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禅宗的特色

蔡惠明

一、大小乘禅法的融贯

印度佛教中的禅宗，是随佛法东传而在我国流行的。佛经汉译的创始人安世高于汉桓帝建和初年二四七)来到洛阳。他在二十余年的佛经翻译工作中，共译出经籍三十五部、四十一卷。迭经散失，现现存二十二部、二十六卷。其中《大安般守意经》、《禅行法想经》、《七处三观经》、《阴持入经》等，均是介绍上座部佛教禅学和止观法门的。他重点译传了定慧两方法学说，联系到实际便是止观法门。定学即禅法，慧学即数法二这是从阿毗昙的增一分别法门而得名)，因此东晋道安称扬他擅长于禅数，而他所译也以禅数最为完备。

安世高所传的禅法是依僧伽罗刹的传承的，用四念住贯穿五门(五停心)而修习。他从罗刹大本《修行道地经》抄译三十七章，着重身念住，破除人我执。另译大小《安般守意经》，阐述念息修法。其中说十六特胜也和四念住相联系，并用念住统摄道支精神。因为当时中国古代社会受道家“食气”、“道气”、“守一”等影响很深。他倡导的念息法门，适应群众需要，传习较快普及。他的弟子中着名的有南阳韩林、颖川皮业、会稽陈会等。东吴康僧会编辑《六度集经》，其中禅定度，就是讲止观法门。僧会在《安般守意经序》中说：“夫安般者，诸佛之大乘，以济众生之漂流也。其事有六：数、随、止、观、还、净，以治六情。情有内外：眼、耳、鼻、舌、身、心，谓之内矣：色、声、香、味、细滑，邪念，谓之外也。”隋智者大师创天台宗，着《童蒙止观》，曾加引用。僧会就是从陈慧受学，帮助其注解《安般守意经》，并在《六度集经》中对止观有要目式的叙述。以后，道安见到竺法护译出的僧伽罗刹《修行道地经v的全译本，因而对安世高所译禅法了解得更深刻，又从大部《阿合经》的翻译，理会声闻乘实践的体系，于是注解了有关的译本，分别撰作序文，约有《大道地经注》等七种。道安所着诸经虽已湮没不存，但他的般若思想，尚可从现存的《安般注序》等文中窥其大概。当时挥学已融入般若，直到僧伽提婆在卢山重译《阿毗昙心论》，并改名《三法度论》，才使小乘禅观与大乘空观融贯统一，禅数之学又获重兴。这时的禅法，不再是小乘所传，而是大小乘融贯的禅法了。

大小乘禅法融贯的关键在于把禅观与空观联系起来。鸠摩罗什所传，就是与实相一起讲的。《禅法要解》卷上说：“定有二种，一观诸法实相，二观诸法利用。”指出在禅观中不但应该观察空性，也要看到诸法的作用。两者不可偏废。贯通大小乘禅法的思想，对后来中国佛学的影响很大，如禅宗二祖慧可传津初祖达摩的禅法，就是用了这种说法。唐道宣的《续高僧传·慧可传》中，直称他为“虚宗”，在中国佛学思想中实际发生影响的正是空观与禅观的融贯。后来到六祖惠能创立中国禅宗，更显示了具有中国特色，禅已中国化了。

二、中国禅宗的特色

中国禅宗的特色，可从《六祖坛经》中探索，归纳可有下列五点：

一、强调“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坛经说》说：“人性本净，为妄念故，盖覆真如，离离妄念，本性净。二八祖认为人性(即佛性)本来清净，原是人人皆可成佛的，只是由于人心中所生的妄念，盖覆了真如本性，以致不能认识自己本有的佛性，他说：“自性常清净”，犹如“日月常明”，“只为云覆盖”才造成“上明下暗”的局面，而蒙蔽了自己的本性。为此他提出了“识心见性”、“见性成佛”的学说。《坛经》说：“下识本心，学法无益，识心见性，即悟大意。”只有除却妄念，拨去云雾，自识本心，直见本性，即可见性成佛。所以六祖要求人们“自识本心，自见本性。”《坛经》载：“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倍，众生即佛。”又说：“迷来经累劫，悟则刹那间。”总的说来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二、《坛经》的中心思想，即是单刀直入的顿教，这是针对北宗的渐教而建立的。但是渐顿纯就见道过程区别，如果推论到最后根据，南北两宗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说：“法即一种，见有迟疾，见迟即渐，见疾即顿。”并且，在南宗法门中，也含有渐的一种，不过不采用而已。神秀的得法偈说：“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就是讲的渐悟，他认为成佛要经过“累劫”的过程，这是印度佛教的一种传统说法。六祖则不同意神秀的思想，他在《坛经》中说：二刚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又说：“一念愚即般若绝，一念智即般若生。”明确指出，成佛在于一念顿悟，刹那之间，而下在于长期修习，他还用自己亲身经历的经验来现身说法，说：“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并说：“若悟无生顿法，且西方只在刹那，不悟顿教大乘，念佛往生路遥，如何得达。”还说：“迷人念佛生彼，悟者自悟其性”，着重“自修自作法身，自行佛行”。有人误解认为是贬低念佛法门，这是不理解“自性弥陀”及《维摩经》所说：“唯其心净，则佛土净”的意义。佛陀是对机施教，应病与药，六祖也是如此，他在《坛经》中又说：“迷则渐劝，悟入顿修。”“理可顿悟，事须渐修”。指出悟后仍须修行，见道后的修，如识途老马，不致莽撞瞎闯，而是慧眼独具，直捣黄龙

三、六祖在《坛经》中说：“我此法门，从上以来，顿渐皆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至于法即一种的“法”，意指真如本性，即上述每一个人的自心。人心本性原来清净，具备菩提般若之知，只缘一向迷妄颠倒，下能自悟。若得善知识启发，修习念念下着法相的“般若行”。一旦妄念俱灭三这是“无念”的极致)，真智发露，自会内外明彻，识自本心，而成“般若三昧”，也就是“识心见性，自成佛道”的顿悟。从此以后，于境无染，自在解脱，虽仍下废修行，但既已悟到自性具足万德，无欠无余，所以再有修习，也于体上增下得一分，只是随时体验，充实德用而已。七祖神会也说这种修行为顿悟渐修，譬如母顿生子，用乳渐养，智慧自然渐增。这与北宗为了渐悟而渐修完全不同。而且从《坛经》所引神秀和惠能两人的得法偈来看，神秀所悟见的确实未彻底，和他那悟境相应的修，更下能与南宗相提并论了。

四、南宗禅法着重在“但行自心，不着法相”。所以成为一行三昧，并不限于静坐一途，可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道法流通。而且定慧双行，如灯发光，事成一体。这与北宗的教人看心、看净、不动、不起(神秀弟子更将这些教条地说成“凝心入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恰恰相反。因为南宗禅法的根本精神贯串着无相、无住，又特别提般若行。在《大般若经》中发挥无相、无住意义最为透彻的正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因此在《坛经》里六祖再说听闻《金刚经》，言下便悟。说：“若欲入甚深法界者，直须修般若行，但持《金刚般若经》一卷，即得见性入般若三昧。”从四祖道信以来，东山法门已经下是单纯以《楞伽经》为根据了，他的说法较前有很大的变动，并逐渐扩大了禅法的范围。在“藉教悟宗”的经教方面，就已包括《般若》、《维摩》、《法华》、《思益》、《华严》等经，六祖早年就是因听《金刚经》而投入佛门的，接受五祖多次为他讲《金刚经》，在《金刚经》经文中“无所住生其心”得到悟彻。明了“无所住”是“定”，“生其心”即“慧”，禅宗定慧等学的微旨，就是由此经义伸展扩充而来。又六祖在《坛经》中所表现的主要思想。就是“摩诃般若”法他所采取的“无相戒”，则来自《金刚经》中谈到“钮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等的说法。从六祖起，中国禅宗就以《金刚经》为宗了。

五、中国禅宗的畅行是五祖弘忍以后的事。六祖秘受衣钵，违嘱南下，隐居十五年后，于仪凤元年(六七六)正月初八到广州法性寺听印宗法师讲《涅槃经》时，据《瘗发塔记》载：“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惠能进日：“下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印宗闻之疏然，即于正月十五日为他落发，二月初八受具足戒。一他的禅法以简便易行着称，也受士大夫的欢迎。六祖的偈言：“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芏晨，犹如觅兔角。麦逼与印度禅着重出世，大相径庭。南宗的主张经过南岳、表原二一传以后，便将禅的意味渗透在日常生活，使它构成一种随缘任运的态度。《坛经》说：“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到了南岳启发马祖，用磨砖下能成镜来形容坐樟无从成佛，就不再拘泥于平常所说静坐习禅那些功夫了。这是中国樟宗重要特点。但《坛经》又说：“又有迷人，空心静坐，百无所思。自称为大，此一辈人，下可共说，为邪见故。一当然初学参禅的人，还须苦练基本功，奠定扎实基础后，才能随缘任运，切勿一知半解，断章取义，那就离道愈远了。

摘自《人乘》第24卷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