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密撰写《原人论》，归结到会通三教的圆融思想。佛教传入中国后，为要适应中国国情，与中国传统儒、道两家思想和教义上虽有分歧，但为著佛教自身的发展，对此需要加以调和、会通。这种思想早在东汉末到三国时期已经出现。如相传牟子写的《牟子理惑论》，还有康僧会编译的《六度集经》，特别在会通儒学教义，成为《原人论》思想来源的一面。

　　 《牟子》书中带有序传性质的第一章，其中说到牟子的经历及其学术思想的形成背景。对牟子家世及生卒时间都没有记载，只提到他二十六岁时「归苍梧娶妻」，据考察约在东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一九五年)。在此之前，他曾带著母亲避乱到交趾。「是时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东汉末年，中原发生战祸，地处岭南的交州，社会相对稳定，牟子思想是在战乱的历史条件下形成。

　　 牟子从青年时起，就爱好读书，「书无大小，靡不好之」。归苍梧娶妻时，地方官也称他「博学多识」。但他却「志精于学，又见世乱，无仕宦意」，没有做官的意愿。他既认为乱世「非显已之秋」，不是自身扬名的时候，于是转而欣赏老子那种「绝圣弃智，修身保真」的处世态度。由此他「锐志于佛道」，却从而引起有些「世俗之徒」的不满，认为他是背叛「《五经》而向异道」。他为要辩解这个问题，才写出《牟子理惑论》这部著作。

　　 当时有些人为要攻击佛教，引用《孝经》中所说：「身体发育，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而今则「沙门剃头」，是有「违圣人之语，不合孝子之道」。牟子为之辩解说：「苟有大德，不拘于小，沙门捐家财、弃妻子、不听音、不视色，可谓让之至也，何违圣语，不合孝乎？」[注释：《牟子理惑论》第九章]牟子认为有大德可以不拘小节，出家人捐弃家财、妻子，只是「剃除须发」的小事，怎能说是违圣不孝呢？

　　 由于世俗之人有的攻击佛教违反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牟子对此也加以会通。他一面讲「人道法五常」，认为佛教徒也遵守以仁、义、礼、智、信作为人生行事的准则。至于佛教所讲因果报应以至劝善惩恶的说教，与儒家的伦理规范也是一致的，同样有益于世道人心。他指出：「尧、舜、周、孔修世事也，佛与老子无为志也。」儒家入世以治国为业，佛、老出世以无为为志，用世态度可以各有不同，但能做到「不溢其情，不淫其性」，在性情操守方面不失其度，即使在「所用」上存有差别，「何弃之有乎」[注释：《牟子理惑论》第十一章]？怎能说佛、老就背离周、孔之道呢？

　　 比牟子稍后，会通佛教与儒家思想的还有康僧会。僧会的先世是康居人，他的父亲因经商移居交趾。当他十多岁时父母双亡，「以至性奉孝，服毕出家，励行甚峻」[注释：《高僧传》卷一]。看来僧会先是个孝子，出家后成为虔诚的佛教徒。

　　 关于康僧会的活动情况，《高僧传》说他在孙吴赤乌十年(公元二四七年)初至建业(今南京)，《广弘明集》则作四年(公元二四一年)，据说孙权为之立建初寺，江南佛法大兴。僧会卒于晋太康元年(公元二八○年)，当年吴亡。

　　 康僧会编译的《六度集经》，是采取菩萨本行的故事，寓以佛教的大乘思想。僧会是用这些佛教故事，来会通儒家思想。如讲《六度集经·摩调王经》中「南王」的故事，说他不愿居留天国，却志在人世间，「教化愚冥，灭众邪心」。并藉南王之口，说要「教吾子孙，以佛明法，正心治国」[注释：<明度无极章>《六度集经》卷八其中一则<南王本生>]。以佛法治国，是佛儒思想会通的一例。

　　 康僧会在《六度集经》中，还提出作为佛教仁道政治的要求：「则天行仁，无残民命；无苟食，困黎庶；尊老若亲，爱民若子；慎修佛戒，守道以死。」[注释：<戒度无极章>《六度集经》卷四其中一则]这是将儒家仁政的要求，作为佛家的戒律加以遵守。佛教本来有「五戒」，僧会却加以引申和与儒家思想会通。如「不盗」进而要求能「捐己济众」、「富者济贫」。「不杀」还要「恩及群生」和「爱活众生」。其至「不酒」这条戒律中加上「尽孝」的内容。僧会这样比附，就是用佛教的戒律来会通儒学对社会的教化作用。

　　 综观牟子和康僧会，都致力于调合儒、佛两家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早年都是接受儒家思想的教养，或本身是个孝子，后来虽归依佛门，但仍肯定儒家的道德伦理及其对社会人生的教化作用。因此他们都著眼于将佛教的戒律与儒家的教义加以会通，对这一点宗密在思想上也是接受的。如在《原人论》中，他也承认「佛且类世五常之教，令持五戒」。认为「天竺世教」，即指佛教与儒家「仪式虽殊，惩恶劝善无别，亦不离仁义等五常，而有德可修」。对「五戒」的解释，则称「不杀是仁，不盗是义，不邪淫是礼，不妄语是信，不饮酒噉肉，神气清洁，益于智也」。这样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做到完全对应，因此宗密在《原人论》中承认「孔、老、释迦皆是至圣」，这三教教主都是圣人，虽然各家教义「殊途」而有所不同，但「内外相资」，内教与外教互相配合，「共利群庶」，大家都对广大人民群众有利。从牟子、康僧会到密宗所以主张会通三教，都是为要达到拯救万众生灵的目的。

　　 不过牟子与康僧会等人的会通儒、佛，只是一种低层次即表面的比附，宗密虽接受这种思想，却是放在「偏浅」类中叙述，是属于否定中的肯定。宗密虽主张会通三教，但不是三家平起平坐，而是有本末之分，佛教是本，儒、道是末，会通本末就是以本统末，是在更深层次上做到三教圆融。

　　 宗密为要从深层上做到三教圆融。

　　 宗密为要从深层次上会通本末，于是采取华严宗的判教形式。在华严宗的早期著述中，被追推为初祖的杜顺(公元五五七——六四○年)，相传他著有《华严五教止观》和《华严法界观门》，在这两部著作中，已包含有华严宗最初的判教说和法界圆融的思想。如在《华严五教止观》中，把止观(定慧)分为五类，即依据佛教各种经论中不同的教义，经过评判从低级到高级依层次区分：一、法有我无门(小乘教)，二、生即无生门(大乘始教)，三、事理圆融门(大乘终教)，四、语观双绝门(大乘顿教)，五、华严三昧门(大乘圆教)。这种按层次高低的分类，后来经过智俨和法藏的发挥，到法藏才完全决定下来，并把当时各宗派分别判入上述各教，而把华严宗抬到一乘圆教的最高地位。

　　 宗密撰写的《原人论》也是一种叛教，他提出的五教说，一方面杜顺、法藏的判教理论是他的思想源头，但五教的具体内容又与其前辈不同，而是做了修正和调整，使高低的层次更加清楚。他在小乘教之前加上人天教，作为佛教初入门者的归类。小乘教之后将大乘始教和终教变换成明确的大乘法相教(即大乘有宗)和大乘破相教(即大乘空宗)。而第五最高的一等，法藏所判一乘圆教是专指华严宗而言，而宗密所称的一乘显性教，实际上则是合华严与禅宗为一。对华严教义可以说是从发展中提高。

　　 还要指出一点，华严宗的判教，从杜顺到法藏只是对佛教内部各宗派的评判，而宗密的《原人论》却推广到教外的儒、道，这种三教圆融思想，比较华严宗单纯的一乘圆教当然更是提高一步。

　　 宗密会通禅教和会通儒、道的思想，流风所及，对后世亦产生一定影响，如五代时法眼宗僧人永明延寿(公元九○四——九七五年)，编写有《宗镜录》，讲心与法界等同，这就是对宗密禅教合一(华严宗与禅宗相融合)思想的发挥。此外对会通三教，承认三教融合于一心。稍后宋代的契嵩(公元一○○七——一○七二年)，也强调三教在教化方面的共同作用，都是教导人为善，自是以后，三教合一成为佛教发展的一大趋势。