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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越南佛教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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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越南佛教史略
 
在中国邻近的国家之中,越南和韩国及日本相同,同样是接受了中国的文化而成长的国家,若从政教的关系及地理的接壤而言,越南则更类似韩国之与中国的渊源。
 
所以,由中国人来写越南的佛教史,特别有亲切感。
 
打开中国的历史地图,我们就可看到,今日越南的河内,本是属于中国版图的一个地方:
 
秦始皇时代,河内称为象郡。
 
汉武帝时代,河内称为交趾郡。
 
西晋时代,越南称为交州。
 
唐代的越南,设立安南都护府,及静海节度使。
 
不过,当时的越南,仅指现在的北越而言。佛教的输入,亦即沿着中国向南的路线,渐次到了越南。
 
一、佛教传入的初期
 
现在的越南,位于中国广西及云南的南邻,她的西邻是寮国及柬埔寨,东面及南面则临南海,由北至南,是一个细长形的国家。
 
佛教传入越南的最早传说,也有很多。
 
一般相信,第一个将佛教传到越南的人,是汉献帝初平年间(西元一九○─一九三年),有一位苍梧(今之广西梧州)人叫牟子,他精通儒、道,而醉心于佛教,据《佛祖历代通载》卷五(《大正藏》四九‧五一○页中)说他:「会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多为神仙辟谷长生之术。牟子常以五经难之。」这就是牟子理惑论的成因。唯以牟子的年代,近世学者,多有置疑,故以仅作参考。
 
其次,见于《梁高僧传》卷一的〈康僧会传〉:「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会年十余岁,二亲并终,至孝服毕出家。」「笃至好学,明解三藏。」根据这一记载,康僧会时,越南已经有人出家,并且有了三藏教典。他的生年虽不详,圆寂是在晋武帝大康元年(西元二八○年)。
 
到了晋惠帝永平四年(西元二九四年),有天竺沙门耆域至洛阳,这是一位神异僧,《佛祖历代通载》卷六(《大正藏》四九‧五一八页下)记有他的事迹,并说:「初域来交广,并有灵异。」可见耆域也到过交州及广州弘传佛法的了。根据越南的《古珠法云佛本行语录》的资料说,和耆域同来交广之地的,尚有一位丘陀罗。
 
从这些资料之中,我们仅能找到零星的记载,却不能证实当时越南佛教的如何盛行。
 
此后,越南即因中国与印度方面由海路发生直接的交往,而成了中途站,到了西元第八世纪之顷,其受印度的影响很多。主要的资料,见于义净三藏《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大正藏》五一‧三页下)
 
明远法师,是益州(今之四川)清城人,梵名振多提婆,「既慨圣教陵迟,遂乃振锡南游,届于交址,鼓舶鲸波,到诃陵国(今之爪哇),至师子洲(锡兰)。」(卷上)
 
僧伽跋摩,康居国人,他是唐高宗时代来华的,后来奉高宗敕令:「往交址采药,于时交州,时属大俭,人物饿饥。于日日中,营办饮食,救济孤苦,悲心内结,涕泣外流,时人号为常啼菩萨也。纔染微疾,奄尔而终,春秋六十余矣。」(卷上,《大正藏》五一‧四页下)
 
昙润法师,洛阳人:「善咒术、学玄理、探律典、玩医明」,「振锡江表,拯物为怀,渐次南行,达于交址,住经载稔,缁素钦风。」(卷上,《大正藏》五一‧四页下─五页上)
 
慧命禅师,从海路赴天竺,船经占波(今之南越),遇风暴。(卷下,《大正藏》五一‧七页中)
 
智弘律师,洛阳人,及荆州江陵的无行禅师,相伴至交址,过了一夏,再往室利佛逝国(今之印尼苏门答腊)。(卷下,《大正藏》五一‧九页上)
 
在交州出身的僧人,见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的,也有好多。例如:运期、解脱天、窥冲、慧琰等四人即是。
 
运期:「交州人也,与昙润同游,仗智贤受具,旋回南海,十有余年,善昆仑音,颇知梵语。」(《大正藏》五一‧四页上)运期也是成都会宁律师的弟子,会宁尝与诃陵岛的智贤(若那跋陀罗)共译出小乘《涅槃经》,送回京师之后,又还往交趾。(《宋高僧传》卷二)
 
解脱天的梵名为木叉婆提,此人:「泛船南溟,经游诸国,到大觉寺,遍礼圣踪,于此而殒,年可二十四、五耳。」(卷上,《大正藏》五一‧四页上)
 
窥冲是明远的弟子,随师游南海,经师子洲,向西印度:「其人禀性聪睿, 善诵梵经。」「到王舍城,遘疾竹园,淹留而卒,年三十许。」(卷上,《大正藏》五一‧四页中)
 
在我们见到的资料来说,越南的初期佛教,没有系统可求,仅从过往该地及其僧人游学的零星记载中,得到若干消息而已。
 
二、佛教的发展与朝廷
 
自从西元第二世纪至第十世纪前半纪,为佛教的第一期,也即是移入期;从第十世纪之后半纪至第十四世纪之末,为佛教的第二期,也即是发展期。
 
佛教在越南的发展,颇得力于越南朝廷的拥护。越南主统之成立,是在宋太祖开宝元年(西元九六八年),由丁部领成立了大瞿越,是为丁朝,历两主而亡,计十二年(西元九六八─九八○年)。
 
丁先皇崇信佛教,于太平二年(西元九七一年),定文、武、僧之三道的品阶,并赐僧统吴真流以匡越大师之号,另授张麻尼为僧录,邓玄光为崇真威仪之职衔。
 
丁朝亡后,即为黎朝代起。
 
黎朝第一位皇帝,叫作大行皇帝黎桓(西元九八一─一○○五年),唯其也仅三主二十九年而亡,在第三主黎龙钺应天十四年(西元一○○七年)之春,遣其弟明昶及掌书记之官黄成雅,入宋进献白犀,并乞《大藏经》,二年后,如愿而归。
 
佛教黄金时代之出现,是在李朝王统继起之后。
 
李公蕴为李朝的太祖(西元一○一○─一○二八年),定都于升龙城(今之河内),改国号称大越,文治武功,都很卓越。因他幼时受教育于佛教僧侣,曾住于古法寺,他的父亲李青云,亦为僧统万幸禅师的弟子,故其亲炙佛教,殊为深刻。当他即位,便赐衣服于僧人。顺天元年(西元一○一○年),诏出府钱二万缗,于天德府建寺八所,并立碑录功;又于首都升龙城内,营造宫殿,建筑兴天御寺、五凤星楼,及其他的寺院,城外则创建胜严寺、天王寺等的寺院。更下诏诸邑,使之修复寺观。顺天二年,又于城外建四大寺。
 
佛教由于太祖之保护,便打下了盛大及发展的基础。而其接受宋朝的影响很大,或迎三藏教典,或仿宋制,以考试天下百姓而度为僧,并设戒场以传授戒法。太祖则亲幸建于升龙城内的真教寺,可见其皈依佛教之虔诚了。
 
第二主太宗(西元一○二八─一○五四年),他对佛教之崇奉,也不让于其父。天成四年(西元一○三一年)之秋,亲向无言通系下的禅僧禅老,参学禅
 
学,同时他也建了好多座的寺院,于寺院落成,便设法会,诏赦天下。前后大赦,计有三次。又于干符有道二年(西元一○四一年)十月,命工匠雕刻佛像千余,绘画佛像千余,制作宝幡万余,竣工之时,开罗汉会,又行大赦,并免天下税钱之半。除此之外,尚有许多的佛事,据说由王室饬建的寺观达九十五幢,因佛事而豁免人民之税者,先后两度。最后于西元一○四九年,因梦见观世音菩萨带往瞻拜莲花法座,便敕建延佑寺,该寺仿照莲花形,建于河内城人造湖中的木柱上,所以俗称独柱寺,可惜此寺的三宝座,已于西元一九五四年法军将行撤退时,被暗行破坏了。
 
第三主圣宗(西元一○五四─一○七二年),圣宗不但信奉佛教,甚至被越南人形容为越南的阿育王。当他御宇之前三年,宋朝的军队初与占城交锋,奏凯班师后,将俘虏分发各官为仆役,承受此优待的官僚中,有一僧官,一日因事外出,归时即见在他的语录帙上,有被修改的字迹,不禁愕然;经查问之后,始知是一俘虏来的囚兵所为,此僧官即将事启奏朝廷,上宣此一囚兵入朝,以佛理诘之,应对如流,至是方知此囚兵乃是中国的一位禅师,法号草堂,因在占城行化而被当作俘虏逮捕了。朝廷即命其入越南僧籍,住于开国寺,大张法筵,并得圣宗之崇敬而执弟子礼。
 
圣宗信奉佛教而行仁政,尝于某冬因观音现身宫中,即以大悲之旨,眷念贫苦民众,以及狱中囚犯之疾苦,故其每行赈济及恩赦之盛举。龙瑞太平三年(西元一○五六年),建立崇度报天寺,并筑十二层塔,又以铜万二千斤,铸造洪钟,帝亲作钟铭。又因幸寺观,求后嗣应验,乃大喜而再行大赦。
 
同时,在圣宗之际,儒教也开始受到尊崇,于神武二年(西元一○七○年),敕修文庙,塑周公及孔子等像,并画七十二贤之像。唯到了仁宗之时,才下诏初设科举制度,而使儒教获得了普遍流行于民间之机运。
 
第四主仁宗(西元一○七二─一一二七年),仁宗于广丘三年(宋哲宗元佑二年,西元一○八七年)击退宋朝大军之侵略,又进攻了南方的真腊及占城,并使之来朝纳贡,可知此是一位英主。他对佛教也备极崇奉,除了修理许多佛寺,并以枯头禅师为国师,参与国政,而与丁黎二朝的匡越大师无异。其他佛事,也不比以前诸王为差。他在位六十五年,择才用人,内治外征,实为李朝的鼎盛时代。
 
第五主神宗在位十年。
 
第六主英宗(西元一一三八─一一七五年),对于佛教,亦颇崇信,师事毗尼多流支系下的明空禅师,建立了永隆圣福寺,又修理了首都的真教寺。
 
第七主高宗(西元一一七六─一二一○年),虽亦皈信佛教,但是此时的国内各地,盗贼蓬起,内乱频仍,国势日衰。致到第八主惠宗(西元一二一一─一二二四年)时,饥馑遍野,民生困苦,帝遂因发狂,终将政务委于次女佛金,自己则隐于真教寺出家去了,号惠光大师。
 
惠宗的女婿陈守度,乃是一位野心勃勃的人物,趁此机会,他便代取李朝而有天下,结束了李朝二百一十五年的历史。惠光大师亦终为陈守度所弒,后葬于宝光寺。
 
陈守度,也就是陈朝的太宗(西元一二二五─一二五八年),他对佛教也有很深的因缘,据说当他幼时,在驿亭休息,遇有一位僧人来对他预言了将来的际遇,所以当他即位之后,便在每个驿亭塑置了佛像。到了天应政平十六年(西元一二四七年),实行佛、儒、道三教之考试,以成绩录取,分为甲乙两等,以备登用。其后二年,修理建于李太宗时的延佑寺,并行大赦。此后又以国帑,建立寺院,铸造铜钟。
 
第二主圣宗(西元一二五八─一二七八年),这是中国宋末元初的时代,圣宗与前王相同,保护佛教,建立有普明寺。
 
第三主仁宗(西元一二七九─一二九三年),此时,元朝的军队,曾从陆海两路,进攻安南,西元一二五七年、一二八五年、一二八七年,蒙古军三次打进越南,国都一再沦陷,但越南欲坚持其独立的愿望,所以也击破了南方的占城,兼并了中部的顺化。但仁宗晚年,让位之后,即入禅道,出家赴安子山,隐于卧云庵,号竹林大士。着有《禅林铁嘴录》、《僧伽碎事》各一卷。
 
陈朝第四主英宗(西元一二九三─一三一四年),因为元朝不再入侵,遂遣陈克用入元求《大藏经》,归越之后,留于天长府,并刊行副本。又诏印行佛教法事道场的文书格式,颁布全国。兴隆十一年(西元一三○三年)正月,于普明寺设无量法会,布施金银钱帛,赈济天下之贫穷,同时授《戒施经》。兴隆十六年,上皇仁宗入寂。其后有来自北方的胡僧瑜祇婆蓝之女多罗声,入于宫中,胡僧修禅定而行神秘法,深得英宗信任,因此而使佛教流于堕落之境,可见元朝的喇嘛教之弊风,也吹到了越南。而英宗晚年,也像仁宗一样,禅位出家了。
 
第五主明宗(西元一三一四─一三二九年),信佛并读《金刚经》。此时有一感人的故事,传说陈明宗曾将他的岳父因事投于狱中,并欲使其饿死,可是保慈皇后极崇佛教,即以衣服浸水,投入狱中,让她的父亲吸饮。她同时也想到了韦提希夫人救助频婆沙罗王的崇高行为,便劝她的父亲诵《观无量寿经》、观想阿弥陀佛。
 
第六主宪宗、七主裕宗、八主艺宗、九主睿宗各代,佛教式微,未有特别的史事传流记载。而在裕宗时代,中国的政权又有了变更,已从元朝亡入明朝。越南的陈朝,势力也日渐衰落,国内盗贼蜂起,国外则有南方的占城屡屡入寇。占城与安南之间,自古以来,即常有事端,时战时和,打来打去。大体上说,安南是属于中国文化的范围,占城则与扶南、真腊(此两古国均在今之泰国东部柬埔寨内)关系密切,而属于印度文化的范围,由于文化习惯不同,国民情感相背,故当安南强盛时代,即征服占城而使之入贡,安南衰落之际,占城便来入寇安南。因此,到了陈朝第十主庆帝之时(西元一三七八─一三八八年),由于进击占城而兵力疲惫,竟然命僧人为之助力,选僧人之健壮者为兵,以防占城之入寇。唯正在此国步艰难之日,曾应明朝之需要,选送二十名僧人至明之金陵,在此之先则已有阮道及阮算入明,并且得到明朝的厚遇,此也可能是明朝对越南的一种怀柔政策罢。
 
然而,陈朝的国势越衰,对佛教则越不利,第十一主顺宗光泰九年(西元一三九六年)正月,行僧道之淘汰,僧人未满五十岁者一律参加考试,唯有通于释教者得与僧堂之位置。这是精简佛教,实则是限制佛教。
 
终于,由于胡氏之僭夺,以及明朝大军之入侵,陈朝的王统,便在西元一四○○年结束了。先后十二主,历时一百七十五年。
 
三、禅宗三大系
 
佛教在越南的发展,确有赖助于各朝王室的保护及提倡。在丁黎两朝之际,对于佛教的依重,除了信仰的因素,尤具有文化的因素,当时的越南,文化落后,知识未曾普及,才识之士,实在不多。唯有佛教的僧人之中,受有高度文化的熏习,智慧才具,均非一般俗人可比。建国保民,有赖于僧人的才能及智慧,乃是必然的趋势。
 
佛教最大的关键,却是在于李朝的全力推展,李朝先后八主,无一主不是三宝的有力外护,所以李朝对于佛教的功德,在越南佛教史上,足可永垂千古而使越南的佛子们怀念不已。越佛史上的许多高僧,也多出现于那个时代。一到陈朝之后,教势即走下坡了。越南的佛教,主要是受中国的影响,也许中国的义学,未能在南方生根,所以越南佛教的特色,也仅是盛于中国南方的禅宗的支系,在义学上则未见有其宏大的发挥及表现。
 
到此为止,越南的佛教,可归纳为禅宗的三大系:
 
(一)
毗尼多流支的法统。
 
(二)
无言通的法统。
 
(三)
草堂的法统。
 
这根据安南人阮文玾的研究,而知其大致的情形如此。此期间的主要佛史文献,则为《禅苑传灯辑录》上卷、《禅苑集英语录》下卷。然据考证,此两书名虽异,实为同一书的上、下卷而已。
 
现在让我们介绍这三个禅系的人物:
 
(一)
毗尼多流支的禅系:毗尼多流支,他虽不是中国禅宗派下的人,却是中国禅宗初祖达摩的法孙,毗尼多流支接法于僧璨,僧璨接法于达摩,故其仍与中国的禅统有关。他是南印度人,先受教于僧璨,后来约在西元第六世纪之末顷,可能是五八○年,来到越南,住法云寺,并在那里传授禅法。此后十四年,他也就在那里圆寂了。
 
毗尼多流支的弟子,著名者有法贤,止住于越南,唐高祖武德九年(西元六二六年)入寂。此后,自三祖至七祖的事迹不明。第八祖定空禅师,建有琼林寺,寂于唐宪宗元和三年(西元八○八年)。第九祖通善。第十代出有罗贵安、法顺、摩诃、无碍,计四人,其中之法顺,着有《菩萨号忏悔文》传世。十一代知名者有禅翁、崇范、广净等三人。十二代则有万行、定慧、道行、持钵、纯真等五人。十三代为惠生、禅严、明空、本寂,以及其他二位,共计六人。十四代出有庆喜、净如、净眼、广福等四人,其中的庆喜,着有《悟道歌诗集》行世。十五代则为戒空、法融、草一等三人。十六代是智、真空、道林等三禅师。十七代,妙因、圆学、静禅之三人,其中的妙因系比丘尼。十八代的圆通,着有《诸佛迹缘事》、《洪钟文碑记》、《僧家杂录》。十九代的依山,乃是这一系可以考察的最后一人,寂于西元十三世纪之初,大约是中国南宋宁宗的时代。
 
(二)
无言通的禅系:无言通自称是得法于中国的百丈怀海,故这一系,是由中国人自中国传到越南的,无言通的年代,相当与黄檗、沩山同门同时,百丈大师寂于唐宪宗元和九年(西元八一四年),九十五岁;黄檗希运寂于唐宣宗大中二年至九年之间(西元八四八─八五五年);沩山灵佑寂于唐宣宗大中七年(西元八五三年)。准此推测,无言通当为西元九世纪前半期的宗匠,他是广州人,俗姓郑,虽是百丈的弟子,亦曾及马祖之门,后于唐穆宗元和十五年(西元八二○年),游化至安南北宁之仙游县建初寺,接受该寺感诚之供养,并授禅法予感诚禅师,嗣后即终老于此。
 
因此,无言通系的第一代,即为感诚。二代为善会。三代为云峰。四代为匡越大师吴真流,他是一位文才卓荦的学者,丁朝开国,即闻名延揽,先于西元九七○年封为僧统,掌理政务,整顿僧纲;翌年,丁先皇念其护国庇民之功,即晋封为太师,并赐匡越之号。第五代则有多宝。第六代有禅老与定香二人,禅老即是李太宗的受学师。由于禅老之力,加上李太宗的拥护,故到第七代时,以太宗为首,另有圆照、究旨、宝性、心明、广智,以及其他之名匠,其中尤其以圆照禅师最为出色,名声极隆,他着有《药师十二愿文》、《赞圆觉经》、《十二菩萨行修证道场》、《参道显决》等行于世。第八代有通辨、满觉、悟印、悟法华,共计四人。第九代共有九人,著名者有道惠、辨才、宝鉴、空路、本净,辨才着有《照对录》。第十代共有十一人,重要者有明智、信学、净空、大舍、净力、智宝、长原、净戒、觉海、愿学,这是李朝的全盛时代,禅宗各派,均呈欣欣向荣之状,所以人才辈出。十一代有广严。十二代出有着了一部《南宗嗣法图》的作者常照禅师。十三代则以通师、神仪、法界之三人为有名。十四代是息虑、现光、隐空。十五代是应王、道圆、一宗,另外尚有三人,共计六位。这到了西元十三世纪前半期的时代,他同毗尼多流支一系的情形一样,自此以后,无言通系下的法脉,也无从稽考了。
 
(三)
草堂的禅系:草堂禅师,前面已经说到,他是中国人,当李朝第三主圣宗时代,行化于占城之际,被当作囚兵逮捕而进入安南的。
 
草堂系的第一代弟子,即为李圣宗、般若、遇赦等三人。第二代有吴益、绍明、空路、完觉。第三代则为李英宗、杜武、梵音、杜都。第四代是张、真玄、杜常。第五代为李高宗、海净、院识、范奉御。此到第十三世纪初即入陈朝,陈朝以后的教团史,因为资料不获,文献无征,所以不甚了然。
 
唯于陈朝之初,由三主仁宗禅位出家,号竹林大士,参禅著述,并教化弟子千余人,结果开出了竹林派,他着有两部杰作,即是《禅宗指南歌》、《御制课虚集》,从其教理的内容考察,可能属于临济禅,而其禅法则谓出于慧忠的系统,详细法脉,则不甚明了。
 
此后,陈朝的君主,尚有出家者,唯彼等之法系难考,陈朝的僧侣之中,也有几位著作家,例如法螺着有《断策录》十卷、玄光着有《玉鞭集》一卷、嘉庆着有《悟道集》一卷、宝党着有《圆通集》二卷等。再往后,不知由于何种因缘,禅宗一时绝迹,至西元十七世纪时,顿由净土宗取代了禅宗的地位,新成立了竹林莲宗一派,以阿弥陀佛为其主要之中心,乃至形成以后北越佛教的主流。这可能与中国自宋明以后,倡导禅净双修,以及明末清代的高扬弥陀净土,有甚大关系。
 
四、佛教的衰落
 
越南的佛教,自陈朝灭亡,即告衰落。
 
西元一四○○年,陈朝亡后,国内大乱,加之明朝的中国大军入寇,故于明成祖永乐十二年至明宣宗宣德二年(西元一四一四─一四二七年),十余年间又成了中国的保护国。到了黎朝的太祖黎利起来击退了明军,即王位而称国号为大越,越南又告独立。
 
当时的中国明朝政府,正从事于儒学之奖励,所以黎太祖(西元一四二八─一四三三年)虽击退了明军,但对明朝的文化制度,却大肆吸收移植,其结果则使儒学与文学,极一时之盛;在宗教方面,道教及喇嘛教之势力,亦日益隆起。反之,正统的佛教,却落于衰退。遂而儒、道、释三教混合的新局面,也跟着出现。在明朝保护期间,中国的太守,尝下令没收佛教经书,彻底破坏各地寺观。黎太祖顺天二年(西元一四二九年),尝行僧道之考试,不知诵经不持戒律者,一律敕令还俗。
 
黎朝二王太宗(西元一四三四─一四四二年)时,佛教又一度抬头,太宗于绍平元年(西元一四三四年),修理寺院,设盂兰盆会,同时赦释囚犯,并赐僧钱二百二十缗。翌年,铸造国太后之金像,命僧人行开光点眼之法,并于其庙祝祷。太宗也同样重视儒教,绍平二年二月,创行祭孔之释奠,并成为以后之永式;又于同年十二月,发行了新刊之《四书大全》。
 
经过三主仁宗,至四主圣宗(西元一四六○─一四九七年)时,即行抑佛重儒之政策,光顺二年(西元一四六一年)禁止寺观之新造,又于光顺六年,命礼官改革民俗,此谓矫正民间溺信佛教之弊,监视僧侣之行踪。对于儒教,则备加重用,制定春秋二季祭孔之礼,同时增建文庙以及儒家其他的诸多设施。此时的国势颇强,乃系黎朝的盛世。唯其于重儒抑佛的政策,并无关联,因其重用儒教之后的结果,至第五主到第十主期间,国内外的动乱,又相继而现。在此阶段,政治紊乱,佛教的活动,也无特别可记述之处。
 
由于内乱,权臣莫登庸弒第九昭宗而僭夺王位,在莫氏支配政权数年之后,黎朝再兴,然其政权竟又归于重臣郑检操纵,唯其仍奉黎朝之王统而占领越北的东京地方。适巧与阮氏在顺化,支配了南部地方而对峙。在名目上,此期间仍为黎朝的王统,实际上却是郑氏与阮氏分割而治的局面。在二百余年间保持了王统的不绝,黎氏的朝廷却是威势尽失,是称为后黎朝。
 
在后黎朝时代(西元一五三三─一七九一年),王室重奉儒教,民间则对佛教保有相当信仰,郑氏亦尝用意于佛教。唯因长期的内战变乱,民力雕弊,故对寺院的建立不多。
 
基督教传入越南之后,发生有多种弊害,故于后黎朝第九主玄宗景治元年(西元一六六三年)及十二主裕宗永盛八年(西元一七一二年),两度下令禁止基督教之传播。
 
裕宗永盛十五年,郑棡修理福龙寺,经营达数年之久,劳役人民,民间颇有不平之怨声,甚至要求修理之工程中止。不过,郑棡修寺的动机,是在造成游览之胜地,并非出于真正崇佛之意图。
 
又有郑杠,建立琼林寺及崇严寺,石工万名,日夜不停,并以征服劳役代替税捐之缴纳。郑杠又建壶天寺与香海寺,并由百官献铜,铸造大佛像。可是到了后黎朝的末主愍帝昭统元年(西元一七八七年),由于军用的支出浩大,国库空虚,铜之需要孔急,遂有阮有整之奏请,令各地寺观的铜像铜器,送至京师,铸造昭统通宝的钱币了。
 
由于北方的郑氏及南方的阮氏,均欲收拾民心之归向,人民信佛者多,所以为了建寺而大兴土木。故在南方的阮氏,也曾下旨建立天姆寺,今日之顺化,尚有其遗迹,此寺三宝殿之雄伟,及其所铸之钟有异常之金声,是为两大特点。一 般人皆肯定地说,今在顺化附近各区之大多数寺观工程,也均由于当年阮氏各主之功德所赐,传至今日,尚为越南佛子所津津乐道。
 
就在后黎朝的末际,起兵于西山的阮文央,声势也颇壮大。于是,越南的政局,形成了鼎足而三的分裂状态,东京的郑氏、顺化的阮氏,加上西山的阮氏,就把越南割据了。
 
于是,北越的黎朝,求助于中国清朝的军队,结果清军却大败,黎朝也就从此灭亡。占据顺化地方的阮氏政权阮福映,一时也亡命逃出了国外,后得法国的援助,才渐次回复其势力,终于击破了西山的阮氏而统一了全国。
 
阮福映遂于西元一八○二年(中国清仁宗嘉庆七年)即王位,改称年号为嘉隆,建立了阮朝。
 
当时的阮朝,领有东京、安南、交趾,真腊则为其保护国。可见其威势,已较前数朝代的版图为大了,这也就是后来被称为越南三邦的范围,含有今日的越南、柬埔寨、寮国在内。
 
然而,阮朝得到法国的援助而统一全国,她所付出的代价则是相当的大。法国到了西元一八八六年占领了越南,至翌年,终于在越南组织了印度支那政府,设置总督,统辖全域。
 
本来,我国对于越南保有宗主权,越南内政独立,但受中国的保护。阮福映引入了法国的势力,后来为了传教问题,而彼此的关系恶化,法国便以武力胁迫清朝政府,这便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中法越南的战争,也是中国的国耻之一,因为越南的宗主权终由于清朝军事失利而丧失。
 
于是,越南的阮氏王朝,成了法国的傀儡,徒拥虚名,而无实权。
 
虽然如此,阮朝王室,对于内政的处理,尚有一部分的影响力。正因如此,对于佛教是很不利的。一方面,法国的政府大力推行天主教的传教事业,一方面,阮朝的王室则采用儒教,朝廷各项制度,无不以儒教为准。
 
阮福映于平定国内之后,即于嘉隆三年(西元一八○二年)八月,建太庙于皇城之左,又诣文庙而行秋祭。
 
翌年初,敕礼部于吉日祭天地。此后屡于春秋两季亲行文庙之祭,并扩大建筑文庙的规模,阮福映为阮朝的世祖,其后各主,即以世祖所定的制度朝仪为式的惯例。
 
阮朝对于佛教的限制极苛,僧徒被黜,而由御赐之流至各寺观为寺监或法师,所以各寺观仅存外表之形式,破戒视为寻常,宗教的精神全失,同时,政府设置僧籍,以便控制;限制寺院购置地产,限制寺院接受十方善信的财物布施,以期抑制佛教的发展,致使真修实学的僧人,不获安心弘法之所,反使一般伪借佛教以行惑世之实的假佛教徒,得到了机会。
 
五、混杂信仰的佛教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越南的民间信仰,与中国的极为相近,除了少数天主基督的信徒之外,都会承认他是信仰佛教的,可是此所谓佛教,绝对不是纯粹的三宝弟子,而是混合了佛、儒、道三教观念和成分的信仰。
 
在农村之中,有各式神祇的崇拜,呈现出类似多神的复杂形态。
 
从其外貌上看,越南寺院的建筑,与中国相似,僧侣的生活,也类似中国,除了南部受有小乘佛教传播而同于上座部的形态之外,大多数的越南佛教,跟中国是极为类似的北传形式。他们的佛塔,也保留着中国的色彩。他们的经典,也是中国的文字。他们的佛殿内部,中央供释尊像,右供阿弥陀佛像,左供弥勒菩萨像,这是指的比较纯粹的寺院。
 
因此,除了少数的佛教僧侣,一般的人民之自称为佛教徒者,即无法辨别佛、儒、道的界限。于是,一般以佛教为生的佛教徒,每每成为从事于精灵崇拜等的妖术师,而在民间看来,以为这也就是佛教。
 
因此,在许多混合信仰的佛寺之中,他们的正殿中央,备有五、六段坛台,安置了各种的偶像。最前列的一段,普通是供佛的诞生像,左右则为阿难与目犍连二尊者。其次供置道教诸神、冥府之王、北极星、南极星。最上一段安置佛教的三宝、孔子、老子诸像。至左右两个胁坛,普通是供观音、弥勒、文殊等大菩萨,以及守护诸天、著名的祖师等的偶像。又有地狱图、罗汉图、道教诸神仙图,描绘于梁间者。
 
他们信仰灵魂的轮回之说,虽然正信的佛教不主张有固定的灵魂,但是轮回的观念,使得大家既有安慰也自愿自动地行善止恶。他们信仰诸佛在此世界的人类之上方,监视保护此一世界,并相信有佛教的守护诸天,守护信佛的人们。
 
在佛事方面,一般的有七月十五日的盂兰盆会,这是民间的盛会,相信此日地狱门开放,各人的祖先亡灵,来到人间受惠。所以各家门前,均备供食物,并以纸做的衣服、金钱,入夜焚化。在这一天,各寺塔内,也举行大袈裟供养之仪式。
 
每月阴历的一日及十五日,各寺塔内也举行一定的仪式。
 
与佛教寺院相等的,有儒教的文庙,及道教的关圣庙,也并存于越南的各地。农村部落尚有各村的守护神的供祀,这有类于中国的土地祠,越南人称之为亭的建筑物,也屡见不鲜。跟中国、印度、日本的民俗一样,越南人也有崇拜大树之神灵的习惯,并且非常普遍。
 
类似的民间信仰,与其说是信的佛教,不如说是信仰超人的存在,一种神秘力量的祈求。
 
正由于宗教信仰的混淆复杂,即有一些人士希望把它们有系统地统一起来,所以产生了一个结合了佛教、道教、基督教所混淆而成的高台教,这是越南的一支新宗教。
 
六、蓬勃的现代佛教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全人类是一大浩劫,但在战争结束之后,世界的形势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
 
民国三十四年(西元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便终止了二次大战,大战的终止,也为各弱小的国家民族带来了自治与独立的新机运,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便随着这一新形势而日渐萎缩后退。越南在法国殖民统治了六十多年之后,终于也在西元一九四九年独立了。
 
可惜的是,越南也和中国一样,中国刚从日本军阀的蹂躏下得到了胜利,转眼间又陷入内战分裂的局面。越南获得独立不允,也由于内战的缘故,而在一九五四年奠边府的惨败,便依日内瓦协定,将越南自十七度线为分界,切成了两半。直到目前(西元一九六六年),南越的居民,尚在与来自北越的军队,作着殊死的战斗。不过,越南的阮氏王朝,也因南北的分裂而结束了。
 
可是,越南的佛教,因受了中国于民国之后的佛学传播之影响,他们在厌倦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之余,就把热烈的希望和安慰的追求,投向了佛教。所以到了西元一九二○年,便在越南的北、中、南三处,普遍地掀起了振兴佛教的运动。经过十一年的困苦奋斗,至一九三一年,即有一个佛学会首先在西贡创立,命名为南圻佛学研究会;一九三二年,越中又成立了佛学会;一九三四年,北越学会也相继成立。
 
这些佛学会虽各有章程,但却有其共同的目标,因为复兴禅宗、整顿皈依、造就佛教的青年而努力。同时,他们为了佛法的普及,便开始倡用越语代替了以往所用的汉文。许多译自大小乘的越文经典及杂志,也就开始出版。
 
这一佛教的振兴运动,不数年之间,即得到了全国的欢迎,上流社会的智识界,亦多自动转移了他们的思想而拥护佛教的复兴,从间接的鼓励到直接的合作,捐输财物、宣扬教义,这是令人感奋的现象。
 
后来虽因二次大战的爆发,而使这一运动一度停顿。然到越南获得独立之后,民族的意识,使他们不喜欢西方人的宗教,对科学及民主的认识,也使西方的神教黯然失色,佛教因之重振。至西元一九四九年,由于素莲及智海两大师的领导,以及一般居士的尽心协助,设立孤儿及私塾各一所,成立救济战争难民的各慈善机构,并设立一个印刷馆。在河内、在顺化,悉力策画僧伽之重聚、制度之整顿、寺院之重修、杂志之复刊、翻译及著作之恢复。
 
是以,到一九五○年,中越、北越成立了联合性的新佛学会,第二年五月六日,又在顺化召开全国佛学会议,参加的代表有僧伽及居士五十多人,决议统一各居士会,规定统一仪式,普及教理于民众,造就青年佛子。
 
在此统一佛教的名义下,在一九五二年九月,因金兰代表团出席在日本召开的第二次世佛友谊会之便,随奉一佛陀舍利赠予日本,当该代表团乘船经泊西贡的二十四小时之间,响应号召参加礼敬舍利而集会的佛教徒,达十万人,这是越南独立之后在西贡从未有过的盛大场面。尤其难得的,人虽众多,而秩序井然,虔诚非常,感人至深。
 
从此以后,由南到北,振兴佛教的运动,到处受到热烈的欢迎,而使各种杂派的宗教势力,一一来向佛教归附。各慈善机构、佛学堂、佛教私塾、佛教青年机构等等,也纷纷增加,随处发展。可惜未久之间,日内瓦协定,把越南分裂为二,北越与南越佛教的统一发展,唯有待之于来日了。
 
但是,南越的佛教,目前仍在为佛法的昌明及国家的利益,作着艰苦的努力。他们竭力使佛教洗脱混杂的迷信,竭力从事于佛学的宣扬及教导,竭力实践佛陀的教训。所以不论僧俗,凡参加振兴运动者,均须从修心养性中力求精进,他们要以自觉、觉他、自度、度他的精神自期,他们不再误用大乘「菩萨行」之借口而行非法,却要向大乘佛法中提起营养以滋补其精神。他们完全公认各派正统的教理,歌诵原始佛教,但也不放弃龙树、马鸣、世亲等之根据于原始基础上的各种论说,亦如他们不放弃净土法门为参禅途径之一相同。
 
可见,越南的佛教,正在迈向新纪元的新境界。目前的越南人民,除了天主教信徒之外,约有百分之八十的佛教徒,不过在此百分之八十中,有些旧的各种信仰者,未必是正信的佛子,只是他们无不信仰释迦世尊。至于新佛教的运动者,在越中及越北为多,两年前在越中的新兴运动者有二百万人,南越则尚不满两万人。
 
推动这一新兴佛教运动的,就是越南佛教总会,历年以来,他们召开了许多次大会,在此总会之内,包括有:
 
(一)
越中僧伽教会。
 
(二)
南越僧伽教会。
 
(三)
北越驻南部之僧伽教会。
 
(四)
中部驻南部佛教会。
 
(五)
越南佛教会(即北越驻南部者)。
 
(六)
南越佛教会。
 
现在的总会地址,自佛元二五○二年(西元一九五八年)四月起,由印光寺迁至西贡清光县太街八十九号的舍利寺。
 
一九五六至五八年度的总会职司为:会主净洁和尚,总书记梅寿传居士,副书记善定大师及胡琴居士,司库主任阮文雅居士,副主任阮高翔居士,司仪委员心珠大师,弘法善华大师,训育智守大师,训练青年佛子智光大师,文化陈清协居士,训练慈善(佛教)黎文琴居士,检察顾问善明大师等。
 
总会下的「南越僧伽教会」,工作极为积极,他们的成绩也很显著:
 
(一)
设立佛学堂。
 
(二)
训练住持人才。
 
(三)
普通佛学的流动演讲。
 
(四)
调整传授皈戒的方式,取消皈依一师之仪式,改为皈依集体的僧伽。整顿尼众,今有中央及省级各理事会,由一尼长另外担任僧纲。
 
(五)
保送僧人出国留学。
 
(六)
翻译律典为越文及越文佛书之著作。
 
(七)
与佛学会合作,编辑《慈光》杂志,与总会合作,出版《越南佛教》杂志,社址设于堤岸万幸街六三五号的印光寺。
 
总会下的「南越佛学会」,成绩尤其辉煌,该会成立于佛元二四九四年(西元一九五○年)九月。它的宗旨在于团结正信的四众佛子,奉持正法,实践如来慈悲的德性。他们反对一切迷信,如烧纸钱、求签问卜、星相、算命、私祠妖术之解厄。同时利用报纸、书籍、广播等的各种工具,宣扬佛陀的正法,统一佛教仪式,训练佛教青年,推行慈济事业。他们积极扩展会务至各省各县各市,积极地吸收会员,对内教育训练,对外医济服务贫困。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组织「佛子家庭」,此名词是指集合了各团体的儿童、少年、青年,及佛教会员的子弟,由南越佛学会加以组织结合,由各地的「佛子家庭」,结合组织了各地的佛教子弟,自成一个团体,予于道德思想及佛教生活的教育,他们的口号是「悲、智、勇」,他们有统一式样的服饰。目的在养成佛教子弟知道集体生活,知自立、知进退,以备将来为人为己,弘法利生。他们以白莲花为征号。这种佛子家庭的组织,现在几乎已遍及越南各地,计有十六个「家庭」,已散布于西贡及各省。
 
南越佛学会,经十五个月的施工而建成现代化的舍利寺,现在已成为南越佛教的领导中心,寺中每周末晚上来听经的人,经常有三百上下,多为智识分子及青年男女;每星期日早晨到寺诵经及听闻佛法的人数,或尚更多。寺内自备有播音机、自动发电机、电影机,以用作说法的工具。
 
该会设有慈善组织,由女性教友负责,从事于各医院、保生院的访问,发给病人赠品,送给婴儿衣服等。
 
该会筹备于每月最少一次,印送各种袖珍本的佛化小册,向大众解释佛教根本教理,尤其着重监狱中的犯人为赠送的对象,以期用佛法的感化,使之成为向善而新生的人。
 
写到这里,我们不能忘了佛元二五○七年(西元一九六三年)的越南教难,那是由于吴廷琰的家族政权,为了左袒他们自己所信的天主教,有计画地迫害了佛教。吴廷琰本人未必在起初时即仇视佛教,而是由于佛教的新兴运动迅速发展,才使他们想到利用政治权力来抑制佛教并迫害佛教,以图天主教的势力能在
 
越南巩固,尤其是吴廷琰的兄长,是天主教的越南主教。
 
遗憾的是,佛教徒为了护教,而由广德大师为始,连续有善美法师、妙光尼师、善惠长老、光香法师、清穗法师、元香法师等七位僧尼,先后以汽油浸透了衣服,引火自焚殉教。终于国际舆论哗然,国内群情激愤,导致了军事政变,推翻了吴氏政权,吴氏兄弟也在政变中不幸遇难。所以,这一宗教迫害的事件,佛教受害固大,吴氏也同样付出了最高的生命之代价!
 
佛教经此教难而获得了胜利之后,组织更加坚强,工作更加积极,号召力及影响力之大,已驾凌乎各原有任何派系之上。但迄本文执笔时为止,来看越南的佛教,无疑地他们是深切的爱国,不惜任何代价的护持佛教而宣扬佛陀的正法,但尚未曾见出有其政治的野心夹杂其中,这也正是佛法本位的佛教精神。
 
七、参考书目
 
本篇的写作,系参考:
 
(一)
龙山章正的《南方佛教の样态》。
 
(二)
金山正好的《东亚佛教史》。
 
(三)
望月信亨的〈佛教大年表〉。
 
(四)
念常的《佛祖通载》。
 
(五)
慧皎的《高僧传》。
 
(六)
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七)
《中国历史地图》(正中版)。
 
(八)
高中历史教科书。
 
(九)
越南佛教会出版,芸芸译的《越南佛教史略》,本篇第六节的资料,多系采自这本约一万二千多字的小书,我要感谢净海法师请传谛法师将它抄了一份给我。
 
如果要进一步地研究越南佛教史,则另可参考:
 
(一)
《禅苑传灯辑录》上卷。
 
(二)
《禅苑集英语录》下卷。
 
(三)
《三祖实录》。
 
(四)
《御制禅苑统要继灯录》。
 
(五)
《三教一源流》。
 
(六)
《三教通考》。
 
(七)
《古珠法云佛本行语录》。
 
(八)
《古珠四法谱录》。
 
(九)
《圣迹宝录》。
 
(一○)
一般的史籍则有《安南志略》、《大南一统志》的僧门部、《大越史记》、《大越史记全书》、《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的正史类亦有关于佛教的事项。此外尚有研究阮朝佛教的资料,可参阅《大南实录》、《大南列传》、《大南一统志》、《大南会典》等。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稿于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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