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对于佛教界进行革新的启导作用

－－1949年11月12日讲于北京居士林座谈会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经过，报纸上披露得很详细，想大家已都知道，毋庸再说。至于它的意义，我想在说明之先，应该向大家介绍中共中央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徐特立先生说的几句话。徐老先生前几天在我那里谈到这次政协会议，他认为是继1942年的整风运动之后的又一次全国大整风。我们知道1942年的整风，足整顿党风的宗派主义，学风的主观主义，和文风的党八股，而实际上只是整顿党风。因为学风是党的学风，文风也是党的文风。党的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党八股整顿纠正了，中国共产党才有今天的成功。这次政协会议徐特老竟看作是全国的大整风，实在值得我们深深地玩味的。

政协会议足9月21日开幕的。在这以前的7月1日，毛主席曾经发表了一篇《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第一段就说明社会进步了，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同时更紧接着说，没有读过马列主义的刚才进党的青年同志们，也许还不懂得这一条真理。可见毛主席的“七一”论文，的确是有整风作用的。以后几段如论“一边倒”、论“独裁”、论“统一战线”，无一不是为全国的大整风而设。政协会议就是这篇论文的具体的实现。

人民政协《组织法》第一条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全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这样明白的标示，更可以证明我们上面所说的话是正确。同时，这次代表的成份，包括了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真可以说是海涵山负，无所不包。但他们都是在某一个阶段上曾经发生过进步作用，而在今日又是拥护革命的人们，没有一个反动派。所以阵容虽极庞大，而切实地做到了“壁垒森严”四个字。壁垒森严其实就是“一边倒”。用佛教的术语来说，这里面“能立”也“能破”。“能立”就是建立了统一的坚固的革命阵线，在他相反的方面，便是“能破”，即把一切危害国家人民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以及其它明的暗的大的小的一切反动组织与力量彻底摧毁。这样才不至于使人迷恋旧尸骸，或者分不清友敌。这不是整风是什么呢?

毛主席的“七一”论文里又说：“我们要学景阳岗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岗上的老虎，刺激他也是那样，不刺激他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这话很妙，把所以要“专政”或“独裁”的原因，活生生的画了出来。所以政协《共同纲领》第七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它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革命足要有景阳岗上武松一般的勇气，对于反革命分子，决不能意存姑息的。

讲到此地，我要讲一讲北来以后我对于中共领导人物的感想。我用古老的观点观察中共的领导人物，认为他们都是像武松一样有血性有骨气的人。如果按照旧的说法，也可以说是狂狷之士。他们因为具有“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的性格，所以经得起千难万苦的锻炼，坚毅奋勇，领导起革命事业来。但狂狷之士的作风，有时不免矫枉过正。这在中共过去的作风当中可以举得出很多证据的。不过在这次会议里，中共的表现，却是温和客观、既不偏右、又不倾左，可以说是已经由狂狷而渐进于“中行”了。什么叫做中行?中行就是合情合理，这次《共同纲领》的每字每句，都是根据合情合理的原则融会各方的意见而产生的。因此《共同纲领》，也可以叫作合情合理的纲领。在小组讨论时，主张比较激烈而过左的，反是民主人士，调和折衷，不主一偏；力求其合情合理的，反是中共方面。即如当讨论文教政策时，内中有“提倡用科学的历史的观点”一句话，有很多人就认为不够彻底，主张改为“用马列主义的观点”，结果，中共方面的人不主张修改，仍旧采用原文。又如有人提议在人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文外，加入反宗教信仰自由的一句话，结果马列学院的负责人认为中外的情形不同，不必加入而撤消原议。有人说苏联和中国的共产党人都是现实主义者，我想这个所谓现实主义，可以解释为合情合理主义，也可以解释为实事求是主义。这次政协的成功，即在于用实事求是的武器，克服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而创立了实事求是的平实的作风。我们不妨再举一个例：在政协小组会议中，有人鉴于失业问题的严重，提议在《共同纲领》第五条加“劳动自由”四字。但周恩宋先生说，劳动自由是应该尊重的，政府当然尽力设法解决失业问题，不过最近两三年内，还不可能全部解决，所以宁可牺牲那四个宝贵的字眼。我们看，因为不能全部解决失业问题，即不愿加入“劳动自由”四字，则其余的一字一句，都是有了可以全部实现的把握和保证，才列为条文的。这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好话说尽，坏事做尽”相比，真是天地悬隔了。所以徐特老说人民政协是全国的大整风，的确是不错的。

我们再往上追溯，现代东西洋的文明，大都开创于二千五六百年以前，那时候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和希腊的苏格拉底都先后成立学派，而都是非常平实的。我们知道孔子是“不语怪力乱神”，和主张“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苏格拉底针对辩士派的思想，不自以为“智者”，而自称为“爱智者”。释迦牟尼更极力纠正当时吠陀的形式主义、幻想主义，而教他的门徒从最平实的七觉支八正道下手。后来逐渐演变，又大都走向烦琐哲学或空谈理性。距离事实愈远，背弃原来的精神亦愈多。一直到现代，西洋哲学方面很显得贫弱无力，儒家学说也成为反动派的工具，佛教更是成了一个空壳子。总说一句，就是都不曾脚踏实地，和生活和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时候马克思汇集了科学哲学的大成，用精深的辩证唯物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把一切政治文化归还给人民。就他一生的言论和行动上看，可以说没有一个字，一步路是落空的。列宁与斯大林亦然，所以成为马克思最好的学生。我们从整个文化史上说，马列主义实在足二三千年来人类文化的大整风，也就是经过平实的“正”，和空谈的“反”，而复归于平实的“合”。此次政协的成功，正足从这种精神发展出来的，所以又具有继往开宋的作用。

所谓佛教界的改革，也就是佛教界的整风。现在先从“歪风”说起。我以为流行在佛教界内的歪风，不外四种：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二、抱残守缺，胶柱鼓瑟；三、买空卖空，言不及义；四、假貌为善，蛀蚀佛教。这也免不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八股，自然也都是机会主义。机会主义者，投机取巧，只愿为个人打算之谓也。为个人打算得愈周到，距离佛教的精神愈遥远，这在出家人方面表现得最使人伤心，因此社会上大家认为那就是佛教，连带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也受到了糟蹋。居士方面当然也免不了上面所说的毛病，不过比出家人好些，所以过去居士与僧众之间很少真诚的合作。即使有，也大都是互相利用而已。过去佛教界的情形如此，欲求佛教之不为社会所非难攻击，真是不可能的事。

常言道，无风不起浪，空穴自来风。我们如果要追究那四种“歪风”之所由来，当然不可不归咎于佛教制度，尤其是寺庙制度的不良。一个地主阶级，一个依靠资产阶级谋生活的人，要他不装腔做势、胡作非为，或者抖擞精神、振作起来是不大可能的。过去的佛教制度，可以说是完全建筑在地主阶级和依靠资产阶级的寄生生活上面的。佛教团体如各地的佛教分支会，也都像过去的参议会一样，被少数特权阶级所包办，“会”只是替他们装门面、争饭碗而已。所以佛教会的章程上，虽然堂堂皇皇订立了许多整顿教规、兴办事业的条文，结果非唯一事无成，还要低声下气向那许多方丈当家们讨几个钱挂招牌。我们现在谈改革，首先要认清楚这种事实，也就是说要先从制度方面彻底做去。好在《共同纲领》已替我们把腐蚀佛教的烂根子掘掉了。

制度改革好了，僧徒不能再用信仰谋生活，而要从生活中实践信仰、表现信仰，出家的自然不会多。可是我要请大家认识一桩佛教史上的事实，就是僧徒数量的多少与佛教的兴衰成反比例。三武灭法的时候，全国僧数，都在二三百万左右。而玄奘回国以后，佛教最盛的时期，全国僧数据《法苑珠林》所载，不过八万人。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出家人少了，佛教就会衰亡。我们要壁垒森严，也要学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的“精兵简政”政策，重质不重量，才能把佛教制度重新建立起来。否则光是糊糊窗户，粉刷粉刷墙壁，对于一所东倒西歪的房屋是不会发生什么修整的作用的。因此将来的佛教，居士方面所应该负的责任，要比现在大得多。

在将来的佛教当中，居士既应负很多责任，则目前佛教界的改革，不要以为是出家人的事，与在家居士无关。也就是说，为着续佛慧命，从这时起，居士与僧徒应该真诚合作起来，先把佛教的现行制度改革好，然后再整理思想。谈到整理思想，我又以为居士方面所应负担的工作要比出家人为多。因为事实上，目前一般居士的知识水准比出家人为高，可以在整理思想方面负相当责任的。不过我又要大家注意两点：(一)历史发展的观点；(二)从行为中履践的精神。过去佛教界因为有许多纷争，所以削弱了佛教的力量，而纷争之起，我以为是起于不知道历史发展的观点。譬如大小乘之争，宗教之争，禅净之争，显密之争，性相之争，新旧之争，以至于起信论楞严经之争，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来，都是所谓“末学之辩”，不值一笑的。又过去大家不注重从行为中履践的精神，纵使谈空说有、舌底生莲，或者精进勇猛、守身如玉，结果还只是他个人的事，或者竟是“脱空妄语汉”，这就违背了释迦牟尼平实的、和人民大众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的精神了。

总之，目前谈佛教界的改革，我们也应该足一个现实主义者。在制度的改革方面，我们既要壁垒森严，又要合情合理。思想方面的改革，则注重了历史观点和履践的精神，才能纠正佛教界的“歪风”，而恢复“实事求是”的佛陀的真正精神。一切教理上的、修持上的无谓争执，自然可以迎刃而解。所以我们现在谈改革固然不能抱残守缺，故步自封，更不有买空卖空，风头主义。我们不必无原则地捧人家的场，也不要人家瞎吹瞎捧。我们要脚跟点着佛地，稳步开展佛教的前途。这才是人民民主时代一个真正佛教徒的正确的认识与行为。人民政协所启导我们者在此。

(原载1952年现代佛学社出版的《关于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