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与人生

我觉得世间一切问题，无论是文化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都是人的问题。因为有了人，才有这许多问题，除了人，就一无所有。儒家的“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只说明政治问题以人为主；佛教则直捷了当以“人”为宇宙的中心，这恐怕是一个透彻的道理。我们再看西洋哲学，从苏格拉底到黑格尔，通常被称为正统哲学，其思想的共同倾向，乃是人本主义。人本的说法，固然不必尽同于佛，但“人”决定一切问题的原则，则是古今中外一切大思想家所公认的。

一切问题既然决定于人，人生问题当然是一切问题的核心，就是说，由于人生问题解答的不同可以直接间接改变其它一切问题的看法。譬如“五四”前后，因为若干留学生的崇拜欧化，我国传统的文化几乎通被抹煞。现在抗战的炮火，紧逼着名流学者们不能不承认我国原来对于人生问题的答案，传统文化的各部门也跟着被提出来重行沽价。其它问题，皆可类推。

讲到人生问题，真是一个非常复杂严重而值得毕生用力的事情。我们自生下地来，一直到老到死，短短的几十年当中，除穿衣吃饭睡眠以外，其余的时间，统被是非荣辱、得失苦乐，以及种种打算计较所支配，而结果则无论贵贱贫穷、智愚贤不肖，无非是“一杯黄土掩风流”!人究竟应该怎样做呢?决定了怎样做，究竟有什么意义?什么好处呢?其复杂、严重，而值得我们毕生用力者在此。

其实人一长成，有了相当的知识，不管上智下愚，乃至乞丐流氓，脑筋里总有一个人生观。当然大部分是非常模糊的，但确是人们一切行为的原动力。人如果没有这个原动力，思想上就陷于极度的彷徨苦闷，行为即无所依据，他非自杀不可。一个人假如能够明明白白地决定应该怎样做人。则其思想便有统绪(也就是信仰)，行为便有力量。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是从这里做出来的。我相信他——大丈夫的生活是非常愉快的、有意义的。

孔子教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就是儒家的做人之道。其余类似的教条很多，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怎么会这样做呢?这样做了有什么好处?不这样做又有什么不好呢?孔子似乎并没有多讲，孟子也只说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仁之端也”等一类道理，似乎还未能完全解除人们的疑惑，而使大家以决定那样做人的态度为满足。所以战国末年，神仙修炼的法术大兴，秦皇汉武做了皇帝，还想求不死药，长生不老。

固然，“长生不老”不可能，秦皇汉武的求不死药实在足一种迷信，但确是古往今来，人类感情上一种共同的强烈的要求。有许多自以为通达的人，把这种迷信的形成归罪于佛教，其实大错特错。现在讲佛教与人生的关系，不妨从这里说下去。

所谓迷信，大概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求灵性的永生，一种足求现世或来生的福佑，都是我国原始的宗教，即在其它国家里，也普遍地流行的。记得我出家以前，在上海参加过一个外国人的宗教小团体，会员有英国的上海驻军副司令，法国的教授，丹麦的工程师，挪威的船长和牧师，美国的大老板，中国人只有我一个。团体的名称叫HeaUng  Group，每星期三下午二时开会一次。人一到齐，会长——那个副司令虔诚地点起三支印度线香，在门口窗前桌椅下面各处挥过之后，插在桌子底下，他坐在桌子的一端，拿出一根长约三丈的银丝，把中间一节给坐在桌子那一端的副会长——那个美国大老板握着，他自己又把银丝的两头系在左右腕上。我们也用两手捏住面前的银丝，于是起立唱赞美诗，文句和耶稣教所用的差不多，结末不是AMEN而足长渎OUM三个音，据说是印度教的办法，那倒比“阿门”来得肃穆庄严。唱完，会长恳切地宣布病人的住址和姓名毕，大家合目危坐，心想病人约二十分钟，再起立唱赞美诗，算是做完了“功课”，然后散坐讨论关于神学上的问题。他们说，大家捏着银丝心想病人的时候，各人的精神团结在一块，天使就拿去送给病人，助之速愈。这第一先要承认有不死的天使，第二还要相信神力可以医病。和我国一般人的信奉吕纯阳、济公活佛、关帝，毫无两样，实在足一桩值得研究的问题。

我以为这都是发动于人类求生的欲望，因为自古至今，从来没有不死的人，短短几十年，偶一回想，真如石火电光一闪即过，假定不足醉生梦死的人，一定会发生惆怅与恐怖，因此而有求长生的希图。同时天地间的事情，千变万化，人们所希望的，不见得都能够达到目的，就算能达到目的，也必一定经过许多曲折困难与痛苦，所谓“不如意事常八九”，的确足经验之谈。并且有许多事实上的阻碍困难，不完全是人类的聪明才力所能避免与改善的，因此而有神的祈求。所以这种夹七夹八的迷信，无分古今中外，总是那么流行着。上面所说儒家未能解除人们的疑惑者在此；道教虽然浅薄，“道家又作别论”而始终能摄取许多信众者也在此。

释迦出家，因为看见了生物的互相残杀，和感于人事无常－－生老病死的苦痛，可以说完全为的足人生问题。可见他不因为生物的互相残杀而消极退避，不因为人事无常而希图长生或神的默佑。他根据其所观感，进求所以然的道理，经过多年的深思明辨，终于在菩提树下发见了生物互相残杀和人事无常的原因。他以为生物的互相残杀是可以消灭的，长生不死不可能，神的默佑总归会使人们失望的，要想解除生老病死的痛苦，另有正路。于是他从此振作起来，慈悲无畏，到处说法，想替人们永远解除心头的迷惑，而循着一个正确的目标，活泼地做人。

他说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念念迁变，莫有一刻停留，自然没有一事一物能够常存不坏，所以无常是宇宙的实相。无常之故，由于缘生，就是说一切东西是许多因(如种子)，与缘(如日光空气水土)和合而成的，因缘千差万别，而为之主者则是吾人的心识。譬如一支粉笔，虽然借铅粉的因与人工胶水相缘而成，但假定没有人们的心识，纵使存在，谁会发见他，利用他?一桩东西不能被发见、被利用，根本等于不存在，其余的一切皆可类推。道理其实很简单，所以佛家承认人为宇宙之中心，而心识又为吾人的中心，那末世间的一切问题，应该决之于吾心了。

一切问题既然决之于吾心，而心理状态，事实上并不简单，最重要的是“执着”。执着即不免为己自私，于是为着私欲的满足或不能满足其私欲，对父母可以不孝，对长上可以不忠，其余种种残败德行的事情，皆从此而起，此世之所以胶胶扰扰，互相虐杀而无已也。欲破执着，首先要了解那个宇宙的实相——无常，既知无常，则对于一切不必要的追求，自然看得淡些，应该那样做的事，或者就会顺着事理那样做去，则自然入孝出悌，谨信亲仁，而堂堂正正地做像一个人。又缘生须受因果律的支配，因果循环，丝毫不爽，“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确是不移的定理。所以一个人除非自甘堕落，非积极向上为人不可，这就可以激发道德行为的开，展，则佛教的确可以补充儒家之所不及，而助之建立正确的人生观。

因果不爽故，“善恶无门，惟人自召”，则做了恶事求神保佑，纵使有那种贪赃枉法的神，也一点没有办法。反之，纵使有那种嫉贤害能的神，也不能取消我们应该享受的福报。所以求神默佑，实在太不合理。又心相续故，业力不灭；业力不灭故，生命不断“相似相续”，生命既不断，则不用更求长生。况且那许多想求长生的人，是迷信修炼形体可以蜕变出一个永生的灵性来，这也无论如何讲不通的，所以说是迷信。我们如果把这两种迷信破除了，立身行事，自作主张，同时常常体验宇宙的实相，则一切是非荣辱、得失苦乐，  自然不会扰我精神，慢慢可以达到孔子所谓“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境界，则生机活泼，“上下与天地同流”，也就是佛教所谓断执的境界。《庄子》说：“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人生至此，或者可以建立崇高的人格、伟大的德性。以之治国，则旋乾转坤，登斯民于衽席；以之教人，则循循善诱，率天下而同风。就是经商作工，也决不至于成为贱丈夫，在阵营里，我想他也一定非常勇敢的。

这样说来，佛教的人生观和儒家相伤佛，不过佛教以哲学为出发点，事事求其究竟；儒家处处以伦理为鹄的，只求事事得当。两者相合，则澈上澈下，圆满无缺，而整个人生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人生问题解决了，个个人都有一个生活的目标，则社会决不致于像现在那么混乱龌龊，从而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也可以得到正常的解决。但愿每个人都懂得佛理!研究佛学!

(原载《觉有情》1942年第10卷第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