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佛教制度建设——以大陆汉传佛教为中心

温金玉

内容提要:佛教的兴衰始终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涉，从来就没有一条脱离开社会生活而独立运行的轨道，中国当代佛教的振兴同样印证着这一规律。当代佛教的建设不仅体现在义理上的协调与圆融，其最大之表征是“人间佛教”的倡导；同步地也凸显于制度层面之继承与创设，这主要体现在僧伽制度的锻造、教育模式的确立、文化体制的改革、慈善事业的开拓，以及民间外交联谊功能的发挥等。佛教的根本精神在于顺时当机，应病与药，中国教制的产生与发展，同样是佛法根本精神的昭示与体现。其恒顺之处就是善于在保证其出世性的原则下，最大限度地适应现实社会。从建国初至新世纪，中国佛教一直致力于自身建设，在50多年的风雨历程中一路走来，走的就是一条与社会相适应的阳光大道。

关键词：当代佛教制度建设

作者温金玉，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佛教制度研究”课题主持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佛教的发展走上新的历程。在数十年的岁月里，“法运都随国运转”，佛教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曲折发展息息相关，中国佛教的命运是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连在一起的。

一、中国佛教的再生与发展

新中国的成立, 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变。民族的独立、国家的统一和全国各民族的团结，为中国人民过上安宁和平的生活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中国的佛教徒过上正常有序的宗教信仰生活提供了根本保证。

中国佛教界在积极接受政府开展的引导宗教界爱国爱教、共同建设新中国活动的同时，也顺应时代潮流，自觉进行制度改革，迈出了与新中国相适应的崭新步伐。可以说通过宗教界的努力，中国宗教既达到了反帝、反封建的目的，又实现了中国宗教的新生。

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的成立，是中国当代佛教的一件大事。中国佛教徒有了自己统一的组织，实现了中国佛教三大语系四众弟子空前的大团结，揭开了新中国佛教一个崭新篇章。

从上世纪50年代末至“文化大革命”中，宗教事业与全国其它领域一样遭受了严重损害，至1978年，佛教这一叶扁舟，在大风大浪中行进，经历了不少急流险滩，终于迎来了扬风帆于顺水的美好时刻。1983年中国佛教协会举行成立30周年大会，标志着新时期佛教事业的全面恢复。1987年，中国佛教协会第五届全国代表会议召开。会议提出：中国佛教已经实现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历史性转变。1993年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召开，会议指出：“充分发挥佛教的特点和优势，为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国家繁荣、祖国统一、国际友好、世界和平作出积极的贡献。” 2002年第七届全国代表会议召开，提出了“继承赵朴初会长遗愿，同心协力，开创中国佛教事业新局面”的历史任务。2003年9月19日，举行了庆祝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五十年大会，会议提出了新世纪、新阶段的基本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各个层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带有了人们精神世界的变化，这为佛教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并改变着佛教传统的存在方式。改革开放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促进了社会的繁荣昌盛，同样也为佛教的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后盾。从“文革”废墟中走出的中国佛教正是随着国力的强盛、经济的发展、市场的繁荣，一步一步从寺庙的残垣断壁、殿堂的穿风漏雨、佛像的残缺不全走向道场的金碧辉煌、法相的清净庄严和僧众的和合共住。

二、当代僧伽制度的锻造

中国佛教若要全面振兴并获得持久旺盛的生命力，充分发挥在现代社会中应有的化世导俗作用，体现构建精神公园的固有价值，必须树立正知正见之法幢，发扬古德应时契机、大胆改革的传统，回溯以戒为师的精神，面向未来，因应时代，在僧团信仰建设、教制建设方面稳步推进，实现从观念更新至制度创新的现代转型。中国佛教未来的前途命运其实就掌握在佛教四众弟子手中，尤其是出家僧众，作为弘扬正法、住持佛教的主体，始终是决定佛教未来命运的关键。所以，培养清净道念，建设和合僧团才是佛教生命力之所在。

1980年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召开，中国佛教建设工作刚走上正常轨道，便为中国佛学院的学僧传授了比丘戒，这是“文革”后第一次传戒，意义重大。1989年发布《汉传佛教寺庙管理试行办法》和《汉传佛教寺庙共住规约通则》。并在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佛教界必须把注意力和工作重点转移到加强佛教自身建设、提高四众素质上来。加强佛教自身建设，就是加强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组织建设。信仰建设是核心，道风建设是根本，人才建设是关键，教制建设是基础，组织建设是保证。

1994年度中国佛教协会传授三坛大戒试点工作在江西省永修县云居山真如寺举行，戒期1个月，这是中国汉传佛教首次传戒试点。自此，汉传佛教寺院传戒工作纳入中国佛教协会统一管理。1996年10月1日至1997年1月16日中国佛教协会暨莆田广化寺联合在该寺举行了规范传戒，戒期108天，影响甚大，对传戒活动的规范化起到了示范作用。

1999年4月，福建省福鼎市太姥山平兴寺依四分南山律典，礼请中国佛学院传印法师为得戒和尚，宁德支提山华严寺妙果法师为羯摩阿阇黎，界诠法师为教授阿阇黎，传授三坛大戒法会，创闽东佛教传三坛大戒之始。

1999年10月9日至29日香港大屿山宝莲禅寺隆重举行传授三坛大戒法会，中国佛教协会选派46名戒子赴港求戒。

2000年9月15日中国佛教协会颁布了经国家宗教事务局批转的《全国汉传佛教寺院传授三坛大戒管理办法》、《全国汉传佛教寺院住持任职退职的规定》、《全国汉传佛教实行度牒僧籍制度的办法》等三个文件。希望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佛教协会和各寺院负责人，认真学习，深入讨论，提高认识，达成共识，以利实行。

2002年春，经中国佛教协会批准，由福建省佛教协会主办，在平兴寺再次传授三坛大戒，新戒200余人。依然礼请传印法师为得戒和尚，福建莆田广化寺方丈学诚法师为羯摩阿阇黎，界诠法师为教授阿阇黎。

从1994年至2002年12月，全国汉传佛教寺院先后传授三坛大戒70次，共有28960人受戒，其中比丘19142人，比丘尼9818人。

2003年3月27日至4月28日，福建莆田广化寺再次承办三坛大戒传戒法会，全国25个省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的340名僧人前来受戒。4月5日至5月4日，四川省佛教协会于成都石经寺、爱道堂举行了二部僧传戒法会；9月宝华山隆昌寺举办传戒活动，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内，按照仪规，对来自美国、马来西亚、泰国、台湾等6个国家和地区的600余名戒子传授通称三坛大戒的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这是宝华山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传戒法会。

2003年9月19日，在中国佛教协会成立50周年庆祝大会上，圣辉法师指出：“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应当重点抓好寺院管理和道风建设这两项工作”。寺院管理是佛教自身建设的重要一环。在寺院管理工作中，应当认真抓好寺院的财产管理和人事管理。汉传佛教寺院丛林制度和藏传佛教、上座部佛教寺院在民主改革后建立起来的管理体制，仍然符合时代要求，必须继续执行。汉传佛教寺院，都要遵照中国佛教协会制定的一系列管理办法、通则和规定，建立健全两序大众按期推选或礼请住持以及住持到期退位制度；执行住持请职制、僧团羯磨制、十方选贤制。住持请职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要把有较高佛教学识、德才兼备的僧人选到重要岗位上，防止将十方丛林变成子孙寺庙。各地佛教组织要提拔重用各级佛学院毕业的爱国守法、戒行清净的僧人。要建立地区之间、寺院之间、名山之间的合作交流协作机制，改变各自为政的局面。寺院管理要遵照中共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宗教活动场所由该场所的管理组织自主管理”的体制，凡违反这一管理体制的，都要予以纠正。加强道风建设是佛教自身建设的核心问题。近年来，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负面影响，佛教道风建设面临严峻形势。有不少僧人信仰淡化、戒律松弛、道风不正、金钱至上，甚至少数人为了名利地位不惜拉帮结派、结党营私、贪污腐化、行贿受贿。这种不良风气已经严重腐蚀到僧人队伍，败坏了佛教的形象和声誉，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势必危及中国佛教的前途与命运。出家二众要坚定信仰、以戒为师、勤修三学、严肃道风。汉传佛教僧人要坚持独身、素食、僧装，具足威仪，对于违犯戒律、败坏道风者，应视不同情况，给予收回戒牒、迁单离寺、摒出僧团、撤销僧籍等处分。特别强调“本会要定期派出道风督察组，加强道风督察工作。”[1]表明新一届领导班子整顿道风，加强佛教自身建设的决心与魄力。

2004年4月22日，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理事会佛教教务工作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在西安举行。要求全国佛教界在新的历史时期，把握时机，迎接挑战，进一步做好佛教教务工作。要求各级佛教协会积极发挥教务组织的职能作用，充分认识教务工作的重要性，把教务工作作为会务工作的重要基础认真抓好。要加强佛教信仰建设，将信仰建设作为教务工作的核心内容，要注重培养信仰坚定，道风过硬的优秀僧人作为每个寺院的领导核心，要加强佛教制度建设，计划在近一两年内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整顿道风，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使全国汉传佛教寺院道风有一个根本的转变。要大力加强佛教人才培养力度，各级佛协和重点寺院，要高度重视佛教教育工作，加大教育基金投入，把佛教教育切实抓好。

8月，中国佛教协会在拉萨举行了藏传佛教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这是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以来第一次在西藏召开研究藏传佛教工作的会议，体现了新一届领导班子对藏传佛教事业的关心、重视和支持，对于促进藏传佛教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特殊意义和影响。

9月19日至10月19日，安徽省佛教协会在凤阳龙兴寺及庐江庆复寺(尼部)举行传授二部僧三坛大戒法会，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600名戒子前来受戒。传戒法会由省佛教协会会长、合肥明教寺方丈妙安大和尚任得戒和尚，上海市佛教协会副会长、真如寺方丈妙灵大和尚任羯摩师，安徽凤阳龙兴寺、庆复寺方丈慧庆大和尚任教授师。

9月26日至10月18日，新加坡光明山普觉禅寺举行传授三坛大戒法会。中国佛教协会一诚会长担任戒和尚、圣辉副会长担任名誉戒和尚，福建太姥山平兴寺界诠法师为羯磨阿阇黎，光明山普觉禅寺方丈广声法师为教授阿阇黎；女众部在大悲佛教中心举办，恭请中国广州无着庵住持宽敬法师为尼和尚，辽宁锦州观音阁古明法师为羯磨阿阇黎，福州崇福寺宏戒法师为教授阿阇黎。中国佛教协会并组成158人的代表团赴新进行友好访问。其中选派了大陆114名戒子前往受戒。这次传戒是中国佛教协会第一次组成庞大的代表团到海外传授三坛大戒。

10月18日至11月16日，江西省佛教协会在云居山真如寺、瑶田寺举行了男女二部僧三坛大戒传戒法会。本次传戒因有中国佛学院学僧及海外人员求戒，中国佛教协会特别批准给男女二众增加50与10个名额，有来自全国22个省以及台湾地区和泰国的660名戒子受戒。云居山被誉为全国汉传佛教“样榜丛林”，自1985年起，每三年举行一次三坛大戒授受法会已成定例。

2004年农历十月初五至十一月初五经中国佛教协会批准在光孝寺、无着庵传授三坛大戒及二部僧戒法会。此次传戒由广东省佛教协会主办，光孝寺、无着庵承办。这是光孝寺从1997年恢复传戒以来的再次传授三坛大戒及二部僧戒的法会活动。此次传戒人数男、女二众均在300名之内。

11月6日，素有“西来第一禅林”之称的四川省遂宁市广德寺迎来百年盛事──四川省第十二次传授三坛大戒暨祈福开光法会在此拉开帷幕，本次传戒活动自11月6日到12月6日，300名新戒僧人来自全国各地，其中川内僧人约占三分之二，其余100余人来自上海市、浙江省、辽宁省、吉林省、河南省、甘肃省、福建省、内蒙古等17个省市自治区，包括满、蒙、羌、藏等多个少数民族，分布之广、民族之多是历届传戒法会中少有的盛况。

11月22日，南京市区的鸡鸣寺进行了庄严的洒净结界仪轨。来自各省的271名新戒，在此成就戒品。

2005年10月9日由江苏省佛协主办的“三坛大戒”在隆昌寺隆重举行。传戒活动持续整整一个月时间。

10月14日，500多名来自中国内地及世界各地的佛弟子，云集香港大屿山天坛大佛下，参加宝莲禅寺隆重举行的“开山百周年秋期传授大戒法会”。2005年为宝莲禅寺开山百周年纪念，适逢三年一度的佛门盛事“秋期传戒”法会，宝莲禅寺邀请了内地、香港和台湾多位高僧大德莅临主持传授“三坛大戒”，其中包括邀请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圣辉大和尚为得戒和尚，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觉光大和尚及宝莲禅寺圣一老和尚为名誉得戒和尚。

为纪念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建交55周年，促进中印两国佛教界友好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发扬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11月16日至12月6日，应印度尼西亚大乘僧伽会的邀请，以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学诚法师为团长的中国佛教代表团前往印尼茂物市普门寺参加了传授三坛大戒法会，这是印尼大乘佛教500年来首次举行的传戒法会。此次传戒邀请中国佛教协会一诚会长担任名誉得戒和尚，圣辉常务副会长为说戒和尚，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学诚法师为得戒和尚，福建太姥山平兴寺界诠法师为羯磨阿阇黎，开、陪堂及引礼师也全部来自我国福建莆田广化寺。印尼大乘僧伽会还邀请中国佛教协会组织内地新戒前往受戒，为此，中国佛教协会教务部按照《全国汉传佛教寺院传授三坛大戒管理办法》的要求，对新戒进行严格考核把关，从福建、陕西、海南、江苏、甘肃等省佛学院或寺院挑选沙弥92人前往受戒。此次传戒法会，新戒弟子共118名，分别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印尼等国。此次传戒活动，在印尼社会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印尼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指南针报》于11月30日以《500年来第一次传授大乘三坛大戒》为题目，全面报道了此次传戒活动，评论说：“这次活动是印尼佛教史上很重要的一次活动，因为在这之前，印尼人都是前往国外受戒，现在终于可以在本土受戒了。”普门寺所在的地区《茂物日报》更是隔几天报道一篇，并配有很多图片说明。此外，印尼全国最大的华文报纸《印度尼西亚日报》也有多篇报道，其中一篇文中说“此次活动将加强本国佛教界与世界的联系。”文中还分析了印尼佛教的现状，认为印尼的僧伽人数远在所需为佛教徒服务以下，而此次活动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样的局面。

2005年12月13至14日，为了进一步加强佛教自身建设，做好我国南传上座部佛教工作，推动中国佛教事业进一步全面发展，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理事会上座部佛教工作委员会暨第三次南传佛教工作会议在云南思茅景谷县举行。第一次和第二次南传佛教工作会议于1990年和1997年分别在云南的西双版纳和德宏州举行。这次会议为第三次南传佛教工作会议，同时也是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理事会对外交往工作委员会会议、藏传佛教工作委员会会议、佛教教务工作委员会会议、佛教文化教育工作委员会会议相继召开之后，上座部佛教工作委员会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至此，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理事会五个专门工作委员会都分别召开了一次具有相当规模的会议，对于促进中国佛教协会各个方面的工作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2006年2月23日，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常务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在江苏无锡市召开。《全国汉传佛教寺院共住规约通则》修正案被列为大会主要议程。大会提出修正案为：“十四、遵照佛制，僧众住寺，常住供养；僧人年衰，常住扶养；僧人疾病，常住医治；僧人圆寂，常住荼毗；僧人遗产，归常住所有。”《全国汉传佛教寺院共住规约通则》经过1993年10月21日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以来，对于规范全国汉传佛教寺院的管理工作，发扬佛教和合共住的优良传统，加强佛教的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和组织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共住规约》规定的基本原则和制度，仍然继续执行。但是，十几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寺院管理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一是僧人年老扶养问题比较突出，许多僧人年老后，行动不便，得不到应有的扶养与照顾；有的身体多病，却得不到应有的医疗和休养。这种情况影响了佛教的自身建设，必须改变。要在全国佛教界中，形成尊老、敬老、扶养老人的优良传统与道德风尚，把寺院常住建设成为“幼有所学、壮有所为、老有所养”的和合共住的大家庭。二是僧人圆寂后，其遗产处理的问题，许多地方出现违反佛制的现象。各地在处理其遗产时，一般遇到如下情况：1.僧人生前的财产，如存款、现金、保险金及其它生活用品等，其在家的世俗亲属不顾佛教寺院的传统戒律和制度，到寺院要求继承其遗产，由此产生许多经济纠纷，有的甚至诉诸法律。影响了寺院的自身建设，在海内外造成不良影响。2.僧人生前的存款、买的保险等，僧人圆寂后，银行和保险公司遵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在没有所谓“法定继承人”(婚姻家庭血缘继承人)的情况下，将其收归国家所有。寺院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往往需要多方奔走，费较大周折，才将圆寂僧人的遗产收归常住。给寺院管理工作带来诸多不便。为此，遵照佛教戒律和丛林制度，经过反复研究，建议将僧人生前与常住的生活扶养关系，以及年老时的扶养、身体患病时的医疗、圆寂后的丧葬和遗产的处理问题，归纳写入《全国汉传佛教寺院共住规约通则》。“生归丛林死归塔”，这次增订修改，继承和发扬了佛教在历史上形成的优良传统，符合佛教寺院的戒律与制度。经过与会理事代表的认真审议，闭幕会议审议通过了《全国汉传佛教寺院共住规约通则》修正案以及《关于〈全国汉传佛教寺院共住规约通则〉修正案的决议》。

从建国初自新世纪，中国佛教协会一直致力于自身建设，在50多年的风雨岁月中为培养戒行清静的僧众与建设道风纯正的寺院不懈努力着。

三、当代佛教教育模式的形成

1982年，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这一重要文件。文件指出：“有计划地培养和教育年轻一代的爱国宗教职业人员，对我国宗教组织的将来面貌具有决定的意义。我们不仅应当继续争取、团结和教育一切现有的宗教界人士，而且应当帮助各种宗教组织办好宗教院校，培养好新的宗教职业人员。宗教院校的任务，是造就一支政治上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又有相当宗教学识的年轻宗教职业人员队伍。”[2]这个文件大大推动了全国宗教院校的成立与发展，各地佛学院纷纷成立，各种研究机构也开始产生，佛教刊物逐渐创办。在教内外的努力下，一大批学术成果问世，使中国佛教文化教育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光彩。由佛教机构主办或协办的各种国内、国际佛教学术会议也构成了新时期中国学术界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

佛教教育问题，关涉到中国佛教能否健康发展，人才的培养是关系到中国佛教命运和走向的头等大事，也是中国佛教事业建设与发展中最为迫切与最为重要的任务。早在中国佛教协会筹备之时，教内就有许多有识之士提出要创办中国佛学院的设想。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之后，这一设想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1955年8月31日，中国佛教协会理事会第二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筹办中国佛学院的决议。9月15日，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虚云老和尚在《现代佛学》发表《云居管见》一文，希望中国佛学院早日筹办。1956年2月22日,中国佛教协会一届三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就中国佛学院的教学问题进行了讨论，一致通过了《中国佛学院章程草案》，并选举组成了中国佛学院院务委员会。经上级部门批准，1956年9月28日在北京法源寺隆重举行开学典礼，宣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佛学院正式成立。中国佛学院由中国佛教协会主办，院长由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措兼任。学院以培养较高造诣的佛教学术研究人才、佛学教学人才、寺庙管理人才和国际佛学交流人才为目标。学院招收信仰虔诚、品学兼优、有相当时间的出家生活经历、发心从事佛教事业的青年僧人。中国佛学院的教学建置分设汉语系学习班、专修班、本科班、研究班。它创办之初，在办学宗旨、教学与研究、行政管理上，继承传统，适应当代，是一所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新式佛学院。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揭开了中国佛教教育乃至中国佛教史上崭新的篇章。

1958年8月8日,中国佛学院举行了专修科第一届学僧毕业典礼,标志着人才输出工程的启动。1962年9月又增设了藏语班。这期间中国佛学院健康发展，繁荣兴盛。学院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可谓群贤备至，人才荟萃。师资阵容强大，在佛学院担任佛学教学工作的义方、尘空、观空、王恩洋、高观如、虞愚、戴番豫、林子青、叶均、黄心川等都是国内着名的佛教学者。学员素质整齐，学修一体，解行相应，纪律严明。此段时期，共培育出410名优秀的汉藏佛教人才。1966年，文革开始，中国佛学院被迫停办。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佛学院于1980年9月正式恢复，兼通汉藏教理、显密双修的法门巨匠、当代译经大师法尊法师担任第二任院长。12月22日中国佛学院预科举行开学典礼，招收青年学僧40余名，学制二年。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赵朴初、帕巴拉·格列朗杰等参加了开学典礼。1980年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批，于灵岩山创办了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学制两年，首届共招收43名新生。

1982年11月27日,中国佛学院四年制本科在法源寺举行开学典礼。此次共录取学僧60名。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乔连升、副局长赤耐、中国佛教协会领导人和中国佛学院院务委员会以及全体师生100多人出席了开学仪式。1984年12月1日，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在南京栖霞山成立。1985年1月15日由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任名誉院长、四川省佛教协会会长隆莲法师任院长的四川尼众佛学院在成都铁像寺开学，标志着中国当代比丘尼教育制度的建立。

在发展汉传佛教教育事业的同时，藏传佛教、上座部佛教的教育体系也逐渐建立。1985年7月21日西藏佛学院在拉萨哲蚌寺举行开学典礼。1986年9月青海佛学院创办，校址设在塔尔寺。1986年12月19日甘肃省佛学院在拉卜楞寺正式开课。1987年9月1日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在北京西黄寺正式成立，并举行了首届学员开学典礼。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担任院长，聘请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为高级顾问，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任务之为政策顾问。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发来贺信。邓颖超、习仲勋、胡启立、田纪云、郝建秀、陈丕显、彭冲、杨静仁、汪锋、王汉斌和阎明复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前往祝贺。这是中国藏传佛教教学与研究的最高学府,首届招收来自西藏和内蒙古等地的42名活佛为学员，学制一年。1992年，一所培养上座部佛教僧才的巴利语系佛学院在云南西双版纳成立。2004年12月11日,云南佛学院也于安宁市创办，据称是“全球唯一汉、藏、巴利语三大语系齐全的佛学院。”佛学院在云南民族大学师资支持下按照国民教育教学大纲要求，开设汉语言、数学、英语、时政等课程，目前招收汉传、藏传和南传三部派学员90多人。云南佛学院尼众部于2004年10月22日在宾川县鸡足山九莲寺隆重开学，首届招收学员30名。

在培养人才方面，开创国内国外相结合的方式。1981年2月17日应日本净土宗佛教大学的邀请，中国佛学院教师传印法师和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馆员姚长寿居士到达日本京都佛教大学进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佛教界第一次派人出国进修。1983年7月26日中国佛学院派出本科学僧德宗、定基、圆辉、隆藏4人，前往日本京都佛教大学学习，这是中国佛学院首批赴日留学生。1986年11月8日应斯里兰卡罗睺罗法师和维普拉萨拉法师的邀请，中国佛学院派遣5名学生前往斯里兰卡维普拉萨拉法师所在寺庙的佛教教育中心学习佛学和巴利语，学期五年。1997年12月5日作为培养中韩佛教友好交流人才计划的一部分，中国佛学院九四届毕业僧普正、达正两位法师启程赴韩国圆光大学留学。2002年6月，又派出18位学僧赴香港僧伽学院学习。据统计，从1981年起，中国佛学院先后选送毕业生28人分别到日本、斯里兰卡、缅甸、英国、加拿大、韩国等高等院校和佛学研究机构进修深造。其中有10多人已取得博士学位。

1989年8月28日，中国佛学院举行首届研究生毕业典礼，标志着中国佛教教育事业又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中国佛学院从1956年9月至2003年7月，先后共有811名学员毕业或结业，其中“文革”前汉语系学员共384人，藏语系学员共26人。“文革”后，从1980年到2003年7月，共有39名预科班毕业生，333名本科生，29名研究生。从1980年至今，中国佛学院已先后招收二年制的预科班1届，四年制的本科班12届、三年制的研究班9届，共计500多名学僧。这些学僧毕业后，有一部分留在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佛学院工作，大多数都回到原地的佛教协会各级佛学院或重点寺庙工作，成为当代佛教界的主力军。中国佛教院前后4任院长，他们是喜饶嘉措、法尊、赵朴初、一诚；先后在中国佛学院担任副院长的有：周叔迦、法尊、巨赞、赵朴初、李庚生、李时雨、正果、明真、海明、传印、周绍良、明学、圣辉、姚长寿等。

除中国佛学院外，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落实，各地佛学院也逐渐开办。如厦门南普陀寺恢复中断48年之久的闽南佛学院、上海佛学院在玉佛寺复办、湖北省暨武汉市佛协恢复武昌佛学院、安徽省暨九华山佛协重建九华山佛学院，还创办有五台山佛学院、五台山尼众佛学苑、普陀山佛学院、岭东佛学院、云门佛学院、福建佛学院、四川省佛学院、峨眉山佛学院、湖南佛学院、重庆佛学院、河北佛学院、江西佛学院、江西尼众佛学院、黑龙江依兰尼众佛学院、苏州西园寺戒幢佛学研究所、杭州佛学院、曹溪佛学院、广德佛学院、云门佛学院、空林佛学院、天台山佛学院、苏州寒山书院、宝华山律学院、扬州大明寺佛学院(正在筹建鉴真佛学院)，以及刚刚批准的河南省佛学院等。此外还有其他各地佛协与寺院举办的僧伽短训班、佛教培训班等，中国佛教教育制度初步建立。如今，全国已形成了一个初、中、高三级既互相衔接又各有侧重的、三大语系俱全的佛教教育网络。

在佛学院系统正规教育的同时，由赵朴初会长倡导而创办的中国佛学院九华山寺院执事进修班于九华山甘露寺举行了二届，在广东乳源云门寺举行了一届。进修班学员是来自全国各大寺院的中青年执事，进修班对提高僧团执事管理能力与政策水平均有很大作用。

据《中国佛教五十年》一书统计，从1980年至2003年，“中国大陆三大语系佛教院校共有34余所。其中汉语系高级佛学院1所，中级佛学院18所，初级佛学院7所，合26所；藏语系高级佛学院1所，中级佛学院5所，合6所；巴利语系佛学院2所。”据《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理事会佛教教育和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报告》中统计，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全国佛学院已升至40余所，从1980年至2005年的25年中，“各级佛学院已经培养了7000多名合格人才，其中研究生150余位，本科生800多位，大专生2000多位，中专生4200多位。出国留学人员公派有60余位，有几位已经取得博士学位回国效力。在毕业生中，许多已经担任了各级佛教协会、各级佛学院和各寺院的重要领导职务，成为当代中国佛教事业的中坚力量。”在他们中间涌现了一大批爱国爱教、懂管理、能力强、道心坚固的优秀人才，提高了中国僧众的整体素质，为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可以说，佛教教育事业的恢复与发展，为中国佛教事业的振兴与繁荣发挥了关键作用。

藏语系佛教教育方面也取得很大成绩。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自建院至今共培养毕业生331人，其中活佛222人，寺管会主任及堪布109人。藏传佛教学衔委员会于2004年8月20日在西藏拉萨正式成立，这是我国首次成立可以授予藏传佛教学衔的权威机构。藏传佛教已有上千年历史，各教派都形成了各自的学经和学位晋升办法。藏传佛教传统的高级学位是经由高僧大德组成的考辩组织，通过辩经考试授予的。为尊重这一传统，并结合藏传佛教历史特点和现实状况，决定实施藏传佛教学衔制度，并成立藏传佛教学衔工作指导委员会，以体现学衔授予的权威性。2005年9月12日，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在青海塔尔寺举行首届高级学衔班毕业典礼，参加本次毕业辩经考试的11名学员顺利拿到毕业证书，并获得10月中旬到北京参加论文答辩和辩经考试的资格。10月12日起，在北京雍和宫和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高级学衔班的学员们接受了由高僧大德组成的考评委员会的严格辩经考评和高级学衔评审委员会的严格评审。10月18日，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首届高级学衔班11名学员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们从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院长嘉木样活佛手上接过了象征学识和荣誉的“拓然巴”高级学衔证书。这标志着藏传佛教高级学衔制度的成功确立，也标志着藏传佛教僧才培育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迈出了新步伐。

中国佛教教育工作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是，与全国佛教事业快速发展的形势相比，各级佛学院培养的人才无论从数量上和质量上，远远不能适应对内对外佛教事业发展的需要。全国40余所佛学院在25年间共毕业了7000余人，平均每年只毕业280人，每所佛学院每年只毕业7人，这与中国佛教大国的地位和佛教所承担的繁重任务极不相称，中国佛教教育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当前我国佛教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全国僧尼人数众多，整体文化程度相对偏低，教育任务极其繁重。二是教育观念陈旧，不适应当代佛教事业发展的需要。三是办学规模太小，制约了人才培养的步伐。四是缺乏统一教材和教学大纲，造成重复教育、资源浪费的现象。五是深入三藏、兼通八宗和专宗、专科式的师资奇缺。六是教师缺乏职称待遇与相应的生活待遇，影响了师资队伍的稳定。七是缺乏普及初级养正教育，导致中级佛学院生源困难。八是毕业生去向无序，许多优秀人才得不到充分发挥。九是办学资金短缺，多数没有固定来源，严重制约了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四、佛教文化制度的再探索

重视文化的建设与弘扬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已故赵朴初会长1991年曾在全国政协宗教委员会报告会上指出：“宗教包容丰富的文化内涵，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宗教是文化。”正是由于中国佛教领袖对佛教文化内涵的清晰认识，在佛教文化事业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才使当代佛教在文化建设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以文化来弘扬佛教，也是正确处理、善巧化解在当时因缘下佛教与社会、信仰与政治关系的智慧之举。从上世纪80年代全国兴起的文化热中，这一命题也为佛教赢得了社会大众更多的认同，确实是一条适合时代气息的、契理契机的弘法之路。

1950年6月18日着名佛教人士巨赞、李济深、陈铭枢、赵朴初、李书城、喜饶嘉措、周太玄、林志钧、叶恭绰、查安荪、李一平、方子藩、周叔迦、杨叔吉、唐孟潇、李明扬、沙咏沧、陈莲生等在北京发起成立现代佛学社，决定出版《现代佛学》刊物，公推陈铭枢为社长，吕澂为名誉社长，巨赞为主编。1955年3月26日中央统战部批准由中国佛教协会接收原由陈铭枢、巨赞等经营的《现代佛学》月刊。1964年12月15日《现代佛学》双月刊发行了最后一期后被迫停刊，共发行了144期。

1951年南京支那内学院更名为“中国内学院”。1952年上海佛教界成立金陵刻经处护持委员会，赵朴初任主任委员。从1957年起，金陵刻经处由中国佛教协会直接领导，将原北京刻经处和天津刻经处藏于北京瑞应寺的木刻经版2万余块运至南京金陵刻经处集中整理和保管。还将苏州、扬州等地刻经处经版集中至金陵刻经处。这样金陵刻经处已存有15余万块经版。在“文革”前，共印行经籍2620种，汇编8种，特别是补全了《玄奘法师译撰全集》。1981年金陵刻经处开始恢复印经，前后共印行各类经书344种，达40余万部，为中国佛教在文革后的复兴起了重要作用。在纪念刻经处成立120、130周年时召开了学术讨论会，还出版了《闻思》辑刊。

1953年12月1日北京三时学会成立研究室，推举法尊法师为董事，聘正果法师为主任，领导青年僧人研究慈恩宗典籍。三时学会先后编纂了“亚洲各国佛教史料”、“中国佛教经济史料”等，还将法显《佛国记》和《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翻译为英文出版。

1956年2月中国佛教协会第三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召开，受周恩来总理委托，会议还就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的编纂问题进行了讨论，通过了《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试行工作简则》，成立了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当时佛教界着名学者法尊、巨赞、观空、隆莲、吕澂、黄忏华、周叔迦、游侠、高观如、虞愚、林子青、田光烈、苏晋仁、郭元兴等为斯里兰卡撰写了佛教百科全书的中国佛教条目，成稿400多篇，200余万言。最后圆满完成了《中国佛教百科全书》英文版的撰写、编纂与翻译工作。4月28日为纪念佛陀涅?二千五百年，由中国佛教协会编辑的《释迦牟尼佛像集》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1959年11月9日，中国佛教协会在政府的支持下自1956年4月起对房山石经进行调查、发掘、整理、拓印的工作全部完成。共拓印完整的石经15000多片，残缺的石经782片，经碑、石刻、经幢、刻像、题名、题记等75片。1978年出版了《房山云居寺石经》，还刊印了《房山石经》辽金部分。1999年再次刊印《房山石经》隋唐部分。

1980年5月5日，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在北京法源寺成立。1981年1月30日，中国佛教协会会刊《法音》杂志创刊号出版。1982年3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召开，中国佛教协会理事虞愚和周绍良以成员身份出席了会议。会议制订了1982年至1990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重新校印《大藏经》的工作被列入规划中。

1987年4月23日，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在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广济寺成立。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任名誉所长，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周绍良任所长。第二任为吴立民先生，第三任为杨曾文教授。研究所曾申请到国家八五规划社科研究项目《禅宗宗派源流》，这在佛教界还是第一次。

1992年1月，对中国近代佛教发展产生过较大影响的“上海佛学书局”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恢复营业。

1992年，中国佛教协会佛教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成立，同年创办了《佛教文化》杂志，向全社会公开发行，引发了教内外的关注。随后全国各地所办佛教期刊如雨后春笋般地应运而生，据统计教内目前所办刊物已近百种之多。主要有《上海佛教》、《禅》、《法源》、《丛林》、《正法眼藏》、《广东佛教》、《甘露》、《禅露》、《洛阳佛教》、《浙江佛教》、《台州佛教》、《福建佛教》、《河北佛教》、《佛学文摘》、《宁波佛教》、《广西佛教》、《彩云法雨》、《净土》、《正觉》、《慈愿》、《闽南佛学》、《世间解》、《觉群》、《华林》、《中国禅学》、《寒山佛学》、《戒幢佛学》、《佛学研究》等。这些佛教期刊的创办发行，极大地丰富了当代佛教文化的内涵，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佛教文化的建设对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生态环境、旅游资源、伦理观念、价值体系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国佛教协会还与文物部门协作，重印《乾隆版大藏经》。编印“法音文库”丛书，《佛学论着》丛书，印行《中国佛教漫谈》、赵朴初《中国佛教常识问答》、出版发行《中国佛教》一至五卷。举办《山西佛教彩塑摄影展》。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协助举办藏传佛教擦擦(模制泥佛像)展、青海塔尔寺酥油花、唐卡、堆绣艺术展；《中华大藏经·丹珠尔》(藏文)对勘本整理出版。各地佛教协会和寺院纷纷创办佛学研究所、博物馆、图书馆，建立电子数据库、开设佛教网站，佛教学术研究和弘法工作取得新进展。

中国佛教界还积极组织、参与各种国际国内学术讨论会。从1986年至2004年，由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与日本佛教大学联合主办的《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已召开10届。近年来主要会议有1990年“西域佛教与文化学术讨论会”，1994年“禅宗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1995年“少林寺与禅文化”研讨会，1999年“玄奘国际学术研讨会”，2000年“玄奘精神与西部文化”学术研讨会、“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讨会”，2001年“马祖及其洪州禅”学术研讨会、“法尊法师学术思想”研讨会、“少林寺与中国律宗”学术研讨会，2003年“中国宾川鸡足山佛教论坛”学术会议、“净土宗文化研讨会”、“圆瑛法师圆寂50周年纪念会暨近现代中国佛教学术研讨会”、“中国南岳千年佛教论坛”、“佛教与当代社会”学术研讨会、“西来初地· 华林寺·禅宗文化”研讨会，2004年“人间佛教与社会关怀”研讨会、“第二届净土宗文化研讨会”、“纪念慧远诞辰1670周年”学术研讨会、“佛学研究方法与佛教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2005年“马祖道一与中国禅宗文化学术研讨会”、“首届世界佛教论坛主题研讨会”。2006年“首届世界佛教论坛”、“菩提达摩与禅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通过这些会议推动了佛教学术研究事业的发展，增进了与学界的沟通交流。

此外，在弘扬佛教文化方面，中国佛教界与时俱进，运用全新的方式来向社会人群介绍佛教的文化底蕴，如四川佛学院、重庆佛学院先后办起了面向全国招生的函授部，为那些想学又不能脱产的佛教四众，提供了一个系统学习佛法的机会。岭东佛学院专门开设了一个居士培训班，对当地的在家信众进行面授。扬州大明寺举办了“菩提之旅静修营”，桂平西山洗石庵举办了“净心学佛营”，四川乐至报国寺从1995年至今每年举办一届“四众学佛短训班”。成都文殊院举办了5届由数百名大学生参加的“青年学佛社”。还有一些名山大寺，通过开展“禅七”、“净七”或“冬令营”等弘法，有的寺院还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办起网络佛学院。一些地方佛教协会和寺院还帮助恢复和建立了居士林，如北京居士林、天津居士林等，调动了广大信众学佛和弘法的热情。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地宣传佛法，使更多的人得以了解和体验佛法，树立起正信正见。对于弘扬佛教文化、净化心灵，安定社会、遏止邪教、建设人间净土产生了积极影响。

近年来，各地佛教丛林道场纷纷面向社会大众，特别是为青年学生开办夏令营活动。其中影响力较大，时间较长的是河北柏林禅寺从1993年至今每年都举行一届的“生活禅夏令营”。生活禅夏令营采用了许多适应当代青年特点的弘法手段，在形式与内容上均得到青年的喜爱。进入21世纪，生活禅夏令营更为众多佛教道场模仿，成为各地佛教夏令营的范式。这也说明寺院通过举办夏令营这种弘法手段来回馈社会，这也是时代的需要。夏令营方式被学者称为是“寺院向社会打开的一扇窗”。

五、佛教慈善制度的确立

中国佛教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号召，以大乘菩萨行来弘法利生，更以“人间佛教”的宗旨来回报社会，服务人群。所以从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以来，慈善公益事业一直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展开。在建国初期，公益事业主要体现于赈灾济困、植树造林以及出钱出力支持抗美援朝等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寺院基础建设的初步完成，本着慈悲喜舍的精神，积极从事慈善事业，全国各地佛协与规模较大的寺院纷纷成立慈善功德基金会，从小至大，在每一次的救灾济贫活动中都能听到佛教慈悲的声音。

1991年中国佛教协会致函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佛教协会，紧急呼吁全国佛教徒积极行动起来，奉献心力，向遭受洪涝灾害的安徽、江苏等地区捐款捐物，救济灾区人民，共募集救灾款人民币500万元。当年，中央政府授予中国佛教协会“抗洪抢险救灾模范先进单位”称号。香港佛教四众弟子通过香港佛教青年会向江苏省境内曾遭受洪涝灾害的苏北地区灾民捐赠价值80万元港币的寒衣。1996年中国佛教协会赴青海慰问受灾群众，并向各省、市、自治区佛教协会和各名山大寺发出通知，号召捐款捐物，支援受到严重洪涝灾害的湖南、湖北、江西、贵州、安徽等省的灾区。全国佛教徒当年赈灾捐款达到200万元。1998年夏天，中国长江、嫩江—松花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佛教界捐款4000万元。随着佛教慈善事业的不断展开，各地有条件的佛协与寺院成立了专门的慈善功德会，为慈善公益事业的有序展开、规范化运作奠定了制度性基础。

2003年中国许多地方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非典型性肺炎疫情，中国佛教界共为防治非典捐款500多万元。后又举行了“海峡两岸暨港澳佛教界为降伏非典国泰民安世界和平祈福大法会”。

2004年12月26日，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附近海域发生强烈地震，引发巨大海啸，波及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由中国佛教协会组织，两岸佛教界共同举行了“海峡两岸、百寺千僧、捐款千万、救苦救难”消灾祈福万人大法会，佛教界捐款1300万元，全部交给中国红十字会转交受灾各国。

台湾慈济功德会近年来为大陆受灾同胞进行救助行动；香港慈辉佛教基金会，每年都投入数千万元在祖国内地做扶贫工作。

全国各省市佛教协会、各大寺院的一系列善举，有力地实践着中国佛教协会倡导的“人间佛教”精神，向社会各界展示了中国佛教慈悲济世的襟怀与风貌，为佛教界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事实证明慈善事业是佛教工作的一大特色，是弘法利生的一个窗口，由此感染与动员了更多的善心人士参与到公益事业之中，是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体现。

六、佛教交流联谊功能的运作

佛教具有鲜明的国际性，同时在港、澳、台同胞中和旅居海外的侨胞中，受到广泛信奉和尊重，有很深的群众基础和影响。自建国以来佛教在推动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世界和平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发挥了无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运用佛教这一纽带较好地联系和推动了与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往来，并一直致力于与日本佛教界的友好交往。中日两国佛教徒为了促进友好往来，于1963、1964年隆重举行纪念鉴真大师圆寂1200周年活动，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为推动两国邦交正常化起了积极作用。1980年日本国宝鉴真像回国巡展，掀起中日友好新的高潮。1993年，赵朴初会长在中日韩三国佛教领导人参加的盛会上提出：中日韩三国佛教界的友好交流自古至今已形成一条“黄金纽带”，这引起与会日本、韩国佛教界的共鸣，他们提议召开三国佛教首脑会议，以进一步推进三国友好关系的发展。1995年三国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北京宣言》，后来1996年在韩国、1997年在日本举行的会议上，分别通过了《汉城宣言》、《京都宣言》。“黄金纽带”的构想，也引起三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2004年10月，第七次中韩日三国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会议以“黄金纽带”的新构想为主题，全面总结了三国友好交流会议创办十年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和基本经验，并由海峡两岸四地佛教界高僧提出适时在中国举办“世界佛教论坛”的倡议，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赞同和积极响应。2005年10月24日，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在韩国釜山市举行。中国佛教协会派出了由108人组成的中国佛教代表团与随喜团。2005年11月11日至12月20日，应韩国佛教宗团协议会邀请，经中国政府批准，佛指舍利赴韩国瞻礼供奉40天，成为中韩两国佛教友好交流史上又一殊胜因缘。佛指舍利有史以来首次赴韩国供奉瞻礼，是千载一时、一时千载的殊胜因缘。中韩两国是具有历史悠久的传统友谊的邻邦，两国佛教更是一脉相传，法谊深厚。通过此次在韩国举行佛指舍利供奉瞻礼祈福活动，进一步加深中韩两国人民、两国佛教徒之间的友谊，巩固两国佛教的“黄金纽带”关系。

与香港、澳门、台湾三地佛教界的友好往来既是同根同源的血脉亲情所致，也是促进和平统一、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1993年，香港天坛大佛举行开光大典，其间也凝聚了大陆同胞的心血与功德。1999年5月21日至29日佛牙舍利赴香港供信众游客瞻礼、膜拜。2002年2月23日，法门寺佛指舍利由西安启程赴台湾地区供奉37天，前来佛指舍利座前瞻礼朝拜的信众有400余万人次，沿途迎奉的群众也有数十万人，引起巨大反响，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不但加强了两岸佛教界的沟通，也使得许多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2004年5月26日佛指舍利抵达香港，展出10天里吸引了近100万名香港市民及海内外信众诚心瞻礼，盛况空前。

2006年4月13日，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世界佛教论坛”的举办，为一切热爱世界、关爱众生、护持佛教、慈悲为怀的有识有为之士，搭建了一个平等、多元、开放的高层次对话平台，会议本着智慧、中道、慈悲、宽容、和合、平等、圆融的精神，抉择正信，弘扬正法，交流分享弘法利生的经验；探讨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宣示佛教的主张，以求得人心安宁，促进社会和睦，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在这次世界佛教论坛上，探讨如何借助佛教义理为世界带来和平与和谐成为与会者的主要话题，来自佛教界、学术界和民间组织的80位代表分别选取了不同的角度和切入点进行了大会发言。崇尚和平和谐和慈悲济世的佛教精神，无疑会在中国佛教徒，乃至主张社会和谐发展的其他人群中形成巨大的推动力量，从精神层面将中国和世界和谐的步伐推向前进。“正所谓心净则国土净，心安则众生安，心平则天下平。”论坛期间，佛教各流派不分南传北传，互相尊重、互相交流，向世界展示了和谐佛教的风貌。16日，在完成各项预定议程后，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在“海天佛国”普陀山圆满落幕。论坛闭幕式上通过并发表了《普陀山宣言》，呼吁人类遵循佛陀的教导，实现“人心和善、家庭和乐、人际和顺、社会和睦、文明和谐、世界和平”的“新六和”愿景。

中国佛教一路走来，走的就是一条与社会相适应的阳光大道。

注释：

[1]圣辉：《中国佛教协会五十年》，《法音》2003年第10期 。

[2]《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第65—66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