意识，使他们不喜欢西方人的宗教，对科学及民主的认识，也使西方的神教黯然失色，佛教因之重振。至西元一九四九年，由于素莲及智海两大师的领导，以及一般居士的尽心协助，设立孤儿及私塾各一所，成立救济战争难民的各慈善机构，并设立一个印刷馆。在河内、在顺化，悉力策画僧伽之重聚、制度之整顿、寺院之重修、杂志之复刊、翻译及著作之恢复。

 

是以，到一九五○年，中越、北越成立了联合性的新佛学会，第二年五月六日，又在顺化召开全国佛学会议，参加的代表有僧伽及居士五十多人，决议统一各居士会，规定统一仪式，普及教理于民众，造就青年佛子。

 

在此统一佛教的名义下，在一九五二年九月，因金兰代表团出席在日本召开的第二次世佛友谊会之便，随奉一佛陀舍利赠予日本，当该代表团乘船经泊西贡的二十四小时之间，响应号召参加礼敬舍利而集会的佛教徒，达十万人，这是越南独立之后在西贡从未有过的盛大场面。尤其难得的，人虽众多，而秩序井然，虔诚非常，感人至深。

 

从此以后，由南到北，振兴佛教的运动，到处受到热烈的欢迎，而使各种杂派的宗教势力，一一来向佛教归附。各慈善机构、佛学堂、佛教私塾、佛教青年机构等等，也纷纷增加，随处发展。可惜未久之间，日内瓦协定，把越南分裂为二，北越与南越佛教的统一发展，唯有待之于来日了。

 

但是，南越的佛教，目前仍在为佛法的昌明及国家的利益，作着艰苦的努力。他们竭力使佛教洗脱混杂的迷信，竭力从事于佛学的宣扬及教导，竭力实践佛陀的教训。所以不论僧俗，凡参加振兴运动者，均须从修心养性中力求精进，他们要以自觉、觉他、自度、度他的精神自期，他们不再误用大乘「菩萨行」之借口而行非法，却要向大乘佛法中提起营养以滋补其精神。他们完全公认各派正统的教理，歌诵原始佛教，但也不放弃龙树、马鸣、世亲等之根据于原始基础上的各种论说，亦如他们不放弃净土法门为参禅途径之一相同。

 

可见，越南的佛教，正在迈向新纪元的新境界。目前的越南人民，除了天主教信徒之外，约有百分之八十的佛教徒，不过在此百分之八十中，有些旧的各种信仰者，未必是正信的佛子，只是他们无不信仰释迦世尊。至于新佛教的运动者，在越中及越北为多，两年前在越中的新兴运动者有二百万人，南越则尚不满两万人。

 

推动这一新兴佛教运动的，就是越南佛教总会，历年以来，他们召开了许多次大会，在此总会之内，包括有：

 

(一)

越中僧伽教会。

 

(二)

南越僧伽教会。

 

(三)

北越驻南部之僧伽教会。

 

(四)

中部驻南部佛教会。

 

(五)

越南佛教会(即北越驻南部者)。

 

(六)

南越佛教会。

 

现在的总会地址，自佛元二五○二年(西元一九五八年)四月起，由印光寺迁至西贡清光县太街八十九号的舍利寺。

 

一九五六至五八年度的总会职司为：会主净洁和尚，总书记梅寿传居士，副书记善定大师及胡琴居士，司库主任阮文雅居士，副主任阮高翔居士，司仪委员心珠大师，弘法善华大师，训育智守大师，训练青年佛子智光大师，文化陈清协居士，训练慈善(佛教)黎文琴居士，检察顾问善明大师等。

 

总会下的「南越僧伽教会」，工作极为积极，他们的成绩也很显著：

 

(一)

设立佛学堂。

 

(二)

训练住持人才。

 

(三)

普通佛学的流动演讲。

 

(四)

调整传授皈戒的方式，取消皈依一师之仪式，改为皈依集体的僧伽。整顿尼众，今有中央及省级各理事会，由一尼长另外担任僧纲。

 

(五)

保送僧人出国留学。

 

(六)

翻译律典为越文及越文佛书之著作。

 

(七)

与佛学会合作，编辑《慈光》杂志，与总会合作，出版《越南佛教》杂志，社址设于堤岸万幸街六三五号的印光寺。

 

总会下的「南越佛学会」，成绩尤其辉煌，该会成立于佛元二四九四年(西元一九五○年)九月。它的宗旨在于团结正信的四众佛子，奉持正法，实践如来慈悲的德性。他们反对一切迷信，如烧纸钱、求签问卜、星相、算命、私祠妖术之解厄。同时利用报纸、书籍、广播等的各种工具，宣扬佛陀的正法，统一佛教仪式，训练佛教青年，推行慈济事业。他们积极扩展会务至各省各县各市，积极地吸收会员，对内教育训练，对外医济服务贫困。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组织「佛子家庭」，此名词是指集合了各团体的儿童、少年、青年，及佛教会员的子弟，由南越佛学会加以组织结合，由各地的「佛子家庭」，结合组织了各地的佛教子弟，自成一个团体，予于道德思想及佛教生活的教育，他们的口号是「悲、智、勇」，他们有统一式样的服饰。目的在养成佛教子弟知道集体生活，知自立、知进退，以备将来为人为己，弘法利生。他们以白莲花为征号。这种佛子家庭的组织，现在几乎已遍及越南各地，计有十六个「家庭」，已散布于西贡及各省。

 

南越佛学会，经十五个月的施工而建成现代化的舍利寺，现在已成为南越佛教的领导中心，寺中每周末晚上来听经的人，经常有三百上下，多为智识分子及青年男女；每星期日早晨到寺诵经及听闻佛法的人数，或尚更多。寺内自备有播音机、自动发电机、电影机，以用作说法的工具。

 

该会设有慈善组织，由女性教友负责，从事于各医院、保生院的访问，发给病人赠品，送给婴儿衣服等。

 

该会筹备于每月最少一次，印送各种袖珍本的佛化小册，向大众解释佛教根本教理，尤其着重监狱中的犯人为赠送的对象，以期用佛法的感化，使之成为向善而新生的人。

 

写到这里，我们不能忘了佛元二五○七年(西元一九六三年)的越南教难，那是由于吴廷琰的家族政权，为了左袒他们自己所信的天主教，有计画地迫害了佛教。吴廷琰本人未必在起初时即仇视佛教，而是由于佛教的新兴运动迅速发展，才使他们想到利用政治权力来抑制佛教并迫害佛教，以图天主教的势力能在

 

越南巩固，尤其是吴廷琰的兄长，是天主教的越南主教。

 

遗憾的是，佛教徒为了护教，而由广德大师为始，连续有善美法师、妙光尼师、善惠长老、光香法师、清穗法师、元香法师等七位僧尼，先后以汽油浸透了衣服，引火自焚殉教。终于国际舆论哗然，国内群情激愤，导致了军事政变，推翻了吴氏政权，吴氏兄弟也在政变中不幸遇难。所以，这一宗教迫害的事件，佛教受害固大，吴氏也同样付出了最高的生命之代价！

 

佛教经此教难而获得了胜利之后，组织更加坚强，工作更加积极，号召力及影响力之大，已驾凌乎各原有任何派系之上。但迄本文执笔时为止，来看越南的佛教，无疑地他们是深切的爱国，不惜任何代价的护持佛教而宣扬佛陀的正法，但尚未曾见出有其政治的野心夹杂其中，这也正是佛法本位的佛教精神。

 

七、参考书目

 

本篇的写作，系参考：

 

(一)

龙山章正的《南方佛教の样态》。

 

(二)

金山正好的《东亚佛教史》。

 

(三)

望月信亨的〈佛教大年表〉。

 

(四)

念常的《佛祖通载》。

 

(五)

慧皎的《高僧传》。

 

(六)

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七)

《中国历史地图》(正中版)。

 

(八)

高中历史教科书。

 

(九)

越南佛教会出版，芸芸译的《越南佛教史略》，本篇第六节的资料，多系采自这本约一万二千多字的小书，我要感谢净海法师请传谛法师将它抄了一份给我。

 

如果要进一步地研究越南佛教史，则另可参考：

 

(一)

《禅苑传灯辑录》上卷。

 

(二)

《禅苑集英语录》下卷。

 

(三)

《三祖实录》。

 

(四)

《御制禅苑统要继灯录》。

 

(五)

《三教一源流》。

 

(六)

《三教通考》。

 

(七)

《古珠法云佛本行语录》。

 

(八)

《古珠四法谱录》。

 

(九)

《圣迹宝录》。

 

(一○)

一般的史籍则有《安南志略》、《大南一统志》的僧门部、《大越史记》、《大越史记全书》、《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的正史类亦有关于佛教的事项。此外尚有研究阮朝佛教的资料，可参阅《大南实录》、《大南列传》、《大南一统志》、《大南会典》等。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稿于关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