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佛教开展的当代契机

杜忠全

　　就中国佛教而言，过去的100年，跟激变的中国社会，同样地处在世纪新旧交替的夹缝中，面对着时代的大变局。
　　20世纪的中国佛教有破有立。传统佛教在历史潮流中显得不足，进而刺激了新适应的佛教思潮应运而生。检视百年中国佛教的发展，如果有一明确的新主题的话，便是“人间佛教”的提出与开展了。
　　传统枷锁下的佛教
　　自东晋时期的庐山慧远法师送客不过虎溪传为美谈以后，中国佛教总是予人一种退守山林，以山林佛教为正宗的刻板印象。这种“天下名山僧占多”的情势之养成，就政治层面来说，可说是当权者的猜忌心理所致。
　　宗教信仰在社会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以致可以成为政治改革的动力，是当权者深为了解的。那些借助宗教力量上台的统治者，更深恐会成为下一波以宗教为号召的政治革命运动推翻的对象。这里头，尤其是佛教的教义之中，原本就具有一种弥勒下生的信仰。这种佛教原始信仰中的弥勒下生期许，原就是不离政治理想的，认为弥勒菩萨会在人间出现转轮圣王时下生人间，并在人间修行成佛，普说佛法，广度众生。
　　所谓转轮圣王，原是印度政治理想中所追寻的圣主明君，他以正法而不以暴权治世。中国历史上不乏以弥勒下生来影射轮王出世的政治号召，造成弥勒下生的思想被曲解。这尤其常为政治人物利用，以之号召推翻旧政权。因此，传统的帝王多对佛教抱有欲迎还拒的矛盾心理。佛教退处山林，是遂了当权者的意愿。在当权者的意境中，宗教是绝妙的治世手段，全然废弃，恐怕有违圣训。于是，唯有把佛教安置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以减少僧人与普罗大众接触的机会。让划处方外的出家人守在深山之中潜修出世法，一心以解脱开悟为期，而视人世犹如火宅牢狱，跳脱逃避都唯恐不及了，何来参与世俗事务的热情呢？
　　从山林走向人间
　　另一方面，佛教归属山林的“出世”型态，亦是儒佛思想诤论所达致的平衡局面。从此，世间的人生事务归属儒家，佛教唯属出世间之精神超脱之追寻而已了。儒、佛各司其职，遂形成了中国人的固定认识而深入民心。
　　清末民初，西学东渐，西方科学依客观研究所建立的知识架构，动摇了中国传统上依直观体认所构成的知识体系。西风东渐，儒学衰微；而佛教教义体系中较具客观知识倾向的唯识典籍，适时在此刻自日本回流，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用以抗衡西方学术的思想武器。于是，佛学便应时填补了儒学衰微之后所留下的思想空间，成为一时之显学。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经过了屡屡的失败之后，终于成功地把盘据了中国近300年的满清王朝推翻了，并且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帝王统治政治。这天翻地覆的政治变革，让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受到冲激。佛教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也面临时代变革洪流的冲激了。
　　帝王统治时代结束，意味着佛教不再受到政治当局的保护与牵制，同时，佛教的社会参与也不再有政治禁忌。就前者而言，佛教必须从此自力更生，才能谋求得宗教命脉的延续；依后者来说，佛教此后可以走出山林，以更大的热情来参与社会活动，透过广泛地接触社会人群，来达到继续壮大与发展的目的。因此，中国佛教的立足重心从山林移向都市人群，在新时代新社会新形势之下，乃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
　　传统政治型态的激变，加上儒学思想主导势力的衰退，为佛教介入社会事务创造了时代契机。实际上，佛教社会化的发展趋势，自明末便已形成了。只是，清末民初的新局面，更易使佛教毫无顾虑地参与社会活动，广泛地介入各种社会事务而已。
　　革命时代的太虚大师
　　佛学在近代中国的复兴，要追溯到清末时期南京的杨文会居士，但真正在教理上作出改革呼吁，以因应政治巨变之后的新社会的，却以太虚大师为先锋人物。
　　太虚于1912年在敬安和尚(1851-1912)的追悼会上发出的“三大革命”呼声，其中即包括了教理、教制与教产三方面的改革要求。而他早期的改革志向可说深受中国政治革命风潮的影响，除了紧随着政治革命的成功而提出“三大革命”之外，更有配合“三民主义”而有“三佛主义”的提倡。
　　太虚倡导佛教革新运动，掀起了中国佛教改革的时代主题，试图对已定型的“明清佛教”传统形式作出改变。但佛教改革运动，在他有生之年，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惟其思想结晶-“人生佛教”，却深植当时的新进佛教徒心中。
　　1947年，太虚大师圆寂；1949年中国政权易手，这一政治转变，佛教革新运动也然而止。而随着国民党政府转移台湾的所谓“中国佛教”，在当时客观形势之下，不能延续原先的改革意图。
　　新形势底下的佛教
　　中国传统的佛教丛林，一般上都拥有大片的田产。丛林道场可依赖丰厚的田租收入，在经济上独立，而得以据山林以自守。但是，渡海到台湾的“大陆佛教”就没有这条件了。这些佛教道场的经济来源，多是依赖信众的布施或对外化缘而来。因此，住持法师必得广泛地接触社会人群，争取信徒的解囊捐献，才能维持一般道场的日常开支。即使是地处山林的寺庙，也必须以举办宗教活动来取得信施。这种客观形势，使得50年代以来的台湾佛教必须走向人群，一方面要参与社会生活，另一方面也要让社会大众走入寺庙，才能取得发展。因此，台湾的佛教道场不能脱离群众基础来划地自守，是佛教与社会紧密接触的重要因素。
　　台湾佛教是在1979年，美国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后，取得蓬勃发展。8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在经济富足之后，人们反过来追寻心灵世界的提升。古老的佛教在人们的心灵饥渴之下，成为一时的潮流时尚。在许多的人力与财力大量投注之下，台湾佛教看来一片兴旺。
　　1987年，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解除戒严令；翌年又宣布终止“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这更消除了政治加诸于社会的约束力，促使台湾社会所蕴含的能量，得以毫无忌惮地爆发开来，佛教的发展更是大步向前。
　　佛教与社会的紧密结合，是台湾佛教不同于中国丛林佛教之处，在后无山林可退守的情势之下，台湾佛教朝社会化发展，积极介入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使得太虚大师极力倡导而未能竟功的“人生佛教”，终于在台湾突破封泥，开花结果。
　　在新的形势之下，台湾的许多佛教道场或团体在号召积极入世的同时，都祭起了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大旗。也有不少的团体更标榜是依太虚大师的后续者印顺法师之“人间佛教”思想为前导的。
　　印顺法师自1952年后便长居台湾，他的全部著作皆在台湾陆续完成或修订重版。晚近十余年，在诸多私淑者的大力鼓吹之下，他已逐渐成为台湾佛教界的精神标竿，有着崇高的地位，甚至“具有一言九鼎的公信力”。
　　政治情势的转变，使得早年牢控台湾佛教界的中国佛教会不再掌有佛教界的专制权。而早年排挤印顺法师的教界领袖亦相继故去，使得晚年的印顺法师得以其深睿的思想，成为汉传佛教界的思想领袖。他极力主张的“人间佛教”思想，得以传扬开来，成为了当代台湾佛教发展的主流趋势。
　　“人间佛教”思想虽然在20世纪末叶才在台湾佛教界备受推崇，但他其实是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佛教大环境中思索完成，并在他早期的讲学生涯中渐次阐发，后来才在香港作较系统化的详细申论，最后驻锡台湾，经过长时期的潜伏后，才逐渐得到僧俗信众的普遍接受与大力阐扬。他的这一思想是中国佛教近代改革浪潮中所达致的一种思想进程。
　　结语
　　印顺法师早年编集他个人的佛学文集《妙云集》计24册，自70年代初陆续出版以来，至今已重刷超过20版了。1993年，他又集新旧作品，编成《华雨集》一套5册，加上其它的学术专著近10种。1998年，他的全部作品更以光盘的形式出版。他的作品普遍地在台湾佛教界流通，其中有多种被列为佛学院的教材，或佛学研究所的入学必读书。因此，现在许多站在台湾佛教浪头上的法螺手，都很难说不受他之思想启发或影响。不过，目前如火如荼地发展的“人生佛教”或“人间佛教”，是否都符合印顺法师的理想，却又成为不可不加以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