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太监与佛教关系考述——尤其以明代北京地区佛教为中心的考察

程恭让(首都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提要：太监与佛教的关系问题，是明代佛教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详细探讨了明代内廷太监群体佛教信仰形成的背景和原因，并特别以北京地区的佛教信仰为例，考察了明代太监与佛寺建置之间的密切联系，进而对太监与当时僧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做了一些概括的类型分析。本文证明，太监与佛教之间的密切联系，是明代佛教社会史中客观存在的一个重要现象及事实。

关键词：太监  佛教  明代佛教  太监舆明代佛教

太监群体不仅是明代政治生活中一个相当活跃的重要群体，也是深刻影响过明代一般社会生活—；包括当时人的宗教信仰生活——的重要群体之一。明史学者较少措意太监群体的宗教信仰生活层面，即使是专门研究明代佛教史的学者，也尚少关注“太监与佛教的关系”这一课题之于理解明代佛教一般社会史的特殊意义。本文将相关史料予以较为系统的整理，希望藉此显示问题的整个轮廓，并试图从一个方面深化对明代佛教史的观察及理解。

由于明代太监群体大多数生活于北京地区，明代太监与佛教的关系，尤以北京地区表现得最为显着。故我们探讨这一问题时，也就特别要以明代北京地区的佛教作为考察的中心。

一、太监信仰佛教

信仰佛教，对佛教有特殊的浓厚的感情，这是明代太监群体信仰生活中的一个显着现象和事实。崇祯时期的刘若愚，在记录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太监生活与历史的着作《酌中志》中，有如下的表述：“中官最信因果，奸佛者众，其坟必僧寺也。”刘本人是内臣出身，长期生活于宫禁，他关于“中官”  “最信因果，好佛者众”的记载，是切实可靠的。

明代内廷太监的佛教信仰可以一直追溯到明代初期。如明初着名太监郑和虽出生于回教家庭，但却信仰佛教。永乐十八年二四二O)，郑和捐财印造大藏经一藏，施于云南五华寺，据(五华寺大藏经发愿文)中记：“大明国奉佛信官太监郑和，法名福吉祥，谨发诚心施财命功，印造大藏尊经一藏，记六百三十五函，喜舍于云南五华寺，／水远长生供养。”郑和一生“发心印造”的大藏经，就达“十一藏之多”。

在《明史·宦官传》中，可以找到一些反映太监佛教信仰问题的材料。如：“安(指兴安)佞佛，临殁，遗命舂骨为灰，以供浮屠”；二泛弘，交趾人：…宣德初：…：累迁司礼太监，偕英受免死诏，……(正统)十四年从征，殁于土木丧，归葬香山永安寺，弘建也”：“(王振)作大第皇城东，建智化寺，穷极土木”。兴安、范弘在宣宗朝掌司礼监，王振在英宗朝掌司礼监，太监兴安在土木之变中，力阻廷臣迁都之议，劝谏鄘王(即后之景泰帝)重用主战的于谦等人，于挽救因土木之变而导致的明朝危局颇有贡献；范弘在宣宗时同另一个太监金英一起曾获御赐免死诏，土木之变中从英宗战死；王振则是直接导致土木之变的权监。故三人在仁、宣、英、代时期的内廷中，是有代表地位的大太监。他们的信佛倾向，在当时的太监群体中，应当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到了成化、弘治之世，内廷佛教信仰的发展十分迅速。《万历野获编》载：“成化十七年，传升道录司右至灵邓常恩为太常卿，时尹恭毅曼任太宰，不能执奏。又是年赐番僧万行清修真如自在广善普慈宏度妙应掌教翊国正觉大济法王、西天圆智大慈悲佛领占竺等十四人诰命，时周文安洪谟为宗伯，亦不闻执奏也。盖宪宗于释、道二教，俱极崇信如此。后孝宗登极，夺常恩官，正其罪，领占竺者亦降号国师，遣归四川之彭县光相寺住坐。未几，即遣内官召还，令驰驿来京。言官屡谏屡止。至十五年又召之来，命居大慈恩寺。盖此时道教置不谈，而佛氏为中宫及大瑺所信向，孝宗亦不能自异也。”宪宗朝“于释、道二教，俱极崇信”，孝宗朝道教受挫，佛教则“为中宫及大瑺所信向”，乃致孝宗也无可如何。《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沉德符是万历、天启问人，他所记成化、弘治间内廷佛教信仰的走向，应属有据。

又《明史·宦官传》之(怀恩传)，附记太监覃吉事：“有覃吉者，不知所由进，以老奄侍太子，太子年九岁，吉口授《四书章句》，及古今政典。……太子偶从内侍读佛经，吉人，太子惊曰：‘老伴来矣。’亟手《孝经》。吉跪曰：‘太子诵佛书乎?’曰：‘无有，《孝经》耳。’吉顿首曰：‘甚善，佛书诞，不可信也。’弘治之世，政治醇美，君德清明，端本正始，吉有力焉。”覃吉虽以为“佛书诞，不可信”，禁太子(孝宗)读之，然太子背着覃吉，则“从内侍读佛经”。这条材料也可反证，至成化、弘治之世，佛教在内廷太监中，已是相当普遍的信仰了。

万历初年，大太监冯保亦造双林寺，营建葬地：“万历初，大瑺冯保营葬地，造寺曰双林。双林，冯之别字也。”在冯保之后，“张太监宏，继冯掌印，宏墓在阜成门外迎祥寺侧。”又“张鲸，北直新城县人，嘉靖二十六年选人，为宏名下。神庙倚毗之后，掌东厂兼内府供用库印，颇为时相所惮。至戌申五月病卒，葬于香山永安寺侧”。又“戊戌春，孙逞卒，葬西山碧云寺。暹，北直涿州人，魏忠贤之本宫也”。又“先监陈公讳矩，号麟冈，北直安肃县人。万历十一年籍没冯太监保时，已任典簿，后升监官。至十九年春，代藩奉国将军廷堂有罪，革爵禁锢风阳高墙，先监奉敕押发。沿途廉静宽恬，驿递感悦，皆以佛称之。至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辰时，在内直房端坐以逝。特传造立棺，如僧家葬法，以无湮中正乐善，令终之美云”。又“丁未冬，先监坐化，而继掌司礼监印者，成敬也。成卒于庚戌秋，葬于迎祥寺后”。又“魏忠贤，原名李进忠，直隶肃宁县亡赖子也。素好僧敬佛，宣武门外柳巷文殊庵之僧秋月，及高桥之僧愈光法名大谦者，乃贤所礼之名衲也”。

张宏、张鲸、孙暹、陈炬、成敬、魏忠贤等，或掌司礼监印，或提督东厂，或兼掌司礼监、东厂。上列诸“大瑺”人品格调差异甚大，如其中有深受后世敬重的张宏、陈炬等人，也有人人唾弃的魏忠贤之辈，其信佛原委也各不相同。但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信佛，重僧，建寺，死后必葬佛寺。从他们身上可以强烈感受到明代中后期内廷太监佛教信仰的浓厚与普遍。

二、太监与藏、汉名僧的宣召、抚问

㈠太监与乌斯藏僧的宣召

招徕、宣抚乌斯藏僧，藉佛教的信仰力量来加强汉、藏两地的沟通和联系，是明朝太祖、成祖制订的一项重要国策。此项国策的要点，即是“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导为善”，故而宣召乌斯藏僧乃是当务之急。明初诸帝往往将宣召之任，托之于太监。

这里举《明史·宦官传》的三例：“侯显者，司礼少监。帝闻乌斯藏僧尚师哈立麻有道术，善幻化，欲致一见，因通迤西诸番。乃命显裔书、币往迓。选壮士、健马护行。元年四月奉使陆行数万里，至四年十二月，始与其僧偕来。显以奉使劳，擢太监。”又，二旦德二年二月，复使显赐诸番，遍历乌斯藏、必力工瓦、灵藏思达藏诸国而还。适遇寇劫，督将士力战，多所斩获，还朝录功，升赏者四百六十余人。显有才辨，强力敢任，五使绝域，劳绩与郑和亚”。“又有刘允者，以正德十年奉敕往迎乌斯藏僧，所裔金宝以百余万计，廷臣交章谏，不听。允至成都，治装岁余，费又数十万，公私匮竭。既至，为番所袭，允走免，将士死者数百人，尽亡其所裔。及归，武帝已崩，世宗用御史王钧等言，张忠、吴德发孝陵卫充军，张雄、张锐下部察院鞠治，允亦得罪。”

永乐元年至永乐四年，司礼少监侯显奉成祖命，使乌斯藏，宣诏尚师哈立麻；宣德二年，宣宗命太监侯显再使乌斯藏等地：正德十年，太监刘允奉武宗之命，往迎乌斯藏僧。这是明代前期太监出使西藏，招抚藏僧的三个着名事例。

关于宣召藏地高僧一事，《明史·西域传》的记载，比(宦官传)的材料详细：“乌斯藏……有僧哈立麻者，国人以其有道术，称之为尚师。……永乐元年，命司礼少监侯显、僧智光裔书、币往征。其僧先遣人来贡，而躬随使者入朝。四年冬将至，命驸马都尉沐昕往迎之。……遂封哈立麻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DBFW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六年四月辞归，复赐金币、佛像，命中官护行。”  “大乘法王者，乌斯藏僧昆泽思巴也。其徒亦称为尚师：水乐时成祖既封哈立麻，又闻昆泽思巴有道术，命中宫裔玺书银币征之。其僧先遣人贡舍利、佛像，遂偕使者入朝。十一年二月至京，帝即延见：…：封为万行圆融妙法最胜真如慧智弘慈广济护国演教正觉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刚普应大光明佛，领天下释教……礼之亚于DBFW。明年辞归，赐加于前，命中宫护行。后数人贡，帝亦先后命中官乔来喜、杨三保斋赐佛像、法器、袈裟、禅衣、绒锦、彩币诸物。”  “大慈法王名释迦也失，亦乌斯藏僧称为尚师者也。……释迦也失亦以十二年入朝，礼亚大乘法王。明年命为妙觉圆通慈慧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赐之印诰。……十七年，命中官杨三保裔佛像、衣币往赐。……宣德九年入朝，帝留之京师，命成国公朱勇，礼部尚书胡溁持节，册封为万行妙明真如上胜清净般若弘照普慧辅国显敦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觉如来自在大圆通佛。”“闽化王者，乌斯藏僧也。……永乐元年，遣使入贡。四年，封为灌顶国师闽化王。……十一年，中官杨三保使乌斯藏还，其王遣从子札结等随之入贡。明年，复命三保使其地。……其后贡益频数，帝嘉其诚，复命三保裔佛像、法器、袈裟、禅衣及绒锦、彩币往劳之。已又命中官戴兴往赐彩币。宣德二年，命中官侯显往赐绒锦、彩币。”  “赞善王者，灵藏僧也。四年，其僧着思巴儿监藏遣使入贡，命为灌顶大国师，明年封赞善王，国师如故。赐金印、诰命。十七年，中官杨三保往使。……宣德二年，中官侯显往使。”  “阐敦王者，必力工瓦僧也。……十一年，乃加号灌顶慈慧净戒大国师，又封其僧领真巴儿吉监藏为闽教王。……杨三保、戴兴、侯显之使，皆裔金币、佛像、法器赐焉。”  “辅敦王者，思达藏僧也。其地视乌斯藏尤远。………永乐十一年封其僧南渴烈思巴为辅敦王，杨三保、侯显皆往赐其国，与诸法王等。”

从永乐朝到宣德朝，朝廷在乌斯藏地区共封八王，即：DBFW、大乘法王、大慈法王、闱化王、赞善王、护教王、阐教王、辅敦王。八王之宣召、往赐、护送、抚问等诸事，大都皆由太监主持之。参与其事的太监，除侯显、刘允以外，尚有乔来喜、杨三保、戴兴等人。明初宣召乌斯藏僧，就朝廷而言，乃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举措。侯显、杨三保等太监之努力，于斯事之成甚有功焉。至武宗所遣太监刘允从西藏锻羽而还，此固与刘允个人之不善其事甚有关系，但内中之主因，实由于宣德、正德问国势之隆替矣。

㈡太监与汉地名僧的宣召、抚问

乌斯藏僧以外，又有汉地名僧的宣召。明初监于元代佛教之冒滥，致力建立与专制集权相适应的僧官制度，对僧团之发展，僧人之行为，出家之规定等等，都作出了较为严格的限定，但总的说来，在对佛教之发展施以节制及管束的基础上，注意发挥佛教对于翊助王化的作用及职能，仍是明代佛教政策的基点。明代帝王常常征召各地高僧大德，既备咨询、顾问，又示对佛教之珍重礼遇。而帝王宣召名僧，及与其酬答、问讯等任务，自然也就交给太监来完成。

这里稽举数例。如明初名僧智光之例：“师性行纯简，朝廷凡命修建大斋，惟诚惟恪，每人对，惟以利济万有为说。仁宗所赐仪仗出入，屏不用。上知之，遗中贵人问故，对以平生但持经戒，非有汗马之劳，宠锡所临，谨受藏之足矣，用之岂不过耶。”智光曾奉高祖之命，两使“西域”。永乐初年内官侯显出使乌斯藏，智光亦与其事。因其劳绩，仁宗曾特赐以“仪仗”。这里明仁宗遣使“问故”的“中贵人”，即是一位太监。

再如高僧慧进之例：“慧进：…：志慕出家，礼邑元大云寺渐公落发执经，由洪武新恩得度，入汴，依古峰究通《华严》宗旨，傍达《唯识》、《百法》诸论，意解心融，众所钦服，遂得法主之称。太宗皇帝知之，遣中宫驰驿召至南京，备问《楞严》大义，应对称旨，赐紫衣，命住天界寺，选俊秀僧徒从学。”慧进是元末明初一位义解高僧，精于《华严》、《唯识》、《百法》、《楞严》等经论。成祖遣“中官”将他召至南京，以备顾问。后来这位慧进法师随成祖至北京，被诏“领袖天下僧众”。慧进还是最早向成祖建议刊行藏经的人之一。

再如高僧能义之例：“能义字无言，别号损庵：…：仁宗皇帝在青宫，凝师补其处，令入朝，上见师道容，喜甚，除僧录左觉义，赐锦衣一袭，貉裘、暖帽、靴袜，并钞二百锭，遣中宫送回南京，于钟山第一禅林举唱宗乘，缁素悦服。未几复入朝，升左讲经，寓庆寿寺。疾作，上闻，赐医药，中使相望于道。”能义也是元末明初的义学高僧，以精于《楞严经》着称。能义去逝之前，仁宗皇帝不断派出“中使”，探望能义的病情。这些“中使”，也即是太监。

还可举出天泉祖渊的例子：“(祖渊死)太上皇闻之，遣太监吴弼赐以白金，香币，钞万缙。”天泉祖渊是明宣德、正统年间的一位律学宗师。他在宣德年问曾住持京师大功德寺，正统中并担任过万寿戒坛的传戒宗师。祖渊死时，明英宗遣太监吴弼讣问，上引材料中的“太上皇”，指英宗皇帝。

宣召、抚问藏、汉名僧，从明初至正德年间，都是朝廷一项重要的国事活动。我们有理由相信，太监参与了这项活动的始终。这使得生活在内廷的太监，有机会深入接触当时第一流的僧人。明代内廷太监群体普遍的佛教信仰，与太监承担宣召藏、汉名僧的特殊任务，当不无关系。

三、太监与内廷佛事活动

明代内廷又设有汉经、番经二厂，例设若千员内官，备皇室佛事活动的需要。

刘若愚记汉经厂事如下：“皇城内旧设汉经厂，内臣若干员。每遇收选宫人，则拨数十名念习释氏经忏，其持戒与否，则听人自便。如遇万寿圣节，正旦、中元等节，于宫中启建道场，遣内大臣瞻礼，扬幡挂榜，如外之应付僧一般。其僧伽帽、袈裟、缁衣，亦与僧人同。惟不落发耳。圆满事毕，仍各易内臣服色。”又记番经厂事如下：“番经厂习念西方梵暝经咒，宫中英华殿所供西番佛像，皆陈设近侍司其香火。其隆德殿、钦安殿香火，亦各有司也。凡做好事，则悬挂幡榜。本厂内官皆戴番僧帽，穿红袍，黄领黄护腰，一永日或三昼夜圆满。万历时，每遇八月中旬神庙万寿圣节，番经厂虽在英华殿，然地方狭隘，须于隆德殿大门之内跳步叱。而执经诵念梵咀者十余人，妆韦陀像，合掌捧杵，向北立者一人，御马监等衙门牵活牛黑犬围侍者十余人。而学番经、跳步叱者数十人，各戴方顶笠，穿五色大袖袍，身被缨络。一人在前吹大法螺，一人在后执大锣，余皆左持有柄圆鼓，右执弯椎，齐击之。缓急疏密，各有节奏。按五色方位，鱼贯而进，视五色伞盖下诵经者以进退若舞焉。跳三、四个时辰，方毕。”

汉经厂内宫，平时习释氏经忏。番经厂内官，平时习“西方梵暝经咒”。遇到帝王诞辰，正旦、中元等节，两经厂内官则于内廷置办道场，做法事，其仪规、作法与汉僧、番僧的专业佛事活动，几无二致。由于大内除皇室成员、太监、宫女以外，一般严禁外人出入，而宫廷内庆寿、祝禳一类的佛事活动，在当时又事属必须，这就使得番经厂、汉经厂的设置，成为内廷必不可少之事。与此相应，一部分内官也就成为专事内廷佛事活动的准职业僧侣。

明代内廷中专事宗教活动的机构，番经厂、汉经厂以外，尚有“演习玄敦诸品经忏”的道经厂。刘若愚记万历时三厂举办法事的具体程式如下：“凡做好事一昼夜，或七昼夜，各有钦赏钱锭为榇，一总事毕，易服叩头谢恩。凡三经厂将做好事之前，须先颁旨意，传各衙门答应钱粮。其所诵经卷，所费纸札，司礼监也。桌凳、香炉等件，内宫监也。钤杵等件，御用监也。旖、桌围，针工局也。拜单，围幞，伞，司设监也。香烛，油米，内府供用库也。炭饼，柴炭，惜薪司也。斋供、饮食，尚膳监也。钟磐，锣鼓，铙钹，兵仗局也。凡遇癸亥，神庙景命三经厂各做好事一永日，遣管事牌子瞻礼。凡做好事，则司礼监掌印，掌东厂秉笔、管事牌子各进素盒点茶。每厂掌厂太监：贝，贴厂、司房各数十员，于各衙门带衔。”三经厂内宫每作一次“法事”，均须内府各衙门提供物力，予以协助。法事举行当中，皇帝会遣一管事牌子”  (管事太监)前来瞻礼。法事完毕，则各有钦赏钱锭作为酬劳。

又据《酌中志》的记载，宫中每遇收选宫女时，例拨数十名于三经厂下，由三经厂内官负责敦习经忏、梵暝，故内官专司的这些佛事活动，有时亦可以专业训练的宫女为之。如载：“神庙曾选择经典精熟、心行老成持斋者数员，敦习宫女数十人，亦能于佛前作法事，行香念经，若尼姑然。”  “神庙初，欲选宫女数十人，令习玄教，为女道士，而掌坛内臣李升、白忠、林朝执奏曰不可，佛教慈悲，凡些微简亵尚或耽待，若玄教诸天神将，恐女子无知，惹咎不便，是以中止。”

据此，神宗初年，似尚不可以宫女从事道经厂之职事。明人陈惊在《天启宫词注》中记：“天敔甲子岁，吴地大水，上命道经厂内官敦宫女数十人演习禳醮，氅服云墩，与羽流无异。仍选躯体丰硕者一人，饰为天神，仗剑登坛行法。不能胜介胄之重，结锦绣为之。”又如：“番经厂内宫，遇万寿、元旦等节，于英华殿作佛事。”据此，天启年问，番经、道经厂的佛事活动，则似乎已改成由宫女来专司。

万历初年张居正所撰《番经厂记》，谓番经厂“在禁内东偏，与汉经并列，岁久亦渐圮矣。穆宗庄皇帝尝出帑金，命司礼监修葺。今上登大宝，复以慈圣皇太后之命，命终其事。经始隆庆壬申，至八月而告成事。因为文馋于石，垂诸久远焉”。番、汉经厂在穆宗时代已是“岁久渐圮”，由此可知，二经厂的建置渊源悠久，有可能自明初开始，内廷中即有其事。至于两经厂之所以在嘉靖、隆庆之间圮坏，则当与明世宗一朝厉行排斥佛教的政策有关。

又，两经厂的执事内宫，虽规定持戒与否，由各人自便，做法事时僧服僧帽，法事毕即换回内臣服色，然而长久学习番、汉经咒，从事专门佛事活动之职业，其生活及信仰也自必要受到佛教的影响。如刘若愚所记韩长老、王定安二例：“惟番经厂韩长老，神庙极所信礼，称长老而不名，又王定安清修能琴，为先监器重云。”这位受到明神宗“信礼”的番经厂内官“韩长老”，及受到司礼监掌印太监陈炬“器重”的道经厂内宫“王定安”，就是在其经厂内官职业中，生活及信仰受到佛教、道教深刻影响的显例。因此，明代内廷太监群体的普遍佛教信仰，应当与番、汉二经厂的设置关系甚巨。

四、太监与皇家寺庙的建筑及管理

这里所说的皇家寺庙，指皇室以内帑建置或修复的寺庙。这些寺庙是明帝及皇室其他重要成员的祝厘之所。皇家寺庙的建筑、修复及管理，往往由太监主持其事。

这里酌举数例。如明代宗景泰年问，以太监尚义、陈祥、陈谨等，会同工部官员，督造大隆福寺：；尿泰三年六月，命造大隆福寺，以太监尚义、陈祥、陈谨，工部左侍郎赵荣董之，凡役夫数万人。”

永乐初年，有西域梵僧贡金身诸佛之像、金刚宝座之式，成祖为之建立真觉寺，宪宗时则督修殿宇，并创金刚宝座。新近出土太监钱义之墓志文记：“公尝奉敕建真觉寺于都城西香山乡，语润、兴曰：身后务痉我于斯，使体魄有依，尔等识之，至是，润、兴卜以是岁八月十八日，扶柩葬于寺侧，从夙愿也。”据此，则宪宗时真觉寺的修复，实由太监钱义主之。墓志且载钱义“通释老经典，命祈祷，累有感应”。死后葬于真觉寺侧，也是一位信佛的太监。

再如万历元年，神宗母慈圣太后命内臣增修海会寺；万历四年，慈圣太后委太监杨辉督建慈寿寺，寺成，以老僧觉淳主之，“以中官王臣典领”；万历五年至六年，慈圣太后遣太监冯保择地督造万寿寺，为尊藏汉经香火院，寺成，“以内臣张进主寺事”；又遣太监陈儒督造护国慈恩寺等。

又，万历三十六年，明神宗于慈圣太后生地顺天府通州漷县，敕建慈圣景命殿，为孝定皇太后祝厘之地。《明神宗实录》载：；口成之日，慈颜悦豫，朕志用宁。爱敕中宫守护，仍各为文勒石，垂诸永久。”

从上面引证的材料可以看出，景泰年间建大隆福寺，内宫与工部官员一起董役，到了万历年问皇室建寺，则是“俱帝、后出供奉之羡，鸠工聚材，一以大瑺莅之，有司例不与闻”⑧。内廷大瑺愈来愈独立地承担皇家寺院的建筑或修复工作，工部官员不再能够千预。这种情况同太监群体在万历以后政治角色日益提升的趋势是一致的。

前文已经提及，皇家寺庙一般与皇室成员的祝厘有关。其中，有一种特别的祝厘方式，即剃度童幼，替身出家。沉德符在《野获编》  二乐师敕建寺”一条下记载：“本朝主上及东宫与诸王降生，俱剃度童幼替身出家。不知何所缘起?意之延故元遗俗也。今京师城南有海会寺者，传闻为先帝穆宗初生受厘之所，今上万历二年重修，已称巨丽。本年又于城之西南隅鼎建承恩寺，其壮伟又有加焉。今上替身僧志善以左善世住持其中。盖从龙泉寺栘锡于此。其在城外者曰慈寿寺，去阜城门八里，则圣母慈圣皇太后所建，盖正德问大瑶谷大用故地，始于万历四年，凡二岁告成。圣五年之三月，今上又自建万寿寺于西直门外七里。以上诸刹，俱帝、后出供奉之羡，鸠工聚材，一以大瑺莅之，有司例不与闻，民间若不知有大役，亦太平佳话也。先是万历二年，仁圣太后亦出羡金，建仁寿寺于城南数里，直至十三年始报竣·此外京城内有大隆福寺，景帝所建，至撤英庙南内木石助之。成化间，又以妖僧继晓建护国大永昌寺，致劳宪宗亲幸，不逾时晓诛寺毁，此皆聚民膏血所成，二寺俱逼近禁御，隆福今尚存，而永昌则无寸橼片瓦也。”

按照沈氏这段记载，参证前引材料，可以看出，从景泰年间的大隆福寺，成化年间的护国大永昌寺，嘉靖、隆庆年问的海会寺，到万历母子所建诸寺，这些二尿师敕建寺”大都与明皇室替身出家的祝厘制度有关。而这些寺庙既有为皇室祝厘的专职，则当然须由专为皇室服务的太监担任管理及保护香火之责。前引材料中，所谓慈寿寺“以中官王臣典领”，万寿寺“以内臣张进主寺事”，慈圣景命殿要“敕中官守护”等，实即此意。

又明京城又有蜡烛、旖竿二寺，这是朝廷收养无籍贫民的地方。为了方便叙述，这里暂时把蜡烛、旖竿二寺，也归在“皇家寺庙”的概念下。

关于蜡烛、旖竿二寺，《明世宗实录》有载：“嘉靖元年正月，四川道监察御史郑本公请出钱赈济京师冻饿穷民。户部议：朝廷旧设养济院，穷民各有记籍，无籍者收养蜡烛、旖竿二寺，衣布薪米厨料约岁费万金，所存活甚众。今院籍混淆，或以丁壮窜名，或以空名支费。二寺复设内官校尉，干没罔利，民无所依，弊端坐此。请委宫查记籍，革虚冒。其二寺添设内官校尉尽行罢减，惟遣光禄寺及宛、大二县官，以时更理其事，合用柴斤，令于台基厂关支，五城兵马日拊视道路，穷民就食二寺。命如议行。”

蜡烛、旖竿二寺，又称舍饭蜡烛寺，舍饭应竿寺，二寺同养济院一起，是明代京师赈济贫民的固定场所。其中，养济院收养有籍贫民，蜡烛、应竿二寺则收养无籍贫民。明代京师的这种赈济方式，可以追溯到唐代都城的悲田院制度，可谓渊源悠久。明代蜡烛、幡竿二寺中例设有内官，监督或主持有关的赈济事宜。

《酌中志》于二尿城内外寺庙”一条下，记述：二乐城内外寺庙各有烧香内官十余员，及东西舍饭寺亦各有内官数十员。或年老有病，退居于此，止给柴米、冬衣、靴料，以终残年。此祖宗豢养之泽周详备至者也。”文中“烧香内官”，指在皇家寺庙中额设的管理香火的太监；“东西舍饭寺”中的“内官”，指于蜡烛、旖竿二寺中额设的管理赈济的太监。一些年老有病的太监，尚可退居于这些皇室寺庙，或东西舍饭寺。太监督修皇室寺庙的工作，管理祝厘香火的职事，以及管理东西舍饭寺的事宜，是太监群体在自己职业中与佛寺直接发生关系的主要方式。至于将年老太监安排在上述寺庙里的退居制度，更是加强了太监生活与佛寺的密切联系。

五、太监私资建寺与修寺

明代内廷太监既然多数信仰佛教，自然会发展到私资建寺、修寺。太监以个人资财建寺修寺，是明代佛教甚至于明代社会生活中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本节将特别以明代北京地区的佛寺建置为例，来说明这一现象。

㈠、明代大挡无人不建佛寺

朱彝尊在《日下旧闻》中称：“都城自辽、金以后，至于元，靡岁不建佛寺，明则大璇无人不建佛寺。梵宫之盛倍于建章万户千门。”由于“大瑺无人不建佛寺”，使得明代北京地区佛寺的数量飞速膨胀，至成化中，京城内外敕赐寺观已达到六百三十九所⑩，而仅从正统至天顺年问，京城内外所建佛寺就有二百余区。这些迅速修建或复建的佛寺，绝大部分就是由生活在北京的太监群体营造的。

这里酌举数例：

1、景泰初年太监兴安建真空寺，嘉靖元年太监李端复修之；

2、景泰中太监刘通舍宅为法华寺：

3、《天顺七年，太监张文锋建宝通禅寺：

4、天顺、成化年问，太监潘瑛重建静宁寺：

5、天顺、成化间，太监陶荣建善果寺，弘治问太监姚训、邓永复修之：

6、明成化元年内监夏时建成寿寺；

7、成化三年太监韩谅以赐宅一所，建正觉禅寺；

8、成化年间太监黄赐及覃文建广惠寺；

9、成化年间太监阮安修复衍法寺，正德中太监张雄重修之；

10、弘治十四年太监李兴建隆禧寺：

11、正德初，太监张永建云惠寺：

12、正德时太监韦霜建宏善寺：

13、嘉靖问太监黄锦重建广通寺：

14、嘉靖三十一年，太监焦忠修复翊教寺；

15、嘉靖问太监袁福重修崇效寺，太监李朗捐金造藏经殿一座：

16、嘉靖问太监李朗重修永泰寺：

17、隆庆、万历年问，太监王喜等捐资助修青塔寺；

18、嘉靖年问太监刘成、朱仲重修护国广慧寺；

19、万历初，太监冯保修筑孤山普济寺、按待庵、上方兜率院等；

20、万历初年，冯保修筑仁寿寺：

21、万历二十二年，太监高勋建慈隆寺。

以上昕举是见之于《日下旧闻考》的一部分例证。由于史料阙憾，今日已难钩稽明代北京地区太监私资建寺的全貌。不过从以上所辑事例，不难看出明代太监建寺的紧密与踊跃。

㈡太监营建西山佛寺

明代太监还在北京西郊的西山营建了一个大规模的佛寺群体。明人王廷相的长诗(西山行二工：“西山三百七十寺，正德年中内臣作。华缘海会走都人，璧构珠林照城郭。”可见至明武宗正德年问，西山佛寺已至累百之数。此后直至明代后期，西山佛寺一直处在不断的营构之中。

万历时人蒋一葵所着《长安客话》，曾记西山名胜四刹：香山寺、洪光寺、碧云寺及卧佛寺。这四所刹宇，应该是万历年问西山佛刹的代表。其中卧佛寺一刹，曾由英宗辟为行宫，迭经英、宪二朝的修治，可以视作是当时的皇室寺庙。蒋一葵记：“卧佛寺多牡丹，盖中官所植，取以上供者。”可见其中亦有太监活动的痕迹。至于其余三寺，则都经过了太监大规模的修复工作。

如香山寺，蒋一癸记：“金甘露寺，即香山寺，建于大定中。明正统问内侍范弘重建，费银七十余万。”另据太监张端之(墓志文)：“时范太监建永安寺于香山，其山水环回襟带，他匠作所图皆不惬范意，惟公经画规模，某宜居，某宜门，一一合炬，寺乃成，遂大有贤誉于时。”可见香山寺在明正统间，实得过内侍范弘的重建。而范弘修香山永安寺时，是由太监张端经画规模之。

再如洪光寺，《帝京景物略》载：“洪光寺径上指玉华寺，再上指玉皇阁，下指碧云寺，再下指弘法寺。寺建自郑常侍同。同生高丽，其国王李祹贡人中国，得待宣宗。后得使高丽，至金刚山，见干佛绕昆庐之式，归结圆殿供昆卢，表里干佛，面背相向，自为碑文自书之。”郑同是出身高丽的太监，成化四年，同曾奉命出使高丽，归国后乃仿高丽金刚山千佛绕毗庐之式，在西山创建了洪光寺。

蒋一癸所记西山四寺中的碧云寺，是正德年间的太监于经将元代所遗碧云庵拓建而成。此后迭经修治，最后由大太监魏忠贤完成。“碧云庵建于元耶律阿利吉，正德中内监于经拓之为寺。天启三年，魏忠贤重修之，土人呼为于公寺”。在西山数百佛寺中，碧云寺素以“闳丽”着称。

除了以上这些着名佛刹外，西山尚有正德间太监晏忠所建佛寺一区，名宏教寺。《帝京景物略》载：“晏公祠，正德中晏常侍忠所立也。过涧石桥，过桥石门，曰道统门。石殿三楹，像皆石，上像三皇五帝三王，左像周召孔孟诸圣贤，右像周程张朱诸大儒。壁五石龛，一龛标一经名，维以藏其经。殿外一石亭，亭壁立钟藤干戚钱铸弁裳之属。一如五经，以便治是经者。左龙马，马毛旋五十五，数具一如河图；右雒龟，龟甲四十五，数具一如洛书。东堂三楹，洞列忠臣龙逢以下，孝子曾闵以下。右图而左书其行事，以告观者。石像浑朴，不类汉以后及西域像。法堂后累石为洞，洞壁标先儒格言及咏道诗。祠今居守者一僧也，仍于其私室设彼教像，诵彼敦文字焉。”

宏敦寺的祀像，是儒家“先圣先贤”一类的石像。朱彝尊认为作为信佛的太监，晏忠不可能建出这种崇奉儒家贤圣的佛寺。晏忠可能只是将元代大宣文宏教寺的遗址，“从而修饰之者”。元初无儒释之分，所以佛寺中才会出现祖奉儒家的圣像。不过朱氏此说本身并无确凿的证据。晏忠，刘若愚记为“晏宏”。《酌中志》称：“惟晏太监名宏者，不知何许人，武庙时曾镇守陕西，与督臣王琼同事。其坟在西山，不设佛像，只以石砌壁，而镌刻古来贤孝典故为劝化计，俗所谓晏家庙者是也。”据刘记，则西山坟寺应是“镌刻”石像，不是仅仅“修饰之”而已。若愚是晏忠的后辈，而且熟悉明代内廷掌故，他的记载应较可靠。所以晏忠宏敦寺祀奉儒家圣像的作法，很可能反映了某些太监生活、思想及信仰的复杂层面。

㈢太监与北京地区的佛教名寺

太监以私资建寺修寺，是出于求果报、做功德的心理动机。太监好佛，葬必佛寺，西山佛寺群体的营建，同太监们安排身后的动机，也是分不开的。不过明代太监在北京地区大规模的佛寺营建，使得他们在北京地区佛教的发展历史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下面列举的几个京城佛教名寺，可以清楚地展示这一点。

首先可举法源寺为例。《法源寺志稿》载：“距都城南八里许，旧有悯忠寺。建于唐贞观问，代为名刹。岁久凋敝，国朝宣德十年秋，中贵宋公文毅奉上命施佛经于诸寺，过其处，僧相璇为道其始末，且言欲重修建。工费浩繁，力未能逮。公因慨然发心，乃告于同列阮民福、黎文遥、杜可隆等，共相协赞，鸠工市材，中建如来宝殿，前天王殿，后观音阁及法堂、方丈。山门伽蓝，祖师堂东西二庶，钟故二楼，香积之厨，栖禅之所，次第完缮。以问计者，凡一百四十。复雕塑佛菩萨像，庄严藻绘，无不备具。内植佳木，外缭周垣，焕然一新。视旧规盖有加焉。经始于正统二年夏四月八日，落成于正统三年二月。谨以事闻。敕赐今额。仍命相璇为住持。公因念曰：文毅等生长南交，获处中夏，叨职禁近，历事四朝，天地洪恩，涓埃罔报。深惟佛乘之妙，有可感通。以故弹心竭虑，成此良因。爰集僧众，旦夕修奉，仰祝皇图，巩固圣寿万年。一切有情普资佛佑。凡诸沙门之居此者，其尚益勤精进，振举宗风，永永勿替。如此庶不负朝廷赐额之意，而文毅等拳拳图报之心，亦有在也。”

据碑文，法源寺入明以后已是“岁久凋敝”，正统二年，太监末文毅发起修复，次年完成修复工程。文毅并禀告英宗皇帝，赐寺额为崇福寺。与文毅一起协资建寺的，有内宫阮民福、黎文遥、杜可隆等人。另据该碑碑阴的刻文，正统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内侍杜可隆曾用白金二十两，购买本山观音阁后驯象所小旗刘贵等名下地捌亩，施给本寺作为永业田。另有内宫吴得等一百三十四名信官，参与过崇福寺的修建工作。

再举潭柘寺为例。潭柘寺，晋唐时称龙泉寺，是古代燕京最早修建的寺庙之一。明英宗天顺初年改寺名为嘉福寺，此后亦渐敝坏。正德初年司礼监内宫戴义谋修复之。寺有明大学士谢迁记(重修嘉福寺碑文)，碑载：“司礼监戴公，顾命旧臣。引年休致，雅爱山水。时维弘治十年秋，步至潭柘。僧通经、通岩等曰：‘此地有古寺，曰龙泉，我朝天顺初奉敕改名嘉福寺，岁久敝坏，弗称祝厘之所，盍图葺之。’公曰：‘善。’于是出所积为工食费，又请于上，赐金益之。殿廪堂室，焕然一新。又增僧舍五十余楹，工兴于正德二年三月，迨次年九月告成。公名义，字良矩，号竹栖道人。斯举也，岂福田利益之谋哉，其亦感时怀昔有余不尽之心也。”

从碑文可以看出，戴义字良炬，号竹栖道人，司礼监臣，他是弘治、正德年问的“顾命旧臣  。

还可举弘慈广济寺为例，该寺是明、清两代京城的重要佛刹。天顺初年，僧普慧、圆洪师弟谋即古刹废址创寺，然力有不逮，后得尚衣监太监廖屏陆续捐己资兴建。明万安所撰(弘慈广济寺碑铭)记：“都城内西大市街北，有古刹废址，相传西刘村寺，莫究其兴废之由。景泰问，人有得陶佛像、石龟、石柱顶、陶供器于土中，始信口口古刹也。天顺初，佛者普慧，山西潞州人，有行口，领戒坛宗师。时口众信向，与其徒圆洪辈相规兴复之。初，洪深历成功之难，适尚衣监太监廖公屏过口，窃口甚，语洪曰：屏上荷殊遇，宫都监员，职典内局及军营。每欲得二福地，构寺奉佛，凭法力图报大德于万一，而未能得。兹殆天畀我，与尔师徒共结此善缘耶。遂为洪请牒，具其兴建之由以闻，乞寺额。诏曰弘慈广济，时丙戍岁也。公自足累捐己资为费。凡上所赐白金，亦自是辄以付洪。又语曰：宠斋不敢自私，口用兴复兹寺，以遂图报之心。是秋九月，首建山门。门内左右建钟鼓二楼，内建天王殿，中塑四大天王像。丁亥夏后，建伽蓝殿。中塑给孤长者清源妙道、崇宁宝德二真君像。右建祖师殿，中塑达磨、百丈、临济禅师像。正建大佛宝殿，中镂释迦、药师、弥陀像，左右列十八罗汉尊者。正殿后建大士殿，中镂观音、文殊、普贤像。至是，诸佛像皆饰以金。凡廊庑门牖，点染丹腰，焕然一新。其斋堂、禅堂、方丈、僧舍，与夫庖湢廪瘐之所，以及幡幢、供器，寺所宜有者，无不毕具。

又据释思彻撰(弘慈广济寺助缘碑偈)，协助太监廖屏出资建寺的，尚有司设监太监曹整，尚衣监左少监卢仪等人。

六、太监与明代僧人

由于明代内廷太监大多数都信仰佛教，其中有权势的“大瑺”，以及那些信仰虔诚或有所余资的太监，又纷纷出资建寺、修寺，遂使得有明一代太监和僧人之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极为密切的联系。本节将进一步说明太监和僧人之间这种联系的特点及类型。

《酌中志》记载：“混堂司，掌印太监：贝，仑书、监工数员。职司沐浴堂子。惜薪司月给柴草，内官监拨有役夫，今事皆废驰。凡内官皆于皇城外有堂子之佛寺沐浴。有选不中净身男子，俗称无名白，即古之私白者，为之擦澡讨赏。该寺僧擅其利，而无名白分其余润，故内官全不来司沐浴也。”这项记载说明，明时京城有一些佛寺是专营或兼营澡堂业的，其营业的对象则是宫中的太监。一些选不中的净身男子，则在僧人开的澡堂里替太监擦澡讨赏，来维持生计。明代中晚期宫廷太监数目在数万人以上，因此那些在皇城外专营或兼营澡堂业的佛寺数量，当不在少数。《酌中志》这个“皇城外有堂子之佛寺”的例子，是明代僧人与太监在经济上直接发生关系的例证，它揭示了明代社会生活及明代佛教社会史的一个有趣的画面。

前面已提到太监李兴私资创建隆禧寺之例。寺成后，李兴请孝宗皇帝赐额，并请以僧录司左觉义定锜担任住持。孝宗升定锜为右讲经，兼本寺住持。礼科都给事中宁举对此事提出过严厉的弹劾，其中特别提到李兴“无故乞升僧官”，有滥朝廷恩典，呼吁皇帝重治“奸僧交通内臣”的“坏法”之罪。⑩宁举站在正统儒臣的思想立场上，劾李兴和定锜之间有“奸僧交通内臣”的关系，当然不足为据。不过李兴和定锜的例子，确实说明了明代太监与僧人之间密切关系的客观存在。而且，由于太监很多是佛寺的功德主，加之借助于太监群体的政治力量，这一群体对于僧人之际遇、僧官之提升、住持之选立等等事务，应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太监和僧人之间客观存在的这种密切联系，对于当时佛教的发展，有时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如太监兴安与天泉雨庵和尚的例子：“祖渊，字天泉，雨庵其号也。……(宣德)甲寅，召人京，命为左觉义……升右善世，发上所赐物，建大刹于江宁之凤翔山，赐额曰普宁禅寺。万善戒坛成，命师为传戒宗师，天下学者闻师戒，皆知所守，而行不离道。寺左道北山阻沟水泥淖，往来者苦之。师同太监兴安拓地三百亩，锹石作安和桥，筑庵桥侧，命僧守之，以济众。于是寒不病涉，暑则供茗，饮人归德焉。”天泉雨庵和尚于正统时，在江宁凤翔山创置普宁禅寺，建万善戒坛。英宗命之为传戒宗师。雨庵和尚和太监兴安合作，在寺旁拓地三百亩，并建安和桥，筑庵桥侧，  “寒不病涉，暑则供茗”，以济过路人众，以致人皆“归德”。

类似的是太监阮简与名僧道孚的例子。《补续高僧传》记：“(道孚)未几告退，结茆于山中，区曰松樾，屏息诸缘，不妄交接，唯苦心真实之士，得以相依。悠然自适，若将终身焉。先是司礼阮公简得京西马鞍山废寺，欲兴之，思得大知识主宗风，与议，非师不可。修词至恳，至于再四，不许。后掘地获断碑，阮持碑泣请曰：‘碑虽不完，犹可读。惟师寓目焉。’师读之，始知此寺乃辽·普贤大师所建四众受戒之所，师喟然曰：‘释迦如来三干余年遗数，几乎泯绝。吾为佛弟子，讵忍视其废而不兴耶。’乃幡然而起，于是铲荒夷险，郁起层构，散己赀以鸠工，择干僧以董役。……百年废刹，复兴于顷刻。廊庑龙象，焕然一新。”从这段材料看，道孚在宣德、正统之间，一度“屏息诸缘”，准备过隐修的生活。万寿禅寺的地基，由司礼监监臣阮简所得。该寺本是辽、金时期北方佛教的戒场。阮简不仅打算修复寺宇，而且准备恢复戒坛设置。又再三礼请道孚，才使后者决定“出山”，主持建寺和规画戒坛。可见阮简是对万寿禅寺的复兴、万寿戒坛的建置，起到过关键作用的人物。

万历初年，京城有一位名僧叫遍融，遍融与笑岩禅师起名，云栖株宏来京时，曾向二人参学。遍融本是来自蜀地的僧人，《补续高僧传》记遍融四次来京：“真圆字大方，遍融其别号也。蜀之营山人，姓鲜氏。……前后四人京师，初住龙华寺，听通公讲法。次住柏林，阅藏。又栘世刹海，接待云水。最后慈圣太后建干佛丛林，请师居之。”从遍融的学历可以看出，他是在京城求学、研修，并逐渐成名的。从《补续高僧传》的记载，看不到在遍融的成功经历当中，太监所起的作用。明人杨守鲁撰之(千佛寺碑记)载：“西蜀僧遍融自庐山来游京师，御马太监杨君用以其名荐之司礼监冯公保，随贸地于都城干隅御用监太监赵君明杨宅也。将建梵刹，迎遍融主佛事，闻于圣母皇太后，捐膏沐资，潞王公主亦佐钱若干缙，即委杨君董其役。辛巳秋落成。”可见，御马监太监杨用向大瑺冯保所作的推荐，应当是遍融事业成功的因素之一。

我们从太监杨用和名僧遍融的关系中，可以看到京城太监对于外地来京僧个人事业发展可能起到的作用。反过来，一些在京城有一定势力的僧人，对于某些来京太监的生活或发展，也会起到一定的影响。如刘若愚曾记权监魏忠贤之发迹史：“魏忠贤，原名李进忠，直隶肃宁县亡赖子也。徐应元，亦孙逞名下也，于贤同年。神庙时，四川税监邱乘云系暹掌家。又徐贵者，亦暹名下，于贤为前辈，而为乘云在京掌家。逆贤因囊橐乏，遂远赴四川，见乘云，为抽风计。徐贵备将贤亡赖状已申报房中。先布之，贤不知也。及到，邱大怒诃骂，倒锁贤空房中。绝饮食，欲毙之。时僧秋月游蜀，偶见邱，是时贤不食已三日，僧力为劝解，邱勉从之。仅给路费银十两遣回。僧怜贤，仍为致书马谦，嘱令厚遇之。凡逆困乏，谦每资助之。徐贵又在京具揭先监处，以魏某私往四川云云，乞行重法，亦赖谦救止之。贤自此在甲字库档渐裕。一作为一个成年以后方人宫的“亡赖子”，按照明代内廷正常的擢升制度，魏忠贤本来很难有后来的发迹。秋月和尚的安排，对于魏忠贤在宫中立足，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明代内廷特殊的信佛传统，使得太监群体和佛教之间存在着不解之缘。尤其是明中后期，随着太监群体政治角色的日益提升，寻求与太监势力的结合，对于僧人个人及佛教敦团的生存与发展，可以说具有一种客观的需要。不过，僧人与太监的结合，有时也会引发相当不幸的后果。万历朝中期两个着名佛教领袖——憨山德清与紫柏真可——在京城的遭遇，就颇能说明这点。

沉德符记憨山德清得罪的经过：“憨山大师乃北游至山东莱州即墨县之大劳山，有一废兰若，因葺而居之。道俗归依，名其地曰海印。渐成大丛林。大瑺辈慕之，争往顶礼。时慈圣太后宫近佞张本者尤尊信，言之太后，内出全藏经赐之。时分赐者不止劳山一处，张本遽填海印寺给与，一时缁素俱艳护之。适即墨有无赖羽人耿义兰者，诡云其地曾为道院故址，今宜复归黄冠。其意不过需索金帛耳。憨既不酬，且诟辱之，义兰愤甚，遂入奏于朝，又捏造道宫故名，自称道童。上大怒，命缇骑逮德清至京治之。拷掠无算。尽夷其居室。憨系狱良久，后始谪发粤中充戍。而张本者至以诈传懿旨论死。”

沈氏提到德清在即墨县之大劳山创建海印寺之后，“大瑺辈慕之，争往顶礼”，慈圣太后宫中的太监张本对他尤为“尊信”，则德清与内廷信佛太监确实形成过非常密切的联系。而万历辛丑年紫柏人都以后，“一时中禁大瑺趋之，如真赴灵山佛会”，则紫柏至京以后，也同样得到宫中太监的狂热信仰。但是事情的结果非常出人意外，德清最后被“谪发粤中充戍”，太监张本“以诈传懿旨论死”。而紫柏真可最后竟是“以交通禁掖，遂不免于死”。

从德清、真可先后进京的遭遇可以看出：明代太监与佛教之间固有的密切联系，在明代特殊的政治背景及一定矛盾因素的错综之下，确有可能会给双方都带来灾难性的结果。

七、结论

本文第二即以明初至天启年间内廷具有影响力或权势的“大瑺”之佛教信仰为例，说明佛教信仰的强烈倾向，贯穿于整个明代内廷生活之中：在第二、第三、第四三节中，通过分析明代太监与佛教相关的职事，说明了明代内廷佛教信仰形成的背景及原因：第五节特别以明代北京地区的佛教信仰为例，说明了太监与当时佛寺建置的密切关系；最后一节则对太监与僧人之问的复杂关系，做了一些概括的类型分析。以上考察证明了明代太监与佛教之间密切关系的客观存在，揭示了明代佛教社会史及明代一般社会史的一个侧面。

末、元、明以后中国佛教史的总的趋势，是与社会生活日益密切的结合起来。佛教对于社会的影响，主要的不是表现为佛教思想的活跃创造，而是表现为佛教融入一般人的社会生活当中，从而发生它的影响和作用。因此对于明代佛教史的研究，应当特别关注其社会史的层面。本文对太监与佛教关系的研究，就是笔者对明代佛教社会史研究的一个尝试。当然，关于太监与佛教关系的研究，尚有许多问题，如明代内廷中佛、道信仰的冲突，太监群体的佛教信仰对于当时政治、经济的影响，以及太监佛教信仰的社会史层面与当时佛教思想史的关联等等，均亟待深入。本文谨将这些问题提出，以期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